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家中央级媒体经营不善停办 员工抱在一起痛哭(图)

　　
　　
　　8月28日，一则“关于《中华新闻报》社清算公告”出现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头版。此前一天，这则公告张贴在中华新闻报社的一面玻璃墙上。

　　这份创办了16年之久，发行量曾达到10多万份的《中华新闻报》走到了终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从新闻出版总署获悉，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家中央级新闻报纸倒闭。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中华新闻报》没有通过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年检，按规定尚有一段运行时间，但其主办单位没有等到限期，提前主动申请停办清算，停办的原因是：“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无法继续正常出版”。

　　　　“报社怎么就这么没了”

　　“报纸倒掉了？真的？”8月27日中午，原《中华新闻报》法制版编辑孙立(应其要求用化名)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还以为朋友在和她开玩笑。当她确认报纸停刊是真的时，感到非常震惊，“报社怎么就这么没了！”

　　她的朋友是从当天上午召开的会议上获悉报纸停刊这一消息的。

　　那是中华新闻报社的最后一次会议。《中华新闻报》的主办单位，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记协”)两位负责人和北京市法度律师事务所两位律师来到中华新闻报社，召开职工大会。会上宣读了由中国记协申请、经新闻出版总署新出审字【2009】319号文件批文，正式停办《中华新闻报》。

　　会上同时宣布成立《中华新闻报》清算小组，处理报社债权、债务清算及人员安置解散等善后工作，并办理报社注销登记手续。

　　据悉，当天在报社的员工基本上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听到停刊的消息时，绝大多数人的反应是：震惊。

　　“这间原先是我的办公间，现在什么都没了，这么多年的一张报纸，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了。”9月15日下午，在中华新闻报工作多年的王名(应其要求用化名)推开一扇门，指着灰尘满地的办公室说。

　　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29号旭捷大厦8层，是原《中华新闻报》的办公地。整个8层的大平面被玻璃门隔断成数间办公室，大多数房间中已无任何办公物品，只有几处房间的玻璃门上还贴着“视点观察部”、“专刊专题部”等字样。“以往这个时间，是报社最热闹的时候，现在人去楼空。”9月15日中午，孙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一位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中华新闻报》的停刊“与年检没有通过有关”。几位受访的原《中华新闻报》职工也向记者证实该报在2008年度的报刊年检中没有通过。

　　“其实近几年报纸年检都非常靠后，但通过努力都还通过了，这一次，是真的不行了。”原中华新闻报社行政部门职工王美(应其要求用化名)说。

　　自称知情的王美透露，年检没有通过主要是卡在经营方面。“这一年来，报社的经营状况越来越差。”《中华新闻报》安全版编辑郭国荣也证实说。

　　“很多员工都是四五个月没有领一分钱工资，有的员工甚至一年都没有领过工资了。”“困难的时候，采访等日常的开支都是我们部门的员工自行垫付的。”一些原《中华新闻报》员工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反映。

　　“作为‘自筹自支、事业编制’的媒体单位，很多报纸的生存状况都不是很好，大都硬撑着，但没想到这一次我们却走在前头了。”王美说。

　　她认为，没有找到适当的盈利模式是报纸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这份报纸”

　　“我们一线采编人员一直没有放弃这份报纸，我们中间的很多人，为了报纸能够顺利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郭国荣说。

　　据该报一些员工介绍，近些年来中华新闻报社经济状况一直不是很理想。报社上下也都在努力改变这种不利的境况，“去年的总收入比以往还略微多一点。”

　　但2009年的经营情况却急转直下，与2008年同期相比，收入出现大幅度的下滑。“(从)大的方面说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直接的原因就是报社2006年创办的专刊被砍掉了。”郭国荣说。

　　专题专刊是中国行业报独有的报道模式，它常常是为一些需要宣传的企业或单位进行集中报道，同时这些企业单位以各种形式支付一定费用。由于许多报纸运行经费不足，这种模式被广泛使用。《中华新闻报》曾创办有12个专刊。王美透露，专刊部人员都有不等的盈利任务，因此存在违反新闻职业规范的巨大风险，“主管单位果断停掉专题专刊是对的。”

