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囊公寓引争议：看起来像厕所 住进去像监狱
熙熙攘攘的北京城，每一天都有许多揣着梦想的年轻人涌进来，许多人黯然离去。黄日新开发的“胶囊公寓”并不是药方，只不过是这个城市的一粒缩影而已。
村子里灯光渐稀，住户逐渐安静了下来，眺望不远处灯火通明的中关村大街，六郎庄俨然另一个世界。
敲门声响起时，已是晚上10点30分，蜷缩在床头的诗人孟小来抬了抬眼皮。来者自报家门，是一家媒体的记者。他只是撇了撇嘴，没有准备下床开门的意思。在掸了掸山寨品牌西装上不小心蹭到的灰土后，他重新斜倚到水泥墙上。同一房间，隔壁“胶囊”里的小姑娘，今天不来这里住了。
半瓶红星二锅头不知不觉间下肚，门外人依旧徘徊不去，再度敲门希望进来谈谈。他不耐烦地隔着铁门高喊了一声：“没时间和你谈，要谈明天谈。”一副大牌明星派头。然后，他嘿嘿地笑。
听着脚步声下楼而去，他拎起摊放在被褥上的塑料袋，袋子里粘糊糊的八个包子吃到只剩最后一个了，花生米也仅有少数的几颗。他一边兴致盎然地谈论着中国文学向何处去，一边踉跄着爬起来向床底下的尿桶处寻觅，险些栽倒。
在紧挨鞋子的地方，有两个绿玻璃瓶子，一个已经空了，他很顺利地找到并抄起另外一个，打开，用纸杯自斟自饮了起来。少顷，他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说要将胶囊公寓住到底，继而嘲讽“小报儿记者真平庸”。
“兄弟，为我的计划干杯。”他对我说。然后他抓起最后一个包子，放到嘴里，大嚼。
他的“计划”是借助媒体关注，打出自己的知名度，代表文学界挑战让人仰断脖子观望的高房价。
造“胶囊”的老人
孟小来感激一个叫黄日新的老人，是黄的产品——胶囊公寓引来了媒体围观，孟小来才有了实践他的“计划”的机会。
所谓胶囊公寓，就是一种微型出租房，铁皮结构，状如胶囊，大小不足两平方米，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子。“房子姚明也可以睡。怎么睡呢？他可以从门这边开始睡，就把脚伸到电脑桌里面去了。”黄日新说。
2008年初，黄日新上网看新闻，知道了日本有种胶囊公寓的新奇玩意儿，觉得自己也可以捣鼓一个出来。他说，虽然老了，但还是要创业，要给子孙留下一笔财产，“毕竟他们都不富裕。”
退休前，黄日新是高级工程师，搞了一辈子火力发电站的动力装置设计，他说，发明几个小“胶囊”，不过是“拿了把杀牛的大刀宰了只小鸡而已。”设计、绘图、申请专利、采购材料、指导民工焊接、拼装，第一代产品在2008年春夏之交就开发出来了。现在摆放在六郎庄村的是第二代，两年来，黄日新投入了近四万元。
老人曾经租了场地展示他的产品，“不为出租，为的是批量生产。”但是，一直无人问津。他为此抓狂了许久。有人怂恿他在报纸上登广告，他登不起；有人让他竖大牌子，他尝试了下；有人推荐电子商务，为此他花去2800块，在阿里巴巴搞了个“诚信通”。可是从来没有厂商找他合作，产品更是一套也没卖出，而他先期成立的皮包公司“北京泓贵蚁族工程技术中心”，尽管竖起了显眼的广告牌，也是没人过问。
黄日新捋了下稀疏的头发，感叹说，宣传要有头脑，办报要有眼光，北京青年报“办报真是有头脑”。
黄的转机，正来自于他向该报一次成功的自我推销。
2010年3月26日，最新产品在六郎庄组装起来后，黄日新给北京青年报写了一封邮件。信文中他说，他发明的蚁族旅社，优于日本胶囊公寓，能在车站、旅馆用。
3月28日，北青报发出第一篇图文报道，改蚁族旅社为胶囊公寓，并与弱势群体挂上了钩，引用黄日新自己的说法：“设计建造这些公寓不为赚钱，只为找出解决毕业生过渡性住房的办法。”
京城楼贵，居大不易。北京市统计局说，3月份，北京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去年上涨12.3%，比2月份提高1.6%。四环内期房均价超过3万元/平米。在这一背景下，“蚁族”、“蜗居”等说法正在催化社会焦虑情绪的发酵，“胶囊公寓”的出现，立即击中社会神经。媒体、公众、网友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过来。在媒体报道中，黄日新也被塑造出“不为挣钱，一心想着他心疼的那些孩子们”的急公好义形象。
