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空军司令：乘坐预警机指挥奥运空警任务(组图)

　　人物小传：许其亮，1950年3月生，山东临朐人，1966年7月入伍，空军特级飞行员。历任独立大队大队长、师长、军长、空军参谋长、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现任中央军委委员、空军司令员，上将军衔。

　　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候补委员，16届、17届中央委员。

　　2008年7月11日上午8时，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我国自行研制的某特种飞机在蒙蒙细雨中起飞，展翅盘旋在首都上空，开始担负奥运安保的空中警巡任务。

　　我坐在飞机指挥席上，看着显示屏上不断闪烁滚动的目标数据，听着键盘嗒嗒敲击，快速传递着一批批空情和一道道指令，不禁心潮翻卷，思绪万千，一种为祖国繁荣富强和人民空军发展壮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30年前，相控阵雷达、三代机、特种飞机这些遥不可及的信息化装备，今天变成了事实，并成为战斗力的主体，是改革开放正在圆着空军几代官兵期盼腾飞的梦

　　歼-6飞机整建制退出作战序列

　　2006年8月，空军最后一批歼-6战斗机从航空兵某师整建制退役了。我当时在总参工作，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歼-6飞机曾经承载着空军飞行员的追求，寄托着建设强大人民空军的梦想。它是我国成功仿制的前苏联米格-19超音速后掠翼飞机，1963年底首飞成功，半年后就装备了部队。歼-6的诞生是中国空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使我主战飞机性能与美、苏等国的差距大为缩短，在国土防空作战中不落下风。当时，有的空军部队曾喊出了“歼-6万岁”、“歼-6打遍天下”的口号，我们飞行员能够飞上歼-6是非常自豪的。由于某些原因，全空军普及歼-6成了那个时代的进步标志和现象。

　　我是在歼-6最辉煌的时候当上飞行员的，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能驾驶它为保卫祖国领空而战。从改装到最后一次驾歼-6飞行，与歼-6有着20多年的不解之缘，它像老朋友一样伴随我大部分的飞行经历，自己为它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汗水。作为一名老飞行员，对歼-6的情感是复杂的，既为它史诗般的英雄传奇感到骄傲，也为它直到我停飞时还在空军大面积服役而深感忧虑和悲哀。

　　改革开放以后，当我们放眼世界的时候，看到的是巨大的差距。为了奋起追赶世界空军发展的步伐，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重大决策，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引进苏-27飞机。初次飞苏-27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跨进座舱后，第一感觉是气泡式座舱视野非常开阔，像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推油门接通加力起飞，发动机巨大的推力把人紧紧地压在坐椅靠背上，在跑道上滑行 400米即离地，以大仰角跃升，顿时满视野都是蓝色的天空，使人有一种悬空感；脉冲多普勒雷达能够发现100多公里外的目标，实施超视距攻击；头盔瞄准具和红外弹导引头同步转动，能够快速捕捉和锁定目标；屏显上更随时显示出飞机的各种姿态和目标数据。
　　歼-10飞机的设计理念和整体性能完全达到了国外三代机的水平，尤其是真正实现了“无忧虑操作”和“双手不离杆”，达到了一种随心操作、人机合一的境界。

　　我不禁赞叹三代机与二代机相比的革命性变化：过去我们驾驶的歼-6没有雷达，飞行员们戏称自己的双眼是П-20，靠眼睛目视搜索目标。夜航型歼 -6甲，雷达也只能看几公里，且眼睛离不开座舱仪表，时刻担心丢失状态，有时手脚忙乱，容易出错。驾驶苏-27最大的感受是“长上了千里眼”，解除了飞行员操纵飞机和发现目标难的困惑，在100公里外就可以发现多批来袭目标，并明了对自己的威胁程度，距离几十公里就可以把导弹打出去，实现了视距外攻击。飞过苏-27后，我对尽快搞出我们自己三代机的愿望更加强烈。当时，我任空军参谋长，主管装备科研，那时我国自主研发的歼-10飞机正在如火如荼地攻关。我坚信，飞行员的眼光决定空军的眼光，只有把飞行员从座舱里解放出来，看得越远就能飞得越高。

　　我在空军机关任职期间，一直高度关注歼-10飞机的研制生产和试飞试用情况。1997年，我到成飞公司调研时，专门体验飞行了歼-10模拟器。歼 -10飞机的设计理念和整体性能完全达到了国外三代机的水平，尤其是真正实现了“无忧虑操作”和“双手不离杆”，达到了一种随心操作、人机合一的境界。

　　我想体验一下歼-10飞机的垂直机动性能，在4000米的高度上将飞机反扣后，有意将驾驶杆抱到底，飞机急速旋转，数据急剧变化，但状态依然稳定，飞机沿着陡峭的曲线做了一个最小半径半滚倒转，随后对状态略加调整，加大油门跃出地平线，以最小的速度、最快的旋转角速度又完成了斤斗，在空中划了一条漂亮的弧线。

