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都是外地人：生活在上海的“硬盘”和“优盘”
广义的硬盘并无褒贬，凡是身份证号码不是以310开头的在沪中国人都被归纳在内，但硬盘还有几种变体：比如在春运时节，硬盘就变成了“移动硬盘”；而那些融入了上海生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令人无可挑剔的“好硬盘”，就可以被称为“优盘”。
凡身份证号码不是310开头的在沪中国人都被纳入"硬盘"的领域
第一财经周刊12月31日报道
“硬盘”
哪里竞争激烈，哪里生活压力大，哪里就会有“硬盘”这点事。
每天早晨开车去上班的路上，李欣都会和丈夫李莘聊起前一天在“宽带山”上看到的各种帖子，这是他们打发路上这三刻钟时间的一种方式。
宽带山是一个以上海本地网民为主要活跃人群的论坛，对在东北出生、江西长大的李莘来说，“山上”那些根据上海话发音写成的帖子实在是像天书一样难以看懂。“山上”的那些上海人在关注什么话题、又发明了什么新名词，李莘都是从妻子那里听来的。在大概三年前，当“硬盘”这个词刚刚出现在李欣的话题中时，李莘还不太明白它具体是指什么。
李欣告诉他，这个词是指在上海的外地人，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帖子里说“硬盘又如何如何”了，那么多半是在指责外地人，当一个帖子和硬盘搭上关系，多半没什么好事儿。
李莘对李欣的解释只能笑笑：“亏那些人想得出来。”
那些人的想象力其实远在李莘的意料之外。广义的硬盘并无褒贬，凡是身份证号码不是以310开头的在沪中国人都被归纳在内，但硬盘还有几种变体：比如在春运时节，硬盘就变成了“移动硬盘”；而那些融入了上海生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令人无可挑剔的“好硬盘”，就可以被称为“优盘”；与优盘相对的则被称作坏道的硬盘。
李莘22岁大学毕业后来上海工作，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他仍然不会说上海话，并且没有学说上海话的打算。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硬盘。他觉得这种标签挺可笑的，应该直接被无视。但是，他的妻子李欣就没法忽略这个词了，因为和李莘结婚，这个上海姑娘曾经在“宽带山”上被一大堆ID用难听的话攻击过。在几乎是上海人地盘的“宽带山”，像李欣这样的“名匪”———“宽带山”上人们自称“上山为匪”—嫁给外地人足够引起长时间的八卦兴趣。她在论坛里是女神级的人物：资格老、发帖多；观点犀利说话直接特别是身材高挑面孔漂亮。于是就有人质疑：你家那个硬盘很有钱吧，有房有车无贷款的那种对吧，所以你才嫁给他吧？李欣觉得这些帖子很可笑：“讨厌‘硬盘’ 的人总是觉得自己比外地人高贵，如果上海女生愿意嫁给外地人，只能是因为对方的经济实力达到了你的心理价位。”
其实李莘算得上是“优盘”——他在一家规模不算小的法资公司有一份高管以下、中层以上的工作，学历和薪水都不低，工作的专业性和竞争力也够强，但远远没到那些人当时所猜测的“很有钱”的地步。即使夫妇俩每个月的收入加起来超过两万元，在同龄人中不算低，却还是保持着俭省的生活习惯。看看李欣在宽带山上发的帖子就知道她是多会过日子，她甚至会告诉大家在制作结婚请柬时如何把成本从每张三块五压低到两块四。每个月除了最基本的开销外，剩下的钱全都放在一起用来还贷，每还掉一笔就清空帐户重头攒起，因此，平时两个人几乎没什么业余活动，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旅游还是三年前的海南岛蜜月之行，而每个月最大的支出也就是养车的那两千来块钱。
李欣一直庆幸自己当年及时买下这套60多万的小房子，虽然地段在远郊，距离市中心的车程有45分钟，但当时两家的积蓄加上跟亲戚朋友借的钱可以把房款一次付清，还亲戚的钱总比还商业贷款划算。去年李欣的母亲还用她的定期存款帮女儿女婿还了一笔钱，他们才终于把买房子时借的钱都还清了。
至于上班太远的问题，就靠那辆当时市价11万、省油的日本车来解决了。“车对我们来说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李欣算过，“如果我们每天坐地铁和黑车去上班，两个人加起来也得四十来块钱一个来回，而且单程就需要两个多小时，太费时间精力了。而且，那样就赶不上回家和父母一起吃饭，还得增加做饭的开销。”
现在他们没有还贷压力了，却有了新计划：李欣快要30岁了，他们正考虑要个孩子，到时候又会有新的开销。
不能不省。这不仅仅是李莘和李欣的生活状态。
