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中国：需要全球化的军事大战略
刘涛／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深深融入了全球化的发展之中，中国经济全球化和能源需求全球化已经使中国的国际利益与外部世界的利益紧密结合。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运载着石油的巨轮从海湾港口向东徐徐驶向中国；
在马六甲海峡，运载着无数中国产品的巨型货轮行驶过这道浅浅的海峡；在辽阔蔚蓝色的印度洋，来自非洲大陆的能源产品正源源不断地行驶向太平洋东部的世界新兴经济强国。根据不同预测，中国经济将在未来20到30年超过美国，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居民，无论他们对中国崛起保持有何种态度，都不再质疑中国有一天会超过美国了。
全球化经济对全球化军事的需求
然而在国人热切期待中国重返世界经济第一的中国时代和中国世纪来临之时，可曾想到，我们庞大的经济体和能源需求会对我国的军事力量越来越依赖？当一艘艘载有“Made in China”字样商品的巨轮远离我国蔚蓝色的海岸线的时候，当一艘艘载有石油、铜矿、电解铝的巨轮从智利、阿根廷、澳大利亚、安哥拉、尼日尼亚驶向中国的时候，我们就会深深感到海权是多么重要。离开了中国强大远洋军事力量的保护，来自中国的巨轮就如同漂泊在异乡的游子一样，缺乏一双坚强臂膀的护佑。一旦遇到纠纷和冲突，漂泊的游子就会面临单兵作战的困境。南中国海的马六甲海峡，就如同巨龙中国的输血管道一样，对中国崛起具有无比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旦中国的能源通道由于某种不可预见的因素受阻，一切都难以想象。尼克松总统曾经说过：“抗议声音在几千公里之外，是听不见的。”这句名言本来是美国前总统用来鼓励美国海军发挥更大作用的，但今天却恰好成为中国海洋局面的真实写照。
本文不打算从军事角度来分析中国的新军事理论，因为在我国已经有很多军事技术专家来讨论新军事技术革命的问题，本篇着重从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新军事战略。
军事是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延续（克劳塞维茨语），我国宏观的军事战略理论必须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经济发展规律相结合。根据我国经济深刻融入全球化的特点，以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的事实，全球化的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制造业，全球化的能源进口管道显示着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已经不可避免地延伸到全球各个角落。当一艘艘载有“中国制造”的远洋货轮驶离中国蔚蓝色的国境线的时候，中国的国家利益就自然而然地驶向了全球。中国的军事力量必须面对新时代、新任务而为中国国家利益的世界化和全球化保驾护航。
传统的中国军事观念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防御观念，历来，中国面临外敌入侵的时候强调的都是守土。而在军事领域由于深受过去人民战争的影响，对我国军事理论界具有全局影响意义的是“陆权理论”，我军强调的是保卫国土，守土有责，在中苏对峙时期我军整体战略上受到“纵深防御理论”的影响。直到今天，由于惯性的原因，我国军事理论界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样的陆地观念的影响，某些观念比如“诱敌深入”以及“持久战”作为过去时代的军事思想还或多或少地残存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
中国新军事战略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应当首先调整现代化的目标顺序。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其中国防现代化是放在经济、科学和教育现代化之后，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经济科学和生产管理等领域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国家，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优先考虑发展经济，其基本出发点在于必须在经济发展和生产率实质提高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带动社会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包括国防现代化等。现在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仅次于美国，我国还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在全世界根据市值计算的十大银行中前三名为中国独揽，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市场在某些领域已经开始全面超过遥遥欲坠的美国市场。同时，我国对外经济依赖的程度达到60%，我国的能源进口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领域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反衬出中国军事领域严重的落后和滞后，如果说，经济总量方面中国已经追赶到美国2/5强的话，那么在军事领域中美的整体差距可能10倍都不止。
