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评论：季羡林先生是纯正的学问家
2009年7月12日，早晨，中国百年学术地图第三代学者的重镇，季羡林先生平静离世。尽管先生已经九十八岁高龄，内心依然受到不小的震动，先生对自己的身体一向自信，今年初还说过，要活到一百零八岁。
(一)滋养季羡林的文化生态
按理说，外患频仍，战乱不已，很难形成良性的文化生态，至少不利于学者的健康成长。国族争取自由，个人也争自由的时代，正是季羡林成长的历史背景。
这位一九一一年在齐鲁之邦出生的季羡林，出生不久，就碰上了晚清到民国的大转折。饥饿和贫困一直缠绕着少年季羡林，好强的他得遇良师——胡也频、董秋芳先生，两位老师都擅长新文学，对于年轻的季羡林自是很大的启蒙，季羡林喜欢通过散文抒发自己的性情和悲欢，渗透着两位良师的心血。民国时期，不少学者曾在中学教书，比如朱自清和钱穆先生，中学老师才情和学问，对于，中学生的耳濡目染，功莫大焉。目前，中等教育总是喜欢呼喊改革的口号，总不如多几个胡也频、董秋芳这样的良师来得实在。
一九三〇年，季羡林由山东省立高中考取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叶公超、吴宓先生皆博雅之士，但是，季羡林不想以此自限，与林庚、吴祖襄、李长之友善，号称“清华四剑客”。四剑客都是具有理想和激情的文学青年，少不了一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曾一起到燕京大学旁听谢冰心和郑振铎两位新文学巨子的课程，在谢冰心的课堂吃了闭门羹——闲人免进。但是，却受到郑振铎先生异乎寻常的欢迎，郑先生主持《文学季刊》，把季羡林的名字写入撰稿人的行列，文学青年所受的鼓舞，难以用笔墨表达。
清华大学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具有有特殊的地位。季羡林一九三〇年入清华的时候，国学研究院的传奇，已经成为过眼云烟，王国维一九二七年自沉昆明湖，梁启超一九二九年不幸病逝。但是，注重古今贯通、中西融通、文理会通的清华传统，流淌到学子们的心田，塑造季羡林人生道路的导师出现了——陈寅恪、朱光潜。朱光潜先生在清华兼课，开设选修课——《文艺心理学》，朱先生的学术理念和学问路数，让季羡林非常神往，总觉得意犹未尽。陈寅恪先生是国文和历史系的双聘教授，不愧是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学问博大精深，季羡林越听越觉得如行山阴道上，美不胜收。
(二)涸泽而渔的学问风格
大学毕业后，季羡林在高中母校服务一年，考取了清华大学中国与德国交换研究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季羡林在德国一呆就是十年，后来，先生专门写了一本书——《留德十年》，战争是残酷的，战时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的学习，也自有一种乐趣，导师瓦尔特施米特教授，凑巧与陈寅恪先生是柏林大学的同学，人生真是妙啊！
瓦尔特施米特教授对待学问之虔敬，对弟子之循循善诱，给季羡林深刻的印象，更让季羡林难以忘怀的是，德国学者研究学问的彻底性。这是否反映了德国人的一种民族性格，也许难以证明，但是，季羡林亲见德国老太太不仅把自己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把家门前的道路清扫的一尘不染。
德国学者研究一个问题，要把所有相关的文献，都要搜罗完备，博士论文答辩前夕，如果有新的材料发表，那么，就要添加进去，否则，推倒重来。季羡林耳濡目染，自是感受颇深。季先生撰述《糖史》，要把《四库全书》翻检一遍，有关糖的史料，季先生一一记录在案。这种‘笨’功夫，正是学问彻底性的一种表现，饶宗颐先生称誉季羡林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史料的功夫，做学问能够做到涸泽而渔的，当推季羡林先生。我也曾注意到季羡林先生做学问的过程，存在一种理性的精神，王元化先生总结，季羡林做学问的方式是西方的，做人的方式是东方的，这两种方式，巧妙地统一在季羡林先生身上。
德国学者的彻底性，其实贯注着思想的彻底性，遗憾的是，季先生学习德国学问彻底性的同时，并没有同时吸取思想的彻底性，导致季先生学问主要体现在考据。其实，关于这一点，季先生自己也是清楚的，他说自己不善于义理，只是搞了一辈子考据。季先生晚年，突然喜欢谈论义理，这让知识界非常惊喜。于是，我们不断听到老先生的义理：“天人合一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东”，“ 西方文化衰落论、东方文化拯救论”，“ 送去主义论”，“政通人和、河清海晏论”。季先生文化领袖的声望和地位，使得这些提法，引发了激烈的争鸣。季先生学问做得好，就是资料实在。对待季羡林先生，希望学术界能够实事求是，季先生是纯正的学问家，就不要强人所难，非要让先生也成为思想家。客观来说，季先生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的第三代学人中，比较钱钟书、费孝通、金克木，季先生确实欠缺思想深度。后学也不会更多苛责先生的。
(三)朴厚而深情的人生
一九八五——一九八九年，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次听说季先生，也是第一次见到季先生。同宿舍的陕西学友，与我同好听讲座，也喜欢见识一下博士生答辩会。大概是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期间，陕西学友兴高采烈地回到宿舍，说是见到季羡林先生了，记不清是小型学术讨论会，还是博士生答辩会，季先生举手投足，朴素的衣装、朴素的语言，一派学者风度。这时，我已经看过先生的散文，并对先生散文中所流溢出来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所神往。
