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数天北京高校数名学生自杀 专家坐不住了
5月8日至17日，短短数天内，北京点击查看北京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已相继有5名高校学生坠楼亡。
新京报报道，这样的频率震惊了社会，也震惊了一些专门关注大学生危机事件的人士。这些人士包括出生于加拿大、客居中国20年的费立鹏博士（Michael Phillips）和北京工商大学林永和教授。费立鹏博士长期关注自杀问题，是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负责人。林永和教授则长期从事高校心理咨询工作，并担任北京高校学生心理素质教育工作研究中心主任。他们认为，悲剧本可以避免。
危机频发，有些高校并未真正重视
林永和表示，历史资料表明，四五月确实是大学生危机事件的高发期，10多年前，北京高校就曾发生过与今年相似的情况。
费立鹏也表示，根据他的研究案例，连续几天内发生多起大学生自杀事件的情况比较少见，明显比往年报告的密度要大得多。
但他们都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生自杀率就特别高。林永和提供的数据表明，近几年，北京高校大学生自杀率为十万分之零点四六。教育部官员日前在中山大学一次会议上说，北京高校中每80万人中仅有15人自杀，低于社会自杀案。
尽管如此，大学校园发生的多起大学生危机事件，都会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这与大学生群体受到整个社会关注程度较高有直接联系，更重要是，类似事件的频发确实引起了社会的警醒。有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以来，北京高校发生类似事件导致学生死亡人数平均每年都在两位数以上，而今年截至目前的数据，已接近去年全年的总和。
林永和认为，危机事件的连续发生已经影响到了大学的正常教学秩序，波及的人群包括大学生、家长及整个社会，人们心理受到了震撼和冲击，想要不断地弄清事情真相，总结分析原因，预防同类事件的发生。
费立鹏也认为，加强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他表示，目前在自杀研究领域最需要的资源就是准确可靠的数据。他发现，通过媒体报道出来的数据并不是实际可用的研究数据，用符合流行病学的方法去分析数据才能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数据不可靠，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案。
但目前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是，许多高校发生类似事件后，采取消极应对的措施，并没有真正重视起来。
加强危机干预，悲剧本可避免
费立鹏表示，自杀者在自杀前一定是有征兆的，有没有被发现并得到帮助，对最后是否发生自杀有很大的影响。提高周围人的敏感性，并提供志愿服务的机会，也给心理障碍者提供了易于接受的求助渠道。
林永和也认为，一个生命的主动终结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往往会留下许多痕迹，怎么遮掩也是掩饰不住的。“这种行动绝不是毫无考虑的，而是有着一个巨大的心理冲突过程，因此，这类危机事件有许多生理、心理挣扎的蛛丝马迹，就像地震前有动物慌乱的痕迹一样”。
他表示，如果这种迹象及时被同学、老师等人发现，及时进行危机干预，就可大大减少发生的几率，“北京某高校一个清洁工发现有个男生在楼顶徘徊，马上通知学校相关部门，结果一问，这个学生果真已经萌生了非常强的自杀念头”。
林永和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校园枪击案就更能说明问题，老师和同学很早就发现了凶手（赵承熙）存在心理问题，并进行了一些心理干预，但由于措施不到位，过程存在诸多疏忽，最终酿成了巨大的灾难。他认为，应当对那些可能存在问题的高危学生展开监控，建立了“四早体系”----早教育、早发现、早预防、早干预。
令费立鹏感到遗憾和痛心的是，有心理障碍并导致想不开的人，大多数从来没有寻求过心理帮助。 “大学生们大多知道或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是不敢求医。”他接触过一些大学生，知道自己心理出现障碍后，害怕到学校心理咨询室去，因为心理咨询室会将他们的资料和状况记录在案。这样一来，有学生担心：万一学校知道我有心理问题，要我休学或退学，怎么办？学生担心造成不良的后果，就只好继续掩盖。这种“面子问题”，在男生中更为普遍。
“发现学生有心理问题后，让学生回家，这样只会让学生更悲观。”费立鹏说，这时如果你对学生说“好好休息吧”，其实在学生听来是“你不让我上学”，会受到更大的刺激。
“要增加求助率，就要减少求助可能带来的危险。”费立鹏认为。
“现在的大学心理咨询室，力量其实非常弱”
费立鹏认为，学生在学校的咨询室能否得到有效的帮助，也是很大的问题。他所调研过的高校心理咨询室，无论是人力、物力、财力，还是专业水平，都有很大的差距。
林永和也承认，多起危机发生后，暴露出的问题给高校敲响了警钟。按照要求，3000名 ~5000名大学生就应当配备一名专职心理咨询教师，目前北京大约有70万在校大学生，但2006年统计出的心理咨询教师只有108名，按5000名学生配备一位算，人数还不到位，按3000名学生配备一位算，差距更为巨大。“专职的心理素质教育教师数量不够，是不争的事实”。
不仅如此，林永和认为，这些教师工作不稳定，素质不完全符合要求，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从经费上来说，缺口很大。