经济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和军事现代化的严重落后要求我们进入“经济反哺军事”的新时代，也就是国防现代化将日益放到国家战略发展的优先位置。中国积累的巨大综合国力应该成为军事技术革命和军事理论革新源源不断的动力。当然我们必须牢记历史上强国走向军国主义的教训，特别是要牢记苏联被美苏军事竞争拖垮的教训。即使美国每年花费5000亿美元超级庞大的军事开支模式，都绝对不是我们模仿的对象，因为巨大的军事投入和全球军事力量的非常态扩张一定会伴随着民生产业的巨大萎缩和公共领域福利开支的严重削减，从长远角度而言必会削弱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而经济竞争力的衰退又会反映到军事领域来，导致最终军事领域的巨大收缩。中国的“经济反哺军事”是指在现有条件下逐步提高军事开支在国民产值中的比重和份额，使得军事领域符合我国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世界化”、 “全球化”和“去边界化”的基本特征。军事领域无论如何发展都不能完全将军事看成是一个单独的社会系统，军事必须保持为国家政治系统内部的一个子系统，必须服从于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不能使军事单独凌驾于政治和经济系统之上。
根据我国国家利益全球化和跨越边界化的特征，我国军事建设的根本战略目的应该是保卫我国的全球利益。对此我们必须迅速改变过去的保守、内敛和防御性质的守土防御观念，我们的新军事战略目标应该是积极主动地保卫中国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利益、商业利益、能源利益和海外侨民的利益。缺乏远洋军事力量的保护，我国在世界各地签订的商业合同就不能得到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保证，中国就不能赢得别人真心实意的尊重。我们设想一下，在某个与中国经济利益密切关联的国家，一旦其内部出现政局动荡而导致中国商业合同成为废纸一张的时候，当该国新政府冻结中国的资本或是扣押中方人员和中国船只的时候，谁来捍卫我们正当的国家利益？罗斯福说过：“说话要和气，但手里要有大棒”，他甚至直言：“一千项外交声明，顶不上一支海军舰队。”持剑经商，传教士在后，这是西方崛起的三大法宝， “剑”、“商”、“经”相互配合，从军事、经济和思想领域达到对全球的控制。而今天的中国，“商”遍及全球，孔子学院也跟进走向全球（“经”），但中国缺乏的是为自己国家经济和文化利益护航的钢铁利剑。
从长远目标来看，中国必须建立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远洋军事投入力量，特别是在中国南海到马六甲海峡中国海军应当逐步与美国分享和平保卫中国和美国共同商业通道的重要海域的权利。根据中美在“币缘领域”的巨大合作关系，美国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海军力量的增加并不是在威胁美国的利益，而是在保卫中国和美国共治下的双方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由于中美经济产业和货币领域的巨大利益整合关系，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美元币缘区内部的安全，这本身也符合美国虚拟经济得以平稳操作的基本国家利益。美国必须在未来10年内逐步接受中国成为一个区域海军强国的事实，美国本身经济力量的衰退以及金融危机对美国军事费用带来的巨大影响，都不可避免地波及到美国军事领域和美国全球的军事存在。美国的全球战略收缩，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与新兴崛起的世界强国分享部分权力，以最终实现更好的共生利益，这将是美国不可避免的战略选择。而接受一个与美国具有巨大利益相关的世界大国维护其合理的海洋权益，是美国明智的抉择。
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系统分化和全球利益整合的世界，如果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经济离不开中美双引擎的合作和牵引，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排斥中美和平分享海洋权利，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和平发展呢？如果我们肯定，人类的理性是“人类可以防止大国的悲剧性冲突而不会使人类回到石器时代”的话，那么有什么力量还可以阻挡中国海洋军事力量的和平崛起呢？中国的军事战略取决于中国的观念，美国的军事战略取决于美国的观念，中美经济共生体的军事战略取决于中美共生体的观念，因为观念是政治行为的前提。观念先行，政策在后，如果未来10年中美共同分享南海是大趋势，无论某些群体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都无法阻挡这样的大势。而我们必须抛出这样的观点，积极推广和营造中美海军协防南中国海能源通道的观点，并将这样的观点真正做大，做成有影响力的全球议题。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中国今天的发展要求我们不能再恪守传统古板的想法和理念，而必须活跃积极地发展新观点和新思维。