上海越来越繁华，生活成本越来越高，衣食住行无一例外，对于每个普通的年轻人来说，日子都过得不那么轻松。
上海人一直眼热北京人，可以享受四毛钱的公交车票和两块钱全城随便乘的地铁票，但在上海居然就有“坐不起地铁”的人—坐地铁到稍为偏远的住宅区，单程就可能耗费掉6块钱甚至更多。今年夏天之后，出租车再次调价，计价器跳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欢快，对自己开车的人来说，汽油涨价自然也不是好消息。房价在2009年依然没有止住过上涨的速度，对于那些靠正常收入过日子、省下紧巴巴的购房预算的上海人来说，买房在最近两三年终于彻底变成了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与其买房，等待拆迁大概更现实一些。统计部门常常在媒体上解释为什么消费价格指数与百姓感受不同，可那些解释显然没法让人们真的放松。
开源比节流更难。根据上海市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2009年上海市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达到了85%，看起来还不错，但是人们从身边亲友或者从自己身上看到的现实，恐怕比数据更令人紧张：在六七年前，上海最普通的一本毕业生要找一份月薪3000左右的工作并不很难，现在这个标准恐怕要下降个 1/3。前些年，50多岁的上海阿姨爷叔如果想要打份工，很容易就能找到，但现在那些没什么学历要求的、比较低端的工作，也基本上被外地人包圆儿了，他们年轻力壮，要求的工资却和上海中老年人一样。
上海人感觉到不安全，不仅仅是因为工作难找和物价升高。每天走在市中心街道上的人流看起来就像十年前春节大采购时的样子，如果在交通高峰时间绕到人民广场地铁站看一看，汹涌的人潮让人看着害怕。这种状况在其他大城市，比如北京，也在发生，你或许可以用“城市本来就是在扩张和变化的”来描述，但新闻里的数字还是很惊人：12月24日，新闻里说上海的人口超过了2000万，其中只有67%是户籍人口—仅仅几个月前，前面那个数字还是1900 万。而这还只是记录在案的数据。并且在很多人看来，有户籍人口中也有相当多的“硬盘”—在大城市中，上海的户籍政策是比较宽松的。
如果仅仅是这样也没关系，当本地人把这个城市里最糟糕的事情，比如刑事犯罪、车祸等与外地人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不难理解他们的紧张了。
到处都是外地人。
他们中的不少人愿意以更低的价格来做同一份工，于是被认为抢走上海人的饭碗；他们中的一些人不那么讲究礼仪秩序和卫生，于是被指责为让上海变得脏乱和缺乏规矩的原因。仅仅感觉到生存空间被侵犯—说“分享”也许稍微温和些，还不足以让宽带山上的上海人那么不满意、那么不耐烦。惹怒他们的是一部分外地人 “诡异”的思维方式：明明身在这个城市并且想要留下继续生活，却不遗余力地在任何可以发表见解的地方指责上海和上海人的种种不是。这种指责是不容反驳的，不然就更体现了上海人的小气。
“硬盘”这个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
需要发泄不满的上海网民不只是宽带山上的那些，宽带山只是其中看起来态度尤为激烈、意见尤为集中的一支。只是，起初他们的表达过于粗暴，于是“外地 ”和“外地人”这两个词被论坛管理方屏蔽了，可紧接着，“外地”的首字母“WD”，就被首字母同样是WD的“西部数据”公司（Western Digitals）的产品“硬盘”取而代之。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用其拼音首字母“YP”来代替它。在开心网有了转帖功能后，来自宽带山的帖子被大量转载，“硬盘”以及它的衍生词“优盘”和“坏道硬盘”的流行速度变得更快，习惯用“硬盘”来代替“外地人”的上海人很快就不止是山上的TF（“土匪”的首字母）们了。对于那些不会讲上海话并且对上海文化不感冒的外地人，这些人只需要用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就可以为他们贴上标签了。
过去，24小时便利店的中年店员阿姨们总让外地人觉得很不客气，实际上她们未必针对谁，她们对谁都那样，就像著名的北京公交售票员。可是现在，真正冰冷的目光来自于那些年轻人。那些“硬盘”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侵犯了他们的生存空间，抢夺了他们的生存资源。
来自年轻人的歧视让问题显得更加严重。年轻人本来不该是这样。