　　就在《中华新闻报》宣布停刊的前几天，《山西日报》上刊登的一则消息引起社会的关注：8月16日，两名假记者涉嫌敲诈被山西省繁峙县警方刑事拘留。经查，这两名自称中华新闻报社记者当中，一人叫张文辉，持中华新闻报社的工作证，自称为报社行风编辑部副主任；另一人叫张海峰，无任何新闻媒体证件，自称为报社行风编辑部编辑。

　　王美承认，专题专刊的收入占报社总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专题专刊没了，收入就受到了很大影响。”

　　面对困境，报社一直都没有放弃自救的努力。

　　最近的一次改革是在2009年5月，《中华新闻报》来了新总编，进行了新一轮改版，对报纸内容进行了重大调整。“改版的时候大家都积极向上，想以全新的面貌大干一场扭转报社的颓势。”王美说。

　　改版的同时，报社实施“竞聘上岗”，一个栏目(版面)只保留3名员工，10多人下岗分流。中华新闻报社试图通过竞聘的方式，分流一批员工，以减轻沉重的经济压力。

　　经营部门停办专刊后也还在与企业开展合作，试图以更正规的方式争取收入。在搜索引擎中搜索“中华新闻报”，便可以发现很多该报经营部门发布的合作广告。最近的一条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报社将举行一系列大型活动，诚邀广告公司和文化公司的加盟与合作。”

　　但《中华新闻报》还没有撑到国庆节那一天便突然停刊了。

　　2009年8月21日，星期五，《中华新闻报》出版了最后一期。

　　“收拾好东西，我们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

　　“9月7日前须将物品清理完毕”，今年7月请了长假的孙立9月2日回到报社时，在她的办公室门口看到这样一份敦促员工清理物品的通知。当时报社“已经没几个人在了，一片冷冷清清”。

　　“当大家收拾好各自的东西要离开报社时，很多同事抱在一起哭了一场。”王美说，“我们很多员工从创刊开始就在报社工作，工作时间短的也有五六年了，我们预知到报社可能撑不下去了，但没想到会这么快。”

　　《中华新闻报》停刊清算后，留下众多急需解决的善后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称，最主要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人”，另一个是“财”。

　　据记者调查了解，2009年5月中华新闻报社实施竞聘上岗后，该报共有职工30人(不含社长、总编辑和记者站人员)。

　　从7月25日至今，包括副总编魏轶群在内的7人陆续被调至中国记协工作，部分人员暂时没有着落。

　　8月24日，责编王美玉、张舒、甄学宝等11人被通知参加面谈会。会上，一份“协议书”摆在了他们面前。一位与会的原《中华新闻报》员工称，他们对“协议书”上制定的补偿标准并不满意。

　　对此，记者致电原《中华新闻报》社长肖东升，肖称：“因为身体原因，已经有一年时间没有主持报社的事务，不清楚报社破产清算后人员安置的具体事宜。”

　　“如何给预先整年付费订阅《中华新闻报》的用户退费，事先和企业商谈好的广告合同如何处理？报社的资产和债务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王名说。

　　根据8月27日发布的“关于《中华新闻报》社清算公告”的规定：“报社债权、债务清算及人员安置解散等善后工作由成立的《中华新闻报》清算小组负责。债权、债务方及相关业务单位在公告发布后90天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提供相应资料，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9月15日，记者致电清算小组常设办公室北京法度律师事务所，清算小组负责人武雪梅以“清算事宜正在处理中”为由，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报刊改革挺进深水区

　　“刊号怎么处理？”关注文化产业改革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君超一获悉《中华新闻报》停刊清算的消息就打电话到清算组询问。

　　“客观地评价，《中华新闻报》在沟通新闻界信息、刊登新闻理论文章、报道媒体经验和批评新闻界不正之风等方面都曾做过独特的贡献。在版式改革方面，该报也做过不少有益的探索。”王君超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中华新闻报》曾被誉为“媒体中的媒体，新闻中的新闻”。其自我定位是：立足传媒界、报道传媒界、服务传媒界、开拓界内外。

　　见证了中华新闻报社由盛到衰的王美认为，《中华新闻报》的停刊，其实是“自收自支、事业编制”模式不适应目前报业发展的结果。“据我了解，很多部委机关办的机关报，体制僵化，思路陈旧，内容死板，几乎没有读者，经营也步履维艰。”