现在在黄日新位于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的住宅里，一部手机，一部座机，铃声此起彼伏，电话里他一遍又一遍地与各路记者重复着几乎相同的内容。“你问我烦不烦？我才不烦呢，就当做不花钱的广告了。”
以前老担心赔本，这下全京城的记者都扎堆采访他，他信心百倍起来。“这回肯定能成功，不过我得看看再说了，现在倒不着急转让(专利)了。”
随着“胶囊公寓”知名度的上涨，新浪乐居也找上黄日新商谈合作，最终，新浪网获得了“全权负责运作”胶囊公寓的授权，在网上征集网友到六郎庄体验“胶囊”生活。
黄日新索性将8间胶囊公寓的钥匙，一度交到某编辑手中：“谁想体验，就让他先找你。”
住“胶囊”的租客
一阵快跑，绕过臭气扑鼻的公厕，经过进村处的小树林，径直向车站处奔去，25岁的张琪要赶最后一班公交车回西三环的白石桥。那里有她的另一个住处。
2006年从山西电大毕业后，父亲早逝的张琪，告别阳泉的母亲，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凭借2005年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电视广告大赛山西赛区第一名的资历，她顺利获得了在一家公关公司做房地产推介的工作机会。每月收入3000-4000元，白石桥每月房租800元，相对来说虽高了些，但努努力倒也能承受。
张琪是胶囊公寓的一名志愿体验者。为节省房租开支，同时也想赶一把时髦，在论坛看到招募帖子后的4月3日，张琪和其他网友及新浪员工一道，来到了中关村附近的六郎庄。
下了公交车，再步行几十米，在村口一栋民工楼稍作停留后，直上三层。她第一次见到了“看起来像厕所、住进去像监狱”的胶囊公寓。
几名试住者写下了当天的日志。“过家家”心态使得他们或多或少流露出对胶囊公寓过于浪漫的好感。来自沈阳的大学生孙常云这样说：“我想，在不久的将来，这也许会成为一种时尚，未来的中国，会迎来胶囊公寓时代。”
不过，这几个人，谁都没有长住，唯独张琪留了下来，成了第一个“胶囊”租客。她爽朗地笑着说，“觉得好玩，对自己也是一种极限考验吧，看我能坚持多久。”
4月10日这一天，张琪按每月350元的标准，押一付三将总计1400元房租交到了黄日新手中，而孟小来成为继张琪之后，第二个正式租客。
几天后，我再次到六郎庄找张琪。这一回，张琪对公寓有些抱怨：空间太窄翻不开身，心情郁闷；隔壁是民工，晚上很吵；房间阴冷；上厕所和洗澡不方便：不论早晚，上厕所都要下三楼去公厕蹲坑，洗澡在一楼，但仅有一个洗澡间，且只在规定时间开放；铁皮上新刷的油漆，味道很浓，对身体有害。
不时有同事和同学劝她别住了，她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她说，过一段时间，或许就会搬走。吃过晚饭后，她整理了一下床上的东西，锁上门，拎起背包走出胶囊空间，回白石桥的住处。
中午时，身高1.74米的温娇，佝偻着身躯从张琪的隔壁“胶囊”里钻出来。她从9点半开始整理床上的东西，中午饭都还没吃。
23岁的温娇在前一天中午，给黄日新打了个电话，想租房。黄日新告诉她，只剩最后一间了，而且另有一个小姑娘也想住进来，两人竞争，先到先得。
住在朝阳路慈云寺桥，与六郎庄相隔遥远，温娇有些着急，她一个劲儿地在电话里恳求黄大爷一定租给她。
约定3点半在六郎庄碰头，结果温娇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到，干巴巴站在房东门口等着，大风卷着黄土，天很冷。终于，“黄大爷从一辆小车上下来了，一大群记者呼啦一下子涌了上去，长枪短炮闪成了一片。”
温娇如愿以偿成了最后一个胶囊租客。至此，黄日新展示的8个“胶囊”，全部租了出去，有押一付一的，也有押一付三的。
