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仍感觉三十难立 10年后,可能与白菜一个价(图)
三十难立：一个全球化的困境（55.3％的人认为，稳定的工作是“长大成人”的最重要标准，“有自己产权的房子”（52.3％）、“婚姻美满幸福”（43.8％）、“有稳定的收入”（ 41.0％）等紧随其后）
“这个年龄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好消息了。”30岁的于洁看着笔者有气无力地说，“真的，我现在都不敢给家里打电话。”
今年夏天博士毕业的于洁，正当“而立”之年。在她看来，30岁是一个尴尬的时间点——你长大了，但你却不能肯定自己成人了。
零点研究咨询公司最新完成的一项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对上海、深圳、天津三市的1553名常住居民进行的入户访问)显示，稳定、自我实现和成熟，是现在年轻人心目中“长大成人”的主要标准。若以此衡量，于洁和她的同龄人简直可以被定义为“三十难立”的一代了。
沈井韦摄
向上的痛
“2005年时还不是这样的。那时，还有很多大学让我去试讲，但今年根本连试讲的机会都不给你。目前我能找到的最好工作，就是去大专院校做一名教师。”即将走出大学校门的于洁，现在最大的烦心事就是找工作了。
一年前，于洁有了自己的宝宝，“9斤，护士都吓坏了”。孩子的出现打乱了她原来的生活轨迹，她不得不延迟一年毕业。正是在这一年里，许多事情开始变化，机会似乎离她越来越远。这一年，于洁正好30岁了。
“没人愿意要一个毫无工作经验已经30岁的博士！”
于洁语速很快，她说，现在孩子的户口又成了新问题，既不能落在学校，也不能落回老家。“虽然还在社会结构之内，但就我个人而言，已经属于弱势群体了。现在我每月仅能拿到学校270元的补助。在家里，公公每天都问我什么时候去工作……”
于洁海外留学的朋友却很羡慕她的生活——30岁，有家庭，有孩子，有房子，这离他们来说还很遥远。对于朋友们的羡慕，于洁不以为意。
“三十而立，关键是要独立，特别是经济独立。这至少在工作3年之后才有可能。”
根据调查，像于洁一样期待经济独立的30岁人不在少数。数据显示，55.3%的人认为，稳定的工作是“长大成人”的最重要标准，“有自己产权的房子”(52.3%)、“婚姻美满幸福”(43.8%)、“有稳定的收入”(41.0%)等指标紧随其后。同时调查还表明，近三成受访者仍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成年的多重样本
对于孔子所言的“三十而立”，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是这样解释的：“立，能确有所立，不退不转，则所志有得有守。”
社会转型期的断裂使社会的多重利益分化。时至今日，“立”的定义也有了各种各样的标准。对于什么是“立”，怎样才算成年，似乎没有人可以给出明确的答案。尽管近一半的被访者认为，“立”的标准首先就是生活稳定，但还有近两成的人认为，成熟的心态才是成人的标志。
周伦就是这么认为的。30岁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人生方向的确立。“稳定并不是最重要的，30岁其实是在积累资源。这时你不需要再去证明自己了，淡定一些，对问题的看法成熟一些，从心智方面达到‘立’的标准。”
周伦的焦虑和压力更多地来源于他所在的IT行业，“前有狼，后有虎。有焦虑和压力，这很正常，IT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淘汰率高。”年过三十的周伦已经有三次跳槽的经历，目前，他又在酝酿着第四次。这一次，他甚至考虑离开IT业，到一家民企任中层管理人员。“现在的工作已经没有上升的机会，到了40岁就没有竞争力了。”他这样解释。
“毕业时对人生的规划很清楚，工作后变得模糊了。现在，到了30岁，应该是第二次清晰的时候了。”周伦称这几年来，有挣扎，但没有痛苦。他自认心态还不错，“我现在家庭幸福，孩子健康，虽然是给别人打工但也还OK啦。”周伦的语气很轻松，尽管他也表示，现在的状态是在“熬日子”，但他觉得这 “并不矛盾”。
与此同时，调查也反映出人们的另一种担忧——46.8%的人认为自己尚缺乏成熟的人际关系网络、没有深谙为人处世之道，同时还有41%的人认为自己的身体并没有达到成熟健康的最佳状态。
谈到30岁这个年龄，赵眉又是另一种体悟。“30岁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年。在此之前，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一过30岁，就变成‘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赵眉在自己30岁的时候辞去了出版公司的工作，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为下一步创业做准备。“事业可以重新开始，在这个领域，没有年龄的限制，但精神和心灵应该稳定下来，至少我已经知道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思路。”