中国龙跃出马六甲海峡后必将在人类未来的角逐中心——印度洋展示自己的海洋权益。世界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能源和商业贸易通道，连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海峡和海路都跟印度洋紧密联系，印度洋周围的国家涵盖了世界最重要的能源基地，印度洋也连接着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着世界上未来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因此保护中国的商贸通道和能源通道不被不可预见的因素切断，中国必须和美国、印度、俄罗斯和欧盟等主要世界强国共同分享印度洋的海洋权益，以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和平发展和世界贸易的繁荣。根据当今世界主要中心国家在经济和贸易等领域国家利益相互交织、相互依赖的事实，根据国际社会分层功能分化的现实，任何“中心国家”的整体性和全局性战争都会对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崩溃危险，既然大家都同乘一条全球化的巨轮，那么又岂有任何合法的理由可以排斥中国在印度洋的海洋军事存在呢？如果理性的主权民族国家之间或是大国之间不能相互达成谅解和共识的话，那么世界经济耐以生存的基础在哪里呢？所以中国军事可以落后一时，但是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应该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再阻挠中国国防现代化和中国建立远洋军事投射能力。
笔者认为，中国远洋海军的长远战略目标是“两洋”战略，也就是在太平洋的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实现同世界各主要强国的“海洋权益分享”，保卫世界的经济繁荣和世界和平。中国军事战略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强权构成挑战，而是实现世界强国之间的权利分享和利益共生。既然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和南中国海以及印度洋的浩瀚海洋空间实现了根本的联系，那我们为什么犹豫而不能明确说出中国国家利益之所在呢？又有什么国家，有什么理由可以排斥我们的正当权益呢？通过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缅甸等和我国关系友好的国家，中国军事力量完全可以通过地缘和海权的连接在印度洋找到出口。我国在临近我国海疆的东南方向的南中国海举步维艰，反而是在离我们更远的印度洋寻找到了进入的捷径。在那里，中国在历史上建立的广泛友好关系和广泛人脉关系正在现实中发挥作巨大用。向西，再向西，因为向西不仅深入到中亚大陆的世界岛心脏地区，而向西也是海洋，在那里，辽阔的印度洋蕴藏着中国无形的重大国家利益。向西通过友好国家寻找到印度洋的出海口，可以借用陆地通道进入海洋，意外地为我国打开海洋权益的新局面，这将是中国海洋战略的重要支柱。
对于中国各军种的协调而言，中国必须改变过去重视陆军，忽略海军和空军的“陆权军事战略”，将有限的军事资源逐步向中国海军和空军倾斜，海军和空军将不再仅仅是从属于陆军的亚军种，而是能够脱离束缚可以真正独立发展的独立军种。在尊重海军和空军独立规律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实现多军种联合一体化的作战系统。要让海军真正成为深海蛟龙，要让空军成为真正的苍穹雄鹰，就应当让其它们从过去的从属地位开始转变成为真正独立的军种。
我们在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以保卫中国全球化的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时，假设我们面临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阻挠，假设我们的能源通道被短期“意外”地切断，在我国海军军事实力当前与该国尚有巨大差异的基础上，我们该怎么办？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建立常规武器下的威慑战略。毕竟核威慑的门槛太高，而且我国受制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因此核威慑并不能在这样的单一事件中发挥根本作用。而我国的远程打击体系将发挥常规武器下的巨大威慑作用，一旦常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建立，我们就能在战略上对假想的敌军构成巨大的远程空间和超远程空间的战略威慑作用。按照戴旭的观点，为了使我国经济高度现代化的沿海地区获得 3000公里的防御纵深，我们就必须对3000公里以内的对我国有威胁的空军、导弹基地和航母集群纳入攻击威慑范围（试比较戴旭的新作《盛世狼烟》 2009年）。战略威慑取决于你有相当的实力，也取决于你必须证明你有实力，第三你必须让别人明白，你有勇气和决心在必要的时候使用你的实力（刘亚洲将军语，见《刘亚洲：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对话》）。第一和二个因素反映的是客观实力，第三个因素反映的是主观意志，在一方技术上明显弱于对手的时候，缩小同对手的差距，让对手的可能攻击行动付出对方国家现行政治社会经济条件下无法承受的代价，同时宣誓己方的坚定心理意志，往往能够达到战略威慑、以战止战的巨大作用，实现“以战略威慑制止战争，以战略威慑去敌幻想，以战略威慑遏敌蠢动”的战略目标。
