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博士跳楼了，孙博士摆摊了 海归问：我该怎么办
有朋友问，“你当初为什么要海归”？我想先问问朋友们，你们在国外这么长时间，感到最难办的是些什么事情？回答各种各样也很自然，各人的环境、条件、能力不同嘛。对我来说，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一面把工作做好，一面把孩子们培养好。前者是生活的基础，也是生活的乐趣。既能挣到工资养家糊口，也是自我人生价值的体现；后者是人生的主要使命之一，想要做得好，非花大精力不可。由于前者只对自己有要求，凭自己多年的用功努力，无论何时何地基本都还可以应对；而后者，其实就是我感到最难的事情。我没有把握在没有老人帮助指点的情况下，就能凭一己之力照顾好产妇、婴儿。孩子们上小学前，甚至在小学低年级时，我依然希望继续得到老人或是其他可靠的家人亲戚的帮助指点，使我和妻子在带孩子时有份从容，另外也能继续工作。那时，分析过自己的形势后，我觉得想把这些事情都做好挺难的。老人们来国外是要受时间限制的；我和妻子双方的父母都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并不是很好；另外，他们对到国外有不小的抵触心理。（事实上，回过头来看，这些年来在带孩子的事情上他们都帮过我们很多，尤其是我的父母。我和妻子当然是心怀感激。但实事求是地说，不少时候他们帮助我们的方式、实效并不如我们所愿。在这儿我想说一句，如果你和你爱人双方的父母都很健康；都愿意到国外来支持你们边带孩子边工作；他们带孩子的方式方法又是合适的，令人放心的；他们与你们能相处融洽、配合基本默契，那你们真的要从心底感谢神明，因为实在太难得了）。如果完全是自己带，外边又要工作，我俩将会十分忙累，没有把握能顶得下来。而回到国内的话，可以找一个保姆，家务什么的就请保姆做，我们就可以在家务方面少费心、不费心。孩子们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带着玩，他们稍微大些我们也可以做辅导。加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旁边盯着点，孩子们的安全健康也能得到更好的照顾。在国内的话，我们一边带孩子，同时坚持正常工作应该不是奢望。这是当时考虑回国的主要理由之一。
联系回国是我博士后研究员到期的那一年。所学专业的一般进路是国家或准国家部门，而我是外国人，在那样的部门短期工作还有机会，长期的正式位置则难以得到，所以博士后工作做过后最可能的还是到另一家大学或研究所继续做有期限的研究员。当时就有那样的机会，但是如果去做那研究员，我同妻子就要分居两地（她是一家公司的工程师）。没生孩子的时候还可以考虑暂时的分离，有了孩子，夫妇再分居两地，孩子们怎么带？另外，常年那么过有意思吗？我知道有些夫妇即使有孩子后也为工作分居两处的。在国内时，我认识的人中间有好几对夫妇一方带着孩子在国外，另一方一个人在国内工作，而且看不出有马上团聚的可能。是的，他们都是在忍耐着，奋斗着，只是我不想选择那样的日子。我个人的想法是，人生几十年一百年，只要可能，一家人还是生活在一起才好。如果回国，选一个东部大城市定居生活，我和妻子在同一个城市里工作的可能性就很大，就不存在两地分居的问题。这是当时考虑回国的又一个理由。
论水平实力，本专业的大部分本地人博士不一定比我强，但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他们能得到的有些好的机会，我真的是没办法得到（尝试过的，不行）。回国后，有条件的话，还要同他们在学术上较量一回枪棒，也是脑子里有过的念头。尽管现在看来这念头显得是这样的离谱。
我出身在一个普通家庭，能做到飘洋过海，在发达国家深造、拿到博士学位，总感到与父母对我从小的培养、教育分不开。他们在生活上给我尽可能的照料，学习上教育我努力上进。待人接物上，他们从来都是对自己严格，对别人温和、宽容，一直是我的榜样。记得少年时期，父母亲一个月各有二十八斤粮食的计划，我和姐姐正长身体，我们十四斤粮的计划根本不够吃，父母每顿都是让我们先吃饱，然后他们才吃-当然是不够的，总饿着肚子。这些事情是前些时候他们笑着告诉我们的。其实这些说不说大家也都知道，天下父母大都是这个样子的。我父母是很希望我们回国的。只要回国，他们无论多远也都可以过来长期一起住或住得靠近，彼此有照应。他们每天都能带着孙子们玩，也是个天伦之乐。我是个普通人，我一直认为这是人生中很重的一块。
