王刚自曝三段婚史：纵酒使性愧对方圆
第一段婚姻
我刚调到沈阳军区时，我们几个刚从基层调来不久的文工团员，其实都是所谓的学员，在一个楼角里抽着烟。
这时候从二楼蹦蹦跳跳的一个女文工团员下来了，很不屑地瞥了我们一眼，飘然而去。这时候我发现所有的人，刚才互相聊天的人，全都看着她，走神了。
她是那么漂亮而高傲，可奇怪，越是高傲，我还真越要看看了。
众人收回拉长的脖颈子，又互相望了一眼，不知道谁说了一句：“知道这是谁吗，是前进歌舞团一朵花……”
于是一帮坏小子就互相打趣儿，“你别惦记着”“没咱什么事……”
还有人说，“这今后肯定是哪个高干家的儿媳妇啊！”
听他们逗闷子，我就不言语。
有人看我不言语，便问：“王刚你说呢？”
我记得我狠狠扔掉了烟头，说了一句：“不要妄自菲薄！我才不信那个邪呢。”
以后发生的，就是这样：辗转在边防部队慰问的时候，都坐那种敞篷卡车，我们俩居然挨在一块儿了。没话找话，我也忘了具体说了什么，总而言之越说越投缘呢。
第一感觉原来她是北京的呀，我不知道怎么跟北京这么有缘。
这份恋爱，遇到的阻力是来自组织上的。
下部队一个多月回来，我就被批评了。上面有规定学员战士不能够在一个单位里谈恋爱，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俩好了，于是两边分头谈话，一通严厉的批评。
还记得我们教导员跟我说，不仅是因为部队的规定，战士在一个单位里是不能够谈恋爱的，还有重要的一点，你知道她的家庭出身吗？她父亲是右派，跟这种政治背景的人处对象，后果你掂量过吗？
我当然不服这个理儿，大声抗辩：“既然通过政审了，都当了兵了，怎么还能算在政治上有问题，怎么还能算是家庭出身有问题呢？你那有政策，我这儿怎么就不行啊？”
教导员就差点拍桌子了：“不行就是不行！我们是为了爱护你，你小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你越不让，两个人越往一块儿凑。那时候，一个是在三楼，一个是在四楼，却很难见面，我们就用走廊的电话聊天，冲破重重“阻力”，就是要恋爱。
就那样，还是被干部发现了，又挨顿批评。
但是，最后我们两个人还是提干了，终于历尽磨难，走在了一起。1978年5月4日，在五四青年节那一天，我们结婚了。
1979年9月6日，我们有了个女儿。当时沈阳军区很多人都知道，在文工团里有这么一对儿郎才女貌的夫妻。
我们在沈阳结婚，回长春看爸爸妈妈。在南湖公园，我们想自己去玩儿，我爸爸还悄悄跟我说，你要小心一点，这女孩子长得太扎眼了，会惹麻烦。
果然如此，我们在南湖划船，好多不三不四的人把船划过来，撞我们的船，她吓得够戗，后来我们俩就不大敢出门了。
这段婚姻维系了13年。所以，网上还有各种杂志，都说这个婚姻在孩子一岁的时候就结束了，也就是只维持了两年时间，都是瞎掰，不知道他们哪儿听说的。
离婚的时候，孩子跟了母亲，生活费由我出。再后来，女儿跟她妈妈转业回北京了，一直在北京上学。我经常来北京做节目，特别是到电台录音什么的，每次一定去看女儿。拍《宰相刘罗锅》的时候，我有了我的第一辆车，二手的红色福特。有了这个车，第一个想法就是接我女儿去玩儿。我开着车，她住在她妈妈那儿，就把她妈妈也捎带着，一块儿直奔十三陵。
那时候，我不能天天像她妈妈那样跟她在一起，但孩子所有经济上的花销，都是我来负责，一直到送她出国留学。
我尽量让孩子感觉到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
女儿在国内举办婚礼的时候，她的妈妈身穿中式服装，和我一起坐在女方父母席上。我们——我和女儿的妈妈，慈祥地看着她和他恩爱地结合。我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自然，只是隐隐觉得我们是在刻意弥补什么。
对女儿来说，这是美好记忆的延续，是岁月遗憾的弥补。
她一定明白：我们对她的爱一如既往，我们也知道，她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岁月酿就的宽容和谅解。
