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慰还是悲叹:中国“性革命”的基本成功？(图)
“2006年，约1/4的中国成年男女曾跟不只一人发生过性行为。”7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发布了这一新出炉的调查结果。一时间，有人鼓掌叫好，称这是中国“性革命”的“赫赫战功”；有人则不以为然，深为社会道德的“沦陷”而担忧……
7月6日，潘绥铭接受《生命时报》记者采访时，再次“语出惊人”地宣布：“中国的性革命已基本成功。”而“多伴侣”发生率的上升，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人们对性更宽容，也更开放了。
中国“多伴侣”增长明显
潘绥铭主持的《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历史发展2000—2006》调查，是在6010名18—61岁的人中展开的，内容包括“婚前性行为”、“同性恋”等敏感话题。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当属“中国人的多伴侣情况”调查结果。
所谓多伴侣，是指一个人至今为止，与一个以上的异性发生过性关系。2000年，其发生率仅为16.8%；到2006年，发生率已达25.3%，年平均增长率为7%，这比我国医院门诊和住院病人医疗费的增幅还大。而中国首家性文化博物馆创立人刘达临教授的调查则显示，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多伴侣”发生率仅约6%。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20年来的这一变化感到兴奋，有些人对此难以接受，这让他们联想到“婚外恋”、“滥交”等字眼。但在潘绥铭看来，“多伴侣”的内涵并不单是这些，还包括再婚、试婚分手等多种可能性。毫无疑问，其发生率迅速上升意味着人们对性关系的看法愈发开放和宽容。
女性开放程度上升较快
记者在调查结果中还发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一、男性、省会与直辖市居民、30—39岁人群、企业家、高收入者、试婚或未婚同居者的“多伴侣”发生率较高，其中以城市的男性企业家最为突出，高达68.4%；二、女性、40 —49岁人群、农村人口、低收入者的发生率增长迅速，平均每年增长13%，比男性的4.6%高不少。
潘绥铭认为，第一个特征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该人群手中握有的“资源”为他们实现“多伴侣”开了绿灯。所不同的是，年轻人的“资本”是青春与体力；“但有的企业家和高收入者拥有的则是大量金钱”。
引发第二个特征的原因较为复杂。“女性‘多伴侣’增长快和女性自我意识增加有关。”潘绥铭说，“城市女性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农村女性进入城市的数量也在增加，这让她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已不再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和单方面‘为男人所用’的性对象。这时，她们就找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追求快乐、追求爱情无疑是其中之一，发生性行为的几率自然也会增加。”潘绥铭这一观点与2005年“中国城市居民多性行为”主题调查不谋而合。该调查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发生“多伴侣”几率就越大。
“此外，女性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还有一个条件，即‘独生子女’政策。它让性生活和生孩子实现了相对分离。想想看，女性在其一生中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抚养孩子，自然有更多时间享受生活。而避孕、人工流产的方便化，也让人们在追求性生活时少了后顾之忧。”
夫妻性行为方式更加多样
不少人认为，“性伴侣多了就代表开放、前卫”，但潘绥铭表示，事实并非如此。“性革命的内容很广，‘多伴侣’、‘婚前性行为’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真正全面、深刻的性革命，是性行为的革命。它包括性生活方式的种类越来越多、性生活越来越美满等。“即使你有成千上万个性伴侣，但性生活依然单调，这种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反过来说，即使你只和一个人发生性关系，但你们采用了更丰富多彩的性行为方式，那就是性革命。不可能所有人都有‘多伴侣’，但每个人都可以争取在夫妻生活中获得最大快乐，这种夫妻间的性革命才最广泛，也最受到该关注。”
那么，中国人性行为革命的现状又如何呢？潘绥铭6月30日发布的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性生活中普遍采用的亲密5种爱抚方式中，57.1%的受调查夫妻表示采用过其中的全部，比2000年多了29.6%。其中，女性性爱抚的增加程度十分明显。此外，在性爱方式上，人们的选择也更加多样化。
中国已进入稳步“性化”阶段
“这么看来，可以说，2005年时，我国的性革命已基本成功了。”潘绥铭不无兴奋地告诉记者，“2005年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了‘性’的含义。你看，现在一说起‘婚前同居’，谁还管你？”而此前，记者了解到的一个事例正印证了潘绥铭的观点――一位24岁的女生和男友在结婚前一年就开始“同居”，其房子还是女方父母出钱租的。老两口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以后小两口得过一辈子，女婿怎么样，还得让女儿提前“了解”，省得日后反悔。而20年前，这恐怕是父母们想都不敢想的。
此前，也有性学专家指出，中国当前的“性革命”正处于美国的五六十年代，但潘绥铭并不赞成这样横向比较。，他说：“可以说，我们和美国的不可比性要远远大于可比性。如我们通过‘独生子女’政策迅速实现了性生活与生育的相对分离，这甚至走在了美国的前面；但我国的婚姻革命却始终难及美国。”此外，“性革命”在美国和反战、反传统、女权主义运动、民权运动等融合在一起，更具叛逆色彩。中国不会，也不可能简单地翻版。
潘绥铭强调，当前，“包二奶”、“傍大款”等现象与性革命同时出现，极大地干扰了人们对于性革命的认知与评价。许多人把性革命简单地混同于“性放纵”，却忘记了这样一点：现在我们所痛恨的大多数性方面的“丑恶现象”，其实是一种倒退，如“强迫女性加入性产业”等，这在中国古已有之，“包二奶”其实是古人们纳妾的翻版，这并不能说完全是“性革命”的过错。不过我们的确也看到，在美国，借“性革命”之风燃起的艾滋病之火和离婚高潮，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因此，在享受“性革命”带来的宽容和解放时，我们也应理智地对待它：首先要实现自由选择，其次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正如潘绥铭所说，当我们真的达到了“和谐社会”，那其中一定包含着“性，不再需要革命，而是融入人们美好的日常生活”这一内容。