2007年从天津环境管理学院毕业后，温娇是有机会成为家乡天津的一名城管队员的。但她不喜欢，她喜欢的是唱歌，想进娱乐圈，心想，即便进不了娱乐圈，哪怕找个酒吧锻炼一下也行。但两年多过去，除了不靠谱的娱乐公司不想进之外，她连酒吧驻唱的差事也没搞定，因为老板嫌她没经验。
“以前我是与朋友一起合租的，房子用隔板隔断，那个房子是1000块钱租的，我们一个人500。等于是一个客厅，打成两个隔板间，我们一人一间，我觉得有点贵就来这了。现在所有支出都是我妈妈给的。肯定有压力啊。当时来北京时没想到会这么惨，这三年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既然挣不到钱，那就尽量节约吧，恰好她看到了胶囊公寓的招租消息。“不想给家里太大压力，所以我就搬到这里来了。”
但住进“胶囊”，憋屈的却不只是空间。
4月14日晚7点多，躺在胶囊里看书的温娇，听到外面一阵噼里啪啦的拍照声。一抬头，几个外地人正拿着手机在不停地往里照，而且嬉皮笑脸、冷嘲热讽地围着看，“就跟看小动物似的。”她特别生气。
“胶囊”里的愤慨
在六郎庄的所有公厕里，几乎都可以看到胶囊公寓的招租海报。一个姓高的村民对此很不以为然：“那怎么住人？纯粹扯淡！”
六郎庄是北京市效的一个小村庄，本村村民不足一万人，外来人口却超过了五万，村民主要靠对外租房来维持生计，村里高低不一、五花八门的建筑物里，塞满了来京发展的打工者，尤其是在中关村上班的年轻人。
因为胶囊公寓的受关注，这里比平日多了一拨拨采访的记者。住在“胶囊”里的孟小来，兴奋地看着记者来来往往，他甚至唯恐记者不来采访他。
孟小来说他是甘肃省武山县某乡政府离职干部，但他更喜欢对外宣称自己为诗人。这名33岁的北漂文艺青年，笔名黑骆驼，前几天又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孟凡墉。
“我结婚有好几年了。但是现在??离婚了。”他的语气黯淡了下来。与妻子离婚后，孩子与房子都归了女方，孟小来净身出户，跑来北京“干事业”。刚来北京，无处住宿，就在宾馆和洗浴中心打游击度过。前几年也曾数次辗转北京、甘肃、陕西之间，都不曾长住，这一次，他决定多待上一段时间。
做过多年直销，自称包装策划水准一流的孟小来，现今在多家公司兼职做销售。看到胶囊公寓的新闻后，他立刻认定，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好机会，“要抓住。”
“作为当代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他乘着酒兴说，希望通过住“胶囊”的痛苦经历，催生更多灵感，以写出更多体现底层人民心声的作品来。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么做，是在代表中国文学界向高房价抗议。
“我居住在这里，更想传达某种东西，这件事情(胶囊公寓)出现了，我们必须要重视，整个社会都要重视，这是我们整个社会底层的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我们要把胶囊公寓放到一定的高度去看。要穿透这2平米的空间看到它背后的意义。”
他越说越有些激动了：“我甚至想，让潘石屹来这里住一个晚上，让他体验一把。让这些房地产大老板们都来住上一段，你的目的就达到了。他不住一住，他不知道底层老百姓是什么样的生活。”
他还有些决绝地说，“房地产市场什么时候崩盘，我就什么时候搬走，不崩盘，我就一直住下去。”
就在孟小来计划着将胶囊公寓当成表达他的某种愤慨与不满情绪的“阵地”时，住在另一个“胶囊”里的温娇已经萌生了退意，“如果坚持一段时间还找不到工作，我就彻底死心回天津做城管去，也住不长的。”
温娇说，家乡跟北京是不同的，家乡是一个特别安逸的城市。“我在北京待的时间很久了，所以每次一回天津就觉得特别轻松，但一回北京就心里压抑。”
这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每一天都有许多揣着梦想的年轻人涌进来，许多人黯然离去。黄日新开发的“胶囊”并不是药方，只不过是这个城市的一粒缩影而已。
