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官员境况追访：如鱼得水，还是愿赌服输？
官员下海后能否“回头是岸”？
下海官员境况追访——如鱼得水，还是愿赌服输？
前厅长游宪生闻听一个朋友不能如约赴宴，他说，多点了一个人的菜，于是，掏出手机给最后离开办公室的员工打电话，礼貌地问他，如果晚上方便的话，请一起用餐。
晚饭过后，游去地下停车室驾车，车子驶出门口，他对保安说：“辛苦了，兄弟。”
记者将这些细节转述给一位江苏籍厅级官员，该官员感慨，此类细节一般不会发生在在任市长、厅长的身上。
自 2000年始，记者开始瞩目发端于世纪之交的“第三波官员下海热”，时值改革开放30周年，记者回访八年来陆续采访过的下海官员，看他们当下的情境和变化，并顺着他们的思路，追问已经从政策法规层面完善官员下海制度的中国，还能否创设一个新的制度规范，给有意于重返官场的下海官员一个“上岸”的机会。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11月30日上午，年届知天命的郑宁，从一辆喷着“赫柏湾”标记的帕萨特轿车中走出，跨入政府官员寻常很少光顾的咖啡吧，与记者讲述他下海之后的人生。
51岁的郑宁下海前是江苏省盱眙县县长，2003年底，从美国学习归来不足一年的郑，不顾市委书记劝留，辞官而去。
下海之初，郑受聘于连续六年入选世界日报发行量百强榜的《扬子晚报》，担任总经理，做“报贩子”。
两年过后，受一位澳大利亚籍华人企业家的邀请，郑宁重操旧业，改做“酒贩子”。过去，郑曾让一个濒临倒闭的国有酒厂起死回生，并塑造了一个江苏家喻户晓的白酒品牌——“今世缘”。那位澳籍华人是他儿时的伙伴，在澳大利亚买了一个葡萄园，生产干红，取名“赫柏湾”，他希望郑将这三个源自希腊神话的汉字，变成中产阶层耳熟能详的中文品牌。
今天，赫柏湾还未能像它的广告一样进入南京人的生活，距离一个享誉中国的名牌，还有一段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路。他的下属说，不管怎样，郑宁总是很高兴，即便是开头两年不赢利，部分股东准备撤资，他的脸上也看不到愁苦；眼下，势头好了，他也没有小人得志的狂喜和骄傲。
郑宁说，他总是希望以最少的投资最高的效率办最多的事，所以，一天忙到晚，像歌词中唱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郑是记者回访的下海官员中对记者最不忌讳的一位。他说，他下海几年的经历，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但心情愉快。
一位曾经与他同事的官员怀疑他的笑容是否发自内心：“如果郑宁当初不下海的话，在官场上干得也决不会差，也许现在已经跻身地市级行列了。现在，就是一个生意人，怎么能与地方高官相提并论？”
郑宁说，老同事的怀疑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郑说，他不理会不下海会升官的传言，即便是真，也不后悔，因为他“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下海之后，他实现了送儿子出国读书的想法。追溯当初下海的原委，郑宁说，最直接的原因是挣钱送儿子出国读书。从部队转业后，学历起点仅仅初中的他，一边自学一边工作，从县广播站通讯员干到县长，自己的政绩上去了，儿子的成绩下来了。不甘心儿子日后上个三流大学的郑宁，决定每年花费20万元送儿子出国读高中。
郑宁母亲的一位程姓朋友说，他相信郑宁不下海就交不起儿子出国的费用。他说，郑宁年过九旬的父亲，曾是粟裕的警卫员，是个革命化的人，母亲是解放前参加共产党军队的知识女性，是个理想化的人。在革命的理想的善良的家风熏染下，郑宁没有染上“升官发财”的坏毛病。
郑宁还得到了自己下海时未想得到的东西，那就是他意外地拥有了再创一个酒类品牌的梦想。“我觉得，现在的事情现在的感觉才是我喜欢的事情喜欢的感觉。”郑说,“做县长最大的享受是享受奉承。辖县内，‘抬轿子’的人多，如果你喜欢前呼后拥的感觉，你会觉得很享受，反之，非但不享受，还会背上仗势欺人的心理负担。”
或许是愉快的心境，培育了年轻的错觉。他说，不久前，他抬腿翻越一堵墙，跌伤了，那一刹那，他缓过神，想起自己的岁数，毕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反过来，他又觉得庆幸，年过半百，还能像年轻人一样拥有一个梦想。
他说，因为有梦想，他对车上涂着赫柏湾广告显得不够档次之类的舆论，就很不在乎。
平常心是道
游宪生价值百万的奔驰350，停放在时代国际广场的地下车库，分外扎眼。
时代国际广场，是福州市若干写字楼中的一个，第六层有若干公司，游宪生的海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宏”)就在其中。