第二段婚姻：我与成方圆
1997年，我又再次登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在微型音乐剧《天长地久》中，扮演了一位能歌善舞的照相者。
那里面有首歌，多年以后还被不少人挂记着：
你从东边，我从西边，走到一个相约已久的地点。
你从南边，我从北边，走到一个期待已久的时间。
你在我的左边，我在你的右边，手牵手心连心永不分开。
天知道，地知道，我的爱会让岁月知道，让岁月把承诺变老。
你知道，我知道，只有相爱的人才知道，什么，是最真最好。
那时候，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和东方歌舞团的成方圆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开始了第二次婚姻生活。
我们很低调地处理两个人的事情，包括喜酒，就是两家人，简单地吃一顿饭。
但毕竟，两个都属于“公众人物”，真的想低调，那也是很难的。这段婚史，在当年见报率挺高的，媒体欢迎这种素材呀，所以当我的“绯闻时代”降临时，很多人的脑子还固化在这个时期。
大家对我的失望可想而知。
只能说：对不住，对不住善良的人们了。
在1998年，我们携手排演的经典音乐剧《音乐之声》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说到圆子(圈中好友都这样叫她)，我挺佩服她，她真的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人。
那时，她台上是主演，台下是总管。音乐剧头一轮在保利大厦要演十场，我天天下午还要到北京电视台主持两场《东芝动物乐园》，完了之后我自己开着车到保利大厦已经5点半了。圆子就在我们俩共有的一个化妆间，提前把凳子、椅子铺好，让我睡上二三十分钟。
虽然累，但是每天演完以后那感觉特别好。最后谢幕的时候，大家还跳着舞，向中间的观众、两旁的观众还有向楼上的观众敬礼。观众也不走，因为舞台剧它就有这样直接的反馈，它不像演别的。哎呀！那感觉真的很美好。
与圆子共同出演《音乐之声》的时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我们每天会收到很多鲜花，然后两个人抱着鲜花钻进车里。
往家开的时候，我记得成方圆说了一句非常发自内心的话：“天天这样多好啊。”
圆子曾说：“我和王刚有一种互补性，王刚属于传统的老派男人。”
可是，和圆子在一起的日子，我“纵酒使性”也到了一个高发期。
我的“酒史”，是从知青点——特别是26年的部队生涯中延续下来的。有美好，也有负面的插曲。
例如，我曾经在一个下雪天，在山海关某宾馆，把一个白天跟我斗酒的香港商人从被窝里拽起来：“起来接着喝！”搞得对方的下属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说起来，很不好意思。
我这个德行，给了周边人，给我的家庭，给我妹妹王静，给了圆子不少的困扰。
有一次我喝多了，忘了为什么事有点生气，便跟圆子拌起嘴来。她开着车，到三元立交桥上时，我竟要拉车门跳下去……几番折腾终于到了家，一进大院却又不进楼门，还高呼：这不是我的家！至今也不明白，我怎么会说出这样让圆子伤心的话来。夫妻随团去欧洲演出。在法国的时候，当地华人非常热情，一连串的酒场酒局。得意忘形之余，坏了，不行了，身子灵魂都在坠落了。他们把我送往枫丹白露的急救中心。
路上，我觉得自己挺不下去了，把眼睛闭上了，心想：死了算了，太难受了。
这是一次濒临死亡的体验。
