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中国人有许多奴性 当今年代提供丰富素材
当下社会的文学立场
贾平凹
贾平凹，陕西省作协主席。长篇代表作有《高老庄》《废都》《秦腔》《高兴》等。《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我们生活在一个剧变的年代，价值观混乱，秩序在离析，规矩在败坏，一切都在洗牌，重新出发，各自有各自的中国梦。在消融禁锢和权威，可以自我做主，可以说什么话了，但往住水在往东流总会有一种声音说水往西流，总会有人在大家午休的时候大声喧哗。破坏与建设，贫穷与富有，庄严和戏谑，温柔与残忍，同情与仇恨等同居着，混淆着，复杂着。中国人的秉格里有许多奴性和闹性，这都是长期的被专制、贫穷的结果。人性的善与恶充分显示。有一年，我去合阳，看到了流经那里的黄河，我写下了八个字:“厚云积岸，大水走泥。”我们身处在社会就是大水走泥。
这样的年代，混沌而伟大。它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想象的空间。
1
从文学的队伍来看，有右派作家、知青作家、寻根作家、先锋作家和网络作家。从文坊格局来看，五世作家的前四世是一个生存模式，作家们靠杂志、评论家、作品研讨会而成名获利，而后一世作家，完全断裂了前辈的模式，他们靠网络、媒体、出版，与读者见面而成名获利。从作品分布来看，纸质书本，不论散文和中短篇，每年约有一千五百多部长篇出版，网络上的作品更是无法统计。从读者群来看，前四世发行最好的作家，充其量在二三十万册，而后一世作家印上百万册也不是极少数。所以，不论哪一世作家，也不论作品能否长存成为经典，但不可置疑的是文学观念、文学审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那么，一个问题提出，在消费化娱乐化的年代里文学是否还会有它的神圣？在人性善与丑充分展示的当下社会中文学该有怎样的立场？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做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有做人的基本，文学也同样在任何时候都有文学的基本。如同现在物质丰富，有各种食品，但人类生存的主要食物仍是米和面。布料可以作多种装饰，但衣服的基本功能还是取暖。孙悟空虽然大闹天宫，而最后他依然是去西天取经。破坏的目的在于建设。
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里，有天下之说，有铁肩担道义之说，有与天为徒之说，崇尚的是关心社会，忧患现实。在西方现代文学的传统中，强调现代意识。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以人为本，考虑的是解决人所面临的困境。所以，关注社会，关怀人生，关心精神是文学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文学的大道。
文学是虚无的，但世界是虚与实组成的，一个民族没有哲学、文学和艺术是悲哀而可怕的。加缪说过:“文学不能使我们活得更好，但文学使我们活得更多。”
有一句话，说:“艺术生于约束，死于自由。”足球踢得好，必须是在一个方框里不能用手、不能越位、不能拉抱蹬腿等一系列规则中踢得好，才算真的踢得好。
你可以有不同的文学观念，可以有多种写法，但大道的东西不能丢。丢掉大道的东西，不可能写出杰出之作。中国文学可能在精神层面上的追求比不上西方文学，这与中国人生存状态及生存经验有关，与中国的文化有关，但中国文学最动人的是有人情之美，在当下这个人性充分显示的年代，去叙写人与人的温暖，去叙写人心柔软的部分也应是我们文学的基本。
2
我在前年末和去年初，读了二三十本中国当代长篇，这些长篇是在几千部长篇中筛选出的，作者都是当代第一线作家。这些作品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一类是现代的先锋的元素较多的作品。我读后很有一些感慨。我不是评论家，我阅读同行作品的标准是:一，这部作品给我提供了什么样的感悟？这些感悟是否新鲜和强烈，是否为之一震或过目不忘？二，这部作品有没有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在里边？也就是说有没有一种生活的实感？还是以理念进入写作，以技术性的外在东西遮掩着虚假矫情的编造？
