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贫困夫妻将自己捆绑在一起相拥投江(组图)
一对贫病交加的夫妻把自己捆绑在一起，相拥投江。而在这个乡村，合作医疗、民政特困户救助、疾病救助等所有的救助制度，都无法解决他们的现实困境。
村支书说，“唯一的办法是发动乡邻捐款”。在他们相拥的遗体被发现后，捐款来临———却用做了他们安葬的费用。
他们留下了一个同样患病的儿子，也留下了有关农村医疗救助的许多遗问。
夫妻俩被打捞上岸时相互搀拥，拽也拽不开。
这是江书义看到妻弟和妻弟媳尸体被打捞上来的样子。他看到，一条麻绳捆在两人腰间，腰带也相互绞缠在一起。
死者为陈正先与姚元香夫妇，湖北公安县埠河镇万众村村民。丈夫38岁，妻子34岁，有一个12岁的儿子，在读小学。
陈泽彪捧着父母的遗照。陈正先死后亲属们找不到其他任何照片，就用这张结婚照当了遗照。本报记者杨万国 摄
陈正先死后，12岁的陈泽彪把生活中的每一笔花费都用日记本记下来。本报记者杨万国 摄
陈正先死后，12岁的陈泽彪把生活中的每一笔花费都用日记本记下来。本报记者杨万国 摄
陈正先夫妇相拥投水的江面恢复了平静。3月10日，他们的尸体在湖北公安县杨家厂镇长江码头被打捞上岸。本报记者杨万国 摄
同一种药，在药店和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院，价格相差近一倍。本报记者杨万国 摄
2月22日，正月初五，这对夫妇相拥跳入长江。
他们留下的遗书表明，大病使这对贫穷的夫妻再也无法承受。而在这个湖北省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翻阅合作医疗、民政特困户救助、疾病救助等制度，他们的困境超越了这里所有的救助范畴和救助能力。
村支书说，“唯一的办法是发动乡邻捐款”，但显然来得太迟。在他们相拥的遗体被发现后，捐款来临———却用做了他们安葬的费用。
“赶紧回去搞钱！”
正月初五，B超结果出来，大家都傻了眼。陈正先患有“血吸虫病、乙肝、肾结石，黄疸”等至少4种大病。
“双方的哥哥姐姐们，不要为我们难过陈泽彪的亿干(乙肝)和去和从(何去何从)
妈妈，孩儿们不孝对不起了正先和元香不分到东南西北永远在一起，江水是我们的家”
2月23日下午，荆州三
医院一病房，江书义在床头柜里发现了陈正先用铅笔写的遗书，字歪歪扭扭，写在一本病历的底页上。
陈正先只在这家医院住了三天。
“全身的皮肤，眼睛都像火纸(一种黄色的冥纸)一样黄”。今年春节，正月初二，江书义和妻子到岳母家拜年，发现陈正先身体很虚弱，走路随时可以倒，饭也不能吃，“你身体有病，不轻，要赶快去治。”
陈正先说，他和妻子上午已经到沙市的医院检查了，下午去拿结果。
第二天，检测结果让江书义吓了一跳。这份肝功能检测报告显示，陈正先的谷草转氨酶超标400多倍，谷丙转氨酶值1274，正常值是5-40.“病情很严重，必须马上住院。”正月初三，陈正先被送到了荆州三医院，他的亲属们立即分头借钱。
江书义用凑来的2000元钱交了住院费，陈正先和妻子还准备了850元，江让他们先留着。
当天，医生对陈正先做了CT检查，没有查出问题。
次日，医生要求他们做B超。江书义征求陈正先的意见，“是做黑白的，还是彩照的？黑白30，彩照贵，120.”