村子里灯光渐稀，住户逐渐安静了下来，眺望不远处灯火通明的中关村大街，六郎庄俨然另一个世界。
敲门声响起时，已是晚上10点30分，蜷缩在床头的诗人孟小来抬了抬眼皮。来者自报家门，是一家媒体的记者。他只是撇了撇嘴，没有准备下床开门的意思。在掸了掸山寨品牌西装上不小心蹭到的灰土后，他重新斜倚到水泥墙上。同一房间，隔壁“胶囊”里的小姑娘，今天不来这里住了。
半瓶红星二锅头不知不觉间下肚，门外人依旧徘徊不去，再度敲门希望进来谈谈。他不耐烦地隔着铁门高喊了一声：“没时间和你谈，要谈明天谈。”一副大牌明星派头。然后，他嘿嘿地笑。
听着脚步声下楼而去，他拎起摊放在被褥上的塑料袋，袋子里粘糊糊的八个包子吃到只剩最后一个了，花生米也仅有少数的几颗。他一边兴致盎然地谈论着中国文学向何处去，一边踉跄着爬起来向床底下的尿桶处寻觅，险些栽倒。
在紧挨鞋子的地方，有两个绿玻璃瓶子，一个已经空了，他很顺利地找到并抄起另外一个，打开，用纸杯自斟自饮了起来。少顷，他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说要将胶囊公寓住到底，继而嘲讽“小报儿记者真平庸”。
“兄弟，为我的计划干杯。”他对我说。然后他抓起最后一个包子，放到嘴里，大嚼。
他的“计划”是借助媒体关注，打出自己的知名度，代表文学界挑战让人仰断脖子观望的高房价。
造“胶囊”的老人
孟小来感激一个叫黄日新的老人，是黄的产品——胶囊公寓引来了媒体围观，孟小来才有了实践他的“计划”的机会。
所谓胶囊公寓，就是一种微型出租房，铁皮结构，状如胶囊，大小不足两平方米，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子。“房子姚明也可以睡。怎么睡呢？他可以从门这边开始睡，就把脚伸到电脑桌里面去了。”黄日新说。
2008年初，黄日新上网看新闻，知道了日本有种胶囊公寓的新奇玩意儿，觉得自己也可以捣鼓一个出来。他说，虽然老了，但还是要创业，要给子孙留下一笔财产，“毕竟他们都不富裕。”
退休前，黄日新是高级工程师，搞了一辈子火力发电站的动力装置设计，他说，发明几个小“胶囊”，不过是“拿了把杀牛的大刀宰了只小鸡而已。”设计、绘图、申请专利、采购材料、指导民工焊接、拼装，第一代产品在2008年春夏之交就开发出来了。现在摆放在六郎庄村的是第二代，两年来，黄日新投入了近四万元。
老人曾经租了场地展示他的产品，“不为出租，为的是批量生产。”但是，一直无人问津。他为此抓狂了许久。有人怂恿他在报纸上登广告，他登不起；有人让他竖大牌子，他尝试了下；有人推荐电子商务，为此他花去2800块，在阿里巴巴搞了个“诚信通”。可是从来没有厂商找他合作，产品更是一套也没卖出，而他先期成立的皮包公司“北京泓贵蚁族工程技术中心”，尽管竖起了显眼的广告牌，也是没人过问。
黄日新捋了下稀疏的头发，感叹说，宣传要有头脑，办报要有眼光，北京青年报“办报真是有头脑”。
黄的转机，正来自于他向该报一次成功的自我推销。
2010年3月26日，最新产品在六郎庄组装起来后，黄日新给北京青年报写了一封邮件。信文中他说，他发明的蚁族旅社，优于日本胶囊公寓，能在车站、旅馆用。
3月28日，北青报发出第一篇图文报道，改蚁族旅社为胶囊公寓，并与弱势群体挂上了钩，引用黄日新自己的说法：“设计建造这些公寓不为赚钱，只为找出解决毕业生过渡性住房的办法。”
京城楼贵，居大不易。北京市统计局说，3月份，北京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去年上涨12.3%，比2月份提高1.6%。四环内期房均价超过3万元/平米。在这一背景下，“蚁族”、“蜗居”等说法正在催化社会焦虑情绪的发酵，“胶囊公寓”的出现，立即击中社会神经。媒体、公众、网友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过来。在媒体报道中，黄日新也被塑造出“不为挣钱，一心想着他心疼的那些孩子们”的急公好义形象。