常规武器下远程打击的战略威慑主要目的是制止战争，恰恰是为了制止战争必须显示坚定不移的战略决心和战略意志。如果慑于西方世界故意编造的心理战舆论如 “中国威胁论”等，而我们也因此捆绑住自己的手脚，那就是我们在战略层面的巨大失误。因为一个不敢明言自己国家利益的世界大国，不仅不能说服别人相信中国的和平诚意，反而可能激化“中国威胁论”，进而会刺激不同小国在某世界大国的鼓捣下一步步、按时间、按策略、按沙盘推演计划向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发起挑战。中国必须根据其现有的军事实力建立起相应的国家战略威慑能力，以明白清晰的定义划出国家的核心利益界限。并清晰地表明，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界限的，无论是非国家组织，或是其他任何角色，中国都将严惩不贷。必须明白无误地向世界宣示：任何攻击中国商船的行为就是对中国发动的战争，必将遭到中国全面的报复。任何破坏中国能源通道和航运通道的行为就是对中国的宣战，中国必将尽全部综合国力惩罚肇事者，并保留采取任何措施、任何手段的权利。”至于什么是 “任何措施”，什么是“任何手段”，它的范围和界限在哪里，完全由中国来决定，由中国国民意志来决定，这也可以留给心怀鬼胎者自己去做永恒的歌德巴赫猜想。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越南战争期间，正是中国政府的一纸文书而导致美军不敢越过北纬17度线的，那时候力量比今天落后得多的中国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朝鲜战争中国军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靠的是中国钢铁般的战略意志和决心，一纸文书都能制约一个超级大国，这充分体现了上文提到的战略威慑的三个核心要素：实力，证明实力，显示自己有使用该实力的决心和意志。在俄罗斯针对格鲁吉亚发动的挑衅攻击中，我们看到了上述三个因素的结合。退无可退时，病虎也会发威咬人，无论西方舆论如何鼓噪，敢做敢为的俄罗斯真正赢得了世界的尊敬，被西方削弱到极点的悲情俄罗斯终于显示了“世界真汉子”的形象。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留给人们最大的教训是：一个不敢维护自己核心利益的国家，甚至不敢明言自己核心利益的国家，是不会赢得对手真正的尊重的。
国家利益的“有形边界”和“无形边界”
对于从多元角度来实现中国的跨越边界的国家利益，我们着眼点不能完全停留在传统的地缘观念上，还必须综合考虑到能缘和币缘等不同战略的结合，认识到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逐步向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过渡的特征。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货币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到当今世界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军事占领和军事征服等来实现国家利益，而应该更加综合运用经济、贸易、能源、货币和金融等多种杠杆和渠道，实现中国的国“势”增加。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如果将统一仅仅定义为 “台湾纳入全中国的行政管理”，这就会面临台湾民意的巨大障碍，同时极大地缩限了我们的视野。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实现了币缘政治下的“人民币圈” 或是“大中华中元圈”等，这是否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形成更加实质意义上的“统一”？如果我们认为统一的目标是冲出第一岛链，打开中国面向太平洋的宽阔出海口的话，那么是否我们应该长期重视培育台湾内部的“亲中民意”，影响台湾媒体的观点，并试图用多元化的手段影响台湾持续产生“亲大陆”的政府？如果两岸实现了政治上实质的融合，如果大陆军队和台湾军队有一天可以联合在台湾海峡的东侧实现联合巡航，这样的结果是否带来了中国海权战略的直接巨变？全球化时代， “统一”不能只着眼于有形边界的思考上。
世界一体化时代，我们认知系统中固有的思维方式一定要变，要变得高智慧，变得合时宜，变得会运用不同手段的超限组合来实现国家的利益。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国家利益固定在地理上的“有形边界”的概念，而是要将国家利益理解为一条“无形的流动边界”，这条“无形边界”不是以固定的地理疆界来划线，而是以中国资本的流动、市场利益的扩散、人民币货币圈的发散流动、话语权和文化观念在意识认知层面的扩散流动为特征。一旦我们掌握了中国国家利益“无形边界”的概念，我们就不仅在台湾问题上，还能在中国国际战略上，进而在中国军事战略的选择上进入豁然开朗的境界。
正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要解开许多看似无解的难题和死结，关键在于有没有换一个新角度来看问题，如果角度焕然一新，那么看到的境界也自然是气象万千了。
