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信力下降，网络火上浇油

　　《南都周刊》就杭州富家子胡斌撞死路人谭卓事件采访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时评专栏作者郭巍青。郭巍青认为，政府如果不能够在它的基本的政策和大环境方面建筑政府的公信力，它会连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没办法处理，特别在网络的条件下。

　　南都周刊：“5·7事故”演变成一个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是什么原因让这件事情受到如此多关注？

　　郭巍青（以下简称“郭”）：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这个社会凭借强权欺压弱势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是存在的，所以一旦将这个问题构造成一个“富家子弟开跑车在闹市区飙车撞死平常人”这样一个话题，就会引起公众的敏感。

　　第二个原因是，网络传播有快速、累积的特点，会互相形成一个“场”，把情绪调动起来。这两个特点，使得警方无论做什么，都会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解读。这是政府从来没有面对过的一个情况。

　　南都周刊：同样是公共事件，杭州似乎缺乏瓮安那样的背景。相反，杭州连续五年都在网络调查中被评为中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郭：为什么在一个看起来还比较平和、没有历史矛盾激发的大城市里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可能是因为公民对社会生活、对政府处理问题仍然存在着不信任的态度。而且他们希望有能力去参与以便保证这件事情获得公正的处理，但这种诉求通常不表现为一个大的政策诉求，而在一些和个人利益相关的，特别能刺激情绪的事件中爆发出来，比如说车祸。尽管杭州和瓮安不同，大学生和农民工不同，但就这个特征来说，其实和瓮安事件是一样的。

　　南：您刚才提到公众希望去参与公共事务，但在社会生活中，是不是缺乏这种参与的途径？

　　郭：我认为是很缺乏。举一个例子，关于强生婴儿护肤品有毒的事件，这件事情是美国的一家消费者组织提出来的，他们是通过一个组织主要对政策或者是对法律形成一种诉求。而这件事传到中国以后，则马上变为质疑强生公司有多黑心，最后妈妈们开始在相关论坛上互相讨论。这里就显示出中国在法律、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缺乏有组织的、有序的公众参与。

　　在中国，由于这些手段的缺乏，就只能表达为一种个人的愤怒，也不能对管理规定、政策法律的正确性进行一些比较合理的和更深程度的讨论，从而使大众产生了一种政府利用公权力进行压迫和损害个人利益的情绪。

白领群体更懂得利用网络

　　南都周刊：城市人群在这些公共事件中，有什么与以往不同的表现？

　　郭：死者是浙江大学的毕业生，这件事情就变成年轻的大学生和白领迅速地聚合，为一件事去争取，这和农民工群体不一样。这个群体懂得用网络、懂得传播。这是这次事件很新的一个特点。

　　他们能将网络为己所用，就是说他们能自己在网络上发帖、回帖，从而形成话题。农民工是被媒体追逐报道的对象，而不具备能主动在网络上发动讨论的能力。而这次飙车事件中的受害者的同学却能在网络上主动提供信息并立刻给市长写信，他们在手段上要比农民工理性和有效得多。

　　南都周刊：政府在车祸次日就公布了70码的说法，但为什么反应快速反而让民愤到达了新的高点。

　　郭：现在政府和民意正处在一个有点对立的博弈的过程当中。过去政府喜欢后发制人，改成现在这样及时说话，但及时说话又被网民以另外一种策略破解了，你一说话呢就变成了在网络上搞笑式的解读。

　　南都周刊：对政府来说这就变成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说得快也被人质疑，我不说话你们也觉得我不作为或者隐瞒了一些什么事情。

　　郭：政府要及时公布信息，及时面对公众，这肯定是一个方向，所以不能因为这样一些事情就反而又在倒退。但要注意技术性上的改进，如果涉及到冲突双方的话，就应该平衡地表达，把两边的意见都表达出来。完全可以说我们还需要时间去对这个事件做出一个检验，才能得出一个结论。而且不能有停顿，我必须把整个事情的进程告诉你。一有封杀的感觉立刻就会让公众的舆论和情绪变得更加不能控制。

　　南都周刊：事情发展到现在，还可能往哪个方向走？

　　郭：如果说这件事情确实跟城市管理的某些规定或者制度上的某些疏漏相关联，那么就应该指向这个漏洞推动政策上的改革，否则就会变成对肇事者一方的个人愤怒而已。从一个理性公民的角度说，目的不是整死你，而是使自己生活得更好。如果从更高层次想，就是怎样改变这个社会。我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局面，比如说促使杭州的警察找到从此根治这些飙车族的办法。

　　南都周刊：这次事件对各地方政府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很好的危机公关教程，尤其在处理网络传播方面，堵不如疏。

　　郭：总的来说，这种网络传播的效果是两面的。不好的一方面正如某些学者所担心的，再次重演司法屈服于舆论而加重判罚的可能性。但积极的意义在于，政府如果不能够在它的基本的政策和大环境方面建筑政府的公信力，它会连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没办法处理，特别在网络的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