7月6日，潘绥铭接受《生命时报》记者采访时，再次“语出惊人”地宣布：“中国的性革命已基本成功。”而“多伴侣”发生率的上升，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人们对性更宽容，也更开放了。
中国“多伴侣”增长明显
潘绥铭主持的《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历史发展2000—2006》调查，是在6010名18—61岁的人中展开的，内容包括“婚前性行为”、“同性恋”等敏感话题。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当属“中国人的多伴侣情况”调查结果。
所谓多伴侣，是指一个人至今为止，与一个以上的异性发生过性关系。2000年，其发生率仅为16.8%；到2006年，发生率已达25.3%，年平均增长率为7%，这比我国医院门诊和住院病人医疗费的增幅还大。而中国首家性文化博物馆创立人刘达临教授的调查则显示，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多伴侣”发生率仅约6%。
女性开放程度上升较快
记者在调查结果中还发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一、男性、省会与直辖市居民、30—39岁人群、企业家、高收入者、试婚或未婚同居者的“多伴侣”发生率较高，其中以城市的男性企业家最为突出，高达68.4%；二、女性、40 —49岁人群、农村人口、低收入者的发生率增长迅速，平均每年增长13%，比男性的4.6%高不少。
潘绥铭认为，第一个特征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该人群手中握有的“资源”为他们实现“多伴侣”开了绿灯。所不同的是，年轻人的“资本”是青春与体力；“但有的企业家和高收入者拥有的则是大量金钱”。
引发第二个特征的原因较为复杂。“女性‘多伴侣’增长快和女性自我意识增加有关。”潘绥铭说，“城市女性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农村女性进入城市的数量也在增加，这让她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已不再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和单方面‘为男人所用’的性对象。这时，她们就找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追求快乐、追求爱情无疑是其中之一，发生性行为的几率自然也会增加。”潘绥铭这一观点与2005年“中国城市居民多性行为”主题调查不谋而合。该调查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发生“多伴侣”几率就越大。
“此外，女性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还有一个条件，即‘独生子女’政策。它让性生活和生孩子实现了相对分离。想想看，女性在其一生中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抚养孩子，自然有更多时间享受生活。而避孕、人工流产的方便化，也让人们在追求性生活时少了后顾之忧。”
夫妻性行为方式更加多样
不少人认为，“性伴侣多了就代表开放、前卫”，但潘绥铭表示，事实并非如此。“性革命的内容很广，‘多伴侣’、‘婚前性行为’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真正全面、深刻的性革命，是性行为的革命。它包括性生活方式的种类越来越多、性生活越来越美满等。“即使你有成千上万个性伴侣，但性生活依然单调，这种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反过来说，即使你只和一个人发生性关系，但你们采用了更丰富多彩的性行为方式，那就是性革命。不可能所有人都有‘多伴侣’，但每个人都可以争取在夫妻生活中获得最大快乐，这种夫妻间的性革命才最广泛，也最受到该关注。”
那么，中国人性行为革命的现状又如何呢？潘绥铭6月30日发布的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性生活中普遍采用的亲密5种爱抚方式中，57.1%的受调查夫妻表示采用过其中的全部，比2000年多了29.6%。其中，女性性爱抚的增加程度十分明显。此外，在性爱方式上，人们的选择也更加多样化。
中国已进入稳步“性化”阶段
“这么看来，可以说，2005年时，我国的性革命已基本成功了。”潘绥铭不无兴奋地告诉记者，“2005年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了‘性’的含义。你看，现在一说起‘婚前同居’，谁还管你？”而此前，记者了解到的一个事例正印证了潘绥铭的观点――一位24岁的女生和男友在结婚前一年就开始“同居”，其房子还是女方父母出钱租的。老两口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以后小两口得过一辈子，女婿怎么样，还得让女儿提前“了解”，省得日后反悔。而20年前，这恐怕是父母们想都不敢想的。
此前，也有性学专家指出，中国当前的“性革命”正处于美国的五六十年代，但潘绥铭并不赞成这样横向比较。，他说：“可以说，我们和美国的不可比性要远远大于可比性。如我们通过‘独生子女’政策迅速实现了性生活与生育的相对分离，这甚至走在了美国的前面；但我国的婚姻革命却始终难及美国。”此外，“性革命”在美国和反战、反传统、女权主义运动、民权运动等融合在一起，更具叛逆色彩。中国不会，也不可能简单地翻版。
潘绥铭强调，当前，“包二奶”、“傍大款”等现象与性革命同时出现，极大地干扰了人们对于性革命的认知与评价。许多人把性革命简单地混同于“性放纵”，却忘记了这样一点：现在我们所痛恨的大多数性方面的“丑恶现象”，其实是一种倒退，如“强迫女性加入性产业”等，这在中国古已有之，“包二奶”其实是古人们纳妾的翻版，这并不能说完全是“性革命”的过错。不过我们的确也看到，在美国，借“性革命”之风燃起的艾滋病之火和离婚高潮，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因此，在享受“性革命”带来的宽容和解放时，我们也应理智地对待它：首先要实现自由选择，其次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正如潘绥铭所说，当我们真的达到了“和谐社会”，那其中一定包含着“性，不再需要革命，而是融入人们美好的日常生活”这一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