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之子季承：父亲为何拒绝了一生中的真正爱情
祭父文
——和父亲谈心（上）
父亲您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就要一年了。按我们的计算方法，您马上就要到一百岁了，这是您向往而又不满足的岁数。凭您的感觉和愿望，您至少要活到108岁，茶寿嘛，您觉得那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目标。可是您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就突然地走了。据我想象，在您去的那个世界里，人是不能再增加岁数的，去的时候是多少岁，就永远是多少岁了。这样说起来，您要比老祖、我妈妈都要大很多岁了。他们一定会高兴的，因为这说明您比他们更长寿。在那里，除了老祖和我妈之外，你会见到婉如姐和颐华，呃，叔祖父、祖父自然也会见到。您的母亲呢，她一定在那里等您，已经等了很长很长时间了。虽然，您肯定不认识他，可是总会相聚的。你们母子一见面，你那“永久的悔”就可以消失了。至于其他的亲人，您也能够和他们相见，可是，恐怕只是相见罢了，不会有什么交往和走动。那边一定很安静，人虽然很多，但每个人都独居一处，顶多夫妇住在一起，也不会有什么活动。虽然环境安静，也没有家事和社会事务的烦扰，可是您也不能再做什么研究工作和写作了，您只能静静地待在那里，或许可以想着些什么，至于写字，“爬格子”恐怕是不可能了。
回想在您生前，我们父子相聚的时间也短。按我的岁数，在七十几年里，我们能够比较接近的时间，算起来不到三分之一。细算起来，则更少。195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住在中科院中关村的宿舍，和您相距不过百米之遥。从那时起到1995年我们暂时分手，大致是40年的时间，其中只有从 1962年老祖和妈妈来到北京以后才有较多机会见面。而从1966—1976年又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看看还有多少时间我们能够接近！
接近的时间短，容易造成隔阂。我承认，您在世的时候，我和您交流不够。我不能像正常的儿子那样，向您敞开胸怀，倾诉我的心思。当时我并不明白，您为什么情愿孤身一人住在公寓里。您那公寓，窄小拥挤，北风一起，卧室就布满了灰尘，没有人给您清扫。你睡觉的屋子朝北，窗户缝隙很大，寒气长驱直入，您只能卷曲而卧。虽然，我给您糊上了窗缝，但是也没有很大的改善。您常年吃食堂，衣服自己清洗，可以说一切自理。为什么这样生活呢？您不是有夫人吗？不是还有其他亲人吗？儿女也都在北京，为什么独自一人过那样伶仃的生活呢？……那时，我的办公室的窗子，正好对着您的公寓。每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的时候，看见您书桌上透过绿色的台灯罩发出的光，知道您在做学问，屋子里一定很安静，可是细想起来您多么孤独呀！
那时，我和姐姐就想把妈妈和老祖接过来，和您团聚，可是我们不敢向您提出，不知道您会怎样回答我们。每次我和姐姐去看您的时候，事前都商量好，要向您提出这个想法。可是到了您那里，我们两个都没有勇气说。有一次，我们鼓足了勇气，说出了我们的想法。果不出所料，您很冷淡地说了一句话：“我和你妈没有感情。”于是我们像浇了一头冷水，从此不敢再提这个问题。
可是，我和姐姐并不甘心。后来，大约是在1961年下半年，我们想出了一个让您勉为其难的做法，一下子就把老祖和妈妈接到北京来了。那时我住的宿舍比较空，就把他们安顿在我的宿舍里。他们还把二姑的儿子常永德带来了。我们的想法，并不是就此实现大团圆，而是想让您和亲人们有更多的接近，增进感情，为以后的团聚创造条件，当然也是为了看看您的反应。当时我是做了这样打算的，如果您就是不肯答应和母亲他们团聚的话，我就让他们和我住在一起，我们一起过。这样做，我们没有同您打招呼，现在想起来应该向您道歉。可是，出乎我和姐姐的意料，您对我们的做法并没有表示多大反感，相反还表现出某些程度上的接受和容忍。您到我的宿舍来看望他们，还请我们去吃福利楼的四川饭馆。记得，他们做的干烧桂鱼和麻婆豆腐，真是叫绝。您还和我们一起游玩北京名胜。老祖和妈妈心里非常高兴，在北京过了很愉快的一个多月。我见我的试验成功了，便酝酿实行下一步的计划。这里也要向您表示歉意，这个计划我也没有征求您的同意。很快，1962年上半年，我就给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将我祖母和母亲的户口从济南迁到北京来。不料想，很快就得到了批准，这是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特批的。我和姐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您，我们害怕您生气，可是您却默默地接受了，虽没表现出怎样的高兴，但也没有反对，现在看，您又是在容忍了 。我和姐姐大松一口气。现在想起来，却是让您勉为其难了。从后来的情况看，咱们家庭的团聚，还是给您带来了不能说幸福但至少是安慰和关心，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能有祖母和母亲伴随着您，对您来说不是十分宝贵的嘛。您对我们姐儿俩的冒昧或者甚至鲁莽采取原谅的态度，这使我和姐姐非常感动。这样您和我们总算有个家了。您或许觉得，我和姐姐为祖母和母亲考虑的多了，可是难道我们不也是为您考虑吗？
