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自由日记》现身郑州 详载与鲁迅的交往

　　林语堂撰书《林语堂自由日记》三十日现身于“中国嘉德二00九秋季拍卖会”郑州巡展上。该日记内收林语堂于一九二九年一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所记日记，颇具史料价值。尤为珍贵的是，日记中林语堂与鲁迅交往记载尤详，这些记载让世人更详细的知悉了林语堂与鲁迅二人由知己至仇怨的内中隐情。

　　据后人研究，一九二三年夏，林语堂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此时的北大教授已为两派，一以周氏兄弟为首，一以胡适为代表。林语堂与胡适私交甚好，却出人意料地加入《语丝》，站到鲁迅旗下。此后的几年，林语堂与鲁迅相知相敬，一九二六年，邵飘萍遇害后，鲁迅更是接受远赴厦门大学的林语堂的邀请来到厦门大学，期间，二人虽屡遭排挤，交情却愈加深厚。

　　后人的研究皆认为，林语堂与鲁迅的友谊以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的“南云楼风波”为转折。此番风波后，林语堂与鲁迅便正式决裂了，鲁迅在诸多文章中皆有对林语堂毫不留情的批评讥讽。

　　然而，细究今日上午“露面”的《林语堂自由日记》，不难发现早在南云楼风波之前，林语堂与鲁迅之间已有分歧，林语堂眼中的鲁迅早已不复当年他所敬仰崇拜的新文学旗帜，日记中语及鲁迅，多有不恭之辞。追根究底，两位大师的决裂根源于二人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截然不同的看法。林语堂的国民性探究是一种兼及正负面的较为全面的研究和描述，他虽然也认为中国国民性中有若干缺陷，却也对一些国民性特征譬如“中庸之道”予以欣赏。他推崇的“高地人生观”，实则是一种融合了儒家的谦逊耿介和道家的超尘脱俗、自然简朴的人生理想和处世哲学。林语堂在上海创办《幽默》，以性灵闲适折射对世事的思索与批评，符合林氏一贯的国民性理论，而这样的做法，却被鲁迅视为怯懦与奸猾。

　　对此，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林语堂在日记中记载，“鲁迅说中国人谈不到个人主义，谈不到‘主义’，只是个体自由行动而已。我说‘欺负人’共‘被欺负’是中国社会的两阶级，是一切社会沉寂之原因。中国只有tribal morality游族伦理观——中国人之伦理进步只到此点而已。”半个多月后的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六日，林语堂则在日记中刻薄地将探望鲁迅称为“神经变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