上海人周文杰刚满30岁，开着一家房产中介，规模很小，一个月卖掉两三套房子就够生活。公司有全套合法的资质，所以他有时也帮别人做一些文书合同来赚些手续费。
两年前他离开IT行业，转行做了房产中介。虽然赚不到大钱，但可以多点时间照顾家里。2007年市场好的时候，他的公司有5个人，除了一两位上海阿姨外，几个年轻员工都是外地人，一个月都可以赚到将近两万块。现在市场不好，就剩下他和上海阿姨两个人了。阿姨在办公室里守着，他在外面忙，“合同我来签，交易中心我去跑。”一个月做两套房子，差不多每套75万左右成交额，1%提成就是1.5万块。去掉租金、水电费之类的固定费用大概4500块，剩下的万把块他就和阿姨分一下，“收入也就刚够过日子而已。”
周文杰相信公司的生意还会再火起来，但“就算生意又红火了，我也不敢再找外地人了。在我这里工作过的外地人中，有为人十分单纯老实的，但那样的人不会卖房子，对业务没帮助；也有很会卖房子很精明的，但直到那个人跳槽了，我才从客户那里得知他‘飞单子’，把我们公司的房源拿到别的公司去做，再跟别的公司分账。”他还曾经被其它中介的人跟踪，当客户想要在他的公司挂牌出售房产，竞争对手的业务员就会在他们谈完之后跟踪客户，说服客户把房子挂到他们家去卖。“这类事情太多了，防不胜防，能堵住多少算多少。”
“做那种事情的多数是外地业务员，上海人不大会那样做的。”周文杰能理解—这些人的生存压力太大了。
在小的中介公司，业务员一个月底薪只有800元，在这个基础上再拿提成。即使在大公司，底薪也只有1200元左右。要多拿提成，就要想一些“不上台面”的办法。“外地人在上海没退路，他们对金钱的敏感度比本地人高。这既是他们工作更努力更拼命的原因，也是他们可能私下不择手段的原因，”周文杰说，“ 说到底，谁不想多赚点外快啊，只不过外快对他们来说更重要。”
也因为自己是上海人，有退路，周文杰才会对客户有所要求。
他的房屋买卖业务客户中大部分双方都是上海人，但租赁业务中的客户中就有很多外地人：有些人工作体面、收入高，对价格并不敏感；但更多的是那些初来上海，或者工作了几年仍然收入很低的、对价格很敏感的外地人。“这些人只肯出500块跟人合租房子，但是对房间还要求不低，因为对他们来说，每一分钱都必须花得很值，一分钱恨不得拗成两爿花，五百块最好有一千块的效果。所以带这类客户去看房子是最累的，最后赚是赚不到什么钱，但是往往要跑很多次。”他现在尽量避免做这类中介。
从两年半之前开出这家公司、重新回到房产中介行业开始，周文杰就对外地人小心翼翼。在做IT项目的时候，因为到处出差，交到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外地人，甚至和一些外地女生正经交往过。每个地方的人身上都有他喜欢的性格。但现在，他开始对身边出现的外地人敬而远之—那些人要么是他的对手，要跟他争资源抢财路；要么试图从他手中获得比应得的更多的东西。
“像我这样的小中介在上海有几千家，其中很多是没有正规执照的。而这些没有执照的中介，绝大部分是外地人开的。”这些没有执照的公司，就是周文杰最大的竞争对手，不仅仅因为它们的经营成本更低，更因为它们抢夺资源的手段往往更强势。
他最担心的是，在市场低迷的时候难得的房源又被别人抢走。每个月的房租和给员工的薪水是肯定要出的，如果房子一套也卖不掉，他和店里的阿姨就都没饭吃。好在这样的事情目前还没有发生。
“硬盘”生活压力大，上海本地人压力同样也不小。
“博士”对“硬盘”的解读和周文杰不一样，他相信真正让上海人感受危机的是外来者“拓展生存空间时的无规则竞争”。
从中科院拿到博士学位后，“博士”就一直在上海的一所理工科大学担任讲师。他语速很快，口头表达会带有一种大学老师特有的书面感：“所谓口碑不好的地区都是经济上落后的。因为对生存资源的竞争太激烈了，地域文化就比较功利，在那种环境中长大的人可能为了争取机会就能不择手段。外地人本来就对上海人的生存空间和就业机会造成了挤压，再加上其中一部分人的过分表现，上海人就会有反弹和抗议，所以本质上是经济的原因。”
他的这番理论在宽带山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在“山上”，“博士”是一个积极分子，甚至不少人觉得他可以算作“隐形版主”。他是这个论坛上少数几个一呼百应的著名ID之一，常常组织宽带山的线下聚会活动，见过的TF不下千人，且拥有大批拥趸—李欣也是其中之一。
“博士”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做了很多和上海有关的事情，比如牵头在宽带山上做过一个以保护上海话为主题的网络电台（后来因为管理制度上的问题而停掉了）；比如他做了一个叫做“爱看上海”的网站（iseesh.com），现在仍在运作，主题是提倡上海方言、光大海派文化。