陈正先犹豫了一下，“彩照吧，这样检查得清楚一些。”
“他是很想弄清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江书义说，陈正先一贯节省，这次选择花钱多的，可见他想知道病到何种程度。
正月初五，B超结果出来，大家都傻了眼。陈正先患有“血吸虫病、乙肝、肾结石，黄疸”等至少4种大病。
“赶紧回去搞钱！”听了主治医生说“相当严重”之后，陈正先的大哥和江书义也焦躁起来，两人叫道。
当日下午一点，江书义筹到1000块钱赶回医院，看到妻弟躺在床上，有时长声叹气，妻弟媳趴在床边。
陈正先没有要姐夫的钱，他说：“你暂时拿着，放这里也不安全，我们身上还有800多，医院账上还剩400多，多交钱医院可能给我们用贵药”。
听到小弟说得有道理，江书义把钱重新揣进了衣兜。他告诉姚元香，“小弟这是重传染病，要注意病房开窗通风”。
临走，江书义又给姚元香安排今年的生产，“开春了养头猪，年底哪怕杀100多斤也是好的。”
陈正先家没有猪栏。江书义又建议，“大哥常年不在家，猪栏也空着，你们可以用嘛。”
下午四点半，陈正先的输液还有半小时就完了，江书义赶回了家。
“江水是我们的家”
遗照就是他们的结婚照，两张年轻的面孔，丈夫留着小分头，妻子留着高高的发髻，脸上擦了胭脂红，紧紧的贴着丈夫。
陈正先夫妇的失踪是姚元香娘家哥哥先发现的。
2月23日10时，姚元香哥哥去医院发现夫妻俩不在。
护士说，前一天下午6点，给陈正先打完针后，就看到他们夫妇出去散步了，晚上没有归院，以为回家了。
在病房里，陈正先的亲戚们翻开折叠整齐的衣物，发现了写有遗书的病历。
之后，江书义一边拨打了110报警，一边在车站等地寻找，未果，他开始喊来10多名亲戚租船沿江寻找。
三天，4000元，此后他们没钱请船，就沿江徒步寻找，从荆州找到公安，后来又到了长江下游的江陵和石首，并印了1000多张寻人启事，沿江贴了一百多里。
20天后，两位放牛的老人就是在看到随江漂流的两具遗体按照寻人启事的电话通知的江书义。
开始时候，尸体怎么都打捞不上来，最后，江书义下水把绳子解开，分开腰带，才把两人的遗体捞上岸。
“他们一直就这么恩爱，也很老实。”陈正先夫妇的遗体被运回万众村时，全队的乡亲集资买来鞭炮和纸钱。
4月2日晚，陈正先的家，两张陈年木床，上面铺着稻草和破乱的棉絮。唯一的家具———组合柜上，放着他们的遗照。确切说，应该是结婚照，两张年轻的面孔，丈夫留着小分头，妻子留着高高的发髻，眉毛弯弯，脸上擦了胭脂红，紧紧的贴着丈夫。
被吃掉的麦种
“他们很老实，又很要面子”，几位邻居说，夫妇俩不到万不得已，从不向乡亲借钱。而且借了钱必定按时归还。
亲戚们说，面对疾病和治病欠下的债务，这对小夫妇一直未曾放弃对生的渴望。
在陈正先20岁出头的时候，他被检查出血吸虫病和乙肝病。血防站告诉他，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先治愈肝病再来治血吸虫病。而血吸虫病是国家免费给予治疗的。
此后，陈正先一直没有系统地治疗自己的病，实在受不了时就去买点药吃，因干不了重活，家里勉强种着1亩多稻田和3亩旱田。后来，妻子姚元香也患上了坐骨神经痛，无法下地干活。
2005年初，眼看儿子长大了，读书要花钱。这年，在江书义的建议下，陈正先夫妇决定一起出去打工。
在佛山一家陶瓷厂，干了不到5个月，陈正先病倒了。
“听说车间的温度高达60度，他身体本来就差，一下子就累倒了。”江书义说。
回家治了一个多月，打工5个月的钱又花光了。感觉稍微恢复后，陈正先又来到佛山，这次检查发现他有乙肝，陈只好回到家。
灾难接踵而至。
这年的9月28日，儿子陈泽彪也病倒了，检查发现，也是严重的乙肝。
妻子揣着挣来的2000元钱和从亲戚家借的8500元钱给儿子治病，10天后，钱花光了。
此后，他们夫妻再也没能出去打工。借的8500块钱也没能还一分。这成了陈正先夫妇巨大的心病。
“他们很老实，又很要面子”，几位邻居说，夫妇俩不到万不得已，从不向乡亲借钱。
而且借了钱必定按时归还。