一九八九年，在一个殊胜的场合，殊胜的时间，正走在街上散步的我，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长者，步履稳健地从北大走出来，季先生忠厚长者的形象，早就烙在我心里，所以，第一时间就得出判断，这就是季先生。雕塑家吴为山曾经说过，季羡林具有典型的东方面孔。原来燕园的第一盏灯，就是眼前的季先生点亮的，没有来得及问候先生，先生已经走过去了，先生又浓又密长寿眉，象征着季先生的生命意志的高昂。难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次‘跨世纪学术讨论会’上，季先生一直坚定地说：“我肯定可以跨世纪”。
季先生在生活中，并不轻易宣泄自己的情感，性格内向，感情内敛。“胜不妄喜，败不惶馁，胸有激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季先生胸怀之宽广，堂庑之大，平常心之发达，难以尽数。给新生看行李，安排保姆的孩子上学，给家乡的小学捐款捐书，相识不相识的朋友来拜访，必迎送，生活小事，可以见出季先生的大爱大德。
张中行先生作为燕园老人之一，待人接物，是非常讲究的，通过仔细的观察，得出结论，季羡林有三样为人所不及：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季羡林的朴厚，在张中行所见到的知名学者中，难于找到第二位。
(四)放眼西域：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
季羡林先生学术研究的范围，大体是是印度文化、中印文化交流、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化。西域在季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域，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狭义的西域，主要指中国的新疆。季先生对于新疆这片土地，具有同情的了解与温情的敬意。
作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第三代学者的一位领军人物，季羡林先生整合学术力量，进行敦煌吐鲁番学的整体攻关，在季先生心目中，不仅敦煌和吐鲁番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具有西域学研究的清晰图景，西域研究在季先生东方文化的学术群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具荣新江先生回忆，从八十年代初，季先生就把一些研究工作中与西域有关联的学者召集在一起，不定期集会，类似于西方学术界的席明纳——‘西域研究读书班’，时间大体上数月一次。季先生对于德国学者在席明纳中的真性情，记忆尤深。先后参加读书班的成员有：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广达、王小甫、荣新江；北大南亚研究所的王邦维、耿引曾、段晴、张保胜、钱文忠；社科院南亚所得蒋忠新、郭良鋆；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黄宝生，中央民族学院的耿世民，文物局文献研究室的林梅村。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陆续讨论过《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新疆新发现的吐火罗语材料等。
查阅书房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季羡林文集》，一九八一年二月九日，完成《新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一九八五年十月九日，完成《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六日，季先生完成《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
在季先生看来，比较成体系、影响比较大又比较久远、特点比较鲜明的文化体系，世界上只有四个：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古希腊罗马西方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可以称为东方文化体系，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体系撞击、交流。文化交流，总要通过一定的道路，“西域地处两大文化体系群的中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由之路。”东方文化体系的内部，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时候也要通过西域。这里不仅是丝绸之路和玄奘习性取经的必经之路，而且是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
文化交流中，不管多数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不应持有文化沙文主义理念，奇异的风俗、多彩的语言、各异的信仰，如何和平共处，理应从历史学习先人经验，这是前辈学者季先生的劳绩；同时，作为多民的国家，如何通过平等、自由，获得国家认同，也是季先生未竟的一大心愿吧！