现在在黄日新位于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的住宅里，一部手机，一部座机，铃声此起彼伏，电话里他一遍又一遍地与各路记者重复着几乎相同的内容。“你问我烦不烦？我才不烦呢，就当做不花钱的广告了。”
以前老担心赔本，这下全京城的记者都扎堆采访他，他信心百倍起来。“这回肯定能成功，不过我得看看再说了，现在倒不着急转让(专利)了。”
随着“胶囊公寓”知名度的上涨，新浪乐居也找上黄日新商谈合作，最终，新浪网获得了“全权负责运作”胶囊公寓的授权，在网上征集网友到六郎庄体验“胶囊”生活。
黄日新索性将8间胶囊公寓的钥匙，一度交到某编辑手中：“谁想体验，就让他先找你。”
住“胶囊”的租客
一阵快跑，绕过臭气扑鼻的公厕，经过进村处的小树林，径直向车站处奔去，25岁的张琪要赶最后一班公交车回西三环的白石桥。那里有她的另一个住处。
2006年从山西电大毕业后，父亲早逝的张琪，告别阳泉的母亲，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凭借2005年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电视广告大赛山西赛区第一名的资历，她顺利获得了在一家公关公司做房地产推介的工作机会。每月收入3000-4000元，白石桥每月房租800元，相对来说虽高了些，但努努力倒也能承受。
张琪是胶囊公寓的一名志愿体验者。为节省房租开支，同时也想赶一把时髦，在论坛看到招募帖子后的4月3日，张琪和其他网友及新浪员工一道，来到了中关村附近的六郎庄。
下了公交车，再步行几十米，在村口一栋民工楼稍作停留后，直上三层。她第一次见到了“看起来像厕所、住进去像监狱”的胶囊公寓。
几名试住者写下了当天的日志。“过家家”心态使得他们或多或少流露出对胶囊公寓过于浪漫的好感。来自沈阳的大学生孙常云这样说：“我想，在不久的将来，这也许会成为一种时尚，未来的中国，会迎来胶囊公寓时代。”
不过，这几个人，谁都没有长住，唯独张琪留了下来，成了第一个“胶囊”租客。她爽朗地笑着说，“觉得好玩，对自己也是一种极限考验吧，看我能坚持多久。”
4月10日这一天，张琪按每月350元的标准，押一付三将总计1400元房租交到了黄日新手中，而孟小来成为继张琪之后，第二个正式租客。
几天后，我再次到六郎庄找张琪。这一回，张琪对公寓有些抱怨：空间太窄翻不开身，心情郁闷；隔壁是民工，晚上很吵；房间阴冷；上厕所和洗澡不方便：不论早晚，上厕所都要下三楼去公厕蹲坑，洗澡在一楼，但仅有一个洗澡间，且只在规定时间开放；铁皮上新刷的油漆，味道很浓，对身体有害。
不时有同事和同学劝她别住了，她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她说，过一段时间，或许就会搬走。吃过晚饭后，她整理了一下床上的东西，锁上门，拎起背包走出胶囊空间，回白石桥的住处。
中午时，身高1.74米的温娇，佝偻着身躯从张琪的隔壁“胶囊”里钻出来。她从9点半开始整理床上的东西，中午饭都还没吃。
23岁的温娇在前一天中午，给黄日新打了个电话，想租房。黄日新告诉她，只剩最后一间了，而且另有一个小姑娘也想住进来，两人竞争，先到先得。
住在朝阳路慈云寺桥，与六郎庄相隔遥远，温娇有些着急，她一个劲儿地在电话里恳求黄大爷一定租给她。
约定3点半在六郎庄碰头，结果温娇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到，干巴巴站在房东门口等着，大风卷着黄土，天很冷。终于，“黄大爷从一辆小车上下来了，一大群记者呼啦一下子涌了上去，长枪短炮闪成了一片。”
温娇如愿以偿成了最后一个胶囊租客。至此，黄日新展示的8个“胶囊”，全部租了出去，有押一付一的，也有押一付三的。
2007年从天津环境管理学院毕业后，温娇是有机会成为家乡天津的一名城管队员的。但她不喜欢，她喜欢的是唱歌，想进娱乐圈，心想，即便进不了娱乐圈，哪怕找个酒吧锻炼一下也行。但两年多过去，除了不靠谱的娱乐公司不想进之外，她连酒吧驻唱的差事也没搞定，因为老板嫌她没经验。
