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人在中国：我当“洋托”的幸福生活
回加拿大过圣诞节的头一天，有人匆匆给我打电话，要我到广州拍广告。我只好将回家日期往后推了一天，来到广州郊外的一处废弃仓库。到了那里，我脱掉衬衣，穿上白大褂和白裤子，接着坐下来化妆。这是我的第一个广告片。
我演的是一名医生，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给什么做广告。我在那里无所事事地呆了几个小时，最后拿到200美元左右的报酬。这笔钱不算多，但类似的机遇数不胜数。可见，生活在中国就意味着财源滚滚。
在回到加拿大过节的这几天，人们问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搬回加拿大”。一个朋友还问我，在中国能不能买到牛奶或牛排。最初碰到这种问题，我都有些懊恼，随后意识到中国其实是一个爱保守秘密的国度。没错，我们能买到牛奶，我在北京吃的牛排也非常棒。事实上，我在中国能吃到印度菜、日本菜、朝鲜菜……什么样的菜都有。
我们每到一处就“打的”，住漂亮的高楼，买便宜的电子产品和最新款的服装，所从事的工作也轻轻松松。当然，我们当中一些人的工资比不上在加拿大时多，但中国的生活支出要少得多。而且，有些人比在加拿大时挣的还多。只要能讲英语，又是白人，就能从事从拍广告到当评委或时装秀主持人等各种职业。
有时候，我们甚至什么都不用干，把你的那张白人脸孔带来就行了。
25岁的菲比·斯托姆来自澳大利亚，个子高挑，金发碧眼。这样的长相足以令赚钱机会自动上门。斯托姆说她现在在为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可她对这家公司的业务一无所知。她只在客户来访的时候才接到任务通知，她所在的公司需要她给客户留下国际印象。
“我们去北京的高级酒吧和夜总会，吃的喝的都昂贵无比，我就坐那儿听那些有钱的男性客户高谈阔论。”她说，“结束时他们就交给我一信封钞票。”
但斯托姆的经历不如她的一个美国朋友那样来钱或有趣。那位朋友受雇于一家投资和贷款公司，但他不需担负任何实际责任。
“平时他就呆在办公室，想干啥就干啥，一有任务就会通知他，通常都要到其他城市，呆个三四天，住5星级宾馆，坐高级轿车到处跑，宴席一场接一场。”斯托姆说。
“他是出场会的明星，任何问题都由‘翻译’来应付。翻译用英语跟‘美国老板’交头接耳一番，然后用中文回答。”她说，“他跟人握手、合影，有时还签文件和发表演说。”
当然，这只是呆在中国的部分理由。有机会见证这个国家高速发展的那种兴奋之情，同样令人无法抗拒。所以，若问我什么时候回加拿大发展，我真的不知道。在中国的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实在不想离开。
我演的是一名医生，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给什么做广告。我在那里无所事事地呆了几个小时，最后拿到200美元左右的报酬。这笔钱不算多，但类似的机遇数不胜数。可见，生活在中国就意味着财源滚滚。
在回到加拿大过节的这几天，人们问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搬回加拿大”。一个朋友还问我，在中国能不能买到牛奶或牛排。最初碰到这种问题，我都有些懊恼，随后意识到中国其实是一个爱保守秘密的国度。没错，我们能买到牛奶，我在北京吃的牛排也非常棒。事实上，我在中国能吃到印度菜、日本菜、朝鲜菜……什么样的菜都有。
我们每到一处就“打的”，住漂亮的高楼，买便宜的电子产品和最新款的服装，所从事的工作也轻轻松松。当然，我们当中一些人的工资比不上在加拿大时多，但中国的生活支出要少得多。而且，有些人比在加拿大时挣的还多。只要能讲英语，又是白人，就能从事从拍广告到当评委或时装秀主持人等各种职业。
有时候，我们甚至什么都不用干，把你的那张白人脸孔带来就行了。
25岁的菲比·斯托姆来自澳大利亚，个子高挑，金发碧眼。这样的长相足以令赚钱机会自动上门。斯托姆说她现在在为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可她对这家公司的业务一无所知。她只在客户来访的时候才接到任务通知，她所在的公司需要她给客户留下国际印象。
“我们去北京的高级酒吧和夜总会，吃的喝的都昂贵无比，我就坐那儿听那些有钱的男性客户高谈阔论。”她说，“结束时他们就交给我一信封钞票。”
但斯托姆的经历不如她的一个美国朋友那样来钱或有趣。那位朋友受雇于一家投资和贷款公司，但他不需担负任何实际责任。
“平时他就呆在办公室，想干啥就干啥，一有任务就会通知他，通常都要到其他城市，呆个三四天，住5星级宾馆，坐高级轿车到处跑，宴席一场接一场。”斯托姆说。
“他是出场会的明星，任何问题都由‘翻译’来应付。翻译用英语跟‘美国老板’交头接耳一番，然后用中文回答。”她说，“他跟人握手、合影，有时还签文件和发表演说。”
当然，这只是呆在中国的部分理由。有机会见证这个国家高速发展的那种兴奋之情，同样令人无法抗拒。所以，若问我什么时候回加拿大发展，我真的不知道。在中国的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实在不想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