他与宽带山上的大批拥趸最大的不同是，他是一个“硬盘”。
2003年，他在大连拿到硕士学位后，可以在北京和上海之间选择一处读博，他选了上海：“这里的人强调做人要 ‘拎得清’，很实惠。要说排外，上海可能是各个地方里面最不厉害的。”
在中科院，他的导师和同学都是知识分子，客气又周到。就连那些实验室管理员阿姨，她们也显得很友好很和气。
他说：“我觉得，上海男人真的很 贤惠。这不是贬义词，但我只能这么形容，你要知道，这种境界是很高的。”
这个33岁的湖北人在上海已经呆了6年。他现在能完全听懂上海话，但几乎从不开口说。他觉得从嘴里发出的音节总是和自己脑子里想到的发音不一样，是一口“洋泾浜”。他热爱上海，为了上海，有些事他愿意改变，比如聚会吃饭时不再用自己的筷子给人夹菜了，但有些事情他没改，比如他始终不喜欢AA制。
虽然身为“硬盘”，可“博士”对上海文化的关注比多数上海人都多。他悲观地认为沪语的生命力不强，就更觉得应该为之做点儿什么。
很难相信的一个事实是，上海人如果在自己不熟悉的街区迷了路，都不太敢用上海话问路。还有很多外地人在学校里做老师，他们无论在课堂上还是下课后，都只说普通话，并且规定孩子们不许在学校里说上海话，以至于很多“00后”的小朋友都不会说正宗上海话了。
同样忧心忡忡的是上海的年轻人。80后的上海小青年们相信自己担负着传承沪语的重任，还发起了保护上海话活动—其实也说不上多么具体的行动，大部分人也就是在开心网或者群发邮件里贴上一张写着“I Love Shanghai”大标题的海报，海报上宣誓要理直气壮地在“上海”对“上海人”说“上海话”而已。实际上这也是对“那些嚣张无理的硬盘”的一种反击。曾经，有过许多次，在不同的公开媒体上，一些在沪外地人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上海人不应该在公共场合说上海话，这是对外地人的不尊重。
这就叫“不尊重”？上海人一开始是愤怒，会认真地争辩反驳—当《新民晚报》和电台“990评论”中也出现这种说法时，报社和电台的热线就要迎来接连不断的争辩电话。
其实争辩最多的无外是两点：一是上海一向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纳一代又一代的“外地人”在这里生活和成功；二是不论从人才引进还是就业制度上，上海显然是做得相当不错的。
但仅仅是“难懂”的上海话一项，就可以使很多争辩付诸东流。渐渐地，似乎双方都放弃了沟通，与其争辩，不如调侃。
12月23日，在上海的动感101频率“音乐早餐”节目中，两位上海籍80后主持人像平时一样在闲聊中插入一些上海话，在临近节目尾声时，他们收到了一位在沪外地听众的短信，说“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于是有了主持人晓君那段著名的回应：“请你以团成一个团的姿势，慢慢地、比较圆润地离开这座令你讨厌的城市和令你讨厌的人。”
这位1987年出生的“小男生”在这一天成了宽带山上保护上海话的英雄。这个几乎触及多个主持大忌的回应让他在第五天做出书面道歉。但“团成团，圆润地离开”不可避免地成了网络上的流行语。
这事儿真的挺矛盾。那些觉得晓君是英雄的宽带山TF（土匪）大部分都有交往得很好的外地同事和朋友，他们并不真的觉得自己身边的这些外地人需要“抱成团，圆润地离开”；那些在网上提起“硬盘”就不屑的上海人，即使是说话最刻薄的那些，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朋友圈里就没有外地人，当他们在生活中和一个个的外地人打交道时，大部分人还是客客气气的。
可是，当“硬盘”作为一个整体出现时，在上海人的心里，“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就立刻清晰起来。当资源需要花力气去竞争—比如，要争房子、要争工作、要争升职机会，甚至要争地铁上的一个座位的时候，“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就会变得很紧张。只要对资源的竞争还存在，这矛盾就会一直继续下去。
其实，资源稀缺带来的困惑在哪儿都差不多。如果按族裔分，印度人是英国平均收入排名最高的族裔，当白人们为失业愁苦时，看着那些来英国读了PhD.又留下来占了份高薪职位的印度人，嘴里也不会说好话；在法国的阿拉伯人，在德国的土耳其人，还有那些在西欧国家到处打工的波兰人，甚至在美国拿了绿卡的来自中国各地的精英们，在北京的上海人们，也正在他们落地生根的那些国家或城市体会着“硬盘”身份。
哪里竞争激烈，哪里生活压力大，哪里就会有“硬盘”这点事。