第一类作品有写得非常好的，有生活实味，厚重，扎实。但存在的不足，常常是以文学去演义历史，有影射、暗喻，对应历史事件。在这里，我谈我的认识，我觉得文学不是对应历史事件的，文学是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大背景下虚构起的独立的世界。《红楼梦》之所以伟大，是它虚构了一个大观园，它没有去影射和暗喻什么，它只是把大观园里的人与物写圆满。圆满是最重要的。写作不是要你去图解、影射什么，写作时也不是要你去露骨地表述你的观念，那些诗性、神性的、精神的、终极关怀的字眼就是你的文学观念，而不是你用文学直接写出来。你的作品应是你具备了这些观念而去尽量圆满地写虚构出来的那个世界。《红楼梦》没有对应影射什么，《红楼梦》里却什么都有了，它反映和批判了当时社会，它的悲剧不是如我们所写的坏人造成的悲剧(谁把谁杀了)，不是盲目命运造成的悲剧(社会压迫了你)，而是王国维说的“通常之人情通常之道德”，培养所造成的悲剧，从而使“红楼梦”具备了大格局大情怀。另一类作品，采用的现代主义元素很多，这类作品中有写得很好的，让人耳目一新，具有批判的尖锐锋芒，但也存在不足。有些作品完全以理念进入写作，它采用了团块式的西方结构，某些场景渲染到位，极有才华，而总觉得生活实感的东西太少，因为在编造，一写到实处就漏了气，没有写实的功夫，只能用夸张、变形、虚张声势来叙述。如摇滚乐，现场的狂乱和感官的刺激很过瘾，而离开现场，就没有了古典音乐给人的长久回味。这里我要说的，任何现代主义都产生于古典主义。必须具备扎实的写实功力，然后进行现代主义叙写，才可能写到位。实与虚的关系，是表面上越写得实而整体上越能表现出来虚，如人要飞得高，必须用力在地上蹬。如果没有实的东西，你的任何有意义的观念都无法表现出来，只能是高空飘浮，给人以虚假的编造。
这里又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没有想法的写实，那是笨，作品难以升腾，而要含量大，要写出精神层面的东西。写实要明白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那一套写法，如线型结构，如散点透视，西方现代文学的色块结构，叙述人层层进入结构，都是在文化的生存状态的背景下产生的。要中西化结合，必须了解背景，根据个人条件去分析哪些可以借鉴，哪些可以改造和如何改造，这样才能写出属于自己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不同于中国传统，也不属于西方现代主义。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师傅，但不能死学师傅。举个例子，有人学西方语言，要么三四个字一个句号，连续这样的短句，要么一句话几百字几千字一个句号。外国人和中国人说话方式不同，节奏不同，作品中的人与物环境不同，才有那样的句式。如皮毛模仿，就是那个东施了。语言绝对与人身体有关，它以呼吸而调节奏，一个哮喘病人不可能说长句，而结巴人也只能说短句。
3
现在我再谈四个问题。
一、我们当代作家，普遍都存在困惑，我们常常不知所措地写作。文坛目前存在着大量写作，是经验的惯性写作。我们的经验需要扩展，小感情、小圈子生活可能会遮蔽更多的生活。这个时代的写作应是丰富的而不单薄的。
二、这个时代的精神丰富甚或混沌，我们的目光要健全，要有自己的信念，坚信有爱，有温暖，有光明，而不要笔走偏锋，只写黑暗的，丑恶的，要写出冷漠中的温暖，恶狠中的柔软，毁灭中的希望，身处污泥盼有莲花，沦为地狱向往天堂。人不单在物质中活着，活着需要一种精神。神永远在天空中星云中江河中大地中，神照耀着我们，人类才生生不息，中国人生活得可能不自在，西方人生活得也可能不自在，人类的生存任何时候都存在着物质和精神的困境，而重要的是在困境中突破。
三、现在有一种文风在腐蚀着我们的母语文学，那就是不说正经话，调侃、幽默、插科打诨。如果都是这样，这个民族成不了大民族，这样的文学就行之不远。
四、我们需要学会写伦理，写出人情之美。需要关注国家、民族、人生、命运，这方面我们还写不好，写不丰满。但是，我们更要努力写出，或许一时完不成而要心向往之的是，写作超越国家、民族、人生、命运，眼光放大到宇宙，追问人性的、精神的东西。
我两次强调，我不是评论家，看问题可能不全局，仅从一个作家面临的问题而作局部思考，说出来仅供参考，并求指正。
(此内容为作者今年4月在咸阳职业技术学院的演讲。)
贾平凹
