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集结社会弊病 成为海外解读中国新样本(图)
海外媒体没有关注到《蜗居》自身所具有的悖论，而众多中国媒体上同样鲜有反思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丁扬发自北京 过去一个月，《蜗居》重演了中国电视剧收视黑马的经典轨迹：在几乎零宣传的低调中默默地火了起来。35集的剧情几乎集结了当下社会弊病的所有关键词——小三、高官、房奴、腐败，众多让人触景生情的桥段令观众心有戚戚，并引来专家学者的解读，甚至成为海外解读中国社会的新样本。
《蜗居》令日美惊诧
11月24日，日本网站Record China做了一篇名为《租房不会幸福吗？八成中国人以为幸福=有房》的报道。该报道转述了中国媒体由《蜗居》出发所做的关于“幸福和屋子的关系”调查结果。这篇报道被日文雅虎网站全文转载后，日本网民参与了讨论，对于中国人如此看重一个并不真正属于自己的“水泥箱子”，日本网友十分困惑。网民jim说： “日本泡沫经济时代，很多人一般是为投资目的而买房，但是泡沫破裂以后全都失败了。中国是否意识到泡沫破裂后的状况？我想中国不要走日本走过的路才好。”
“这不是中国版的《欲望都市》。”华尔街日报网站在其“中国实时报”栏目中除了报道《蜗居》在中国遭遇热捧之外，还意味深长地引述了中国房地产研究机构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最新报告：截至今年10月，北京市的平均房价已达到每平米16057元，比1月份涨了54%。在上海，10月份的平均住房价格上涨了 22%。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最新一份住房研究报告中警告说，支持性的政策并未得到有效实施。
蜗居现象背后的隐忧
事实上，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对于中国“蜗居”现象的关注已非一日，早在数月前，这份报纸就大篇幅报道了中国大学生“蚁族”现象，这篇报道提出了中国社会当下最令人费解的问题：中国还未进入知识时代，大学生就被经济浪潮甩在了身后，这个群体的路在哪里？这篇报道，缘起于一本名为《蚁族》的书，该书的作者是北京大学博士后、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教授廉思。
身为典型的80后，廉思看到《蜗居》后感慨万千。在他看来，《蜗居》无疑是对《蚁族》一书的影像诠释，也是现在大部分大学毕业生真实的生存状态。
廉思及他的团队，历时两年，对北京市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多个大学毕业生聚居村进行了调研，提出了“蚁族”的概念，比喻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书中披露，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的“蚁族”，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毕业后月收入平均为1956元，面对北京高昂的房租，只能选择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聚居村。某种程度上，《蜗居》里的海萍就是蚁族的代言人，廉思等人在调研中发现，有10%的蚁族毕业于211重点大学。
而正如廉思在《蚁族》中所表达的深层忧虑那样，无论是日本的Record China、还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它们在关注“蜗居现象”时，都将思考的矛指向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发展必然带来问题，但一个良性社会必须要有自我修复机能，一旦这种机能丧失，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
一部“现实剧”的吊诡
与著名作家肖复兴“良知之刺”的赞誉相反，《蜗居》也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正式宣告了道德沦丧时代的成型”，它试图反映社会现实，本身却也成为问题——在相关调查中，有半数以上的观众坚持站在贪官宋思明和其情人郭海藻一边，关于两人是否有真爱的讨论甚至盖过了对于该剧所谓反映的现实的思考，唇枪舌剑中，一种价值观的彻底混乱和道德逻辑的缺失令人不寒而栗。
廉思同样有着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困惑：“蚁族们有梦想，只是这些梦想的表述形式可能是五年内有房有车。有人批评说这一代青年太物质，可是这样的价值观却是现实教给他们的。”
1980年，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曾引发一场人生观的全国性讨论。廉思惊讶地发现，在他与蚁族的接触过程中，这些出生于1980年代、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青年人，不约而同发出了相似的感慨：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
也许，这种对自我奋斗意义的焦灼和怀疑，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网民们会同情贪官宋思明和走上“职业二奶”之路的郭海藻：走捷径、抄近道没有错，错的是这个社会太过残酷。
《蜗居》导演滕华涛说自己的创作有宏大的意图，却并无意批判时代。这一说法几乎是《蜗居》企图犀利但最后只能独善其身的形象写照。《蜗居》仅仅是在告诉人们一个借口：如果你因为世事艰辛而自我堕落，那就是这个社会的错误。
