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中毒身亡 中国电池厂女工在德国控诉血汗工厂
总部设立在香港的金山工业集团是一家以生产销售电池为主的跨国集团。他们的产品远销欧洲，99年GP超霸电池还获得了香港十大名牌企业的称号。但从2004年至今，该集团旗下的广东省惠州市先进电池厂，却有数百名职工被解雇，其中16人被鉴定为镉中毒，还有几人因无钱医治而中毒身亡。两年来该厂职工上访未果，本周两名来自该厂的工人代现身德国，希望寻求德国工会及各界人士的帮助。
3月16日傍晚时分，德国杜塞尔多夫老城区内的一个专门为教会人士提供活动场所的大厅内人头攒动。虽说是周五，但还是有很多从德国各地赶来旁听胡晓平和郭梅丽(音译)在广东惠州市先进电池厂的惨痛遭遇。郭梅丽首先和大家问了个好，接着用中文向大家讲述了她在先进电池厂发生的一切：“我来自一个农村家庭，18岁时我就开始在这家电池厂工作了，今年我32 岁。进厂的时候厂里面并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我所工作的地方有毒有害，车间是封闭式的，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和镉粉打交道，一干就是这么多年。”
虽然翻译要一句句的翻成德语，但场内却是鸦雀无声，有些人则双眉紧蹙。据郭梅丽介绍，厂里有近500名员工每天要和镉粉接触，夏天车间里没有空调，只有吊扇。而吊扇把镉粉吹的到处都是，一天10几个小时的工作，这500名员工就是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进行工作的。很多工人工作几年后都陆续出现恶心，呕吐，失声，肾衰等症状。
与郭梅丽有相同遭遇的人在他们厂还有很多，她们表面都和正常人没多大区别，但实际上都有这样那样不能治愈的慢性病。看着昔日一起工作的姐妹一个个倒下，郭梅丽哭了。“2004年这件事情发生后，工厂就给我们两个选择要么继续上班，要么回家休息多喝水，体内的毒素就可以排出了。工厂答应给我们一笔3000到 8000元不等的精神损失费。”
东窗事发后，工人们都被工厂劝退或以身体不好为由辞退回家了。而这个以生产镍镉电池为主的先进电池厂，因为工人都走光了，关闭了在广东惠州的工厂。但工厂仍在生产镍镉电池，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郭梅丽拿着一个有2006年出厂日期的镍镉电池回忆说：“我们有太多人被骗了，现在我们的工厂是关了，但其实工厂老板又把工厂转移到湖南了。他们还要在那里继续骗人，他们现在还在生产，可是会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样被骗。”
一道到德国来的胡晓平今年30岁，对于一个来自中国农村的妇女，至今没生孩子，这叫她在村里和家人面前抬不起头的。她说：“不是我不想要孩子，我现在一身病，整天都在吃药，你说我怎么要孩子，我婆婆还怪我找了一个有毒的工厂。我同事的好几个孩子都有血管瘤。”
在两人带来的广东省惠州市卫生检测中心的报告中显示，先进电池厂多项测试超标。其中包括厂房噪音，镉含量超标等。“工人们曾三次到惠州市工会和北京全国总工会上访，但结果都是一样的，你们得等，可这一等就是三年”，胡晓平对此很无奈。
此次德国之行是由香港全球化监察和德国杜塞尔多夫亚洲之家及德国社会论坛共同策划的。香港全球化监察是一个非政府的民间组织。该组织专门从事对全球跨国企业的工作进行监察，项目统筹黄月媚说：“80年代初期，香港出现了一批到内地投资办厂的老板，到目前为止90%的香港老板都把工厂迁移到了中国内地，所以我们从90年带就开始关注中国劳工的议题，因为有大量报道表示那里大部分老板违反了中国新95年出台的劳动法，而且该劳动法的执行实在太差了。”
虽然胡晓平和郭梅丽的抗议行动得到了香港近百家非政府组织和社团的帮助。但从2004年她们被辞退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家里的收入来源也只能依靠丈夫。对于工厂辞退时给的不到8000千元的精神补偿费，现在光看病都不够。重新找到工作单位也没有可能了，因为工人进厂前都要接受身体检查，对于没有健康证明的工人是无法获得新工作单位聘用的，也没有哪个老板会愿意工人刚上班就为他们支付医药费。
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德国杜塞尔多夫亚洲之家的彼特弗兰克认为，现在该是人们反省的时候了。他说：“或许在中国还有很多工人和她们的情况类似或是受到工作超时等不公正的待遇，但她们却不会象胡晓平和郭梅丽为自己的公正权益抗争。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的不只是惨痛的经历，而是她们敢于站出来和不公正做斗争。”