(2009年7月12日，20：40分，季先生逝世12小时，书菜楼)
河北科技大学教授谢志浩(致力于近代中国文化史研究)
(一)滋养季羡林的文化生态
按理说，外患频仍，战乱不已，很难形成良性的文化生态，至少不利于学者的健康成长。国族争取自由，个人也争自由的时代，正是季羡林成长的历史背景。
这位一九一一年在齐鲁之邦出生的季羡林，出生不久，就碰上了晚清到民国的大转折。饥饿和贫困一直缠绕着少年季羡林，好强的他得遇良师——胡也频、董秋芳先生，两位老师都擅长新文学，对于年轻的季羡林自是很大的启蒙，季羡林喜欢通过散文抒发自己的性情和悲欢，渗透着两位良师的心血。民国时期，不少学者曾在中学教书，比如朱自清和钱穆先生，中学老师才情和学问，对于，中学生的耳濡目染，功莫大焉。目前，中等教育总是喜欢呼喊改革的口号，总不如多几个胡也频、董秋芳这样的良师来得实在。
一九三〇年，季羡林由山东省立高中考取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叶公超、吴宓先生皆博雅之士，但是，季羡林不想以此自限，与林庚、吴祖襄、李长之友善，号称“清华四剑客”。四剑客都是具有理想和激情的文学青年，少不了一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曾一起到燕京大学旁听谢冰心和郑振铎两位新文学巨子的课程，在谢冰心的课堂吃了闭门羹——闲人免进。但是，却受到郑振铎先生异乎寻常的欢迎，郑先生主持《文学季刊》，把季羡林的名字写入撰稿人的行列，文学青年所受的鼓舞，难以用笔墨表达。
清华大学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具有有特殊的地位。季羡林一九三〇年入清华的时候，国学研究院的传奇，已经成为过眼云烟，王国维一九二七年自沉昆明湖，梁启超一九二九年不幸病逝。但是，注重古今贯通、中西融通、文理会通的清华传统，流淌到学子们的心田，塑造季羡林人生道路的导师出现了——陈寅恪、朱光潜。朱光潜先生在清华兼课，开设选修课——《文艺心理学》，朱先生的学术理念和学问路数，让季羡林非常神往，总觉得意犹未尽。陈寅恪先生是国文和历史系的双聘教授，不愧是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学问博大精深，季羡林越听越觉得如行山阴道上，美不胜收。
(二)涸泽而渔的学问风格
大学毕业后，季羡林在高中母校服务一年，考取了清华大学中国与德国交换研究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季羡林在德国一呆就是十年，后来，先生专门写了一本书——《留德十年》，战争是残酷的，战时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的学习，也自有一种乐趣，导师瓦尔特施米特教授，凑巧与陈寅恪先生是柏林大学的同学，人生真是妙啊！
瓦尔特施米特教授对待学问之虔敬，对弟子之循循善诱，给季羡林深刻的印象，更让季羡林难以忘怀的是，德国学者研究学问的彻底性。这是否反映了德国人的一种民族性格，也许难以证明，但是，季羡林亲见德国老太太不仅把自己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把家门前的道路清扫的一尘不染。
德国学者研究一个问题，要把所有相关的文献，都要搜罗完备，博士论文答辩前夕，如果有新的材料发表，那么，就要添加进去，否则，推倒重来。季羡林耳濡目染，自是感受颇深。季先生撰述《糖史》，要把《四库全书》翻检一遍，有关糖的史料，季先生一一记录在案。这种‘笨’功夫，正是学问彻底性的一种表现，饶宗颐先生称誉季羡林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史料的功夫，做学问能够做到涸泽而渔的，当推季羡林先生。我也曾注意到季羡林先生做学问的过程，存在一种理性的精神，王元化先生总结，季羡林做学问的方式是西方的，做人的方式是东方的，这两种方式，巧妙地统一在季羡林先生身上。
德国学者的彻底性，其实贯注着思想的彻底性，遗憾的是，季先生学习德国学问彻底性的同时，并没有同时吸取思想的彻底性，导致季先生学问主要体现在考据。其实，关于这一点，季先生自己也是清楚的，他说自己不善于义理，只是搞了一辈子考据。季先生晚年，突然喜欢谈论义理，这让知识界非常惊喜。于是，我们不断听到老先生的义理：“天人合一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东”，“ 西方文化衰落论、东方文化拯救论”，“ 送去主义论”，“政通人和、河清海晏论”。季先生文化领袖的声望和地位，使得这些提法，引发了激烈的争鸣。季先生学问做得好，就是资料实在。对待季羡林先生，希望学术界能够实事求是，季先生是纯正的学问家，就不要强人所难，非要让先生也成为思想家。客观来说，季先生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的第三代学人中，比较钱钟书、费孝通、金克木，季先生确实欠缺思想深度。后学也不会更多苛责先生的。
(三)朴厚而深情的人生
一九八五——一九八九年，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次听说季先生，也是第一次见到季先生。同宿舍的陕西学友，与我同好听讲座，也喜欢见识一下博士生答辩会。大概是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期间，陕西学友兴高采烈地回到宿舍，说是见到季羡林先生了，记不清是小型学术讨论会，还是博士生答辩会，季先生举手投足，朴素的衣装、朴素的语言，一派学者风度。这时，我已经看过先生的散文，并对先生散文中所流溢出来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所神往。