“以前我是与朋友一起合租的，房子用隔板隔断，那个房子是1000块钱租的，我们一个人500。等于是一个客厅，打成两个隔板间，我们一人一间，我觉得有点贵就来这了。现在所有支出都是我妈妈给的。肯定有压力啊。当时来北京时没想到会这么惨，这三年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既然挣不到钱，那就尽量节约吧，恰好她看到了胶囊公寓的招租消息。“不想给家里太大压力，所以我就搬到这里来了。”
但住进“胶囊”，憋屈的却不只是空间。
4月14日晚7点多，躺在胶囊里看书的温娇，听到外面一阵噼里啪啦的拍照声。一抬头，几个外地人正拿着手机在不停地往里照，而且嬉皮笑脸、冷嘲热讽地围着看，“就跟看小动物似的。”她特别生气。
“胶囊”里的愤慨
在六郎庄的所有公厕里，几乎都可以看到胶囊公寓的招租海报。一个姓高的村民对此很不以为然：“那怎么住人？纯粹扯淡！”
六郎庄是北京市效的一个小村庄，本村村民不足一万人，外来人口却超过了五万，村民主要靠对外租房来维持生计，村里高低不一、五花八门的建筑物里，塞满了来京发展的打工者，尤其是在中关村上班的年轻人。
因为胶囊公寓的受关注，这里比平日多了一拨拨采访的记者。住在“胶囊”里的孟小来，兴奋地看着记者来来往往，他甚至唯恐记者不来采访他。
孟小来说他是甘肃省武山县某乡政府离职干部，但他更喜欢对外宣称自己为诗人。这名33岁的北漂文艺青年，笔名黑骆驼，前几天又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孟凡墉。
“我结婚有好几年了。但是现在??离婚了。”他的语气黯淡了下来。与妻子离婚后，孩子与房子都归了女方，孟小来净身出户，跑来北京“干事业”。刚来北京，无处住宿，就在宾馆和洗浴中心打游击度过。前几年也曾数次辗转北京、甘肃、陕西之间，都不曾长住，这一次，他决定多待上一段时间。
做过多年直销，自称包装策划水准一流的孟小来，现今在多家公司兼职做销售。看到胶囊公寓的新闻后，他立刻认定，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好机会，“要抓住。”
“作为当代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他乘着酒兴说，希望通过住“胶囊”的痛苦经历，催生更多灵感，以写出更多体现底层人民心声的作品来。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么做，是在代表中国文学界向高房价抗议。
“我居住在这里，更想传达某种东西，这件事情(胶囊公寓)出现了，我们必须要重视，整个社会都要重视，这是我们整个社会底层的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我们要把胶囊公寓放到一定的高度去看。要穿透这2平米的空间看到它背后的意义。”
他越说越有些激动了：“我甚至想，让潘石屹来这里住一个晚上，让他体验一把。让这些房地产大老板们都来住上一段，你的目的就达到了。他不住一住，他不知道底层老百姓是什么样的生活。”
他还有些决绝地说，“房地产市场什么时候崩盘，我就什么时候搬走，不崩盘，我就一直住下去。”
就在孟小来计划着将胶囊公寓当成表达他的某种愤慨与不满情绪的“阵地”时，住在另一个“胶囊”里的温娇已经萌生了退意，“如果坚持一段时间还找不到工作，我就彻底死心回天津做城管去，也住不长的。”
温娇说，家乡跟北京是不同的，家乡是一个特别安逸的城市。“我在北京待的时间很久了，所以每次一回天津就觉得特别轻松，但一回北京就心里压抑。”
这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每一天都有许多揣着梦想的年轻人涌进来，许多人黯然离去。黄日新开发的“胶囊”并不是药方，只不过是这个城市的一粒缩影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