“海纳百川”，这是上海这座移民城市历史上和现在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城市精神，它之所以能够延续上百年，原因就在于上海的自信。如何能更自信起来，可能这才是“硬盘”难题的唯一正解。
第一财经周刊12月31日报道
“硬盘”
哪里竞争激烈，哪里生活压力大，哪里就会有“硬盘”这点事。
每天早晨开车去上班的路上，李欣都会和丈夫李莘聊起前一天在“宽带山”上看到的各种帖子，这是他们打发路上这三刻钟时间的一种方式。
宽带山是一个以上海本地网民为主要活跃人群的论坛，对在东北出生、江西长大的李莘来说，“山上”那些根据上海话发音写成的帖子实在是像天书一样难以看懂。“山上”的那些上海人在关注什么话题、又发明了什么新名词，李莘都是从妻子那里听来的。在大概三年前，当“硬盘”这个词刚刚出现在李欣的话题中时，李莘还不太明白它具体是指什么。
李欣告诉他，这个词是指在上海的外地人，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帖子里说“硬盘又如何如何”了，那么多半是在指责外地人，当一个帖子和硬盘搭上关系，多半没什么好事儿。
李莘对李欣的解释只能笑笑：“亏那些人想得出来。”
那些人的想象力其实远在李莘的意料之外。广义的硬盘并无褒贬，凡是身份证号码不是以310开头的在沪中国人都被归纳在内，但硬盘还有几种变体：比如在春运时节，硬盘就变成了“移动硬盘”；而那些融入了上海生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令人无可挑剔的“好硬盘”，就可以被称为“优盘”；与优盘相对的则被称作坏道的硬盘。
李莘22岁大学毕业后来上海工作，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他仍然不会说上海话，并且没有学说上海话的打算。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硬盘。他觉得这种标签挺可笑的，应该直接被无视。但是，他的妻子李欣就没法忽略这个词了，因为和李莘结婚，这个上海姑娘曾经在“宽带山”上被一大堆ID用难听的话攻击过。在几乎是上海人地盘的“宽带山”，像李欣这样的“名匪”———“宽带山”上人们自称“上山为匪”—嫁给外地人足够引起长时间的八卦兴趣。她在论坛里是女神级的人物：资格老、发帖多；观点犀利说话直接特别是身材高挑面孔漂亮。于是就有人质疑：你家那个硬盘很有钱吧，有房有车无贷款的那种对吧，所以你才嫁给他吧？李欣觉得这些帖子很可笑：“讨厌‘硬盘’ 的人总是觉得自己比外地人高贵，如果上海女生愿意嫁给外地人，只能是因为对方的经济实力达到了你的心理价位。”
其实李莘算得上是“优盘”——他在一家规模不算小的法资公司有一份高管以下、中层以上的工作，学历和薪水都不低，工作的专业性和竞争力也够强，但远远没到那些人当时所猜测的“很有钱”的地步。即使夫妇俩每个月的收入加起来超过两万元，在同龄人中不算低，却还是保持着俭省的生活习惯。看看李欣在宽带山上发的帖子就知道她是多会过日子，她甚至会告诉大家在制作结婚请柬时如何把成本从每张三块五压低到两块四。每个月除了最基本的开销外，剩下的钱全都放在一起用来还贷，每还掉一笔就清空帐户重头攒起，因此，平时两个人几乎没什么业余活动，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旅游还是三年前的海南岛蜜月之行，而每个月最大的支出也就是养车的那两千来块钱。
李欣一直庆幸自己当年及时买下这套60多万的小房子，虽然地段在远郊，距离市中心的车程有45分钟，但当时两家的积蓄加上跟亲戚朋友借的钱可以把房款一次付清，还亲戚的钱总比还商业贷款划算。去年李欣的母亲还用她的定期存款帮女儿女婿还了一笔钱，他们才终于把买房子时借的钱都还清了。
至于上班太远的问题，就靠那辆当时市价11万、省油的日本车来解决了。“车对我们来说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李欣算过，“如果我们每天坐地铁和黑车去上班，两个人加起来也得四十来块钱一个来回，而且单程就需要两个多小时，太费时间精力了。而且，那样就赶不上回家和父母一起吃饭，还得增加做饭的开销。”
现在他们没有还贷压力了，却有了新计划：李欣快要30岁了，他们正考虑要个孩子，到时候又会有新的开销。
不能不省。这不仅仅是李莘和李欣的生活状态。
上海越来越繁华，生活成本越来越高，衣食住行无一例外，对于每个普通的年轻人来说，日子都过得不那么轻松。