贾平凹，陕西省作协主席。长篇代表作有《高老庄》《废都》《秦腔》《高兴》等。《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我们生活在一个剧变的年代，价值观混乱，秩序在离析，规矩在败坏，一切都在洗牌，重新出发，各自有各自的中国梦。在消融禁锢和权威，可以自我做主，可以说什么话了，但往住水在往东流总会有一种声音说水往西流，总会有人在大家午休的时候大声喧哗。破坏与建设，贫穷与富有，庄严和戏谑，温柔与残忍，同情与仇恨等同居着，混淆着，复杂着。中国人的秉格里有许多奴性和闹性，这都是长期的被专制、贫穷的结果。人性的善与恶充分显示。有一年，我去合阳，看到了流经那里的黄河，我写下了八个字:“厚云积岸，大水走泥。”我们身处在社会就是大水走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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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的队伍来看，有右派作家、知青作家、寻根作家、先锋作家和网络作家。从文坊格局来看，五世作家的前四世是一个生存模式，作家们靠杂志、评论家、作品研讨会而成名获利，而后一世作家，完全断裂了前辈的模式，他们靠网络、媒体、出版，与读者见面而成名获利。从作品分布来看，纸质书本，不论散文和中短篇，每年约有一千五百多部长篇出版，网络上的作品更是无法统计。从读者群来看，前四世发行最好的作家，充其量在二三十万册，而后一世作家印上百万册也不是极少数。所以，不论哪一世作家，也不论作品能否长存成为经典，但不可置疑的是文学观念、文学审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那么，一个问题提出，在消费化娱乐化的年代里文学是否还会有它的神圣？在人性善与丑充分展示的当下社会中文学该有怎样的立场？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做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有做人的基本，文学也同样在任何时候都有文学的基本。如同现在物质丰富，有各种食品，但人类生存的主要食物仍是米和面。布料可以作多种装饰，但衣服的基本功能还是取暖。孙悟空虽然大闹天宫，而最后他依然是去西天取经。破坏的目的在于建设。
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里，有天下之说，有铁肩担道义之说，有与天为徒之说，崇尚的是关心社会，忧患现实。在西方现代文学的传统中，强调现代意识。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以人为本，考虑的是解决人所面临的困境。所以，关注社会，关怀人生，关心精神是文学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文学的大道。
文学是虚无的，但世界是虚与实组成的，一个民族没有哲学、文学和艺术是悲哀而可怕的。加缪说过:“文学不能使我们活得更好，但文学使我们活得更多。”
有一句话，说:“艺术生于约束，死于自由。”足球踢得好，必须是在一个方框里不能用手、不能越位、不能拉抱蹬腿等一系列规则中踢得好，才算真的踢得好。
你可以有不同的文学观念，可以有多种写法，但大道的东西不能丢。丢掉大道的东西，不可能写出杰出之作。中国文学可能在精神层面上的追求比不上西方文学，这与中国人生存状态及生存经验有关，与中国的文化有关，但中国文学最动人的是有人情之美，在当下这个人性充分显示的年代，去叙写人与人的温暖，去叙写人心柔软的部分也应是我们文学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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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年末和去年初，读了二三十本中国当代长篇，这些长篇是在几千部长篇中筛选出的，作者都是当代第一线作家。这些作品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一类是现代的先锋的元素较多的作品。我读后很有一些感慨。我不是评论家，我阅读同行作品的标准是:一，这部作品给我提供了什么样的感悟？这些感悟是否新鲜和强烈，是否为之一震或过目不忘？二，这部作品有没有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在里边？也就是说有没有一种生活的实感？还是以理念进入写作，以技术性的外在东西遮掩着虚假矫情的编造？