说到我们做子女的，我们有办法使家庭形式上团聚，可是的确没有办法使您和母亲在感情上真正团聚。这一点我们始终没有做到、没有做成功。您和母亲的婚姻，真可谓先天不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确是你们结合的来源。可是为什么你们的感情，始终是若即若离的？可以说，您在感情上始终没有接受我的母亲。难道是因为当时您没能够得到意中人“荷姐”吗？难道您对我的母亲有什么不满吗？究竟是为什么？我和姐姐百思不得其解。可是，您又这样容忍自己的婚姻，可以说始终不渝。我们理解您的想法，那就是为了求“仁”。也是同样的原因吧，您拒绝了可能是您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的爱情，使伊姆加德终生等待。您回国了，和我母亲厮守了终生，可是我母亲却继续守候，不是守候您这个人，而是守候着您对他的感情，直到她去世。那您呢？您对这种情形十分无奈，不过只是无奈而已。在这中间，最令人起敬的是你们三人对这种情形的态度：伊姆加德始终无悔，母亲始终无怨，您则是始终无奈。可以说,你们三位都是当之无愧的君子，都已经“成仁”了。对于您，无奈可能是对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恐怕也是最仁义的答案了。否则，怎么办呢？我这样说，您觉得对吗？
也许，我和姐姐对您在和母亲的感情问题上有误解，特别是最近我检索您的遗稿时发现了您写的一篇未成稿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加加深了。您那篇稿子的题目是《最后的抚摩》，在里面您是这样写的：“老伴卧病住院，已经将近一年了。不能说话，不能吃东西。有时能认人，有时不能。我时不时地去看她……十二月五日早上，我照例到大图书馆去，已经到达时，忽然心血来潮，来到了病房。德华你和以前一样躺在那里，似睡非睡，脑袋直摇晃。我抚摩了她的手 ，她的额部，都是温温的。这温暖直透我的心。她没有睁眼，也没有看我，哪知道这就是最后的抚摩。”后面还有几句描述您孤独心情的话，但整篇文章没有写完，当然也没有发表。不过，就是这短短的几句文字，也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因为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唯一一段文字，表达着您对母亲的温存，也是唯一的一次让我知道您还抚摩过母亲的手！这告诉我，您对母亲并不是完全冷若冰霜。可是，为什么您没能够把文章写完？是过于激动，过于悲伤，还是没用勇气。不管怎样，这种情况，不免使我感到您在对待母亲上仍然有某种隔膜，某些勉强。我这样分析是不是对呢？
——和父亲谈心（上）
父亲您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就要一年了。按我们的计算方法，您马上就要到一百岁了，这是您向往而又不满足的岁数。凭您的感觉和愿望，您至少要活到108岁，茶寿嘛，您觉得那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目标。可是您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就突然地走了。据我想象，在您去的那个世界里，人是不能再增加岁数的，去的时候是多少岁，就永远是多少岁了。这样说起来，您要比老祖、我妈妈都要大很多岁了。他们一定会高兴的，因为这说明您比他们更长寿。在那里，除了老祖和我妈之外，你会见到婉如姐和颐华，呃，叔祖父、祖父自然也会见到。您的母亲呢，她一定在那里等您，已经等了很长很长时间了。虽然，您肯定不认识他，可是总会相聚的。你们母子一见面，你那“永久的悔”就可以消失了。至于其他的亲人，您也能够和他们相见，可是，恐怕只是相见罢了，不会有什么交往和走动。那边一定很安静，人虽然很多，但每个人都独居一处，顶多夫妇住在一起，也不会有什么活动。虽然环境安静，也没有家事和社会事务的烦扰，可是您也不能再做什么研究工作和写作了，您只能静静地待在那里，或许可以想着些什么，至于写字，“爬格子”恐怕是不可能了。
回想在您生前，我们父子相聚的时间也短。按我的岁数，在七十几年里，我们能够比较接近的时间，算起来不到三分之一。细算起来，则更少。195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住在中科院中关村的宿舍，和您相距不过百米之遥。从那时起到1995年我们暂时分手，大致是40年的时间，其中只有从 1962年老祖和妈妈来到北京以后才有较多机会见面。而从1966—1976年又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看看还有多少时间我们能够接近！
接近的时间短，容易造成隔阂。我承认，您在世的时候，我和您交流不够。我不能像正常的儿子那样，向您敞开胸怀，倾诉我的心思。当时我并不明白，您为什么情愿孤身一人住在公寓里。您那公寓，窄小拥挤，北风一起，卧室就布满了灰尘，没有人给您清扫。你睡觉的屋子朝北，窗户缝隙很大，寒气长驱直入，您只能卷曲而卧。虽然，我给您糊上了窗缝，但是也没有很大的改善。您常年吃食堂，衣服自己清洗，可以说一切自理。为什么这样生活呢？您不是有夫人吗？不是还有其他亲人吗？儿女也都在北京，为什么独自一人过那样伶仃的生活呢？……那时，我的办公室的窗子，正好对着您的公寓。每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的时候，看见您书桌上透过绿色的台灯罩发出的光，知道您在做学问，屋子里一定很安静，可是细想起来您多么孤独呀！