在中国产业资本和商业利益全球化的同时，我们必须有全球化的国防观来保卫我们的经济、能源和文化利益，在人民币迈向世界强国货币的同时，我们的军事力量又必然上升到护卫世界货币——人民币的战略目的，为中国的全球币缘利益保驾护航。时不我待，现在该是中国军事力量超常规发展的历史时刻了！
在马六甲海峡，运载着无数中国产品的巨型货轮行驶过这道浅浅的海峡；在辽阔蔚蓝色的印度洋，来自非洲大陆的能源产品正源源不断地行驶向太平洋东部的世界新兴经济强国。根据不同预测，中国经济将在未来20到30年超过美国，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居民，无论他们对中国崛起保持有何种态度，都不再质疑中国有一天会超过美国了。
全球化经济对全球化军事的需求
然而在国人热切期待中国重返世界经济第一的中国时代和中国世纪来临之时，可曾想到，我们庞大的经济体和能源需求会对我国的军事力量越来越依赖？当一艘艘载有“Made in China”字样商品的巨轮远离我国蔚蓝色的海岸线的时候，当一艘艘载有石油、铜矿、电解铝的巨轮从智利、阿根廷、澳大利亚、安哥拉、尼日尼亚驶向中国的时候，我们就会深深感到海权是多么重要。离开了中国强大远洋军事力量的保护，来自中国的巨轮就如同漂泊在异乡的游子一样，缺乏一双坚强臂膀的护佑。一旦遇到纠纷和冲突，漂泊的游子就会面临单兵作战的困境。南中国海的马六甲海峡，就如同巨龙中国的输血管道一样，对中国崛起具有无比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旦中国的能源通道由于某种不可预见的因素受阻，一切都难以想象。尼克松总统曾经说过：“抗议声音在几千公里之外，是听不见的。”这句名言本来是美国前总统用来鼓励美国海军发挥更大作用的，但今天却恰好成为中国海洋局面的真实写照。
本文不打算从军事角度来分析中国的新军事理论，因为在我国已经有很多军事技术专家来讨论新军事技术革命的问题，本篇着重从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新军事战略。
军事是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延续（克劳塞维茨语），我国宏观的军事战略理论必须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经济发展规律相结合。根据我国经济深刻融入全球化的特点，以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的事实，全球化的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制造业，全球化的能源进口管道显示着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已经不可避免地延伸到全球各个角落。当一艘艘载有“中国制造”的远洋货轮驶离中国蔚蓝色的国境线的时候，中国的国家利益就自然而然地驶向了全球。中国的军事力量必须面对新时代、新任务而为中国国家利益的世界化和全球化保驾护航。
传统的中国军事观念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防御观念，历来，中国面临外敌入侵的时候强调的都是守土。而在军事领域由于深受过去人民战争的影响，对我国军事理论界具有全局影响意义的是“陆权理论”，我军强调的是保卫国土，守土有责，在中苏对峙时期我军整体战略上受到“纵深防御理论”的影响。直到今天，由于惯性的原因，我国军事理论界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样的陆地观念的影响，某些观念比如“诱敌深入”以及“持久战”作为过去时代的军事思想还或多或少地残存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
中国新军事战略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应当首先调整现代化的目标顺序。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其中国防现代化是放在经济、科学和教育现代化之后，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经济科学和生产管理等领域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国家，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优先考虑发展经济，其基本出发点在于必须在经济发展和生产率实质提高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带动社会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包括国防现代化等。现在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仅次于美国，我国还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在全世界根据市值计算的十大银行中前三名为中国独揽，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市场在某些领域已经开始全面超过遥遥欲坠的美国市场。同时，我国对外经济依赖的程度达到60%，我国的能源进口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领域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反衬出中国军事领域严重的落后和滞后，如果说，经济总量方面中国已经追赶到美国2/5强的话，那么在军事领域中美的整体差距可能10倍都不止。