第一类作品有写得非常好的，有生活实味，厚重，扎实。但存在的不足，常常是以文学去演义历史，有影射、暗喻，对应历史事件。在这里，我谈我的认识，我觉得文学不是对应历史事件的，文学是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大背景下虚构起的独立的世界。《红楼梦》之所以伟大，是它虚构了一个大观园，它没有去影射和暗喻什么，它只是把大观园里的人与物写圆满。圆满是最重要的。写作不是要你去图解、影射什么，写作时也不是要你去露骨地表述你的观念，那些诗性、神性的、精神的、终极关怀的字眼就是你的文学观念，而不是你用文学直接写出来。你的作品应是你具备了这些观念而去尽量圆满地写虚构出来的那个世界。《红楼梦》没有对应影射什么，《红楼梦》里却什么都有了，它反映和批判了当时社会，它的悲剧不是如我们所写的坏人造成的悲剧(谁把谁杀了)，不是盲目命运造成的悲剧(社会压迫了你)，而是王国维说的“通常之人情通常之道德”，培养所造成的悲剧，从而使“红楼梦”具备了大格局大情怀。另一类作品，采用的现代主义元素很多，这类作品中有写得很好的，让人耳目一新，具有批判的尖锐锋芒，但也存在不足。有些作品完全以理念进入写作，它采用了团块式的西方结构，某些场景渲染到位，极有才华，而总觉得生活实感的东西太少，因为在编造，一写到实处就漏了气，没有写实的功夫，只能用夸张、变形、虚张声势来叙述。如摇滚乐，现场的狂乱和感官的刺激很过瘾，而离开现场，就没有了古典音乐给人的长久回味。这里我要说的，任何现代主义都产生于古典主义。必须具备扎实的写实功力，然后进行现代主义叙写，才可能写到位。实与虚的关系，是表面上越写得实而整体上越能表现出来虚，如人要飞得高，必须用力在地上蹬。如果没有实的东西，你的任何有意义的观念都无法表现出来，只能是高空飘浮，给人以虚假的编造。
这里又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没有想法的写实，那是笨，作品难以升腾，而要含量大，要写出精神层面的东西。写实要明白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那一套写法，如线型结构，如散点透视，西方现代文学的色块结构，叙述人层层进入结构，都是在文化的生存状态的背景下产生的。要中西化结合，必须了解背景，根据个人条件去分析哪些可以借鉴，哪些可以改造和如何改造，这样才能写出属于自己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不同于中国传统，也不属于西方现代主义。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师傅，但不能死学师傅。举个例子，有人学西方语言，要么三四个字一个句号，连续这样的短句，要么一句话几百字几千字一个句号。外国人和中国人说话方式不同，节奏不同，作品中的人与物环境不同，才有那样的句式。如皮毛模仿，就是那个东施了。语言绝对与人身体有关，它以呼吸而调节奏，一个哮喘病人不可能说长句，而结巴人也只能说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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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再谈四个问题。
一、我们当代作家，普遍都存在困惑，我们常常不知所措地写作。文坛目前存在着大量写作，是经验的惯性写作。我们的经验需要扩展，小感情、小圈子生活可能会遮蔽更多的生活。这个时代的写作应是丰富的而不单薄的。
二、这个时代的精神丰富甚或混沌，我们的目光要健全，要有自己的信念，坚信有爱，有温暖，有光明，而不要笔走偏锋，只写黑暗的，丑恶的，要写出冷漠中的温暖，恶狠中的柔软，毁灭中的希望，身处污泥盼有莲花，沦为地狱向往天堂。人不单在物质中活着，活着需要一种精神。神永远在天空中星云中江河中大地中，神照耀着我们，人类才生生不息，中国人生活得可能不自在，西方人生活得也可能不自在，人类的生存任何时候都存在着物质和精神的困境，而重要的是在困境中突破。
三、现在有一种文风在腐蚀着我们的母语文学，那就是不说正经话，调侃、幽默、插科打诨。如果都是这样，这个民族成不了大民族，这样的文学就行之不远。
四、我们需要学会写伦理，写出人情之美。需要关注国家、民族、人生、命运，这方面我们还写不好，写不丰满。但是，我们更要努力写出，或许一时完不成而要心向往之的是，写作超越国家、民族、人生、命运，眼光放大到宇宙，追问人性的、精神的东西。
我两次强调，我不是评论家，看问题可能不全局，仅从一个作家面临的问题而作局部思考，说出来仅供参考，并求指正。
(此内容为作者今年4月在咸阳职业技术学院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