有趣的是，海外媒体没有关注到《蜗居》自身所具有的悖论，而在众多中国媒体上，同样鲜有类似的反思。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丁扬发自北京 过去一个月，《蜗居》重演了中国电视剧收视黑马的经典轨迹：在几乎零宣传的低调中默默地火了起来。35集的剧情几乎集结了当下社会弊病的所有关键词——小三、高官、房奴、腐败，众多让人触景生情的桥段令观众心有戚戚，并引来专家学者的解读，甚至成为海外解读中国社会的新样本。
《蜗居》令日美惊诧
11月24日，日本网站Record China做了一篇名为《租房不会幸福吗？八成中国人以为幸福=有房》的报道。该报道转述了中国媒体由《蜗居》出发所做的关于“幸福和屋子的关系”调查结果。这篇报道被日文雅虎网站全文转载后，日本网民参与了讨论，对于中国人如此看重一个并不真正属于自己的“水泥箱子”，日本网友十分困惑。网民jim说： “日本泡沫经济时代，很多人一般是为投资目的而买房，但是泡沫破裂以后全都失败了。中国是否意识到泡沫破裂后的状况？我想中国不要走日本走过的路才好。”
“这不是中国版的《欲望都市》。”华尔街日报网站在其“中国实时报”栏目中除了报道《蜗居》在中国遭遇热捧之外，还意味深长地引述了中国房地产研究机构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最新报告：截至今年10月，北京市的平均房价已达到每平米16057元，比1月份涨了54%。在上海，10月份的平均住房价格上涨了 22%。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最新一份住房研究报告中警告说，支持性的政策并未得到有效实施。
《蜗居》已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而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真实样本。
蜗居现象背后的隐忧
事实上，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对于中国“蜗居”现象的关注已非一日，早在数月前，这份报纸就大篇幅报道了中国大学生“蚁族”现象，这篇报道提出了中国社会当下最令人费解的问题：中国还未进入知识时代，大学生就被经济浪潮甩在了身后，这个群体的路在哪里？这篇报道，缘起于一本名为《蚁族》的书，该书的作者是北京大学博士后、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教授廉思。
身为典型的80后，廉思看到《蜗居》后感慨万千。在他看来，《蜗居》无疑是对《蚁族》一书的影像诠释，也是现在大部分大学毕业生真实的生存状态。
廉思及他的团队，历时两年，对北京市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多个大学毕业生聚居村进行了调研，提出了“蚁族”的概念，比喻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书中披露，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的“蚁族”，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毕业后月收入平均为1956元，面对北京高昂的房租，只能选择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聚居村。某种程度上，《蜗居》里的海萍就是蚁族的代言人，廉思等人在调研中发现，有10%的蚁族毕业于211重点大学。
而正如廉思在《蚁族》中所表达的深层忧虑那样，无论是日本的Record China、还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它们在关注“蜗居现象”时，都将思考的矛指向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发展必然带来问题，但一个良性社会必须要有自我修复机能，一旦这种机能丧失，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
一部“现实剧”的吊诡
与著名作家肖复兴“良知之刺”的赞誉相反，《蜗居》也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正式宣告了道德沦丧时代的成型”，它试图反映社会现实，本身却也成为问题——在相关调查中，有半数以上的观众坚持站在贪官宋思明和其情人郭海藻一边，关于两人是否有真爱的讨论甚至盖过了对于该剧所谓反映的现实的思考，唇枪舌剑中，一种价值观的彻底混乱和道德逻辑的缺失令人不寒而栗。
廉思同样有着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困惑：“蚁族们有梦想，只是这些梦想的表述形式可能是五年内有房有车。有人批评说这一代青年太物质，可是这样的价值观却是现实教给他们的。”
1980年，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曾引发一场人生观的全国性讨论。廉思惊讶地发现，在他与蚁族的接触过程中，这些出生于1980年代、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青年人，不约而同发出了相似的感慨：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
也许，这种对自我奋斗意义的焦灼和怀疑，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网民们会同情贪官宋思明和走上“职业二奶”之路的郭海藻：走捷径、抄近道没有错，错的是这个社会太过残酷。
《蜗居》导演滕华涛说自己的创作有宏大的意图，却并无意批判时代。这一说法几乎是《蜗居》企图犀利但最后只能独善其身的形象写照。《蜗居》仅仅是在告诉人们一个借口：如果你因为世事艰辛而自我堕落，那就是这个社会的错误。
有趣的是，海外媒体没有关注到《蜗居》自身所具有的悖论，而在众多中国媒体上，同样鲜有类似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