记得成方圆掐着我的人中，酸痛酸痛的。终于躺在病床上，当两个洋人的脸朝我俯下来时，我彻底昏过去了。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急救，我醒了，下地了，出去了。当时我觉得踩的那个草坪就像踩云彩一样，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在湖边，还看见一对法国的青年夫妇在拍婚纱照。枫丹白露有很多孔雀，我在草坪上，在树丛里走。真是如诗如画的那种感觉，特美。新娘发出欢快的笑声，听起来也特别悠扬。
我真的是梦里、云里、雾里的那种感觉，自己晕晕乎乎的。真的是从死亡线上绕了一圈回来。
我能记住圆子每逢出门前的叮咛。
我能记住圆子提醒我的：当我在外面，难以控制自己脾性时，一定要理会一下她的暗示。
能记住，尽管多数时间很徒劳。
能记住，那曾经的甜蜜，及在甜蜜中的一份“苦缘”。
近些年在网上看到过一些东西，特别是关于我和圆子离婚原因所编的“情节”，让我不得不在这里花笔墨澄清：比如说我们是因为孩子去英国留学的学费而分手的，这个事情实属子虚乌有。
其实，我跟圆子都是很低调的人，不管当初结合也好，离了也好，都是不愿意让大家知道，因为这纯属是个人的事情。人家说了什么，你又不能去反驳，因为你反驳将会掀起又一波波澜，于是我们俩就什么也不说。
话说回来，这种事情一发生，我觉得对圆子特别不公平。离婚对两个人都有伤害，但是对女人的伤害尤其大，十之八 九都是如此。
但是由于种种因素，两个人想白头偕老却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情。真的，在这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三年前某日要飞上海，正候机呢，忽接到东北挚友吴学刚电话，披头盖脸就数落我：“大哥，这就是你的不对啦，前嫂子刚从你面前走过，你咋理都不理呢？！”啊？我急忙站起四顾，没她呀？我回头又问：“学刚，我一直在低头看报纸，真没看见啊。”吴学刚说：“人家说你装没看见，刚才给我打电话，老气愤啦！”——天地良心，可我真没看见啊！
如果允许我客观地发表一些意见的话，我想说，两个人好了在一起，不好了分开，这中间肯定有它的原因。并且，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跟圆子之间也是这样，我们在一起，然后又分开了，其中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列位看官们大可不必理会八卦杂志上的“故事”。无论如何，我们以一种成熟理性的方式分开了，也许爱情不在，但是那种感情，那种对以往婚姻生活的共同记忆，还珍藏在我心间。
我是过来人，对感情也算有些经验及教训，所以对于主张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夫妻一出现裂痕就拿孩子做阻拦分手的小“人质”的年轻夫妇，我想说的是，如果两个人经过理性的考虑和长期的试验后发现在一起并不快乐，或者说两个人一直不在一个“频道”上——请记住这个重要的前提，分手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一言以蔽之，如果真想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最重要的不是果决离婚，而是在结婚前就持审慎的态度，想好了再结。
第三段婚姻：年逾花甲，再获新生
2008年夏，一些媒体和网络上冒出了我跟某个女主持人的婚讯——我的绯闻终于也铺天盖地了。我至今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弄出来的，而且对这个消息，我这个当事人却是最后才知道：网上消息都已经满天飞了，我还蒙在鼓里。
还有传我跟袁立怎么怎么的。袁立在她那个《正午时分》里还写到我：传我们俩绯闻，怎么可能呢？王老师那人特暴躁。她就讲一个细节：我们两个共用一个化妆师，但女孩子化妆慢，比如说好6点半她化，7点半化完，然后就轮到我。我守时来了，或者我晚5分钟，给人留5分钟，推门一看她还在那儿化妆，咣，门一摔我就走了。