农村有借钱不过年的风俗，一位邻居说，他们夫妇卖口粮也会在年三十之前还清账。
2006年，陈正先种了西瓜和水稻，但是当年当地遭遇虫灾和水灾。水稻勉强够吃。
到10月份，他们家连小麦种子也吃掉了。最终从邻居家借了90斤麦种撒在地里。
因穷错过合作医疗
在2006年9月份，也就是陈家吃着麦种过日子的时候，当开始缴纳合作医疗费时，陈家没钱了。
因为穷，在2006年，他们还错过了农村合作医疗。
公安县是湖北省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重点试点县，2003年开始试点。合作医疗由农民自愿参加。人均交纳15元钱后，一年内，生病住院即可按一定的比例报销门诊和住院费。
从那一年开始，陈正先一家就参加了合作医疗。但在2006年9月份，也就是陈家吃着麦种过日子的时候，当开始缴纳合作医疗费时，陈家没钱了。
实际上，算上陈的母亲，一家4口人，只需缴纳60元。
该年冬季，陈正先在当地建筑工地做零活，攒了一点钱后，他问村干部，能不能现在参加。村干部告诉他，过了截止日期，不行了。
“他没有开口借，我们也不知道。”4月2日傍晚，在陈正先家门口，一位50多岁的妇女有些遗憾地说。
“我们哪里知道他家有这么困难？”4月3日晚，万众村村支书李全红告诉记者，这个村子有人口2300多人，都分散居住，他住在和陈正先相隔20多里外的地方，“如果知道，我们一定会给他评上特困户的。”
李全红说，在当地农村，如果能评上特困的话，民政部门每月给予人均10元钱的补贴，还可以资助其参加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
按照村支书李全红的介绍，在万众村，享受特困补助的有20多户，实际上达到特困户的有30多户。
荆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张晓峰介绍，城市低保是“应保尽保”，但是农村评特困户是按照省里分配的指标从最特困的家庭倒数排名，并不能保证所有特困家庭都能享受特困补助。
李全红说，村里享受特困户的家庭有比陈正先家经济条件还好的，但是陈正先从来没有主动讲到自己的困难，村干部们也就都不知道。
事实上，就连姐夫江书义，也不知道陈正先他们患有这么多病。江书义说，他并不知道2006年陈正先有没有治病，只知道他是老乙肝，平时看起来还好，只是发了大病，亲戚们都开始想办法借钱。
陈正先兄弟两人，大哥一家常年在外面打工。家里只有一位身患多病的老母亲。2006年春节，大哥回家过年，大年三十时，哥哥叫小弟全家一起来吃团年饭，但是陈正先全家没有去。20斤猪肉、一斤瓜子、一斤花生，三口之家静悄悄地过了年。
但在村干部的眼里，有一件事，陈正先夫妇却是很主动的，那就是交公粮。
一位邻居和村干部回忆，在减免农业税之前，当地每亩田要上缴国家300多块钱。有一年，夫妇俩实在没有钱，眼看村干部来收钱了，他们忍痛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猪卖了300多块钱上缴国家。
这年春节，他们全家没有吃上猪肉。
合作医疗的现实
2005年，儿子陈泽彪住院，共花去11000元，其中只有4700多块钱的住院费可以按30%以下的比例报销。
在当地部分村民的眼里，即使陈正先继续参加了合作医疗，也不会根本改变他家的悲剧。
2005年，儿子陈泽彪住院，共花去11000元，其中只有4700多块钱的住院费可以按30%以下的比例报销，另外的4000多块钱门诊费和后期治疗费则无法报销。
公安县合管办主任冯秀成介绍，按照该县合作医疗管理办法，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因病住院治疗，可获得住院期间包括医疗服务费、药品费、材料费的补偿报销。
住院医疗费补偿设立起付线和封顶线，在本县内医院起付线标准为50元至200元，在县外医疗机构住院治疗起付线为800元；每个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在一年度内，住院医疗费累计补偿最高限额(封顶线)为20000元。