3月16日傍晚时分，德国杜塞尔多夫老城区内的一个专门为教会人士提供活动场所的大厅内人头攒动。虽说是周五，但还是有很多从德国各地赶来旁听胡晓平和郭梅丽(音译)在广东惠州市先进电池厂的惨痛遭遇。郭梅丽首先和大家问了个好，接着用中文向大家讲述了她在先进电池厂发生的一切：“我来自一个农村家庭，18岁时我就开始在这家电池厂工作了，今年我32 岁。进厂的时候厂里面并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我所工作的地方有毒有害，车间是封闭式的，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和镉粉打交道，一干就是这么多年。”
虽然翻译要一句句的翻成德语，但场内却是鸦雀无声，有些人则双眉紧蹙。据郭梅丽介绍，厂里有近500名员工每天要和镉粉接触，夏天车间里没有空调，只有吊扇。而吊扇把镉粉吹的到处都是，一天10几个小时的工作，这500名员工就是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进行工作的。很多工人工作几年后都陆续出现恶心，呕吐，失声，肾衰等症状。
与郭梅丽有相同遭遇的人在他们厂还有很多，她们表面都和正常人没多大区别，但实际上都有这样那样不能治愈的慢性病。看着昔日一起工作的姐妹一个个倒下，郭梅丽哭了。“2004年这件事情发生后，工厂就给我们两个选择要么继续上班，要么回家休息多喝水，体内的毒素就可以排出了。工厂答应给我们一笔3000到 8000元不等的精神损失费。”
东窗事发后，工人们都被工厂劝退或以身体不好为由辞退回家了。而这个以生产镍镉电池为主的先进电池厂，因为工人都走光了，关闭了在广东惠州的工厂。但工厂仍在生产镍镉电池，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郭梅丽拿着一个有2006年出厂日期的镍镉电池回忆说：“我们有太多人被骗了，现在我们的工厂是关了，但其实工厂老板又把工厂转移到湖南了。他们还要在那里继续骗人，他们现在还在生产，可是会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样被骗。”
一道到德国来的胡晓平今年30岁，对于一个来自中国农村的妇女，至今没生孩子，这叫她在村里和家人面前抬不起头的。她说：“不是我不想要孩子，我现在一身病，整天都在吃药，你说我怎么要孩子，我婆婆还怪我找了一个有毒的工厂。我同事的好几个孩子都有血管瘤。”
在两人带来的广东省惠州市卫生检测中心的报告中显示，先进电池厂多项测试超标。其中包括厂房噪音，镉含量超标等。“工人们曾三次到惠州市工会和北京全国总工会上访，但结果都是一样的，你们得等，可这一等就是三年”，胡晓平对此很无奈。
此次德国之行是由香港全球化监察和德国杜塞尔多夫亚洲之家及德国社会论坛共同策划的。香港全球化监察是一个非政府的民间组织。该组织专门从事对全球跨国企业的工作进行监察，项目统筹黄月媚说：“80年代初期，香港出现了一批到内地投资办厂的老板，到目前为止90%的香港老板都把工厂迁移到了中国内地，所以我们从90年带就开始关注中国劳工的议题，因为有大量报道表示那里大部分老板违反了中国新95年出台的劳动法，而且该劳动法的执行实在太差了。”
虽然胡晓平和郭梅丽的抗议行动得到了香港近百家非政府组织和社团的帮助。但从2004年她们被辞退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家里的收入来源也只能依靠丈夫。对于工厂辞退时给的不到8000千元的精神补偿费，现在光看病都不够。重新找到工作单位也没有可能了，因为工人进厂前都要接受身体检查，对于没有健康证明的工人是无法获得新工作单位聘用的，也没有哪个老板会愿意工人刚上班就为他们支付医药费。
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德国杜塞尔多夫亚洲之家的彼特弗兰克认为，现在该是人们反省的时候了。他说：“或许在中国还有很多工人和她们的情况类似或是受到工作超时等不公正的待遇，但她们却不会象胡晓平和郭梅丽为自己的公正权益抗争。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的不只是惨痛的经历，而是她们敢于站出来和不公正做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