那时，我和姐姐就想把妈妈和老祖接过来，和您团聚，可是我们不敢向您提出，不知道您会怎样回答我们。每次我和姐姐去看您的时候，事前都商量好，要向您提出这个想法。可是到了您那里，我们两个都没有勇气说。有一次，我们鼓足了勇气，说出了我们的想法。果不出所料，您很冷淡地说了一句话：“我和你妈没有感情。”于是我们像浇了一头冷水，从此不敢再提这个问题。
可是，我和姐姐并不甘心。后来，大约是在1961年下半年，我们想出了一个让您勉为其难的做法，一下子就把老祖和妈妈接到北京来了。那时我住的宿舍比较空，就把他们安顿在我的宿舍里。他们还把二姑的儿子常永德带来了。我们的想法，并不是就此实现大团圆，而是想让您和亲人们有更多的接近，增进感情，为以后的团聚创造条件，当然也是为了看看您的反应。当时我是做了这样打算的，如果您就是不肯答应和母亲他们团聚的话，我就让他们和我住在一起，我们一起过。这样做，我们没有同您打招呼，现在想起来应该向您道歉。可是，出乎我和姐姐的意料，您对我们的做法并没有表示多大反感，相反还表现出某些程度上的接受和容忍。您到我的宿舍来看望他们，还请我们去吃福利楼的四川饭馆。记得，他们做的干烧桂鱼和麻婆豆腐，真是叫绝。您还和我们一起游玩北京名胜。老祖和妈妈心里非常高兴，在北京过了很愉快的一个多月。我见我的试验成功了，便酝酿实行下一步的计划。这里也要向您表示歉意，这个计划我也没有征求您的同意。很快，1962年上半年，我就给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将我祖母和母亲的户口从济南迁到北京来。不料想，很快就得到了批准，这是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特批的。我和姐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您，我们害怕您生气，可是您却默默地接受了，虽没表现出怎样的高兴，但也没有反对，现在看，您又是在容忍了 。我和姐姐大松一口气。现在想起来，却是让您勉为其难了。从后来的情况看，咱们家庭的团聚，还是给您带来了不能说幸福但至少是安慰和关心，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能有祖母和母亲伴随着您，对您来说不是十分宝贵的嘛。您对我们姐儿俩的冒昧或者甚至鲁莽采取原谅的态度，这使我和姐姐非常感动。这样您和我们总算有个家了。您或许觉得，我和姐姐为祖母和母亲考虑的多了，可是难道我们不也是为您考虑吗？
说到我们做子女的，我们有办法使家庭形式上团聚，可是的确没有办法使您和母亲在感情上真正团聚。这一点我们始终没有做到、没有做成功。您和母亲的婚姻，真可谓先天不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确是你们结合的来源。可是为什么你们的感情，始终是若即若离的？可以说，您在感情上始终没有接受我的母亲。难道是因为当时您没能够得到意中人“荷姐”吗？难道您对我的母亲有什么不满吗？究竟是为什么？我和姐姐百思不得其解。可是，您又这样容忍自己的婚姻，可以说始终不渝。我们理解您的想法，那就是为了求“仁”。也是同样的原因吧，您拒绝了可能是您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的爱情，使伊姆加德终生等待。您回国了，和我母亲厮守了终生，可是我母亲却继续守候，不是守候您这个人，而是守候着您对他的感情，直到她去世。那您呢？您对这种情形十分无奈，不过只是无奈而已。在这中间，最令人起敬的是你们三人对这种情形的态度：伊姆加德始终无悔，母亲始终无怨，您则是始终无奈。可以说,你们三位都是当之无愧的君子，都已经“成仁”了。对于您，无奈可能是对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恐怕也是最仁义的答案了。否则，怎么办呢？我这样说，您觉得对吗？
也许，我和姐姐对您在和母亲的感情问题上有误解，特别是最近我检索您的遗稿时发现了您写的一篇未成稿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加加深了。您那篇稿子的题目是《最后的抚摩》，在里面您是这样写的：“老伴卧病住院，已经将近一年了。不能说话，不能吃东西。有时能认人，有时不能。我时不时地去看她……十二月五日早上，我照例到大图书馆去，已经到达时，忽然心血来潮，来到了病房。德华你和以前一样躺在那里，似睡非睡，脑袋直摇晃。我抚摩了她的手 ，她的额部，都是温温的。这温暖直透我的心。她没有睁眼，也没有看我，哪知道这就是最后的抚摩。”后面还有几句描述您孤独心情的话，但整篇文章没有写完，当然也没有发表。不过，就是这短短的几句文字，也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因为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唯一一段文字，表达着您对母亲的温存，也是唯一的一次让我知道您还抚摩过母亲的手！这告诉我，您对母亲并不是完全冷若冰霜。可是，为什么您没能够把文章写完？是过于激动，过于悲伤，还是没用勇气。不管怎样，这种情况，不免使我感到您在对待母亲上仍然有某种隔膜，某些勉强。我这样分析是不是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