经济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和军事现代化的严重落后要求我们进入“经济反哺军事”的新时代，也就是国防现代化将日益放到国家战略发展的优先位置。中国积累的巨大综合国力应该成为军事技术革命和军事理论革新源源不断的动力。当然我们必须牢记历史上强国走向军国主义的教训，特别是要牢记苏联被美苏军事竞争拖垮的教训。即使美国每年花费5000亿美元超级庞大的军事开支模式，都绝对不是我们模仿的对象，因为巨大的军事投入和全球军事力量的非常态扩张一定会伴随着民生产业的巨大萎缩和公共领域福利开支的严重削减，从长远角度而言必会削弱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而经济竞争力的衰退又会反映到军事领域来，导致最终军事领域的巨大收缩。中国的“经济反哺军事”是指在现有条件下逐步提高军事开支在国民产值中的比重和份额，使得军事领域符合我国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世界化”、 “全球化”和“去边界化”的基本特征。军事领域无论如何发展都不能完全将军事看成是一个单独的社会系统，军事必须保持为国家政治系统内部的一个子系统，必须服从于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不能使军事单独凌驾于政治和经济系统之上。
根据我国国家利益全球化和跨越边界化的特征，我国军事建设的根本战略目的应该是保卫我国的全球利益。对此我们必须迅速改变过去的保守、内敛和防御性质的守土防御观念，我们的新军事战略目标应该是积极主动地保卫中国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利益、商业利益、能源利益和海外侨民的利益。缺乏远洋军事力量的保护，我国在世界各地签订的商业合同就不能得到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保证，中国就不能赢得别人真心实意的尊重。我们设想一下，在某个与中国经济利益密切关联的国家，一旦其内部出现政局动荡而导致中国商业合同成为废纸一张的时候，当该国新政府冻结中国的资本或是扣押中方人员和中国船只的时候，谁来捍卫我们正当的国家利益？罗斯福说过：“说话要和气，但手里要有大棒”，他甚至直言：“一千项外交声明，顶不上一支海军舰队。”持剑经商，传教士在后，这是西方崛起的三大法宝， “剑”、“商”、“经”相互配合，从军事、经济和思想领域达到对全球的控制。而今天的中国，“商”遍及全球，孔子学院也跟进走向全球（“经”），但中国缺乏的是为自己国家经济和文化利益护航的钢铁利剑。
从长远目标来看，中国必须建立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远洋军事投入力量，特别是在中国南海到马六甲海峡中国海军应当逐步与美国分享和平保卫中国和美国共同商业通道的重要海域的权利。根据中美在“币缘领域”的巨大合作关系，美国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海军力量的增加并不是在威胁美国的利益，而是在保卫中国和美国共治下的双方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由于中美经济产业和货币领域的巨大利益整合关系，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美元币缘区内部的安全，这本身也符合美国虚拟经济得以平稳操作的基本国家利益。美国必须在未来10年内逐步接受中国成为一个区域海军强国的事实，美国本身经济力量的衰退以及金融危机对美国军事费用带来的巨大影响，都不可避免地波及到美国军事领域和美国全球的军事存在。美国的全球战略收缩，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与新兴崛起的世界强国分享部分权力，以最终实现更好的共生利益，这将是美国不可避免的战略选择。而接受一个与美国具有巨大利益相关的世界大国维护其合理的海洋权益，是美国明智的抉择。
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系统分化和全球利益整合的世界，如果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经济离不开中美双引擎的合作和牵引，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排斥中美和平分享海洋权利，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和平发展呢？如果我们肯定，人类的理性是“人类可以防止大国的悲剧性冲突而不会使人类回到石器时代”的话，那么有什么力量还可以阻挡中国海洋军事力量的和平崛起呢？中国的军事战略取决于中国的观念，美国的军事战略取决于美国的观念，中美经济共生体的军事战略取决于中美共生体的观念，因为观念是政治行为的前提。观念先行，政策在后，如果未来10年中美共同分享南海是大趋势，无论某些群体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都无法阻挡这样的大势。而我们必须抛出这样的观点，积极推广和营造中美海军协防南中国海能源通道的观点，并将这样的观点真正做大，做成有影响力的全球议题。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中国今天的发展要求我们不能再恪守传统古板的想法和理念，而必须活跃积极地发展新观点和新思维。