上海人一直眼热北京人，可以享受四毛钱的公交车票和两块钱全城随便乘的地铁票，但在上海居然就有“坐不起地铁”的人—坐地铁到稍为偏远的住宅区，单程就可能耗费掉6块钱甚至更多。今年夏天之后，出租车再次调价，计价器跳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欢快，对自己开车的人来说，汽油涨价自然也不是好消息。房价在2009年依然没有止住过上涨的速度，对于那些靠正常收入过日子、省下紧巴巴的购房预算的上海人来说，买房在最近两三年终于彻底变成了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与其买房，等待拆迁大概更现实一些。统计部门常常在媒体上解释为什么消费价格指数与百姓感受不同，可那些解释显然没法让人们真的放松。
开源比节流更难。根据上海市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2009年上海市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达到了85%，看起来还不错，但是人们从身边亲友或者从自己身上看到的现实，恐怕比数据更令人紧张：在六七年前，上海最普通的一本毕业生要找一份月薪3000左右的工作并不很难，现在这个标准恐怕要下降个 1/3。前些年，50多岁的上海阿姨爷叔如果想要打份工，很容易就能找到，但现在那些没什么学历要求的、比较低端的工作，也基本上被外地人包圆儿了，他们年轻力壮，要求的工资却和上海中老年人一样。
上海人感觉到不安全，不仅仅是因为工作难找和物价升高。每天走在市中心街道上的人流看起来就像十年前春节大采购时的样子，如果在交通高峰时间绕到人民广场地铁站看一看，汹涌的人潮让人看着害怕。这种状况在其他大城市，比如北京，也在发生，你或许可以用“城市本来就是在扩张和变化的”来描述，但新闻里的数字还是很惊人：12月24日，新闻里说上海的人口超过了2000万，其中只有67%是户籍人口—仅仅几个月前，前面那个数字还是1900 万。而这还只是记录在案的数据。并且在很多人看来，有户籍人口中也有相当多的“硬盘”—在大城市中，上海的户籍政策是比较宽松的。
如果仅仅是这样也没关系，当本地人把这个城市里最糟糕的事情，比如刑事犯罪、车祸等与外地人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不难理解他们的紧张了。
到处都是外地人。
他们中的不少人愿意以更低的价格来做同一份工，于是被认为抢走上海人的饭碗；他们中的一些人不那么讲究礼仪秩序和卫生，于是被指责为让上海变得脏乱和缺乏规矩的原因。仅仅感觉到生存空间被侵犯—说“分享”也许稍微温和些，还不足以让宽带山上的上海人那么不满意、那么不耐烦。惹怒他们的是一部分外地人 “诡异”的思维方式：明明身在这个城市并且想要留下继续生活，却不遗余力地在任何可以发表见解的地方指责上海和上海人的种种不是。这种指责是不容反驳的，不然就更体现了上海人的小气。
“硬盘”这个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
需要发泄不满的上海网民不只是宽带山上的那些，宽带山只是其中看起来态度尤为激烈、意见尤为集中的一支。只是，起初他们的表达过于粗暴，于是“外地 ”和“外地人”这两个词被论坛管理方屏蔽了，可紧接着，“外地”的首字母“WD”，就被首字母同样是WD的“西部数据”公司（Western Digitals）的产品“硬盘”取而代之。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用其拼音首字母“YP”来代替它。在开心网有了转帖功能后，来自宽带山的帖子被大量转载，“硬盘”以及它的衍生词“优盘”和“坏道硬盘”的流行速度变得更快，习惯用“硬盘”来代替“外地人”的上海人很快就不止是山上的TF（“土匪”的首字母）们了。对于那些不会讲上海话并且对上海文化不感冒的外地人，这些人只需要用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就可以为他们贴上标签了。
过去，24小时便利店的中年店员阿姨们总让外地人觉得很不客气，实际上她们未必针对谁，她们对谁都那样，就像著名的北京公交售票员。可是现在，真正冰冷的目光来自于那些年轻人。那些“硬盘”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侵犯了他们的生存空间，抢夺了他们的生存资源。
来自年轻人的歧视让问题显得更加严重。年轻人本来不该是这样。
上海人周文杰刚满30岁，开着一家房产中介，规模很小，一个月卖掉两三套房子就够生活。公司有全套合法的资质，所以他有时也帮别人做一些文书合同来赚些手续费。