与周伦、于洁相比，赵眉这30年走得有些坎坷。她是家乡第一个考出去的大学生，然而知识并没有改变命运，她曾因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去国家级贫困县支边3年，“北漂”的时候更是天天跟表妹挤在一张木板床上栖身。“厄运和困境是改变命运的最好契机。”二十八九岁时，赵眉的好运气终于来了。她取得了北大的硕士学位，并在一年内做到国内一家大型图书公司编辑部主任的职位。在工作最顺利的时候，她却辞去了工作，决定做自己的图书公司。
赵眉认为，尽管她的事业才刚刚开始，但重要的是，她已经在精神上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个恰当的位置。
然而零点公司调查所反映出的结果并不都这么乐观：43.1%的人还没有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40.5%的人还没有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甚至有38.9%的人还不知道30岁之后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全球普遍三十难立
“三十而立”的标准距今已有两千余年，这一标准是否还适用于高强竞争与快节奏的今天，当代人又为何迟迟不立？
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与美国社会学协会定义，30岁之前完成学业、离家居住、结婚、生小孩、经济独立者算作“长大成人”。其实，不仅是在中国，“三十难立”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时下，流行用“尼特(NEET)族”称呼那些未受教育、没工作、不参加就业辅导，终日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仅从称呼上就可以看出，这样的族群遍布全球——在美国、加拿大，他们被称为“归巢小孩”(BoomerangKids)，指的是孩子毕业又回到家庭，继续依靠父母的照顾及经济支援；在英国，他们是“口袋小孩”；在德国，他们被叫做“赖巢族”；在意大利他们是“妈妈的小孩”；在日本被称为“飞特族”；中国内地则习惯把他们叫做“啃老族”。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认为，“三十难立”实际上是一种长期的“依赖”和“剥夺”所造成的。“在成长过程中，这一代人缺乏担当责任和磨炼的机会。这和教育中缺乏社会实践的环境与机会不无关系。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一代人，社会也并没有支持这种实践。”
“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不稳定性也直接导致了‘三十难立’现象。大学文凭的贬值延长了学习周期，社会平均初次就业年龄一再被推迟。为了增加就业砝码，很多人不得不选择继续在校深造，以至于不少人刚一走出校园就接连面临成家立业的人生关口。”
“此外，社会转型期引发的普遍性彷徨，也一直困扰着这代年轻人的成长。工作后，职场竞争压力扑面而来，整个社会越来越推崇成功，更加重了这代年轻人的负担。”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曾撰文指出，社会的断裂与高度失衡导致机会与资源的不均衡，缩小了人们的选择空间。发展的机会越来越集中，竞争也就越来越大。在这种社会整体结构不稳定、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而立”的成本无法估量。
读博士再难换取黄金屋
“我们导师带的博士生，全脱产的和在职的再加上一个北京班的，一共有30多人，再加上他又是院长，忙得厉害，经常玩‘失踪’，我们要交流也只能在聚餐时交流，但三四个月才聚一次餐。”某高校新闻学院的一个博士说，他感觉导师离自己太远了，就像在放羊一般。
博士生将面对严峻就业环境 生活清苦精神苦闷
博士生的社会交往圈子本身很狭窄，再加上部分人放不下博士生的架子，不肯主动与人交往，造成许多人封闭甚至自卑。远潇介绍：“多数博士生都在二十七八岁左右，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让我们喘不气来。”远潇介绍说，博士生一般被分为三类：一是不用交学费，并且每月能得到300元~400元生活费的；二是名义上要交学费，但实际由导师支付，没有生活费的；三是自行承担3万元左右的学费，生活费由导师“看着给”的。
一位博士生的担忧
时光流转，20年后的现在，这声叹息却再次成了时下很多本科生甚至博士生们的心声。原本从小到大花了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短短几年间彻底坍塌。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春天里”的新一代，以前是多么坚信“上大学，读博士！”的信念啊。从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开始上辅导班，琴棋书画样样要通；牺牲了很多欢乐时光，就为了上个重点中学；埋头习题集，熬成近视眼，上个好大学。但最后走出校门时才发现，“生命中真的不能承受博士之轻”。10年后，博士可能与白菜一个价——
教育部原副部长质疑博士制度：高水平博士生不多
“我们现在高水平的博士生不多，是因为导师有问题。导师水平不够，给博士生指导方向有误，不能把博士生带到领域前沿去，这很麻烦。”中国青年报消息，昨天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说，“有些导师没有科研项目，没有项目怎么带博士生，这不是瞎带吗？”