中国龙跃出马六甲海峡后必将在人类未来的角逐中心——印度洋展示自己的海洋权益。世界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能源和商业贸易通道，连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海峡和海路都跟印度洋紧密联系，印度洋周围的国家涵盖了世界最重要的能源基地，印度洋也连接着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着世界上未来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因此保护中国的商贸通道和能源通道不被不可预见的因素切断，中国必须和美国、印度、俄罗斯和欧盟等主要世界强国共同分享印度洋的海洋权益，以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和平发展和世界贸易的繁荣。根据当今世界主要中心国家在经济和贸易等领域国家利益相互交织、相互依赖的事实，根据国际社会分层功能分化的现实，任何“中心国家”的整体性和全局性战争都会对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崩溃危险，既然大家都同乘一条全球化的巨轮，那么又岂有任何合法的理由可以排斥中国在印度洋的海洋军事存在呢？如果理性的主权民族国家之间或是大国之间不能相互达成谅解和共识的话，那么世界经济耐以生存的基础在哪里呢？所以中国军事可以落后一时，但是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应该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再阻挠中国国防现代化和中国建立远洋军事投射能力。
笔者认为，中国远洋海军的长远战略目标是“两洋”战略，也就是在太平洋的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实现同世界各主要强国的“海洋权益分享”，保卫世界的经济繁荣和世界和平。中国军事战略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强权构成挑战，而是实现世界强国之间的权利分享和利益共生。既然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和南中国海以及印度洋的浩瀚海洋空间实现了根本的联系，那我们为什么犹豫而不能明确说出中国国家利益之所在呢？又有什么国家，有什么理由可以排斥我们的正当权益呢？通过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缅甸等和我国关系友好的国家，中国军事力量完全可以通过地缘和海权的连接在印度洋找到出口。我国在临近我国海疆的东南方向的南中国海举步维艰，反而是在离我们更远的印度洋寻找到了进入的捷径。在那里，中国在历史上建立的广泛友好关系和广泛人脉关系正在现实中发挥作巨大用。向西，再向西，因为向西不仅深入到中亚大陆的世界岛心脏地区，而向西也是海洋，在那里，辽阔的印度洋蕴藏着中国无形的重大国家利益。向西通过友好国家寻找到印度洋的出海口，可以借用陆地通道进入海洋，意外地为我国打开海洋权益的新局面，这将是中国海洋战略的重要支柱。
对于中国各军种的协调而言，中国必须改变过去重视陆军，忽略海军和空军的“陆权军事战略”，将有限的军事资源逐步向中国海军和空军倾斜，海军和空军将不再仅仅是从属于陆军的亚军种，而是能够脱离束缚可以真正独立发展的独立军种。在尊重海军和空军独立规律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实现多军种联合一体化的作战系统。要让海军真正成为深海蛟龙，要让空军成为真正的苍穹雄鹰，就应当让其它们从过去的从属地位开始转变成为真正独立的军种。
我们在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以保卫中国全球化的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时，假设我们面临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阻挠，假设我们的能源通道被短期“意外”地切断，在我国海军军事实力当前与该国尚有巨大差异的基础上，我们该怎么办？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建立常规武器下的威慑战略。毕竟核威慑的门槛太高，而且我国受制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因此核威慑并不能在这样的单一事件中发挥根本作用。而我国的远程打击体系将发挥常规武器下的巨大威慑作用，一旦常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建立，我们就能在战略上对假想的敌军构成巨大的远程空间和超远程空间的战略威慑作用。按照戴旭的观点，为了使我国经济高度现代化的沿海地区获得 3000公里的防御纵深，我们就必须对3000公里以内的对我国有威胁的空军、导弹基地和航母集群纳入攻击威慑范围（试比较戴旭的新作《盛世狼烟》 2009年）。战略威慑取决于你有相当的实力，也取决于你必须证明你有实力，第三你必须让别人明白，你有勇气和决心在必要的时候使用你的实力（刘亚洲将军语，见《刘亚洲：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对话》）。第一和二个因素反映的是客观实力，第三个因素反映的是主观意志，在一方技术上明显弱于对手的时候，缩小同对手的差距，让对手的可能攻击行动付出对方国家现行政治社会经济条件下无法承受的代价，同时宣誓己方的坚定心理意志，往往能够达到战略威慑、以战止战的巨大作用，实现“以战略威慑制止战争，以战略威慑去敌幻想，以战略威慑遏敌蠢动”的战略目标。