起付线以下时由农民个人负担，超过起付线后可分段按比例补偿：合作医疗强调在本地医院就近治疗，在县内住院治疗，补偿比例为40%—70%.若在县外治疗，补偿比例为20%、25%、35%和55%四个级别。
这种情况下，当年，陈泽彪获补了863块钱。
尽管有一定的补偿，但村民想到还需要自己支付很多医药费，很多村民便不愿意参保，多是一些身强力壮的人认为自己不会得病。
另外，许多农民认为，定点医院的药品价格贵，也是参加合作医疗积极性不高的原因。
在公安县埠河镇，一位村民给记者提供了两份购药单，一种由同一厂家生产的同型号的治疗高血压的药品，在当地合作医疗的定点医院———埠河镇卫生院，需要15元，其他非定点药店只需8元。
该卫生院负责人承认涨价的事实，但他认为，自己的药品是按照规定把加价控制在3%以内。
埠河镇万众村村支书李全红每年9-11月份就无法休息，挨家挨户做工作，劝说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常常忙到深夜。
李全红介绍，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后，虽然每次可以报销5元左右的门诊手续费、输液费等。但是因为药费更贵，平均下来，一次普通的感冒输液农民在个体诊所就诊还可以节省10元钱。
参合率(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比率)成了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最头痛的事情。冯秀成介绍，该县参合率80%，李全红所在的万众村只有70%。
参合率低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致使合作医疗基金筹资能力有限，因此对农民的补偿比例也有限。
冯秀成介绍说，该县目前的基金利用率达到95%，但是对农民的补偿比例只有35%。
“农民的自付比率达到65%，因此稍微大点的病花掉几千块钱，农民还是承受不了”。
“我也是刚刚听说陈正先的事情，作为农民的儿子，我很悲痛，作为合作医疗管理者，我很遗憾”，冯秀成说，即使陈正先一家参加了合作医疗，也无法根本解决他们的困难。
冯秀成说，农村合作医疗本质上是一种低水平、广覆盖的互助救急模式，并不能解决困难家庭治疗大病的现实。
“惟一办法是捐款”
3月10日，陈正先夫妇的遗体被运回村子，所有的亲戚都已拿不出安葬的费用。村民们开始自发捐款。
李全红介绍，在当地乡村，还有一种“大病救助基金”。但要由住院病人申请，陈正先一家也没能享受。
“但这个基金补助金额也有限。”荆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张晓峰介绍，该基金补助金额为500起，3000元封顶。
张晓峰提供的数据是，荆州市农村特困户约占3%。在拥有8万人口的埠河镇，特困户人口也达到1781人。
这样一个不算小的比例中，陈正先绝不是唯一的一家。冯秀成介绍，在该县的住院病人中，类似陈正先这样的困难家庭约占1%。“人数不是很多，但是往往弄得家破人亡”。
在当地官员看来，应该适当提高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比率。目前全国80%的试点地区，都是中央财政补贴每个参保农民20元，省市或县财政一起补贴20元，农民自付10-15元。
但按照目前对大病患者37%的报销比例，中央和省市县财政对每个农民补贴每增加10元，报销比例就可以提高7%，如果2008年中央财政的补贴增加20元，就可以达到51%，农民的自付比例下降到49%。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对此充满期待，“如果能实现这一目标，无疑对农民的大病救助起到更大的作用。”