那天去昆仑饭店会几个藏界朋友，刚步入咖啡厅，就听耳边一声高喊：“嘿，我的绯闻男友！”听声儿耳熟，回头一看：袁立！
在这个对娱乐圈极尽八卦之能事的年代，没承想到，尽管我年届花甲，也没逃得了这个编排。
对于这事儿本身，我倒没有说恼火得不得了，因为我也看到许多类似的事情，这事儿摊到自个儿身上，我也只能自我解嘲。新浪网还找我证实，说王老师你应该出来以正视听。后来，有一天，忽然谁告诉我说，《知音》杂志载有关于你恋爱整个过程的文章。好奇买本回来，一看不禁哑然失笑。除了人的名字单位等“硬件”外，所有的过程，全是跟写小说一样编出来的，太逗了。
但是你又没得反驳，为什么呢？没有一句贬低你的话。那文章内容简而言之就是：
2006年11月8日，我和她结了婚。2007年底，她怀孕了。2008年8月25日，喜讯传来：爱人剖腹产下一个重达4.3公斤的大胖小子。小家伙嗓门极大，就连医生都夸：嗓门很亮，以后可以像他爸爸一样当主持人！我这算是老来得子，自然喜不自胜，马上给“铁三角”的另外两人——张国立、张铁林等好友发去短信：“我添了一个男孩，祝贺我吧！”云云。
看看，全是好话、好事儿啊！你再去反驳澄清，你也忒不识好歹啦！
那以后，出于保护家人的原因，我极少在公开场合讲儿子的事，孩子也一直没有曝光过。
说到这里，有个小插曲。在遇到小郑之前，我一个人做“老光棍”的时候，有一次做《艺术人生》节目，在场很多观众得知我当时是独身的时候，纷纷对我的寂寞表示理解与同情。有的热心观众甚至还自告奋勇要做我的红娘，让我非常感动。
不过，最近网上一些言论却让我生出黑色幽默的感慨：我娶了小媳妇儿，又得了个宝贝，这是老天给我的恩赐。另一些人却觉得没必要逢迎你这个老家伙，于是王刚“老牛吃嫩草”啦，“成功老男士枯木逢春泡小蜜”啦，此类言论纷纷出笼，甚至更难听的说辞也有。
这让我不禁对人性的复杂感叹一番。我想：匿名时代的网络狂欢，总有时代背景的原因，也有“娱乐经济学”的因素，这不是你不喜欢就能抗拒得了的
我刚调到沈阳军区时，我们几个刚从基层调来不久的文工团员，其实都是所谓的学员，在一个楼角里抽着烟。
这时候从二楼蹦蹦跳跳的一个女文工团员下来了，很不屑地瞥了我们一眼，飘然而去。这时候我发现所有的人，刚才互相聊天的人，全都看着她，走神了。
她是那么漂亮而高傲，可奇怪，越是高傲，我还真越要看看了。
众人收回拉长的脖颈子，又互相望了一眼，不知道谁说了一句：“知道这是谁吗，是前进歌舞团一朵花……”
于是一帮坏小子就互相打趣儿，“你别惦记着”“没咱什么事……”
还有人说，“这今后肯定是哪个高干家的儿媳妇啊！”
听他们逗闷子，我就不言语。
有人看我不言语，便问：“王刚你说呢？”
我记得我狠狠扔掉了烟头，说了一句：“不要妄自菲薄！我才不信那个邪呢。”
以后发生的，就是这样：辗转在边防部队慰问的时候，都坐那种敞篷卡车，我们俩居然挨在一块儿了。没话找话，我也忘了具体说了什么，总而言之越说越投缘呢。
第一感觉原来她是北京的呀，我不知道怎么跟北京这么有缘。
这份恋爱，遇到的阻力是来自组织上的。
下部队一个多月回来，我就被批评了。上面有规定学员战士不能够在一个单位里谈恋爱，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俩好了，于是两边分头谈话，一通严厉的批评。
还记得我们教导员跟我说，不仅是因为部队的规定，战士在一个单位里是不能够谈恋爱的，还有重要的一点，你知道她的家庭出身吗？她父亲是右派，跟这种政治背景的人处对象，后果你掂量过吗？
我当然不服这个理儿，大声抗辩：“既然通过政审了，都当了兵了，怎么还能算在政治上有问题，怎么还能算是家庭出身有问题呢？你那有政策，我这儿怎么就不行啊？”
教导员就差点拍桌子了：“不行就是不行！我们是为了爱护你，你小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你越不让，两个人越往一块儿凑。那时候，一个是在三楼，一个是在四楼，却很难见面，我们就用走廊的电话聊天，冲破重重“阻力”，就是要恋爱。