常规武器下远程打击的战略威慑主要目的是制止战争，恰恰是为了制止战争必须显示坚定不移的战略决心和战略意志。如果慑于西方世界故意编造的心理战舆论如 “中国威胁论”等，而我们也因此捆绑住自己的手脚，那就是我们在战略层面的巨大失误。因为一个不敢明言自己国家利益的世界大国，不仅不能说服别人相信中国的和平诚意，反而可能激化“中国威胁论”，进而会刺激不同小国在某世界大国的鼓捣下一步步、按时间、按策略、按沙盘推演计划向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发起挑战。中国必须根据其现有的军事实力建立起相应的国家战略威慑能力，以明白清晰的定义划出国家的核心利益界限。并清晰地表明，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界限的，无论是非国家组织，或是其他任何角色，中国都将严惩不贷。必须明白无误地向世界宣示：任何攻击中国商船的行为就是对中国发动的战争，必将遭到中国全面的报复。任何破坏中国能源通道和航运通道的行为就是对中国的宣战，中国必将尽全部综合国力惩罚肇事者，并保留采取任何措施、任何手段的权利。”至于什么是 “任何措施”，什么是“任何手段”，它的范围和界限在哪里，完全由中国来决定，由中国国民意志来决定，这也可以留给心怀鬼胎者自己去做永恒的歌德巴赫猜想。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越南战争期间，正是中国政府的一纸文书而导致美军不敢越过北纬17度线的，那时候力量比今天落后得多的中国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朝鲜战争中国军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靠的是中国钢铁般的战略意志和决心，一纸文书都能制约一个超级大国，这充分体现了上文提到的战略威慑的三个核心要素：实力，证明实力，显示自己有使用该实力的决心和意志。在俄罗斯针对格鲁吉亚发动的挑衅攻击中，我们看到了上述三个因素的结合。退无可退时，病虎也会发威咬人，无论西方舆论如何鼓噪，敢做敢为的俄罗斯真正赢得了世界的尊敬，被西方削弱到极点的悲情俄罗斯终于显示了“世界真汉子”的形象。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留给人们最大的教训是：一个不敢维护自己核心利益的国家，甚至不敢明言自己核心利益的国家，是不会赢得对手真正的尊重的。
国家利益的“有形边界”和“无形边界”
对于从多元角度来实现中国的跨越边界的国家利益，我们着眼点不能完全停留在传统的地缘观念上，还必须综合考虑到能缘和币缘等不同战略的结合，认识到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逐步向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过渡的特征。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货币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到当今世界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军事占领和军事征服等来实现国家利益，而应该更加综合运用经济、贸易、能源、货币和金融等多种杠杆和渠道，实现中国的国“势”增加。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如果将统一仅仅定义为 “台湾纳入全中国的行政管理”，这就会面临台湾民意的巨大障碍，同时极大地缩限了我们的视野。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实现了币缘政治下的“人民币圈” 或是“大中华中元圈”等，这是否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形成更加实质意义上的“统一”？如果我们认为统一的目标是冲出第一岛链，打开中国面向太平洋的宽阔出海口的话，那么是否我们应该长期重视培育台湾内部的“亲中民意”，影响台湾媒体的观点，并试图用多元化的手段影响台湾持续产生“亲大陆”的政府？如果两岸实现了政治上实质的融合，如果大陆军队和台湾军队有一天可以联合在台湾海峡的东侧实现联合巡航，这样的结果是否带来了中国海权战略的直接巨变？全球化时代， “统一”不能只着眼于有形边界的思考上。
世界一体化时代，我们认知系统中固有的思维方式一定要变，要变得高智慧，变得合时宜，变得会运用不同手段的超限组合来实现国家的利益。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国家利益固定在地理上的“有形边界”的概念，而是要将国家利益理解为一条“无形的流动边界”，这条“无形边界”不是以固定的地理疆界来划线，而是以中国资本的流动、市场利益的扩散、人民币货币圈的发散流动、话语权和文化观念在意识认知层面的扩散流动为特征。一旦我们掌握了中国国家利益“无形边界”的概念，我们就不仅在台湾问题上，还能在中国国际战略上，进而在中国军事战略的选择上进入豁然开朗的境界。
正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要解开许多看似无解的难题和死结，关键在于有没有换一个新角度来看问题，如果角度焕然一新，那么看到的境界也自然是气象万千了。
在中国产业资本和商业利益全球化的同时，我们必须有全球化的国防观来保卫我们的经济、能源和文化利益，在人民币迈向世界强国货币的同时，我们的军事力量又必然上升到护卫世界货币——人民币的战略目的，为中国的全球币缘利益保驾护航。时不我待，现在该是中国军事力量超常规发展的历史时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