11 月底的一个傍晚，记者如约去海宏公司采访游宪生，同一层楼上，反复跑了两个来回，问了三家公司的员工，都不知道海宏公司。记者以为顶着“厅长下海第一人” 的“帽子”，游宪生的名气应该比他的公司名气大，于是改口问“游宪生在哪儿办公”。孰料，被询问者对他的名字也是陌生的。
一刻钟后，记者终于坐到游宪生的办公室。商务繁忙，他让记者坐等了半个小时。
8年前，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以一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游宪生辞去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的请求，从此，他再也没有处理过政务。
下海之初，游加盟病危的ST中福。由于理念不合，“不能按自己想法去做事”的游，很快改换门庭。短短半年，游先后“入”了神龙、华都的“阁”，都是匆匆进去，匆匆离去，遍尝职业经理人的滋味。
书生并非总是百无一用，下海后一边谋划着攻读经济学博士后的游宪生，一边注册了自己是大股东的海宏公司，利用打工获得的数百万薪酬，他将注册资本慢慢扩大到1500万，并在2003年出资改制了一家连续亏损的国有企业，为自己从职业经理人到私营公司老板的过渡准备了条件。
最近几年，他一直在经营这家公司。虽然同一楼层的人们不知道，一位年轻时当过市长、厅长，下海后当选过福建省经济人物、中华才智人物的企业家，经常和他们乘坐同一个电梯上下班，但京城里“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人物”组委会，并未将他忘记。
游宪生将组委会邀请他去人民大会堂出席盛典的邀请函递给记者。他说，正规的，免费的，有意义的邀请函，他都尽可能认真对待。
看上去，游宪生比较在意邀请函的符号意味。事实上，他更在乎实实在在的生意。经济危机时刻，他说，如果不是朋友斡旋，他根本不想接待记者。好在他提前做好了应对，生意上的影响并不大。
晚上，游宪生邀请记者在时代国际广场的一家酒店吃饭。游点菜后返回包厢，闻听一个原定一起吃饭的朋友，不能如约赴宴，他说，多点了一个人的菜。于是，掏出手机给最后离开办公室的员工打电话，礼貌地问他，如果晚上方便的话，请一起用餐。
吃饭时，他对服务员非常客气。看上去，这样的客气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晚饭过后，游去地下停车室驾车，车子驶出门口，他对保安说：“辛苦了，兄弟。”
记者将游对待员工、服务员和保安的细节，转述给一位江苏籍厅级官员，该官员感慨，这些细节一般不会发生在在任市长、厅长的身上。
游宪生说，下海给了他平常心。偶尔，他会遇到底层公务员履职时的不恭敬，他说：“我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商人，没什么不能接受的。”
作为商人，八年来，游宪生还清了下海时的30万元债务，赚取了数千万元的财富。虽然距离商业意义上的成功还很早，游也不着急。去年，他受聘出任香港一家矿业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送了他数以千万计的股份，他期待他的股份升涨十倍百倍，却不害怕跌落尘埃。
游宪生非常忙碌，可他还忙里偷闲组织复旦大学福建校友会的活动，偶尔还以经济学博士后的身份外出讲学。
游宪生说，下海让他理解了“平常心是道”。以前，他比较得意自己的奔驰350——副省级干部，还不能乘坐呢！现在，他已不这样想，仅仅当作生意上的需要。
他说，虽然他的平常心还未修练成“道”，但，心向往之。
愿赌服输？！
“出师未捷身先病，常使英雄泪满襟。”
八年过后，山东一位熟悉门新国的人士，改写了一句古诗，评价门新国轰轰烈烈下海无可奈何上岸的情态。
门新国，原山东垦利县县长，2000年夏天，门坐进私营企业山东黄河集团配备的皇冠车，辞官下海，并引发聚讼纷纭的“门新国现象”。
“门新国的新闻报道被我剪贴在笔记本中。”浙江一位副厅级女性官员下海后对记者说。
“门新国的新闻报道对我的下海是有影响的。”郑宁说。
影响其他人下海的门新国，却在1年半之后，因为突如其来的癌症，离海上岸，返回官场。门新国说，当年他下海的时候，山东省有个鼓励党政干部搞私企保留三年公职的文件，根据这个文件，组织部门安排他到东营市经贸委做处级调研员，并为他保留了一部公务用车。
12月9日，住在东营的门新国在电话中，有些疲倦地说，“我身体一直不好，几乎不上班，主要是看病养病。”
回头看，只能感慨物是人非。门新国说，当年跻身山东十大私营企业之列的黄河集团早已搬迁到了上海；他在黄河集团负责开发的那个工业园区早已易主了；他和曾经力邀他下海的那个老板，已几年未谋面。
门新国的下海境遇，乃客观的偶然因素所致，而其他失败的下海官员，多数只能归咎于自己。尤其是那些并未做好下海准备的官场不顺者，赌一时之气逞一时之勇，匆匆找家私营企业，急奔而去，最后的结果往往难如人意，或者黯然神伤，或者失踪人海。