期待之余，在冯秀成看来，对于少数特困家庭，“需要国家出台特殊政策”予以扶助。
胡善联则认为，如果由国家专门对这部分人免除费用，“可能有点难”，但可以进一步提高大病救助的金额。
胡善联说，国家
医疗改革方案即将出台，应该包含最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制度，通过这些制度，应该让卫生、民政、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合作，通力解决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问题。
而对于这对夫妻来说，所有的愿景都已失去意义。
对于他们现实困境，村支书说，“惟一的办法是发动乡邻捐款。”
3月10日，陈正先夫妇的遗体被运回村子，所有的亲戚都已拿不出安葬的费用。村民们得知后，开始自发捐款。
江书义介绍，“再没钱的人家，也都出了50元”，总共获捐11000多元。
除去寻找遗体和安葬的花费后，还剩下5000来块捐款，就留给陈泽彪读书和治病。
但是，这些捐款仍然解决不了陈家接下来的现实难题。
目前，陈泽彪和78岁的奶奶相依为命。
4月2日傍晚，陈泽彪一脸茫然地站在已经空无一人的家门口。
这个12岁男孩的身后，是他们家菜园一片金黄的油菜花和雪白的萝卜，油菜用来换油，萝卜是家里唯一的蔬菜。
奶奶说，泽彪的病需要喝牛奶养着，但是妈妈走后，泽彪再也没有牛奶喝了。
□本报记者杨万国 湖北公安报道 《长江商报》记者吴娟对本文亦有贡献。
村支书说，“唯一的办法是发动乡邻捐款”。在他们相拥的遗体被发现后，捐款来临———却用做了他们安葬的费用。
他们留下了一个同样患病的儿子，也留下了有关农村医疗救助的许多遗问。
夫妻俩被打捞上岸时相互搀拥，拽也拽不开。
这是江书义看到妻弟和妻弟媳尸体被打捞上来的样子。他看到，一条麻绳捆在两人腰间，腰带也相互绞缠在一起。
死者为陈正先与姚元香夫妇，湖北公安县埠河镇万众村村民。丈夫38岁，妻子34岁，有一个12岁的儿子，在读小学。
2月22日，正月初五，这对夫妇相拥跳入长江。
他们留下的遗书表明，大病使这对贫穷的夫妻再也无法承受。而在这个湖北省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翻阅合作医疗、民政特困户救助、疾病救助等制度，他们的困境超越了这里所有的救助范畴和救助能力。
村支书说，“唯一的办法是发动乡邻捐款”，但显然来得太迟。在他们相拥的遗体被发现后，捐款来临———却用做了他们安葬的费用。
“赶紧回去搞钱！”
正月初五，B超结果出来，大家都傻了眼。陈正先患有“血吸虫病、乙肝、肾结石，黄疸”等至少4种大病。
“双方的哥哥姐姐们，不要为我们难过陈泽彪的亿干(乙肝)和去和从(何去何从)
妈妈，孩儿们不孝对不起了正先和元香不分到东南西北永远在一起，江水是我们的家”
2月23日下午，荆州三
医院一病房，江书义在床头柜里发现了陈正先用铅笔写的遗书，字歪歪扭扭，写在一本病历的底页上。
陈正先只在这家医院住了三天。
“全身的皮肤，眼睛都像火纸(一种黄色的冥纸)一样黄”。今年春节，正月初二，江书义和妻子到岳母家拜年，发现陈正先身体很虚弱，走路随时可以倒，饭也不能吃，“你身体有病，不轻，要赶快去治。”
陈正先说，他和妻子上午已经到沙市的医院检查了，下午去拿结果。
第二天，检测结果让江书义吓了一跳。这份肝功能检测报告显示，陈正先的谷草转氨酶超标400多倍，谷丙转氨酶值1274，正常值是5-40.“病情很严重，必须马上住院。”正月初三，陈正先被送到了荆州三医院，他的亲属们立即分头借钱。
江书义用凑来的2000元钱交了住院费，陈正先和妻子还准备了850元，江让他们先留着。
当天，医生对陈正先做了CT检查，没有查出问题。
次日，医生要求他们做B超。江书义征求陈正先的意见，“是做黑白的，还是彩照的？黑白30，彩照贵，120.”