两年前他离开IT行业，转行做了房产中介。虽然赚不到大钱，但可以多点时间照顾家里。2007年市场好的时候，他的公司有5个人，除了一两位上海阿姨外，几个年轻员工都是外地人，一个月都可以赚到将近两万块。现在市场不好，就剩下他和上海阿姨两个人了。阿姨在办公室里守着，他在外面忙，“合同我来签，交易中心我去跑。”一个月做两套房子，差不多每套75万左右成交额，1%提成就是1.5万块。去掉租金、水电费之类的固定费用大概4500块，剩下的万把块他就和阿姨分一下，“收入也就刚够过日子而已。”
周文杰相信公司的生意还会再火起来，但“就算生意又红火了，我也不敢再找外地人了。在我这里工作过的外地人中，有为人十分单纯老实的，但那样的人不会卖房子，对业务没帮助；也有很会卖房子很精明的，但直到那个人跳槽了，我才从客户那里得知他‘飞单子’，把我们公司的房源拿到别的公司去做，再跟别的公司分账。”他还曾经被其它中介的人跟踪，当客户想要在他的公司挂牌出售房产，竞争对手的业务员就会在他们谈完之后跟踪客户，说服客户把房子挂到他们家去卖。“这类事情太多了，防不胜防，能堵住多少算多少。”
“做那种事情的多数是外地业务员，上海人不大会那样做的。”周文杰能理解—这些人的生存压力太大了。
在小的中介公司，业务员一个月底薪只有800元，在这个基础上再拿提成。即使在大公司，底薪也只有1200元左右。要多拿提成，就要想一些“不上台面”的办法。“外地人在上海没退路，他们对金钱的敏感度比本地人高。这既是他们工作更努力更拼命的原因，也是他们可能私下不择手段的原因，”周文杰说，“ 说到底，谁不想多赚点外快啊，只不过外快对他们来说更重要。”
也因为自己是上海人，有退路，周文杰才会对客户有所要求。
他的房屋买卖业务客户中大部分双方都是上海人，但租赁业务中的客户中就有很多外地人：有些人工作体面、收入高，对价格并不敏感；但更多的是那些初来上海，或者工作了几年仍然收入很低的、对价格很敏感的外地人。“这些人只肯出500块跟人合租房子，但是对房间还要求不低，因为对他们来说，每一分钱都必须花得很值，一分钱恨不得拗成两爿花，五百块最好有一千块的效果。所以带这类客户去看房子是最累的，最后赚是赚不到什么钱，但是往往要跑很多次。”他现在尽量避免做这类中介。
从两年半之前开出这家公司、重新回到房产中介行业开始，周文杰就对外地人小心翼翼。在做IT项目的时候，因为到处出差，交到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外地人，甚至和一些外地女生正经交往过。每个地方的人身上都有他喜欢的性格。但现在，他开始对身边出现的外地人敬而远之—那些人要么是他的对手，要跟他争资源抢财路；要么试图从他手中获得比应得的更多的东西。
“像我这样的小中介在上海有几千家，其中很多是没有正规执照的。而这些没有执照的中介，绝大部分是外地人开的。”这些没有执照的公司，就是周文杰最大的竞争对手，不仅仅因为它们的经营成本更低，更因为它们抢夺资源的手段往往更强势。
他最担心的是，在市场低迷的时候难得的房源又被别人抢走。每个月的房租和给员工的薪水是肯定要出的，如果房子一套也卖不掉，他和店里的阿姨就都没饭吃。好在这样的事情目前还没有发生。
“硬盘”生活压力大，上海本地人压力同样也不小。
“博士”对“硬盘”的解读和周文杰不一样，他相信真正让上海人感受危机的是外来者“拓展生存空间时的无规则竞争”。
从中科院拿到博士学位后，“博士”就一直在上海的一所理工科大学担任讲师。他语速很快，口头表达会带有一种大学老师特有的书面感：“所谓口碑不好的地区都是经济上落后的。因为对生存资源的竞争太激烈了，地域文化就比较功利，在那种环境中长大的人可能为了争取机会就能不择手段。外地人本来就对上海人的生存空间和就业机会造成了挤压，再加上其中一部分人的过分表现，上海人就会有反弹和抗议，所以本质上是经济的原因。”
他的这番理论在宽带山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在“山上”，“博士”是一个积极分子，甚至不少人觉得他可以算作“隐形版主”。他是这个论坛上少数几个一呼百应的著名ID之一，常常组织宽带山的线下聚会活动，见过的TF不下千人，且拥有大批拥趸—李欣也是其中之一。
“博士”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做了很多和上海有关的事情，比如牵头在宽带山上做过一个以保护上海话为主题的网络电台（后来因为管理制度上的问题而停掉了）；比如他做了一个叫做“爱看上海”的网站（iseesh.com），现在仍在运作，主题是提倡上海方言、光大海派文化。
他与宽带山上的大批拥趸最大的不同是，他是一个“硬盘”。
2003年，他在大连拿到硕士学位后，可以在北京和上海之间选择一处读博，他选了上海：“这里的人强调做人要 ‘拎得清’，很实惠。要说排外，上海可能是各个地方里面最不厉害的。”
在中科院，他的导师和同学都是知识分子，客气又周到。就连那些实验室管理员阿姨，她们也显得很友好很和气。