就那样，还是被干部发现了，又挨顿批评。
但是，最后我们两个人还是提干了，终于历尽磨难，走在了一起。1978年5月4日，在五四青年节那一天，我们结婚了。
1979年9月6日，我们有了个女儿。当时沈阳军区很多人都知道，在文工团里有这么一对儿郎才女貌的夫妻。
我们在沈阳结婚，回长春看爸爸妈妈。在南湖公园，我们想自己去玩儿，我爸爸还悄悄跟我说，你要小心一点，这女孩子长得太扎眼了，会惹麻烦。
果然如此，我们在南湖划船，好多不三不四的人把船划过来，撞我们的船，她吓得够戗，后来我们俩就不大敢出门了。
这段婚姻维系了13年。所以，网上还有各种杂志，都说这个婚姻在孩子一岁的时候就结束了，也就是只维持了两年时间，都是瞎掰，不知道他们哪儿听说的。
离婚的时候，孩子跟了母亲，生活费由我出。再后来，女儿跟她妈妈转业回北京了，一直在北京上学。我经常来北京做节目，特别是到电台录音什么的，每次一定去看女儿。拍《宰相刘罗锅》的时候，我有了我的第一辆车，二手的红色福特。有了这个车，第一个想法就是接我女儿去玩儿。我开着车，她住在她妈妈那儿，就把她妈妈也捎带着，一块儿直奔十三陵。
那时候，我不能天天像她妈妈那样跟她在一起，但孩子所有经济上的花销，都是我来负责，一直到送她出国留学。
我尽量让孩子感觉到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
女儿在国内举办婚礼的时候，她的妈妈身穿中式服装，和我一起坐在女方父母席上。我们——我和女儿的妈妈，慈祥地看着她和他恩爱地结合。我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自然，只是隐隐觉得我们是在刻意弥补什么。
对女儿来说，这是美好记忆的延续，是岁月遗憾的弥补。
她一定明白：我们对她的爱一如既往，我们也知道，她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岁月酿就的宽容和谅解。
第二段婚姻：我与成方圆
1997年，我又再次登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在微型音乐剧《天长地久》中，扮演了一位能歌善舞的照相者。
那里面有首歌，多年以后还被不少人挂记着：
你从东边，我从西边，走到一个相约已久的地点。
你从南边，我从北边，走到一个期待已久的时间。
你在我的左边，我在你的右边，手牵手心连心永不分开。
天知道，地知道，我的爱会让岁月知道，让岁月把承诺变老。
你知道，我知道，只有相爱的人才知道，什么，是最真最好。
那时候，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和东方歌舞团的成方圆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开始了第二次婚姻生活。
我们很低调地处理两个人的事情，包括喜酒，就是两家人，简单地吃一顿饭。
但毕竟，两个都属于“公众人物”，真的想低调，那也是很难的。这段婚史，在当年见报率挺高的，媒体欢迎这种素材呀，所以当我的“绯闻时代”降临时，很多人的脑子还固化在这个时期。
大家对我的失望可想而知。
只能说：对不住，对不住善良的人们了。
在1998年，我们携手排演的经典音乐剧《音乐之声》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说到圆子(圈中好友都这样叫她)，我挺佩服她，她真的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人。
那时，她台上是主演，台下是总管。音乐剧头一轮在保利大厦要演十场，我天天下午还要到北京电视台主持两场《东芝动物乐园》，完了之后我自己开着车到保利大厦已经5点半了。圆子就在我们俩共有的一个化妆间，提前把凳子、椅子铺好，让我睡上二三十分钟。