在国内自然地有个亲戚、朋友的圈子。这里面没有太多利益关系，主要就是血缘关系，或者能说得来谈得拢的比较单纯的朋友关系，而这样的圈子在国外很难形成。在学校时还好些，留学生里同胞还比较多，平日里一起聊聊，逢年过节一起吃喝的还有不少人，气味相投的也有几个。但工作之后，有了孩子之后，联系得就少了（这可能是我的个别情况，不具有代表性）。每天也就是同老婆聊些自己的事情，想法。本地的人们大致是淡淡的，不要说同我家，他们彼此之间也都是淡淡的。只不过，他们周围（一国之内）有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还有各个时期的同学、朋友、各类社会关系，估计交情比较深的亲友总是有一些的。平日里看上去虽然平平淡淡，但那种植根于本土的泰然心境是我等嫁接过来之人难以具有的。
这些理由即使现在再看也不是没有道理。选择在海外生活是要损失许多重要的东西的。我觉得，作为海外学人，如果考虑“海归”也很自然；如果坚持在国外呆下去也不难理解。只不过前者需要把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后者则需要有长期奋斗的精神，需知除了夫妇二人之外，难有其他有力的外援的。
前面说过，“海归”者，即使只计算有博士学位的人们，其成分也很丰富，归国后处境彼此不相同者很常见。位置最好的要数公派（留学或进修访问）回国人员。他们完全没有失去在国内的根基，各类关系不但没有因为出国而削弱，反而是增强的。一般地，公派出国再回国往往意味着行政位置上的升迁，比出国前高一级的位置都给留好了的情况很多。目前这一群人往往都位于中层（系一级，处级；相对年轻些的）或中高层（大学高层的副职，副厅级；一般是八零级之前的）位置上。各大学、研究所职位公开招聘时，公派在外或已经归国的人员应聘受聘的比例也最大。
自费出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以至做过博士后工作，立即就回国的人员比例很小。绝大部分“海归”其实还是公派人员，如上面所说，他们位至中层以上是比较普遍的，日子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如果把普和涂这一群人的情况放到全体“海归”的人群中去，看上去接近于特例；然而，如果把普和涂的遭遇放在前面定义过的那类 “学术型海归”中去看的话，就不能说是特例了，反而是有一定代表性的，需要注意。
涂博士走了，孙博士在摆地摊。想到他们年幼的孩子们的境遇，我的心里十分哀痛。长年努力后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中一分子，无法让妻儿过上安稳的生活，这种失败感，这种无奈，这种悲愤，没有亲历过的人是难以体会的。
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
（对公派人员的情况我不太了解，这儿说的是自费留学取得博士作过博士后的情况）。
不能以一个过客的心境，而是要以在那个环境里过日子的眼光去看待问题。需要对回国后的生活、工作、育儿的具体环境有清晰地认识。交涉时要尽可能落实到所有方面，而不能留有盲点。
到国内单位联系、交涉的时候需要有一条底线，那就是想清楚了自己生活、工作方面的必需条件，达不到就不回去。重要方面还没有落实，就匆匆地到位，水土不服，又黯然离开，对自己对家庭都是一次大的挫折（从另一个方面说，用人单位什么都没有得到，在时间、金钱上-尽管很有限-也是损失的。是个双输的结果）。既然自费出得国（不少人都是凭成绩、实力申请到了国外大学的奖学金的），博士学位拿了，博士后也做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是自己打点，也有些经验有些基础了，在国外过个日子-就说成是混个日子也行-应该还是有办法的。
一般说来，在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做过博士后工作后立即回国是不合适的。要回去，最好在外取得一些拿得出的硬性材料，如多篇较高档次杂志上的论文，受奖证书等等，是相当有用的。这当然不容易，但就那么立即回去的话，起点会很低，艰苦程度远比在国外坚持要甚。