回访下海官员的过程，要比记者当年采访他们的过程难得多，多数人不愿意接受采访，即使出于礼貌和记者坐到一起说了几句，也不希望自己的故事见诸报端，极少数人是因为看淡了官场商场云起云落，多数人是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自认为惨淡无光，无颜见江东父老。
郑宁说，下海无异于再活一次，你想重新开始，必须从心开始，以欢喜的心态，体验商海人生，甘蔗没有两头甜，你不能什么都想要。真下海了，你就不能惦记着官场的好处，必须敢于面对下海后的种种不测，愿赌服输！
游宪生说，生意遇到挫折的时候，别人会说，何苦，如果不下海，或许都副省长级别的高官了，“我就劝自己，既然下海了，就不能这样想。”
郑和游，素未谋面，从无交流，但他们均认为在商言商，按照商场的逻辑，做正派商人，至关重要。他们承认为官经历对他们做生意是有益处的，但益处不是利用政治资源搞商业贿赂。
能否“回头是岸”
无论你怎么全身而退，你都不能指望退回官场了。回访中，部分下海官员感慨开弓没有回头箭。
“我是不想退回去了，但我希望下海官员能有‘回头是岸’的通道。”游宪生所谓的回头是岸，指的是下海官员重返官场重新跻身党政干部群体。
游宪生说，官员下海之后的经历对于从政，是可贵的人生经验。无论是当高管做职业经理人，还是做老板做私营企业主，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感悟如果能够带到党政机关，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对于宏观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大有裨益。
近十年来，官员下海的制度性规范越来越多，官员下海的通道已经打通，现在的问题是，下来的官员能否再上去，下海的他们还有没有机会重新上岸？
曾为公务员法撰写学习培训教材的安徽省政府法制办李兵认为，游宪生提出的下海官员回头是岸重新为官的命题，存在三个小问题：首先是思想上想不想，其次是制度上能不能，最后是道理上该不该。
游宪生说，他不想，不代表所有的下海官员都不想。他说的没错。部分下海官员，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在和记者交流时，都曾流露出回头是岸的想法，但他们知道，现有制度下，也只能想想而已。
就“能不能”而言，诸多受访者认为需从两个角度去谈论：首先，下海官员自身有没有重返官场的能力；其次，现有制度有没有为下海官员准备好上岸的通道。
谈到前者，有下海官员举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为例说，如果吴这样的下海官员重返政府，应该比过去更胜任。2002年，吴敏一辞去温州市副市长职务，下海经商做职业经理人，先在红蜻蜓集团，后在哈尔滨秋林集团任总裁，综观他的经历，起初研究宏观经济，继而管理地方经济，近来经营集团公司，从宏观到微观，都一一经历过，刚过50岁的他，年龄上也是可以接受的。
论及后者，当过市长助理、地方高速公路公司董事长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博士后游劝荣说，如果是组织上安排下海的，当然能重返官场，如果是自己执意下海的，而且办理了辞职或者退休手续，目前的制度是不能让他们回头是岸的。过去的确有过做好企业当上高官的个案，浙江重庆也有私营企业主出任副部级高官的例证，但制度层面则无普遍性。
至于说“该不该”，游劝荣说，从法理上看，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去官场任职，下海官员当然也不例外。可是，要突破现有干部选拔制度，专门给下海官员创设一个新的制度规范，铺设一条重返官场的通道，既对兢兢业业的公务员不公平，也无现实必要性，因为“党政机关总体上并不缺少下海官员那样的人才。”
下海官员境况追访——如鱼得水，还是愿赌服输？
前厅长游宪生闻听一个朋友不能如约赴宴，他说，多点了一个人的菜，于是，掏出手机给最后离开办公室的员工打电话，礼貌地问他，如果晚上方便的话，请一起用餐。
晚饭过后，游去地下停车室驾车，车子驶出门口，他对保安说：“辛苦了，兄弟。”
记者将这些细节转述给一位江苏籍厅级官员，该官员感慨，此类细节一般不会发生在在任市长、厅长的身上。
自 2000年始，记者开始瞩目发端于世纪之交的“第三波官员下海热”，时值改革开放30周年，记者回访八年来陆续采访过的下海官员，看他们当下的情境和变化，并顺着他们的思路，追问已经从政策法规层面完善官员下海制度的中国，还能否创设一个新的制度规范，给有意于重返官场的下海官员一个“上岸”的机会。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11月30日上午，年届知天命的郑宁，从一辆喷着“赫柏湾”标记的帕萨特轿车中走出，跨入政府官员寻常很少光顾的咖啡吧，与记者讲述他下海之后的人生。