　　1998年春，空军试飞员雷强驾歼-10飞机首飞成功，我们国家终于有了自主生产的三代机，几代空军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我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捷报。这个虽早已预知但又突然到来的喜讯，使我长时间激动不已。

　　2006年12月，已经批量装备部队的歼-10飞机在媒体上曝光亮相，一时间震惊了世界。我作为一名老飞行员，为人民空军能够拥有这样一型先进战机，为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自主研制生产三代机的国家之一，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

　　我们空军战斗机型号，从歼-5、歼-6到苏-27再到歼-10，从仿制到引进再到自主创新，贯穿于改革开放30年，实实在在地迈出了三大步。这期间，某特种飞机、数据链、电子战飞机、空中加油机等一批关键装备陆续填补了空白，C4ISR系统不断改造升级，武器装备体系逐步配套完善，中国空军的现代化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首次飞出国门参加联合反恐军演

　　2007年8月中旬，我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的中方总导演，参加了在俄远东地区车里雅宾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史上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联合反恐演习。

　　在军机由东向西飞向此次演习的目的地——切巴尔库尔训练场的途中，我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感受:自豪、喜悦、兴奋，但涌动于心胸的更是责任、不安和压力。毕竟，派遣46架飞机、87台各型火炮和装甲车辆、42台保障车辆、1690名官兵组成参演部队，真枪实弹，空地两路，长途转进参加跨境军演，这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对我空军部队来说，参加这次演习更是开创了中国空军历史上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成建制出国参演；第一次空地同时进行大规模远程战略投送；第一次组织国产新型歼击轰炸机出国执行重大任务；第一次依托外军机场、训练场和指挥保障设施组织部队行动；第一次在多国元首和国防部长现场观摩的情况下参加境外演习。而且是在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无法选择备降场、正值雨季多云、只能用信标机和全罗盘进行原始导航的情况下进行的。

　　空军出动的大型运输机和歼击轰炸机，都在长程远距飞行中顺利准时飞抵演习场。但转场最难的还是陆军航空兵。俄方提供的直升机起降场距离都在700至 830公里之间，而我方直升机的最大航程不足800公里；需飞越的友谊峰高达4370米，但该机升限只有4000米，且航线沿途多为山区；出境前后有 300多公里一段航程没有通信，也没有导航，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确实面临极大风险和考验。在这样一个特殊任务面前，作为一名军人，只有首先超越自己，才能超越客观与对方，只有审时度势，在不可多得的时间段内，抓住和营造最佳时机并形成最佳方案，才能顺利完成任务。我和陆航及气象部门的领导同志一起反复研究直升机极限距离和升限上安全飞行的方案，在下午4点钟果断定下机群起飞的决心。当32架直升机编成两个梯队，一架接一架飞向白云覆盖的苍茫大山，渐渐隐去的时候，我站在那里百感交集。为军人的忠勇和悲壮，我流泪了。

　　在境外参加大规模的联合军演，是对我军战斗力水平的全方位检验。现场观摩演习的有上合组织六国元首和数百名成员国军政要员，以及50多个国家的驻俄武官和500多名记者。这意味着整个军演，所有参演国部队不但要经得起各国元首和防长们政治眼光的审视，还要经得起各国武官专业眼光的扫描，更要经得起各国记者们从传媒角度的挑剔。

　　面对这一切，我不禁扪心自问:我们准备好了吗？演习就像打仗，战场的一切都存在变数，不确定因素随时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这次演习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我陆空联合部队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如果亮砸了，不仅影响中国军队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整体形象，也会辜负胡主席和军委首长在大军出征前对我们的殷切嘱托和厚望。那时，我们不仅无法向军委首长、向全军、向国人做出交代，也会给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形象抹黑。

　　于是，我再次摊开演习预案，与各位指挥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推敲起来。推敲的结果是，我们的准备是充分的、细致的、周密的，也是审慎的。这让我对参加这次军演的准备工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8月17日，“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恐实兵演习拉开大幕。

　　随着我歼击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一次次准确命中目标，我空降兵的重装三件连投一次次成功投放，勇猛的装甲分队按规定战术队形快速突击，我悬着的心渐渐地落了下来。我长舒了一口气，把话筒放到了面前的桌子上。

　　中国军人在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证明，他们的武器装备可能不是最先进的，但他们的素质与任何国家的优秀军人比都毫不逊色！演习结束那天，俄罗斯驻华武官特意走过来告诉我，今天参加演习各国武官的评价是，中国歼击轰炸机演得最好，令人震惊。军委曹刚川副主席说，俄国防部长对他讲，对中国军人这样的表现感到震惊。