陈正先犹豫了一下，“彩照吧，这样检查得清楚一些。”
“他是很想弄清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江书义说，陈正先一贯节省，这次选择花钱多的，可见他想知道病到何种程度。
正月初五，B超结果出来，大家都傻了眼。陈正先患有“血吸虫病、乙肝、肾结石，黄疸”等至少4种大病。
“赶紧回去搞钱！”听了主治医生说“相当严重”之后，陈正先的大哥和江书义也焦躁起来，两人叫道。
当日下午一点，江书义筹到1000块钱赶回医院，看到妻弟躺在床上，有时长声叹气，妻弟媳趴在床边。
陈正先没有要姐夫的钱，他说：“你暂时拿着，放这里也不安全，我们身上还有800多，医院账上还剩400多，多交钱医院可能给我们用贵药”。
听到小弟说得有道理，江书义把钱重新揣进了衣兜。他告诉姚元香，“小弟这是重传染病，要注意病房开窗通风”。
临走，江书义又给姚元香安排今年的生产，“开春了养头猪，年底哪怕杀100多斤也是好的。”
陈正先家没有猪栏。江书义又建议，“大哥常年不在家，猪栏也空着，你们可以用嘛。”
下午四点半，陈正先的输液还有半小时就完了，江书义赶回了家。
“江水是我们的家”
遗照就是他们的结婚照，两张年轻的面孔，丈夫留着小分头，妻子留着高高的发髻，脸上擦了胭脂红，紧紧的贴着丈夫。
陈正先夫妇的失踪是姚元香娘家哥哥先发现的。
2月23日10时，姚元香哥哥去医院发现夫妻俩不在。
护士说，前一天下午6点，给陈正先打完针后，就看到他们夫妇出去散步了，晚上没有归院，以为回家了。
在病房里，陈正先的亲戚们翻开折叠整齐的衣物，发现了写有遗书的病历。
之后，江书义一边拨打了110报警，一边在车站等地寻找，未果，他开始喊来10多名亲戚租船沿江寻找。
三天，4000元，此后他们没钱请船，就沿江徒步寻找，从荆州找到公安，后来又到了长江下游的江陵和石首，并印了1000多张寻人启事，沿江贴了一百多里。
20天后，两位放牛的老人就是在看到随江漂流的两具遗体按照寻人启事的电话通知的江书义。
开始时候，尸体怎么都打捞不上来，最后，江书义下水把绳子解开，分开腰带，才把两人的遗体捞上岸。
“他们一直就这么恩爱，也很老实。”陈正先夫妇的遗体被运回万众村时，全队的乡亲集资买来鞭炮和纸钱。
4月2日晚，陈正先的家，两张陈年木床，上面铺着稻草和破乱的棉絮。唯一的家具———组合柜上，放着他们的遗照。确切说，应该是结婚照，两张年轻的面孔，丈夫留着小分头，妻子留着高高的发髻，眉毛弯弯，脸上擦了胭脂红，紧紧的贴着丈夫。
被吃掉的麦种
“他们很老实，又很要面子”，几位邻居说，夫妇俩不到万不得已，从不向乡亲借钱。而且借了钱必定按时归还。
亲戚们说，面对疾病和治病欠下的债务，这对小夫妇一直未曾放弃对生的渴望。
在陈正先20岁出头的时候，他被检查出血吸虫病和乙肝病。血防站告诉他，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先治愈肝病再来治血吸虫病。而血吸虫病是国家免费给予治疗的。
此后，陈正先一直没有系统地治疗自己的病，实在受不了时就去买点药吃，因干不了重活，家里勉强种着1亩多稻田和3亩旱田。后来，妻子姚元香也患上了坐骨神经痛，无法下地干活。
2005年初，眼看儿子长大了，读书要花钱。这年，在江书义的建议下，陈正先夫妇决定一起出去打工。
在佛山一家陶瓷厂，干了不到5个月，陈正先病倒了。
“听说车间的温度高达60度，他身体本来就差，一下子就累倒了。”江书义说。
回家治了一个多月，打工5个月的钱又花光了。感觉稍微恢复后，陈正先又来到佛山，这次检查发现他有乙肝，陈只好回到家。
灾难接踵而至。
这年的9月28日，儿子陈泽彪也病倒了，检查发现，也是严重的乙肝。
妻子揣着挣来的2000元钱和从亲戚家借的8500元钱给儿子治病，10天后，钱花光了。
此后，他们夫妻再也没能出去打工。借的8500块钱也没能还一分。这成了陈正先夫妇巨大的心病。
“他们很老实，又很要面子”，几位邻居说，夫妇俩不到万不得已，从不向乡亲借钱。
而且借了钱必定按时归还。
农村有借钱不过年的风俗，一位邻居说，他们夫妇卖口粮也会在年三十之前还清账。
2006年，陈正先种了西瓜和水稻，但是当年当地遭遇虫灾和水灾。水稻勉强够吃。
到10月份，他们家连小麦种子也吃掉了。最终从邻居家借了90斤麦种撒在地里。
因穷错过合作医疗
在2006年9月份，也就是陈家吃着麦种过日子的时候，当开始缴纳合作医疗费时，陈家没钱了。
因为穷，在2006年，他们还错过了农村合作医疗。