虽然累，但是每天演完以后那感觉特别好。最后谢幕的时候，大家还跳着舞，向中间的观众、两旁的观众还有向楼上的观众敬礼。观众也不走，因为舞台剧它就有这样直接的反馈，它不像演别的。哎呀！那感觉真的很美好。
与圆子共同出演《音乐之声》的时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我们每天会收到很多鲜花，然后两个人抱着鲜花钻进车里。
往家开的时候，我记得成方圆说了一句非常发自内心的话：“天天这样多好啊。”
圆子曾说：“我和王刚有一种互补性，王刚属于传统的老派男人。”
可是，和圆子在一起的日子，我“纵酒使性”也到了一个高发期。
我的“酒史”，是从知青点——特别是26年的部队生涯中延续下来的。有美好，也有负面的插曲。
例如，我曾经在一个下雪天，在山海关某宾馆，把一个白天跟我斗酒的香港商人从被窝里拽起来：“起来接着喝！”搞得对方的下属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说起来，很不好意思。
我这个德行，给了周边人，给我的家庭，给我妹妹王静，给了圆子不少的困扰。
有一次我喝多了，忘了为什么事有点生气，便跟圆子拌起嘴来。她开着车，到三元立交桥上时，我竟要拉车门跳下去……几番折腾终于到了家，一进大院却又不进楼门，还高呼：这不是我的家！至今也不明白，我怎么会说出这样让圆子伤心的话来。夫妻随团去欧洲演出。在法国的时候，当地华人非常热情，一连串的酒场酒局。得意忘形之余，坏了，不行了，身子灵魂都在坠落了。他们把我送往枫丹白露的急救中心。
路上，我觉得自己挺不下去了，把眼睛闭上了，心想：死了算了，太难受了。
这是一次濒临死亡的体验。
记得成方圆掐着我的人中，酸痛酸痛的。终于躺在病床上，当两个洋人的脸朝我俯下来时，我彻底昏过去了。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急救，我醒了，下地了，出去了。当时我觉得踩的那个草坪就像踩云彩一样，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在湖边，还看见一对法国的青年夫妇在拍婚纱照。枫丹白露有很多孔雀，我在草坪上，在树丛里走。真是如诗如画的那种感觉，特美。新娘发出欢快的笑声，听起来也特别悠扬。
我真的是梦里、云里、雾里的那种感觉，自己晕晕乎乎的。真的是从死亡线上绕了一圈回来。
我能记住圆子每逢出门前的叮咛。
我能记住圆子提醒我的：当我在外面，难以控制自己脾性时，一定要理会一下她的暗示。
能记住，尽管多数时间很徒劳。
能记住，那曾经的甜蜜，及在甜蜜中的一份“苦缘”。
近些年在网上看到过一些东西，特别是关于我和圆子离婚原因所编的“情节”，让我不得不在这里花笔墨澄清：比如说我们是因为孩子去英国留学的学费而分手的，这个事情实属子虚乌有。
其实，我跟圆子都是很低调的人，不管当初结合也好，离了也好，都是不愿意让大家知道，因为这纯属是个人的事情。人家说了什么，你又不能去反驳，因为你反驳将会掀起又一波波澜，于是我们俩就什么也不说。
话说回来，这种事情一发生，我觉得对圆子特别不公平。离婚对两个人都有伤害，但是对女人的伤害尤其大，十之八 九都是如此。
但是由于种种因素，两个人想白头偕老却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情。真的，在这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三年前某日要飞上海，正候机呢，忽接到东北挚友吴学刚电话，披头盖脸就数落我：“大哥，这就是你的不对啦，前嫂子刚从你面前走过，你咋理都不理呢？！”啊？我急忙站起四顾，没她呀？我回头又问：“学刚，我一直在低头看报纸，真没看见啊。”吴学刚说：“人家说你装没看见，刚才给我打电话，老气愤啦！”——天地良心，可我真没看见啊！