我知道的成功“海归”的学人中，自费留学至博士后工作结束，立即回国的几乎没有。往往是在国外大学、研究所坚持做研究员。即使并不稳定，但能有继续做下去的机会也就坚持做着。这就使他们在同国内单位谈的时候能真正做到谈不拢也不勉强。我所知道的一例成功“海归”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九十年代初出国留学，博士学位拿到后，一直做研究员，一期，二期，．．．，实力不错,但尚难达大学教授级别。他实施“海归”花了近两年时间，从态度上说极其稳健，谈不拢就不行动；从进展上说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直至最终到位。整个过程中，美国中国之间往复多趟，一方面做学术交流，一方面商谈自己的位置、待遇。他在人际关系上也下了大的功夫。认定了相关的官员，处到很铁的程度。具体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只知道这层关系也为他成功“海归”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现在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现在单位上的大课题中委派他领头者比例很大）。据较可靠的信息，给的待遇是，研究员职称（一级或二级不详），年薪二十万，住房一次性补贴近五十万，科研启动经费几十万（具体数目不详），另外，负责安排配偶的工作。基于自己的见闻我认为，这是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型”海归谈得比较成功的例子（启动经费上各成功者之间可能会有较大不同）。前几天看到“枫苑梦客”的博文（“谁把涂序新博士推下了大楼”），提到他“海归”朋友的待遇也正与此相仿。上述过程和数字可以给有“海归”考虑的朋友们做个参考。
也可能有部分学友因为一些原因希望短期内就能谈妥归国的。很典型的情况就是家里有婴儿，夫妇俩难以维持家庭的顺当运转，想立即回国安顿下来是很容易产生的念头。这种情况下，依然不能贸然行动，否则连一时的缓冲都做不到，而是越发事多，更难应付。挣不到工资，花积蓄也要坚持一段时间，要联系得稳妥合适。
以下几点要把握好：单位的选择上不一定拘泥于名门单位。可以找自己出国前的单位（不论有无名气），虽然根是拔掉了，但总还有个印记在那儿。总还有些人脉的吧？硕士时的导师还健在吧？如果他退休了，同学、师兄师弟的还有吧？有没有人脉情况可是大不相同的。
地区的选择上也不一定要去北京上海杭州等生活成本极高的城市。只要自己安排得好，只要不是太偏的地区，日子质量不会比在那些热门城市差。人扎堆的地方其实并不容易过得舒服。
回国更多地是为了过日子；如果回去是为学问上更有成就，那想得就有些不对路子了，那儿暂时还不太需要做学问的人。所以联系范围不一定局限于做研究的单位。
如果可能的话，在国外留条后路。在国内觉得实在难过，就再出来吧。在国外，辛苦难免，但有规矩、规则可以遵循，一切都不会太坏。
对于已经“海归”的朋友们，如果你一切顺利，作为同类学人，咱由衷为你高兴。如果已然觉得不对头，切记来日方长，人生中不顺的时候总是有的，但留得青山在，就不会更坏。心情上先缓一缓，国内节奏没有那么快，所以不能也无须着急上火。先吃上些老本也无所谓，在这种难堪时候当然要让钱为自己缓冲，争取时间，调节身心状态。环境不利的情况下有几个路子可以尝试。如果要在国内坚持的话，此时一定要和亲朋好友一起商讨对策（其实，回去之前就应该同他们好好联系，打探情况的）；其中有实力派的话，可以请求支持。在国内，切记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也可以考虑跳槽，一些实用知识、能力，比如外语，计算机等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是很有市场的，没有必要固执坚持一定要做研究。国内中大城市的高中教师，年薪十万左右的很常见。如果开补习班，年收三十万的不少见。你听到这样的信息怎么想？路子对了就顺了。此外当然还可以考虑再返回海外。