“按照规定，一个学生应该下拨10元以上的心理咨询费用，但很少有高校能到位，而危机预防的整个体系，在很多高校也没有健全，潜在的危险更大。”
让费立鹏不满意的是，不少大学让教品德课的老师去当心理咨询教师，“他们的服务太不专业”。他建议，高校心理咨询室应该有明确有效的评估措施，提供不同档次的服务，当本校咨询教师不能解决某个问题时，要及时往上一级医院转。“大学的心理咨询室要改变服务态度和处理方式，太迟和太麻烦的方式都容易失效”。
据了解，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正在推行一项全北京学校的心理计划，旨在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和面临挫折时的调整技巧。整个计划推行下来要3年~5年，并得保证所有学生都参加。费立鹏担心，如果是自愿参与，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会选择躲避。
费立鹏表示，这个项目需要650万元经费，可是上级部门没有批准。他介绍，在国外的学校，校长们会亲自来推行这类计划，而在中国的学校，心理咨询师们甚至没有权力去说服校长去做这些事情。
媒体的责任
林永和表示，他更愿意将大学生坠楼事件称为大学生危机事件，而不称之为自杀。“自杀需要公安机关或医疗卫生部门确认自杀，而且这类事件要有明显的迹象来推断，如留有遗书、做过善后安排等，但很多时候不能确定”。
他表示，出于保护逝者、维持校园正常秩序、避免因报道过多引发效仿等不良后果，媒体报道时应淡化细节，尤其是在报道诱因时，不能想当然，“现在直接引发的原因可能是学习压力、就业压力、身体健康因素、贫困、交往压力等，但一个危机事件发生，往往综合了多因素的影响，才导致危机行为的产生”。
费立鹏也认为，最近频繁发生的学生自杀事件，会迅速在网络上出现，信息的扩散不但不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不利于局势的控制。“过度渲染自杀，或是报道方式的不恰当，都可能引起模仿。媒体注意越多，越难阻止”。
他主持的干预中心，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指导媒体如何报道自杀。他建议，媒体在报道自杀时，要避免具体方法的描述，不要说具体的自杀措施，不要放在头版渲染，更不应把死者“新闻人物化”、“英雄化”。他认为，媒体的关注点不应是“又出现了一个案例”，而是放在如何预防、提供服务机构和获得服务的途径等方面。
“媒体经常会想尽办法去报道死者的死因，其实媒体所报道出来的某一死因，和自杀并不构成因果关系，只是诱发因素之一。”费立鹏说，自杀是抑郁症、遗传、自杀未遂、生活质量差、急性应激强度低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媒体应该做的是，让人了解自杀是怎么回事，提高人们对自杀问题的认识水平。
新京报报道，这样的频率震惊了社会，也震惊了一些专门关注大学生危机事件的人士。这些人士包括出生于加拿大、客居中国20年的费立鹏博士（Michael Phillips）和北京工商大学林永和教授。费立鹏博士长期关注自杀问题，是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负责人。林永和教授则长期从事高校心理咨询工作，并担任北京高校学生心理素质教育工作研究中心主任。他们认为，悲剧本可以避免。
危机频发，有些高校并未真正重视
林永和表示，历史资料表明，四五月确实是大学生危机事件的高发期，10多年前，北京高校就曾发生过与今年相似的情况。
费立鹏也表示，根据他的研究案例，连续几天内发生多起大学生自杀事件的情况比较少见，明显比往年报告的密度要大得多。
但他们都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生自杀率就特别高。林永和提供的数据表明，近几年，北京高校大学生自杀率为十万分之零点四六。教育部官员日前在中山大学一次会议上说，北京高校中每80万人中仅有15人自杀，低于社会自杀案。
尽管如此，大学校园发生的多起大学生危机事件，都会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这与大学生群体受到整个社会关注程度较高有直接联系，更重要是，类似事件的频发确实引起了社会的警醒。有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以来，北京高校发生类似事件导致学生死亡人数平均每年都在两位数以上，而今年截至目前的数据，已接近去年全年的总和。
林永和认为，危机事件的连续发生已经影响到了大学的正常教学秩序，波及的人群包括大学生、家长及整个社会，人们心理受到了震撼和冲击，想要不断地弄清事情真相，总结分析原因，预防同类事件的发生。
费立鹏也认为，加强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他表示，目前在自杀研究领域最需要的资源就是准确可靠的数据。他发现，通过媒体报道出来的数据并不是实际可用的研究数据，用符合流行病学的方法去分析数据才能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数据不可靠，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案。
但目前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是，许多高校发生类似事件后，采取消极应对的措施，并没有真正重视起来。
加强危机干预，悲剧本可避免