　　在向胡主席汇报时，我说，这次联合军演，我们的部队体现出了一种豪气、一种志气、一种士气。正是这股豪气、志气和士气，使各级指挥员敢于在关键时刻喊出“看我的，跟我来”；正是这股豪气、志气和士气，使我们的部队敢于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刻挺身亮剑，勇争第一；也正是这股豪气、志气和士气，让我们的空降兵小中尉，在面对喜欢提刁钻古怪问题的外国记者面前表现得落落大方，用流利的语言沉着应对；还是这股豪气、志气和士气，使我们航空兵某师的官兵，把他们最后一个返航着陆的师长欢呼着抬起来抛向空中……这是什么？这就是军人的荣誉感，这就是一支军队的战斗力！

　　回报人民的紧急空中大投送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8级地震突袭四川汶川地区。接到灾情通报后，我本能地意识到抗震救灾任务即将下达，空军责任重大，于是一刻也不敢耽搁，马上启动应急处置机制，部队随时待命出动。

　　按照军委的命令和指示，地震发生后1小时26分，接到命令后46分钟，空军第一架参加救灾任务的伊尔-76飞机就从湖北某机场紧急出动，震后2小时 25分，温总理的专机也从京郊某机场腾空而起。当晚20时，两架紧急调京的大型运输机载着国家地震救援队呼啸升空，拉开了规模空前的空中大投送序幕。

　　运输航空兵某师是我军一支重要的空中战略投送力量，曾在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屡建奇功。但一次集中这么多架飞机紧急出动，建师57年来从未有过。该师接令后火速行动，9架运输机于13日凌晨从异地转场到师部驻地完成集结；位于中原某机场的12架运输机提前完成起飞前各项准备。6600名空降兵官兵连夜摩托化行军赶到机场。7时45分，第一架伊尔-76飞机载着209名官兵升空。当天上午，19架飞机编成两支强大的机群直飞成都方向。几乎同时，分散驻扎的运输机、直升机、侦察机、航测机，也分别从各地向成都疾飞。

　　5月13日至次日凌晨1时，在降落场持续降雨、能见度很差的复杂气象条件下，空军出动各型飞机39架，飞行118架次，把6800多名救灾人员、4台车辆、79.3吨救灾物资装备和药品迅速运到灾区，创造了我军航空史上单日出动运输机最多，飞行架次最多的纪录。震后19个小时，首批接令的空降兵 6000多人全部到达成都。当第一批空降兵官兵赶到南坝镇时，不少受灾百姓泪流满面，从内心里喊出“解放军万岁！”场面令人为之动容。

　　成都地区是这次紧急大投送的焦点，航空管制难度骤然增加。整个空中行动在60%的国土范围、49个机场进行。四面八方的飞机同时飞向一个地区，飞行流量在短时间内翻了好几番。空军、民航、陆航、海军，专机、空运、空投、遥感、航测、航拍，各种飞机、各种任务交织在一起，而允许直升机进去的只有4条山沟。加上天气复杂多变，高山连绵，无线电不通，在那样一个狭小的空域和复杂的环境下，组织军民一体的空运和空投，航空管制难度之大、安全压力之大，让人喘不过气来。

　　为缓解飞行矛盾，防止飞行冲突，空军迅速新辟并对外开放成都地区4条航路航线，开放全国所有29条临时航线，采取“分时、分区、分高度层”调配方法，使救援人员和赈灾物资安全顺利运往灾区。

　　在灾区一线，我亲身感受到灾情对人的心灵产生的强烈震撼，亲身感受到我们民族的伟大和人民的坚强，也亲身感受到空军官兵在抗震救灾中焕发出来的那种对国家的大爱之心，对人民的大爱之情。大地震已过去近半年时间，但仍有很多事情使我难以忘怀。

　　比如，15名空降勇士的“惊世一跳”。原定5月13日实施小分队空降，侦察灾情，开辟空降场，引导物资空投。但当日天气极为恶劣，100多吨的飞机在云中剧烈颠簸，空中严重结冰，地面下大雨，贸然跳下去不仅救不了老百姓，还会造成自身的重大伤亡。灾情不等人，经过周密准备，14日空降小分队从5000 米高空的云缝中跳了下去，在执行任务之前每个人都写下了悲壮的请战书。根据装备情况和训练规定，伞兵平时跳伞高度是800~1000米，自动开伞器的工作高度是4000米，降落伞的设计使用高度是3500米，而且必须事先选择好空降场，并搞好指挥保障。

　　这次空降的情况完全不同，伞兵一出舱门，就面对崇山峻岭、峭壁峡谷、湍急的河流和不知走向的高压线。在无地面指挥引导、无地面标识、无气象资料的情况下，跳下去首先面对的可能就是非亡即伤。如果在云中随风飘去，就更不知危险来自何方。危难关头，军人对如何履行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态度其实很简单，就是两句话:能不能上得去，能不能完成任务。我们的空降兵以自己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行动证明了:能！

　　空军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命令指示，以快速、果敢、有力的行动，实施抗震救灾大空运、大空投、大航管，在关键时刻、关键位置和关键任务上发挥了独特作用，既践行了人民军队的宗旨，也对自身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进行了一次实战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