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平：为了挣钱我才加盟新东方
“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对钱的态度远远不如我对人的关怀那么重要，我对人的关怀高于一切。”
他背对着咖啡店门口坐着，身体忽而前倾忽而后仰，手臂不时挥动。浓郁的橙黄光线下，他宛如一位交响乐指挥。新东方创业元老、新东方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小平正在认真工作，坐在对面的女孩正在聆听名闻遐迩的徐小平 “人生设计”。女孩正在消化他的智慧，正试图从对话中找出指点迷津的亮光。
我不忍打扰，轻轻放下挎包，徐小平却突然警觉地转过身来。我忙不迭打招呼，他侧身与我握手。寒暄几句，他又与我握手。约访的时间未到，我还得静候等待。终于，曾经困惑的女孩走了，但我们的访谈主题依然围绕着“人生设计”。
人生设计
九十年代中期，徐小平归国加入新东方。针对当时社会上汹涌澎湃的出国潮流，徐小平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留学”的概念，反对为出国而出国的盲目举动。当时的新东方的主要业务就是国外考试培训，徐小平却劝别人不要盲目出国，这是需要胆略和前瞻性思维的。他说： “如果当年我们办新东方办培训班，学生只要一来就鼓励人家出国，而不提出人生设计的概念，而不提出反对盲目留学的概念。新东方有今天吗？没有今天！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每说一次留学要谨慎，每说一次出国不适合所有人，我们都丢了很多的钱！其实事情很简单，我们要赚钱，但我们必须要有强大的社会责任意识、崇高的献身精神、伟大的理想主义。它们不存在矛盾之处。”
徐小平坦承他当初回国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赚钱。但为了挣钱而回国的徐小平，在最穷困的时候，却因为他的“人生设计”而放弃了无数的挣钱机会。他非但不后悔，反而为自己的坚持感到无比骄傲。“我今天坐在你面前，或者坐在我当年的客户面前，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我在最穷的时候没有骗过你们，我在最穷的时候依然关心着你们的命运。”因为他比谁都清楚，人们交钱给新东方、给他，是相信通过钱能换来各自命运的改善。这是一份喧哗商业社会里稀缺的信任。“为学生负责、为客户负责，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原则。”“虽然当时我回国就是为了挣钱，但是，是带着伟大的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来挣钱的。在新东方，在俞敏洪身上，在我身上，在新东方精神实体身上，我们当之无愧地做到了这一点。”
新东方创业者们人生梦想的实现，是通过让每一个学员人生梦想的实现而实现的。“在新东方，一切以学生为中心，一旦发现了问题，宁可亏钱也要解决这个问题。作为文化和精神根基而言，它是一种基于奉献精神的商业意识，这是企业的基因，也是新东方的精神力量所在。”
“1998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美国签证哲学》，这本书是为学生做签证咨询的结晶，可我做签证咨询是一分钱不赚的，全部免费。在签证问题上，我只做过短暂的收费咨询。在生成足够的咨询样本之后，有人就提议出版一本书。这本书就是用奉献精神挣钱的结晶。”在商业社会的规则和语境里，新东方人的精神符合人性欲望的真实、符合人类文明共同价值的真实。
当然，徐小平的初始动机“不是做给俞敏洪看的，也不是做给学生看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在支撑他这么做？他的基本落脚点还是“社会责任、奉献精神和理想主义”。“我是带着狂热的激情去做，而不是为了功利而做。当我日日夜夜在给学生讲签证问题的时候，那是熊熊烈火般的激情，像奥运火炬一般。这个激情不知道照亮了多少人的人生，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照亮一条通往未来之路。这是我原始创业最伟大也是最艰苦的搏斗！”
可是，当时的徐小平是一个急迫需要挣钱养家的人，他为什么没有产生焦虑？“我不会焦虑，我觉得在帮学生做事。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对钱的态度远远不如我对人的关怀那么重要。我对人的关怀高于一切，我宁可为了学生的利益，放弃个人的利益。金钱、责任、理想，这在新东方历史上，一直在完美地实践着。”
“三驾马车”
1995年底，新东方已经初具规模，从品牌的吸引力和学生的认同感而言，并不亚于13年后的今天。
徐小平回忆说，那个时候俞敏洪赚了一些钱，开始思考和谋划新东方下一步的发展。于是，他选择去了大洋彼岸的北美地区。“他已经送成千上万的学生去了北美，而他自己还没有去过。”徐小平不忘适时地穿插调侃一句。
到北美，俞敏洪见到了徐小平、王强和包凡一， “新东方从此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个发展阶段的明显特征就是，“本来俞敏洪单打独斗的时代，变成了‘三驾马车’的时代”。