费立鹏表示，自杀者在自杀前一定是有征兆的，有没有被发现并得到帮助，对最后是否发生自杀有很大的影响。提高周围人的敏感性，并提供志愿服务的机会，也给心理障碍者提供了易于接受的求助渠道。
林永和也认为，一个生命的主动终结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往往会留下许多痕迹，怎么遮掩也是掩饰不住的。“这种行动绝不是毫无考虑的，而是有着一个巨大的心理冲突过程，因此，这类危机事件有许多生理、心理挣扎的蛛丝马迹，就像地震前有动物慌乱的痕迹一样”。
他表示，如果这种迹象及时被同学、老师等人发现，及时进行危机干预，就可大大减少发生的几率，“北京某高校一个清洁工发现有个男生在楼顶徘徊，马上通知学校相关部门，结果一问，这个学生果真已经萌生了非常强的自杀念头”。
林永和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校园枪击案就更能说明问题，老师和同学很早就发现了凶手（赵承熙）存在心理问题，并进行了一些心理干预，但由于措施不到位，过程存在诸多疏忽，最终酿成了巨大的灾难。他认为，应当对那些可能存在问题的高危学生展开监控，建立了“四早体系”----早教育、早发现、早预防、早干预。
令费立鹏感到遗憾和痛心的是，有心理障碍并导致想不开的人，大多数从来没有寻求过心理帮助。 “大学生们大多知道或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是不敢求医。”他接触过一些大学生，知道自己心理出现障碍后，害怕到学校心理咨询室去，因为心理咨询室会将他们的资料和状况记录在案。这样一来，有学生担心：万一学校知道我有心理问题，要我休学或退学，怎么办？学生担心造成不良的后果，就只好继续掩盖。这种“面子问题”，在男生中更为普遍。
“发现学生有心理问题后，让学生回家，这样只会让学生更悲观。”费立鹏说，这时如果你对学生说“好好休息吧”，其实在学生听来是“你不让我上学”，会受到更大的刺激。
“要增加求助率，就要减少求助可能带来的危险。”费立鹏认为。
“现在的大学心理咨询室，力量其实非常弱”
费立鹏认为，学生在学校的咨询室能否得到有效的帮助，也是很大的问题。他所调研过的高校心理咨询室，无论是人力、物力、财力，还是专业水平，都有很大的差距。
林永和也承认，多起危机发生后，暴露出的问题给高校敲响了警钟。按照要求，3000名 ~5000名大学生就应当配备一名专职心理咨询教师，目前北京大约有70万在校大学生，但2006年统计出的心理咨询教师只有108名，按5000名学生配备一位算，人数还不到位，按3000名学生配备一位算，差距更为巨大。“专职的心理素质教育教师数量不够，是不争的事实”。
不仅如此，林永和认为，这些教师工作不稳定，素质不完全符合要求，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从经费上来说，缺口很大。
“按照规定，一个学生应该下拨10元以上的心理咨询费用，但很少有高校能到位，而危机预防的整个体系，在很多高校也没有健全，潜在的危险更大。”
让费立鹏不满意的是，不少大学让教品德课的老师去当心理咨询教师，“他们的服务太不专业”。他建议，高校心理咨询室应该有明确有效的评估措施，提供不同档次的服务，当本校咨询教师不能解决某个问题时，要及时往上一级医院转。“大学的心理咨询室要改变服务态度和处理方式，太迟和太麻烦的方式都容易失效”。
据了解，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正在推行一项全北京学校的心理计划，旨在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和面临挫折时的调整技巧。整个计划推行下来要3年~5年，并得保证所有学生都参加。费立鹏担心，如果是自愿参与，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会选择躲避。
费立鹏表示，这个项目需要650万元经费，可是上级部门没有批准。他介绍，在国外的学校，校长们会亲自来推行这类计划，而在中国的学校，心理咨询师们甚至没有权力去说服校长去做这些事情。
媒体的责任
林永和表示，他更愿意将大学生坠楼事件称为大学生危机事件，而不称之为自杀。“自杀需要公安机关或医疗卫生部门确认自杀，而且这类事件要有明显的迹象来推断，如留有遗书、做过善后安排等，但很多时候不能确定”。
他表示，出于保护逝者、维持校园正常秩序、避免因报道过多引发效仿等不良后果，媒体报道时应淡化细节，尤其是在报道诱因时，不能想当然，“现在直接引发的原因可能是学习压力、就业压力、身体健康因素、贫困、交往压力等，但一个危机事件发生，往往综合了多因素的影响，才导致危机行为的产生”。
费立鹏也认为，最近频繁发生的学生自杀事件，会迅速在网络上出现，信息的扩散不但不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不利于局势的控制。“过度渲染自杀，或是报道方式的不恰当，都可能引起模仿。媒体注意越多，越难阻止”。
他主持的干预中心，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指导媒体如何报道自杀。他建议，媒体在报道自杀时，要避免具体方法的描述，不要说具体的自杀措施，不要放在头版渲染，更不应把死者“新闻人物化”、“英雄化”。他认为，媒体的关注点不应是“又出现了一个案例”，而是放在如何预防、提供服务机构和获得服务的途径等方面。
“媒体经常会想尽办法去报道死者的死因，其实媒体所报道出来的某一死因，和自杀并不构成因果关系，只是诱发因素之一。”费立鹏说，自杀是抑郁症、遗传、自杀未遂、生活质量差、急性应激强度低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媒体应该做的是，让人了解自杀是怎么回事，提高人们对自杀问题的认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