“这个年龄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好消息了。”30岁的于洁看着笔者有气无力地说，“真的，我现在都不敢给家里打电话。”
今年夏天博士毕业的于洁，正当“而立”之年。在她看来，30岁是一个尴尬的时间点——你长大了，但你却不能肯定自己成人了。
零点研究咨询公司最新完成的一项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对上海、深圳、天津三市的1553名常住居民进行的入户访问)显示，稳定、自我实现和成熟，是现在年轻人心目中“长大成人”的主要标准。若以此衡量，于洁和她的同龄人简直可以被定义为“三十难立”的一代了。
向上的痛
“2005年时还不是这样的。那时，还有很多大学让我去试讲，但今年根本连试讲的机会都不给你。目前我能找到的最好工作，就是去大专院校做一名教师。”即将走出大学校门的于洁，现在最大的烦心事就是找工作了。
一年前，于洁有了自己的宝宝，“9斤，护士都吓坏了”。孩子的出现打乱了她原来的生活轨迹，她不得不延迟一年毕业。正是在这一年里，许多事情开始变化，机会似乎离她越来越远。这一年，于洁正好30岁了。
“没人愿意要一个毫无工作经验已经30岁的博士！”
于洁语速很快，她说，现在孩子的户口又成了新问题，既不能落在学校，也不能落回老家。“虽然还在社会结构之内，但就我个人而言，已经属于弱势群体了。现在我每月仅能拿到学校270元的补助。在家里，公公每天都问我什么时候去工作……”
于洁海外留学的朋友却很羡慕她的生活——30岁，有家庭，有孩子，有房子，这离他们来说还很遥远。对于朋友们的羡慕，于洁不以为意。
“三十而立，关键是要独立，特别是经济独立。这至少在工作3年之后才有可能。”
根据调查，像于洁一样期待经济独立的30岁人不在少数。数据显示，55.3%的人认为，稳定的工作是“长大成人”的最重要标准，“有自己产权的房子”(52.3%)、“婚姻美满幸福”(43.8%)、“有稳定的收入”(41.0%)等指标紧随其后。同时调查还表明，近三成受访者仍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成年的多重样本
对于孔子所言的“三十而立”，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是这样解释的：“立，能确有所立，不退不转，则所志有得有守。”
社会转型期的断裂使社会的多重利益分化。时至今日，“立”的定义也有了各种各样的标准。对于什么是“立”，怎样才算成年，似乎没有人可以给出明确的答案。尽管近一半的被访者认为，“立”的标准首先就是生活稳定，但还有近两成的人认为，成熟的心态才是成人的标志。
周伦就是这么认为的。30岁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人生方向的确立。“稳定并不是最重要的，30岁其实是在积累资源。这时你不需要再去证明自己了，淡定一些，对问题的看法成熟一些，从心智方面达到‘立’的标准。”
周伦的焦虑和压力更多地来源于他所在的IT行业，“前有狼，后有虎。有焦虑和压力，这很正常，IT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淘汰率高。”年过三十的周伦已经有三次跳槽的经历，目前，他又在酝酿着第四次。这一次，他甚至考虑离开IT业，到一家民企任中层管理人员。“现在的工作已经没有上升的机会，到了40岁就没有竞争力了。”他这样解释。
“毕业时对人生的规划很清楚，工作后变得模糊了。现在，到了30岁，应该是第二次清晰的时候了。”周伦称这几年来，有挣扎，但没有痛苦。他自认心态还不错，“我现在家庭幸福，孩子健康，虽然是给别人打工但也还OK啦。”周伦的语气很轻松，尽管他也表示，现在的状态是在“熬日子”，但他觉得这 “并不矛盾”。
与此同时，调查也反映出人们的另一种担忧——46.8%的人认为自己尚缺乏成熟的人际关系网络、没有深谙为人处世之道，同时还有41%的人认为自己的身体并没有达到成熟健康的最佳状态。
谈到30岁这个年龄，赵眉又是另一种体悟。“30岁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年。在此之前，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一过30岁，就变成‘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赵眉在自己30岁的时候辞去了出版公司的工作，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为下一步创业做准备。“事业可以重新开始，在这个领域，没有年龄的限制，但精神和心灵应该稳定下来，至少我已经知道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思路。”
与周伦、于洁相比，赵眉这30年走得有些坎坷。她是家乡第一个考出去的大学生，然而知识并没有改变命运，她曾因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去国家级贫困县支边3年，“北漂”的时候更是天天跟表妹挤在一张木板床上栖身。“厄运和困境是改变命运的最好契机。”二十八九岁时，赵眉的好运气终于来了。她取得了北大的硕士学位，并在一年内做到国内一家大型图书公司编辑部主任的职位。在工作最顺利的时候，她却辞去了工作，决定做自己的图书公司。