“对于俞敏洪而言，这次北美探险之旅、访友之旅，带给了他没想到的收获。”在徐小平看来，这次北美之旅具有历史性意义，“1995年的北美之旅，相当于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结束了‘闭关自守’的格局，新东方敞开了大门，新东方打开了‘小国寡民’的门。”
就这样，徐小平、王强和包凡一他们三人给新东方带来了“欧风美雨”，共同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在发展进程中的欢乐与痛苦。所有这一切，虽然当时都无法预料，但都是必需的，因为新东方必须发展成长。在成长过程中，蜕变往往伴随着阵痛，而这种痛有时甚至尖锐得让人拒绝长大。
在新东方迎来革命性的、暴风骤雨式的发展时期，徐小平藏掖心底的“中国梦”也不再悬空，而是变得日渐清晰，有了生根发芽的现实土壤。“在当时，我把我的人生最高目标放在心里不说，但是我的最低目标是要去挣钱。怎么去挣钱呢？你怎么去挣大钱呢？怎么样成为中国最富有的老师，或者成为中国第二、三富有的老师？”
“中国梦”
他们三人当中，徐小平是第一个加盟新东方的。“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选择新东方？我不是出于对俞敏洪的爱，也不是出于对新东方的爱，而是因为当时我有一个非常紧迫的人生目标：挣钱，我要生存。”这样直接而坦率的话语里面，可以触摸到徐小平的勇气和真诚。“我确实要做事，但这不是我的目的。我是要通过做事来实现挣钱的目标。”
当面包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时，其他的一切都会显得不再重要，那么就从面包获得驱动前行的力量吧。他一心想做事，他也有能力，他要通过做事情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我到新东方的根本原因是我处在生存线上，说得严重点儿，是挣扎在四十岁男人的命运的阴阳界上。” 这是一个因为自己梦想缺乏实现的机会而焦灼的人，新东方的出现恰好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他的焦灼和不安感。
徐小平说，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投入了新东方的怀抱中。“新东方不一定成功，但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企业充满了无限生机及无限可能。每个归国者的‘中国梦 ’是实实在在的，它本身不骗人。所以，我选择了回来。13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我的‘中国梦’通过新东方获得了实现，我为自己13年前的选择感到无比地自豪！”
对于很多海归而言，从仅仅维持生活到实现“中国梦”，也徐要走过很长一段路。但对于徐小平来说，只需要做一次坚定的选择，一次成功的“人生设计”。
我不忍打扰，轻轻放下挎包，徐小平却突然警觉地转过身来。我忙不迭打招呼，他侧身与我握手。寒暄几句，他又与我握手。约访的时间未到，我还得静候等待。终于，曾经困惑的女孩走了，但我们的访谈主题依然围绕着“人生设计”。
人生设计
九十年代中期，徐小平归国加入新东方。针对当时社会上汹涌澎湃的出国潮流，徐小平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留学”的概念，反对为出国而出国的盲目举动。当时的新东方的主要业务就是国外考试培训，徐小平却劝别人不要盲目出国，这是需要胆略和前瞻性思维的。他说： “如果当年我们办新东方办培训班，学生只要一来就鼓励人家出国，而不提出人生设计的概念，而不提出反对盲目留学的概念。新东方有今天吗？没有今天！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每说一次留学要谨慎，每说一次出国不适合所有人，我们都丢了很多的钱！其实事情很简单，我们要赚钱，但我们必须要有强大的社会责任意识、崇高的献身精神、伟大的理想主义。它们不存在矛盾之处。”
徐小平坦承他当初回国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赚钱。但为了挣钱而回国的徐小平，在最穷困的时候，却因为他的“人生设计”而放弃了无数的挣钱机会。他非但不后悔，反而为自己的坚持感到无比骄傲。“我今天坐在你面前，或者坐在我当年的客户面前，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我在最穷的时候没有骗过你们，我在最穷的时候依然关心着你们的命运。”因为他比谁都清楚，人们交钱给新东方、给他，是相信通过钱能换来各自命运的改善。这是一份喧哗商业社会里稀缺的信任。“为学生负责、为客户负责，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原则。”“虽然当时我回国就是为了挣钱，但是，是带着伟大的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来挣钱的。在新东方，在俞敏洪身上，在我身上，在新东方精神实体身上，我们当之无愧地做到了这一点。”
新东方创业者们人生梦想的实现，是通过让每一个学员人生梦想的实现而实现的。“在新东方，一切以学生为中心，一旦发现了问题，宁可亏钱也要解决这个问题。作为文化和精神根基而言，它是一种基于奉献精神的商业意识，这是企业的基因，也是新东方的精神力量所在。”