　　“许多行业类报纸不但不能为主管单位带来利益，反而已成为其累赘。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它们倒闭不算是坏事。”原《中华新闻报》的一名编辑说。

　　《中华新闻报》的倒闭，演绎的是报业市场“优胜劣汰”的法则。

　　长期致力于新闻体制改革，人称“媒介军师”的喻国明分析称，目前很多报刊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遵循条块分割的模式存在，但这种配置模式与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并不对应，刊号资源的配置模式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势必会有所改革和调整，“《中华新闻报》的停刊就是报业改革的先声”。

　　喻国明认为，因为涉及到了报纸的所有制层面，可以说这一次报业改革是近年来最为深刻的一次。喻国明提醒，改革必然会涉及各种利益的博弈，“报业改革中不要有过多的权力因素干涉，要更多地向社会需求和市场化的方向倾斜。”

　　他说：“某些领域的行业报纸，如果自我改革得当，还是有其生存空间的。”

　　王君超认为，第一家中央级新闻报纸倒闭后，会不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甚至出现“纸媒倒闭潮”目前还很难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市场不相信眼泪’，报业市场优胜劣汰，‘劣币’最终会被‘良币’驱逐。”

　　新闻出版部门正在完善报刊退出机制

　　选择以停刊的方式自我了断，《中华新闻报》并不是第一家。

　　今年3月3日，曾被誉为中国足球新闻报道“国家队”的《中国足球报》，在走过15年的历程，出版了872期报纸后，宣布暂时休刊。这家与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同样诞生于1994年的足球专业报纸，终因网络媒体的不断冲击，加上自身的经营不善和投资方的撤资，最终选择了“自我了断”。

　　同样在3月，创刊30年的《市场报》停刊。这份报纸曾是新闻行业改革的先驱之一，是当年中国仅有的不报道政治新闻，专注于报道消费者生活，第一家刊登征婚广告的报纸。然而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众多财经类报纸后来居上，尤其是一些凭借资本支撑的新锐报纸迅速崛起，没有跟上改革步伐的《市场报》最终停刊。

　　但公众对《中华新闻报》停刊清算的关注度显然超越了前两者，这源于《中华新闻报》的主管部门是“中国记协”和其“中”字头的身份。

　　“在中国报业改革逐渐拉开大幕的背景下，可以预见，会有更多的报纸退出历史舞台，但目前仍缺乏详细的退出机制和规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认为，2005年12月1日开始实施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中只提到要确立报纸退出制度，但对报纸要遵循怎样的程序退出却没有详细的规定。

　　“目前报刊退出还停留在‘一事一议’的状态。”喻国明认为，在决定让报纸退出之前相关主管部门肯定进行了一些筹划，但总体上仍缺乏一个可遵循的规范和程序，“如果有一个规范的程序，报刊退出造成的副作用会更小一些，退出的过程也会更顺畅一些。”

　　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负责人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提到了三项退出的渠道：其一是休刊制度，《报纸出版管理规定》中明确报纸休刊超过180日仍不能正常出版，期刊休刊超过1年的要撤销出版许可证；其二，建立报纸出版质量评估制度，对报刊出版单位的出版质量进行全面评估，报刊出版质量没有达到标准，或者不能维持出版的，要撤销出版许可证；其三，要通过年度核验制度，未通过年度核验的报刊出版单位，第二年起，就停办报刊。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总署机关报《中国新闻出版报》采访时称，要“通过评估等级、年检、诚信记录和两个效益的考核，淘汰不合格的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做到生死由业绩和市场决定。通过市场的方法淘汰长期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报社、刊社、出版社，解决‘优不胜劣不汰’而造成的出版资源难于集中的问题”。

　　柳斌杰在此次采访中坦承，要完善新闻出版业的退出机制，使得新闻出版单位要“有生有死”。

　　9月19日，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司长王国庆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目前新闻出版总署对退出机制有很多思考，具体的措施还有待实施。”此前，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时也确认，目前报刊退出机制正在试点中，将在不久后在全国推开，报刊业将形成竞争有序、有进入许可、有退出标准的一个良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