他说：“我觉得，上海男人真的很 贤惠。这不是贬义词，但我只能这么形容，你要知道，这种境界是很高的。”
这个33岁的湖北人在上海已经呆了6年。他现在能完全听懂上海话，但几乎从不开口说。他觉得从嘴里发出的音节总是和自己脑子里想到的发音不一样，是一口“洋泾浜”。他热爱上海，为了上海，有些事他愿意改变，比如聚会吃饭时不再用自己的筷子给人夹菜了，但有些事情他没改，比如他始终不喜欢AA制。
虽然身为“硬盘”，可“博士”对上海文化的关注比多数上海人都多。他悲观地认为沪语的生命力不强，就更觉得应该为之做点儿什么。
很难相信的一个事实是，上海人如果在自己不熟悉的街区迷了路，都不太敢用上海话问路。还有很多外地人在学校里做老师，他们无论在课堂上还是下课后，都只说普通话，并且规定孩子们不许在学校里说上海话，以至于很多“00后”的小朋友都不会说正宗上海话了。
同样忧心忡忡的是上海的年轻人。80后的上海小青年们相信自己担负着传承沪语的重任，还发起了保护上海话活动—其实也说不上多么具体的行动，大部分人也就是在开心网或者群发邮件里贴上一张写着“I Love Shanghai”大标题的海报，海报上宣誓要理直气壮地在“上海”对“上海人”说“上海话”而已。实际上这也是对“那些嚣张无理的硬盘”的一种反击。曾经，有过许多次，在不同的公开媒体上，一些在沪外地人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上海人不应该在公共场合说上海话，这是对外地人的不尊重。
这就叫“不尊重”？上海人一开始是愤怒，会认真地争辩反驳—当《新民晚报》和电台“990评论”中也出现这种说法时，报社和电台的热线就要迎来接连不断的争辩电话。
其实争辩最多的无外是两点：一是上海一向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纳一代又一代的“外地人”在这里生活和成功；二是不论从人才引进还是就业制度上，上海显然是做得相当不错的。
但仅仅是“难懂”的上海话一项，就可以使很多争辩付诸东流。渐渐地，似乎双方都放弃了沟通，与其争辩，不如调侃。
12月23日，在上海的动感101频率“音乐早餐”节目中，两位上海籍80后主持人像平时一样在闲聊中插入一些上海话，在临近节目尾声时，他们收到了一位在沪外地听众的短信，说“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于是有了主持人晓君那段著名的回应：“请你以团成一个团的姿势，慢慢地、比较圆润地离开这座令你讨厌的城市和令你讨厌的人。”
这位1987年出生的“小男生”在这一天成了宽带山上保护上海话的英雄。这个几乎触及多个主持大忌的回应让他在第五天做出书面道歉。但“团成团，圆润地离开”不可避免地成了网络上的流行语。
这事儿真的挺矛盾。那些觉得晓君是英雄的宽带山TF（土匪）大部分都有交往得很好的外地同事和朋友，他们并不真的觉得自己身边的这些外地人需要“抱成团，圆润地离开”；那些在网上提起“硬盘”就不屑的上海人，即使是说话最刻薄的那些，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朋友圈里就没有外地人，当他们在生活中和一个个的外地人打交道时，大部分人还是客客气气的。
可是，当“硬盘”作为一个整体出现时，在上海人的心里，“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就立刻清晰起来。当资源需要花力气去竞争—比如，要争房子、要争工作、要争升职机会，甚至要争地铁上的一个座位的时候，“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就会变得很紧张。只要对资源的竞争还存在，这矛盾就会一直继续下去。
其实，资源稀缺带来的困惑在哪儿都差不多。如果按族裔分，印度人是英国平均收入排名最高的族裔，当白人们为失业愁苦时，看着那些来英国读了PhD.又留下来占了份高薪职位的印度人，嘴里也不会说好话；在法国的阿拉伯人，在德国的土耳其人，还有那些在西欧国家到处打工的波兰人，甚至在美国拿了绿卡的来自中国各地的精英们，在北京的上海人们，也正在他们落地生根的那些国家或城市体会着“硬盘”身份。
哪里竞争激烈，哪里生活压力大，哪里就会有“硬盘”这点事。
“海纳百川”，这是上海这座移民城市历史上和现在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城市精神，它之所以能够延续上百年，原因就在于上海的自信。如何能更自信起来，可能这才是“硬盘”难题的唯一正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