“1998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美国签证哲学》，这本书是为学生做签证咨询的结晶，可我做签证咨询是一分钱不赚的，全部免费。在签证问题上，我只做过短暂的收费咨询。在生成足够的咨询样本之后，有人就提议出版一本书。这本书就是用奉献精神挣钱的结晶。”在商业社会的规则和语境里，新东方人的精神符合人性欲望的真实、符合人类文明共同价值的真实。
当然，徐小平的初始动机“不是做给俞敏洪看的，也不是做给学生看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在支撑他这么做？他的基本落脚点还是“社会责任、奉献精神和理想主义”。“我是带着狂热的激情去做，而不是为了功利而做。当我日日夜夜在给学生讲签证问题的时候，那是熊熊烈火般的激情，像奥运火炬一般。这个激情不知道照亮了多少人的人生，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照亮一条通往未来之路。这是我原始创业最伟大也是最艰苦的搏斗！”
可是，当时的徐小平是一个急迫需要挣钱养家的人，他为什么没有产生焦虑？“我不会焦虑，我觉得在帮学生做事。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对钱的态度远远不如我对人的关怀那么重要。我对人的关怀高于一切，我宁可为了学生的利益，放弃个人的利益。金钱、责任、理想，这在新东方历史上，一直在完美地实践着。”
“三驾马车”
1995年底，新东方已经初具规模，从品牌的吸引力和学生的认同感而言，并不亚于13年后的今天。
徐小平回忆说，那个时候俞敏洪赚了一些钱，开始思考和谋划新东方下一步的发展。于是，他选择去了大洋彼岸的北美地区。“他已经送成千上万的学生去了北美，而他自己还没有去过。”徐小平不忘适时地穿插调侃一句。
到北美，俞敏洪见到了徐小平、王强和包凡一， “新东方从此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个发展阶段的明显特征就是，“本来俞敏洪单打独斗的时代，变成了‘三驾马车’的时代”。
“对于俞敏洪而言，这次北美探险之旅、访友之旅，带给了他没想到的收获。”在徐小平看来，这次北美之旅具有历史性意义，“1995年的北美之旅，相当于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结束了‘闭关自守’的格局，新东方敞开了大门，新东方打开了‘小国寡民’的门。”
就这样，徐小平、王强和包凡一他们三人给新东方带来了“欧风美雨”，共同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在发展进程中的欢乐与痛苦。所有这一切，虽然当时都无法预料，但都是必需的，因为新东方必须发展成长。在成长过程中，蜕变往往伴随着阵痛，而这种痛有时甚至尖锐得让人拒绝长大。
在新东方迎来革命性的、暴风骤雨式的发展时期，徐小平藏掖心底的“中国梦”也不再悬空，而是变得日渐清晰，有了生根发芽的现实土壤。“在当时，我把我的人生最高目标放在心里不说，但是我的最低目标是要去挣钱。怎么去挣钱呢？你怎么去挣大钱呢？怎么样成为中国最富有的老师，或者成为中国第二、三富有的老师？”
“中国梦”
他们三人当中，徐小平是第一个加盟新东方的。“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选择新东方？我不是出于对俞敏洪的爱，也不是出于对新东方的爱，而是因为当时我有一个非常紧迫的人生目标：挣钱，我要生存。”这样直接而坦率的话语里面，可以触摸到徐小平的勇气和真诚。“我确实要做事，但这不是我的目的。我是要通过做事来实现挣钱的目标。”
当面包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时，其他的一切都会显得不再重要，那么就从面包获得驱动前行的力量吧。他一心想做事，他也有能力，他要通过做事情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我到新东方的根本原因是我处在生存线上，说得严重点儿，是挣扎在四十岁男人的命运的阴阳界上。” 这是一个因为自己梦想缺乏实现的机会而焦灼的人，新东方的出现恰好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他的焦灼和不安感。
徐小平说，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投入了新东方的怀抱中。“新东方不一定成功，但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企业充满了无限生机及无限可能。每个归国者的‘中国梦 ’是实实在在的，它本身不骗人。所以，我选择了回来。13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我的‘中国梦’通过新东方获得了实现，我为自己13年前的选择感到无比地自豪！”
对于很多海归而言，从仅仅维持生活到实现“中国梦”，也徐要走过很长一段路。但对于徐小平来说，只需要做一次坚定的选择，一次成功的“人生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