一九八九年，在一个殊胜的场合，殊胜的时间，正走在街上散步的我，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长者，步履稳健地从北大走出来，季先生忠厚长者的形象，早就烙在我心里，所以，第一时间就得出判断，这就是季先生。雕塑家吴为山曾经说过，季羡林具有典型的东方面孔。原来燕园的第一盏灯，就是眼前的季先生点亮的，没有来得及问候先生，先生已经走过去了，先生又浓又密长寿眉，象征着季先生的生命意志的高昂。难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次‘跨世纪学术讨论会’上，季先生一直坚定地说：“我肯定可以跨世纪”。
季先生在生活中，并不轻易宣泄自己的情感，性格内向，感情内敛。“胜不妄喜，败不惶馁，胸有激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季先生胸怀之宽广，堂庑之大，平常心之发达，难以尽数。给新生看行李，安排保姆的孩子上学，给家乡的小学捐款捐书，相识不相识的朋友来拜访，必迎送，生活小事，可以见出季先生的大爱大德。
张中行先生作为燕园老人之一，待人接物，是非常讲究的，通过仔细的观察，得出结论，季羡林有三样为人所不及：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季羡林的朴厚，在张中行所见到的知名学者中，难于找到第二位。
(四)放眼西域：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
季羡林先生学术研究的范围，大体是是印度文化、中印文化交流、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化。西域在季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域，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狭义的西域，主要指中国的新疆。季先生对于新疆这片土地，具有同情的了解与温情的敬意。
作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第三代学者的一位领军人物，季羡林先生整合学术力量，进行敦煌吐鲁番学的整体攻关，在季先生心目中，不仅敦煌和吐鲁番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具有西域学研究的清晰图景，西域研究在季先生东方文化的学术群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具荣新江先生回忆，从八十年代初，季先生就把一些研究工作中与西域有关联的学者召集在一起，不定期集会，类似于西方学术界的席明纳——‘西域研究读书班’，时间大体上数月一次。季先生对于德国学者在席明纳中的真性情，记忆尤深。先后参加读书班的成员有：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广达、王小甫、荣新江；北大南亚研究所的王邦维、耿引曾、段晴、张保胜、钱文忠；社科院南亚所得蒋忠新、郭良鋆；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黄宝生，中央民族学院的耿世民，文物局文献研究室的林梅村。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陆续讨论过《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新疆新发现的吐火罗语材料等。
查阅书房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季羡林文集》，一九八一年二月九日，完成《新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一九八五年十月九日，完成《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六日，季先生完成《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
在季先生看来，比较成体系、影响比较大又比较久远、特点比较鲜明的文化体系，世界上只有四个：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古希腊罗马西方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可以称为东方文化体系，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体系撞击、交流。文化交流，总要通过一定的道路，“西域地处两大文化体系群的中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由之路。”东方文化体系的内部，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时候也要通过西域。这里不仅是丝绸之路和玄奘习性取经的必经之路，而且是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
文化交流中，不管多数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不应持有文化沙文主义理念，奇异的风俗、多彩的语言、各异的信仰，如何和平共处，理应从历史学习先人经验，这是前辈学者季先生的劳绩；同时，作为多民的国家，如何通过平等、自由，获得国家认同，也是季先生未竟的一大心愿吧！
(2009年7月12日，20：40分，季先生逝世12小时，书菜楼)
河北科技大学教授谢志浩(致力于近代中国文化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