我们的祖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所处的时代是不同的。发达国家处于所谓的后工业化社会，我们中国则是在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途中（这么说也许不太精确，但不会相差太多）。工业化社会需要的人们的一些属性，如诚信，协力精神，勤勉，在我们中国尚未被视为必须，相反地那里的人们崇尚不顾一切地为利益争斗，尽管那些利益很可能只是过眼烟云，根本不得长久。然而，思维方式的转变是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保证说发展中国家将来肯定会成为发达国家，换言之，落后国家永远落后这种可能性也许更大。“海归”其实是选择了与发达国家全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即使得到的物质条件优越，也不一定心理上就能满意，所谓曾见沧海难为水。但那是我们的衣胞之地，有我们的父母亲人，有我们的根。老实说，“归”与“不归”的日子都有明显的缺陷，这也是作为中国人感到无奈的事情。人生几十年一百年，做选择时需要尽可能慎重，而一旦决定，就不要彷徨四顾，而是大胆向前吧。愿奋斗着的海外学友们能够心想事成，前途光明。愿神明保佑我们这群浪迹天涯的人。
联系回国是我博士后研究员到期的那一年。所学专业的一般进路是国家或准国家部门，而我是外国人，在那样的部门短期工作还有机会，长期的正式位置则难以得到，所以博士后工作做过后最可能的还是到另一家大学或研究所继续做有期限的研究员。当时就有那样的机会，但是如果去做那研究员，我同妻子就要分居两地（她是一家公司的工程师）。没生孩子的时候还可以考虑暂时的分离，有了孩子，夫妇再分居两地，孩子们怎么带？另外，常年那么过有意思吗？我知道有些夫妇即使有孩子后也为工作分居两处的。在国内时，我认识的人中间有好几对夫妇一方带着孩子在国外，另一方一个人在国内工作，而且看不出有马上团聚的可能。是的，他们都是在忍耐着，奋斗着，只是我不想选择那样的日子。我个人的想法是，人生几十年一百年，只要可能，一家人还是生活在一起才好。如果回国，选一个东部大城市定居生活，我和妻子在同一个城市里工作的可能性就很大，就不存在两地分居的问题。这是当时考虑回国的又一个理由。
论水平实力，本专业的大部分本地人博士不一定比我强，但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他们能得到的有些好的机会，我真的是没办法得到（尝试过的，不行）。回国后，有条件的话，还要同他们在学术上较量一回枪棒，也是脑子里有过的念头。尽管现在看来这念头显得是这样的离谱。
我出身在一个普通家庭，能做到飘洋过海，在发达国家深造、拿到博士学位，总感到与父母对我从小的培养、教育分不开。他们在生活上给我尽可能的照料，学习上教育我努力上进。待人接物上，他们从来都是对自己严格，对别人温和、宽容，一直是我的榜样。记得少年时期，父母亲一个月各有二十八斤粮食的计划，我和姐姐正长身体，我们十四斤粮的计划根本不够吃，父母每顿都是让我们先吃饱，然后他们才吃-当然是不够的，总饿着肚子。这些事情是前些时候他们笑着告诉我们的。其实这些说不说大家也都知道，天下父母大都是这个样子的。我父母是很希望我们回国的。只要回国，他们无论多远也都可以过来长期一起住或住得靠近，彼此有照应。他们每天都能带着孙子们玩，也是个天伦之乐。我是个普通人，我一直认为这是人生中很重的一块。
在国内自然地有个亲戚、朋友的圈子。这里面没有太多利益关系，主要就是血缘关系，或者能说得来谈得拢的比较单纯的朋友关系，而这样的圈子在国外很难形成。在学校时还好些，留学生里同胞还比较多，平日里一起聊聊，逢年过节一起吃喝的还有不少人，气味相投的也有几个。但工作之后，有了孩子之后，联系得就少了（这可能是我的个别情况，不具有代表性）。每天也就是同老婆聊些自己的事情，想法。本地的人们大致是淡淡的，不要说同我家，他们彼此之间也都是淡淡的。只不过，他们周围（一国之内）有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还有各个时期的同学、朋友、各类社会关系，估计交情比较深的亲友总是有一些的。平日里看上去虽然平平淡淡，但那种植根于本土的泰然心境是我等嫁接过来之人难以具有的。
这些理由即使现在再看也不是没有道理。选择在海外生活是要损失许多重要的东西的。我觉得，作为海外学人，如果考虑“海归”也很自然；如果坚持在国外呆下去也不难理解。只不过前者需要把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后者则需要有长期奋斗的精神，需知除了夫妇二人之外，难有其他有力的外援的。