赵眉认为，尽管她的事业才刚刚开始，但重要的是，她已经在精神上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个恰当的位置。
然而零点公司调查所反映出的结果并不都这么乐观：43.1%的人还没有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40.5%的人还没有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甚至有38.9%的人还不知道30岁之后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全球普遍三十难立
“三十而立”的标准距今已有两千余年，这一标准是否还适用于高强竞争与快节奏的今天，当代人又为何迟迟不立？
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与美国社会学协会定义，30岁之前完成学业、离家居住、结婚、生小孩、经济独立者算作“长大成人”。其实，不仅是在中国，“三十难立”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时下，流行用“尼特(NEET)族”称呼那些未受教育、没工作、不参加就业辅导，终日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仅从称呼上就可以看出，这样的族群遍布全球——在美国、加拿大，他们被称为“归巢小孩”(BoomerangKids)，指的是孩子毕业又回到家庭，继续依靠父母的照顾及经济支援；在英国，他们是“口袋小孩”；在德国，他们被叫做“赖巢族”；在意大利他们是“妈妈的小孩”；在日本被称为“飞特族”；中国内地则习惯把他们叫做“啃老族”。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认为，“三十难立”实际上是一种长期的“依赖”和“剥夺”所造成的。“在成长过程中，这一代人缺乏担当责任和磨炼的机会。这和教育中缺乏社会实践的环境与机会不无关系。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一代人，社会也并没有支持这种实践。”
“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不稳定性也直接导致了‘三十难立’现象。大学文凭的贬值延长了学习周期，社会平均初次就业年龄一再被推迟。为了增加就业砝码，很多人不得不选择继续在校深造，以至于不少人刚一走出校园就接连面临成家立业的人生关口。”
“此外，社会转型期引发的普遍性彷徨，也一直困扰着这代年轻人的成长。工作后，职场竞争压力扑面而来，整个社会越来越推崇成功，更加重了这代年轻人的负担。”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曾撰文指出，社会的断裂与高度失衡导致机会与资源的不均衡，缩小了人们的选择空间。发展的机会越来越集中，竞争也就越来越大。在这种社会整体结构不稳定、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而立”的成本无法估量。
读博士再难换取黄金屋
“我们导师带的博士生，全脱产的和在职的再加上一个北京班的，一共有30多人，再加上他又是院长，忙得厉害，经常玩‘失踪’，我们要交流也只能在聚餐时交流，但三四个月才聚一次餐。”某高校新闻学院的一个博士说，他感觉导师离自己太远了，就像在放羊一般。
博士生将面对严峻就业环境 生活清苦精神苦闷
博士生的社会交往圈子本身很狭窄，再加上部分人放不下博士生的架子，不肯主动与人交往，造成许多人封闭甚至自卑。远潇介绍：“多数博士生都在二十七八岁左右，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让我们喘不气来。”远潇介绍说，博士生一般被分为三类：一是不用交学费，并且每月能得到300元~400元生活费的；二是名义上要交学费，但实际由导师支付，没有生活费的；三是自行承担3万元左右的学费，生活费由导师“看着给”的。
一位博士生的担忧
时光流转，20年后的现在，这声叹息却再次成了时下很多本科生甚至博士生们的心声。原本从小到大花了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短短几年间彻底坍塌。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春天里”的新一代，以前是多么坚信“上大学，读博士！”的信念啊。从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开始上辅导班，琴棋书画样样要通；牺牲了很多欢乐时光，就为了上个重点中学；埋头习题集，熬成近视眼，上个好大学。但最后走出校门时才发现，“生命中真的不能承受博士之轻”。10年后，博士可能与白菜一个价——
教育部原副部长质疑博士制度：高水平博士生不多
“我们现在高水平的博士生不多，是因为导师有问题。导师水平不够，给博士生指导方向有误，不能把博士生带到领域前沿去，这很麻烦。”中国青年报消息，昨天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说，“有些导师没有科研项目，没有项目怎么带博士生，这不是瞎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