公安县是湖北省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重点试点县，2003年开始试点。合作医疗由农民自愿参加。人均交纳15元钱后，一年内，生病住院即可按一定的比例报销门诊和住院费。
从那一年开始，陈正先一家就参加了合作医疗。但在2006年9月份，也就是陈家吃着麦种过日子的时候，当开始缴纳合作医疗费时，陈家没钱了。
实际上，算上陈的母亲，一家4口人，只需缴纳60元。
该年冬季，陈正先在当地建筑工地做零活，攒了一点钱后，他问村干部，能不能现在参加。村干部告诉他，过了截止日期，不行了。
“他没有开口借，我们也不知道。”4月2日傍晚，在陈正先家门口，一位50多岁的妇女有些遗憾地说。
“我们哪里知道他家有这么困难？”4月3日晚，万众村村支书李全红告诉记者，这个村子有人口2300多人，都分散居住，他住在和陈正先相隔20多里外的地方，“如果知道，我们一定会给他评上特困户的。”
李全红说，在当地农村，如果能评上特困的话，民政部门每月给予人均10元钱的补贴，还可以资助其参加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
按照村支书李全红的介绍，在万众村，享受特困补助的有20多户，实际上达到特困户的有30多户。
荆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张晓峰介绍，城市低保是“应保尽保”，但是农村评特困户是按照省里分配的指标从最特困的家庭倒数排名，并不能保证所有特困家庭都能享受特困补助。
李全红说，村里享受特困户的家庭有比陈正先家经济条件还好的，但是陈正先从来没有主动讲到自己的困难，村干部们也就都不知道。
事实上，就连姐夫江书义，也不知道陈正先他们患有这么多病。江书义说，他并不知道2006年陈正先有没有治病，只知道他是老乙肝，平时看起来还好，只是发了大病，亲戚们都开始想办法借钱。
陈正先兄弟两人，大哥一家常年在外面打工。家里只有一位身患多病的老母亲。2006年春节，大哥回家过年，大年三十时，哥哥叫小弟全家一起来吃团年饭，但是陈正先全家没有去。20斤猪肉、一斤瓜子、一斤花生，三口之家静悄悄地过了年。
但在村干部的眼里，有一件事，陈正先夫妇却是很主动的，那就是交公粮。
一位邻居和村干部回忆，在减免农业税之前，当地每亩田要上缴国家300多块钱。有一年，夫妇俩实在没有钱，眼看村干部来收钱了，他们忍痛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猪卖了300多块钱上缴国家。
这年春节，他们全家没有吃上猪肉。
合作医疗的现实
2005年，儿子陈泽彪住院，共花去11000元，其中只有4700多块钱的住院费可以按30%以下的比例报销。
在当地部分村民的眼里，即使陈正先继续参加了合作医疗，也不会根本改变他家的悲剧。
2005年，儿子陈泽彪住院，共花去11000元，其中只有4700多块钱的住院费可以按30%以下的比例报销，另外的4000多块钱门诊费和后期治疗费则无法报销。
公安县合管办主任冯秀成介绍，按照该县合作医疗管理办法，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因病住院治疗，可获得住院期间包括医疗服务费、药品费、材料费的补偿报销。
住院医疗费补偿设立起付线和封顶线，在本县内医院起付线标准为50元至200元，在县外医疗机构住院治疗起付线为800元；每个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在一年度内，住院医疗费累计补偿最高限额(封顶线)为20000元。
起付线以下时由农民个人负担，超过起付线后可分段按比例补偿：合作医疗强调在本地医院就近治疗，在县内住院治疗，补偿比例为40%—70%.若在县外治疗，补偿比例为20%、25%、35%和55%四个级别。
这种情况下，当年，陈泽彪获补了863块钱。
尽管有一定的补偿，但村民想到还需要自己支付很多医药费，很多村民便不愿意参保，多是一些身强力壮的人认为自己不会得病。
另外，许多农民认为，定点医院的药品价格贵，也是参加合作医疗积极性不高的原因。
在公安县埠河镇，一位村民给记者提供了两份购药单，一种由同一厂家生产的同型号的治疗高血压的药品，在当地合作医疗的定点医院———埠河镇卫生院，需要15元，其他非定点药店只需8元。
该卫生院负责人承认涨价的事实，但他认为，自己的药品是按照规定把加价控制在3%以内。
埠河镇万众村村支书李全红每年9-11月份就无法休息，挨家挨户做工作，劝说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常常忙到深夜。