前面说过，“海归”者，即使只计算有博士学位的人们，其成分也很丰富，归国后处境彼此不相同者很常见。位置最好的要数公派（留学或进修访问）回国人员。他们完全没有失去在国内的根基，各类关系不但没有因为出国而削弱，反而是增强的。一般地，公派出国再回国往往意味着行政位置上的升迁，比出国前高一级的位置都给留好了的情况很多。目前这一群人往往都位于中层（系一级，处级；相对年轻些的）或中高层（大学高层的副职，副厅级；一般是八零级之前的）位置上。各大学、研究所职位公开招聘时，公派在外或已经归国的人员应聘受聘的比例也最大。
自费出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以至做过博士后工作，立即就回国的人员比例很小。绝大部分“海归”其实还是公派人员，如上面所说，他们位至中层以上是比较普遍的，日子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如果把普和涂这一群人的情况放到全体“海归”的人群中去，看上去接近于特例；然而，如果把普和涂的遭遇放在前面定义过的那类 “学术型海归”中去看的话，就不能说是特例了，反而是有一定代表性的，需要注意。
涂博士走了，孙博士在摆地摊。想到他们年幼的孩子们的境遇，我的心里十分哀痛。长年努力后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中一分子，无法让妻儿过上安稳的生活，这种失败感，这种无奈，这种悲愤，没有亲历过的人是难以体会的。
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
（对公派人员的情况我不太了解，这儿说的是自费留学取得博士作过博士后的情况）。
不能以一个过客的心境，而是要以在那个环境里过日子的眼光去看待问题。需要对回国后的生活、工作、育儿的具体环境有清晰地认识。交涉时要尽可能落实到所有方面，而不能留有盲点。
到国内单位联系、交涉的时候需要有一条底线，那就是想清楚了自己生活、工作方面的必需条件，达不到就不回去。重要方面还没有落实，就匆匆地到位，水土不服，又黯然离开，对自己对家庭都是一次大的挫折（从另一个方面说，用人单位什么都没有得到，在时间、金钱上-尽管很有限-也是损失的。是个双输的结果）。既然自费出得国（不少人都是凭成绩、实力申请到了国外大学的奖学金的），博士学位拿了，博士后也做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是自己打点，也有些经验有些基础了，在国外过个日子-就说成是混个日子也行-应该还是有办法的。
一般说来，在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做过博士后工作后立即回国是不合适的。要回去，最好在外取得一些拿得出的硬性材料，如多篇较高档次杂志上的论文，受奖证书等等，是相当有用的。这当然不容易，但就那么立即回去的话，起点会很低，艰苦程度远比在国外坚持要甚。
我知道的成功“海归”的学人中，自费留学至博士后工作结束，立即回国的几乎没有。往往是在国外大学、研究所坚持做研究员。即使并不稳定，但能有继续做下去的机会也就坚持做着。这就使他们在同国内单位谈的时候能真正做到谈不拢也不勉强。我所知道的一例成功“海归”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九十年代初出国留学，博士学位拿到后，一直做研究员，一期，二期，．．．，实力不错,但尚难达大学教授级别。他实施“海归”花了近两年时间，从态度上说极其稳健，谈不拢就不行动；从进展上说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直至最终到位。整个过程中，美国中国之间往复多趟，一方面做学术交流，一方面商谈自己的位置、待遇。他在人际关系上也下了大的功夫。认定了相关的官员，处到很铁的程度。具体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只知道这层关系也为他成功“海归”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现在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现在单位上的大课题中委派他领头者比例很大）。