如果允许我客观地发表一些意见的话，我想说，两个人好了在一起，不好了分开，这中间肯定有它的原因。并且，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跟圆子之间也是这样，我们在一起，然后又分开了，其中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列位看官们大可不必理会八卦杂志上的“故事”。无论如何，我们以一种成熟理性的方式分开了，也许爱情不在，但是那种感情，那种对以往婚姻生活的共同记忆，还珍藏在我心间。
我是过来人，对感情也算有些经验及教训，所以对于主张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夫妻一出现裂痕就拿孩子做阻拦分手的小“人质”的年轻夫妇，我想说的是，如果两个人经过理性的考虑和长期的试验后发现在一起并不快乐，或者说两个人一直不在一个“频道”上——请记住这个重要的前提，分手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一言以蔽之，如果真想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最重要的不是果决离婚，而是在结婚前就持审慎的态度，想好了再结。
第三段婚姻：年逾花甲，再获新生
2008年夏，一些媒体和网络上冒出了我跟某个女主持人的婚讯——我的绯闻终于也铺天盖地了。我至今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弄出来的，而且对这个消息，我这个当事人却是最后才知道：网上消息都已经满天飞了，我还蒙在鼓里。
还有传我跟袁立怎么怎么的。袁立在她那个《正午时分》里还写到我：传我们俩绯闻，怎么可能呢？王老师那人特暴躁。她就讲一个细节：我们两个共用一个化妆师，但女孩子化妆慢，比如说好6点半她化，7点半化完，然后就轮到我。我守时来了，或者我晚5分钟，给人留5分钟，推门一看她还在那儿化妆，咣，门一摔我就走了。
那天去昆仑饭店会几个藏界朋友，刚步入咖啡厅，就听耳边一声高喊：“嘿，我的绯闻男友！”听声儿耳熟，回头一看：袁立！
在这个对娱乐圈极尽八卦之能事的年代，没承想到，尽管我年届花甲，也没逃得了这个编排。
对于这事儿本身，我倒没有说恼火得不得了，因为我也看到许多类似的事情，这事儿摊到自个儿身上，我也只能自我解嘲。新浪网还找我证实，说王老师你应该出来以正视听。后来，有一天，忽然谁告诉我说，《知音》杂志载有关于你恋爱整个过程的文章。好奇买本回来，一看不禁哑然失笑。除了人的名字单位等“硬件”外，所有的过程，全是跟写小说一样编出来的，太逗了。
但是你又没得反驳，为什么呢？没有一句贬低你的话。那文章内容简而言之就是：
2006年11月8日，我和她结了婚。2007年底，她怀孕了。2008年8月25日，喜讯传来：爱人剖腹产下一个重达4.3公斤的大胖小子。小家伙嗓门极大，就连医生都夸：嗓门很亮，以后可以像他爸爸一样当主持人！我这算是老来得子，自然喜不自胜，马上给“铁三角”的另外两人——张国立、张铁林等好友发去短信：“我添了一个男孩，祝贺我吧！”云云。
看看，全是好话、好事儿啊！你再去反驳澄清，你也忒不识好歹啦！
那以后，出于保护家人的原因，我极少在公开场合讲儿子的事，孩子也一直没有曝光过。
说到这里，有个小插曲。在遇到小郑之前，我一个人做“老光棍”的时候，有一次做《艺术人生》节目，在场很多观众得知我当时是独身的时候，纷纷对我的寂寞表示理解与同情。有的热心观众甚至还自告奋勇要做我的红娘，让我非常感动。
不过，最近网上一些言论却让我生出黑色幽默的感慨：我娶了小媳妇儿，又得了个宝贝，这是老天给我的恩赐。另一些人却觉得没必要逢迎你这个老家伙，于是王刚“老牛吃嫩草”啦，“成功老男士枯木逢春泡小蜜”啦，此类言论纷纷出笼，甚至更难听的说辞也有。
这让我不禁对人性的复杂感叹一番。我想：匿名时代的网络狂欢，总有时代背景的原因，也有“娱乐经济学”的因素，这不是你不喜欢就能抗拒得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