李全红介绍，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后，虽然每次可以报销5元左右的门诊手续费、输液费等。但是因为药费更贵，平均下来，一次普通的感冒输液农民在个体诊所就诊还可以节省10元钱。
参合率(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比率)成了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最头痛的事情。冯秀成介绍，该县参合率80%，李全红所在的万众村只有70%。
参合率低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致使合作医疗基金筹资能力有限，因此对农民的补偿比例也有限。
冯秀成介绍说，该县目前的基金利用率达到95%，但是对农民的补偿比例只有35%。
“农民的自付比率达到65%，因此稍微大点的病花掉几千块钱，农民还是承受不了”。
“我也是刚刚听说陈正先的事情，作为农民的儿子，我很悲痛，作为合作医疗管理者，我很遗憾”，冯秀成说，即使陈正先一家参加了合作医疗，也无法根本解决他们的困难。
冯秀成说，农村合作医疗本质上是一种低水平、广覆盖的互助救急模式，并不能解决困难家庭治疗大病的现实。
“惟一办法是捐款”
3月10日，陈正先夫妇的遗体被运回村子，所有的亲戚都已拿不出安葬的费用。村民们开始自发捐款。
李全红介绍，在当地乡村，还有一种“大病救助基金”。但要由住院病人申请，陈正先一家也没能享受。
“但这个基金补助金额也有限。”荆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张晓峰介绍，该基金补助金额为500起，3000元封顶。
张晓峰提供的数据是，荆州市农村特困户约占3%。在拥有8万人口的埠河镇，特困户人口也达到1781人。
这样一个不算小的比例中，陈正先绝不是唯一的一家。冯秀成介绍，在该县的住院病人中，类似陈正先这样的困难家庭约占1%。“人数不是很多，但是往往弄得家破人亡”。
在当地官员看来，应该适当提高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比率。目前全国80%的试点地区，都是中央财政补贴每个参保农民20元，省市或县财政一起补贴20元，农民自付10-15元。
但按照目前对大病患者37%的报销比例，中央和省市县财政对每个农民补贴每增加10元，报销比例就可以提高7%，如果2008年中央财政的补贴增加20元，就可以达到51%，农民的自付比例下降到49%。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对此充满期待，“如果能实现这一目标，无疑对农民的大病救助起到更大的作用。”
期待之余，在冯秀成看来，对于少数特困家庭，“需要国家出台特殊政策”予以扶助。
胡善联则认为，如果由国家专门对这部分人免除费用，“可能有点难”，但可以进一步提高大病救助的金额。
胡善联说，国家
医疗改革方案即将出台，应该包含最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制度，通过这些制度，应该让卫生、民政、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合作，通力解决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问题。
而对于这对夫妻来说，所有的愿景都已失去意义。
对于他们现实困境，村支书说，“惟一的办法是发动乡邻捐款。”
3月10日，陈正先夫妇的遗体被运回村子，所有的亲戚都已拿不出安葬的费用。村民们得知后，开始自发捐款。
江书义介绍，“再没钱的人家，也都出了50元”，总共获捐11000多元。
除去寻找遗体和安葬的花费后，还剩下5000来块捐款，就留给陈泽彪读书和治病。
但是，这些捐款仍然解决不了陈家接下来的现实难题。
目前，陈泽彪和78岁的奶奶相依为命。
4月2日傍晚，陈泽彪一脸茫然地站在已经空无一人的家门口。
这个12岁男孩的身后，是他们家菜园一片金黄的油菜花和雪白的萝卜，油菜用来换油，萝卜是家里唯一的蔬菜。
奶奶说，泽彪的病需要喝牛奶养着，但是妈妈走后，泽彪再也没有牛奶喝了。
□本报记者杨万国 湖北公安报道 《长江商报》记者吴娟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