据较可靠的信息，给的待遇是，研究员职称（一级或二级不详），年薪二十万，住房一次性补贴近五十万，科研启动经费几十万（具体数目不详），另外，负责安排配偶的工作。基于自己的见闻我认为，这是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型”海归谈得比较成功的例子（启动经费上各成功者之间可能会有较大不同）。前几天看到“枫苑梦客”的博文（“谁把涂序新博士推下了大楼”），提到他“海归”朋友的待遇也正与此相仿。上述过程和数字可以给有“海归”考虑的朋友们做个参考。
也可能有部分学友因为一些原因希望短期内就能谈妥归国的。很典型的情况就是家里有婴儿，夫妇俩难以维持家庭的顺当运转，想立即回国安顿下来是很容易产生的念头。这种情况下，依然不能贸然行动，否则连一时的缓冲都做不到，而是越发事多，更难应付。挣不到工资，花积蓄也要坚持一段时间，要联系得稳妥合适。
以下几点要把握好：单位的选择上不一定拘泥于名门单位。可以找自己出国前的单位（不论有无名气），虽然根是拔掉了，但总还有个印记在那儿。总还有些人脉的吧？硕士时的导师还健在吧？如果他退休了，同学、师兄师弟的还有吧？有没有人脉情况可是大不相同的。
地区的选择上也不一定要去北京上海杭州等生活成本极高的城市。只要自己安排得好，只要不是太偏的地区，日子质量不会比在那些热门城市差。人扎堆的地方其实并不容易过得舒服。
回国更多地是为了过日子；如果回去是为学问上更有成就，那想得就有些不对路子了，那儿暂时还不太需要做学问的人。所以联系范围不一定局限于做研究的单位。
如果可能的话，在国外留条后路。在国内觉得实在难过，就再出来吧。在国外，辛苦难免，但有规矩、规则可以遵循，一切都不会太坏。
对于已经“海归”的朋友们，如果你一切顺利，作为同类学人，咱由衷为你高兴。如果已然觉得不对头，切记来日方长，人生中不顺的时候总是有的，但留得青山在，就不会更坏。心情上先缓一缓，国内节奏没有那么快，所以不能也无须着急上火。先吃上些老本也无所谓，在这种难堪时候当然要让钱为自己缓冲，争取时间，调节身心状态。环境不利的情况下有几个路子可以尝试。如果要在国内坚持的话，此时一定要和亲朋好友一起商讨对策（其实，回去之前就应该同他们好好联系，打探情况的）；其中有实力派的话，可以请求支持。在国内，切记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也可以考虑跳槽，一些实用知识、能力，比如外语，计算机等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是很有市场的，没有必要固执坚持一定要做研究。国内中大城市的高中教师，年薪十万左右的很常见。如果开补习班，年收三十万的不少见。你听到这样的信息怎么想？路子对了就顺了。此外当然还可以考虑再返回海外。
我们的祖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所处的时代是不同的。发达国家处于所谓的后工业化社会，我们中国则是在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途中（这么说也许不太精确，但不会相差太多）。工业化社会需要的人们的一些属性，如诚信，协力精神，勤勉，在我们中国尚未被视为必须，相反地那里的人们崇尚不顾一切地为利益争斗，尽管那些利益很可能只是过眼烟云，根本不得长久。然而，思维方式的转变是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保证说发展中国家将来肯定会成为发达国家，换言之，落后国家永远落后这种可能性也许更大。“海归”其实是选择了与发达国家全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即使得到的物质条件优越，也不一定心理上就能满意，所谓曾见沧海难为水。但那是我们的衣胞之地，有我们的父母亲人，有我们的根。老实说，“归”与“不归”的日子都有明显的缺陷，这也是作为中国人感到无奈的事情。人生几十年一百年，做选择时需要尽可能慎重，而一旦决定，就不要彷徨四顾，而是大胆向前吧。愿奋斗着的海外学友们能够心想事成，前途光明。愿神明保佑我们这群浪迹天涯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