51岁的郑宁下海前是江苏省盱眙县县长，2003年底，从美国学习归来不足一年的郑，不顾市委书记劝留，辞官而去。
下海之初，郑受聘于连续六年入选世界日报发行量百强榜的《扬子晚报》，担任总经理，做“报贩子”。
两年过后，受一位澳大利亚籍华人企业家的邀请，郑宁重操旧业，改做“酒贩子”。过去，郑曾让一个濒临倒闭的国有酒厂起死回生，并塑造了一个江苏家喻户晓的白酒品牌——“今世缘”。那位澳籍华人是他儿时的伙伴，在澳大利亚买了一个葡萄园，生产干红，取名“赫柏湾”，他希望郑将这三个源自希腊神话的汉字，变成中产阶层耳熟能详的中文品牌。
今天，赫柏湾还未能像它的广告一样进入南京人的生活，距离一个享誉中国的名牌，还有一段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路。他的下属说，不管怎样，郑宁总是很高兴，即便是开头两年不赢利，部分股东准备撤资，他的脸上也看不到愁苦；眼下，势头好了，他也没有小人得志的狂喜和骄傲。
郑宁说，他总是希望以最少的投资最高的效率办最多的事，所以，一天忙到晚，像歌词中唱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郑是记者回访的下海官员中对记者最不忌讳的一位。他说，他下海几年的经历，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但心情愉快。
一位曾经与他同事的官员怀疑他的笑容是否发自内心：“如果郑宁当初不下海的话，在官场上干得也决不会差，也许现在已经跻身地市级行列了。现在，就是一个生意人，怎么能与地方高官相提并论？”
郑宁说，老同事的怀疑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郑说，他不理会不下海会升官的传言，即便是真，也不后悔，因为他“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下海之后，他实现了送儿子出国读书的想法。追溯当初下海的原委，郑宁说，最直接的原因是挣钱送儿子出国读书。从部队转业后，学历起点仅仅初中的他，一边自学一边工作，从县广播站通讯员干到县长，自己的政绩上去了，儿子的成绩下来了。不甘心儿子日后上个三流大学的郑宁，决定每年花费20万元送儿子出国读高中。
郑宁母亲的一位程姓朋友说，他相信郑宁不下海就交不起儿子出国的费用。他说，郑宁年过九旬的父亲，曾是粟裕的警卫员，是个革命化的人，母亲是解放前参加共产党军队的知识女性，是个理想化的人。在革命的理想的善良的家风熏染下，郑宁没有染上“升官发财”的坏毛病。
郑宁还得到了自己下海时未想得到的东西，那就是他意外地拥有了再创一个酒类品牌的梦想。“我觉得，现在的事情现在的感觉才是我喜欢的事情喜欢的感觉。”郑说,“做县长最大的享受是享受奉承。辖县内，‘抬轿子’的人多，如果你喜欢前呼后拥的感觉，你会觉得很享受，反之，非但不享受，还会背上仗势欺人的心理负担。”
或许是愉快的心境，培育了年轻的错觉。他说，不久前，他抬腿翻越一堵墙，跌伤了，那一刹那，他缓过神，想起自己的岁数，毕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反过来，他又觉得庆幸，年过半百，还能像年轻人一样拥有一个梦想。
他说，因为有梦想，他对车上涂着赫柏湾广告显得不够档次之类的舆论，就很不在乎。
平常心是道
游宪生价值百万的奔驰350，停放在时代国际广场的地下车库，分外扎眼。
时代国际广场，是福州市若干写字楼中的一个，第六层有若干公司，游宪生的海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宏”)就在其中。
11 月底的一个傍晚，记者如约去海宏公司采访游宪生，同一层楼上，反复跑了两个来回，问了三家公司的员工，都不知道海宏公司。记者以为顶着“厅长下海第一人” 的“帽子”，游宪生的名气应该比他的公司名气大，于是改口问“游宪生在哪儿办公”。孰料，被询问者对他的名字也是陌生的。
一刻钟后，记者终于坐到游宪生的办公室。商务繁忙，他让记者坐等了半个小时。
8年前，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以一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游宪生辞去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的请求，从此，他再也没有处理过政务。
下海之初，游加盟病危的ST中福。由于理念不合，“不能按自己想法去做事”的游，很快改换门庭。短短半年，游先后“入”了神龙、华都的“阁”，都是匆匆进去，匆匆离去，遍尝职业经理人的滋味。
书生并非总是百无一用，下海后一边谋划着攻读经济学博士后的游宪生，一边注册了自己是大股东的海宏公司，利用打工获得的数百万薪酬，他将注册资本慢慢扩大到1500万，并在2003年出资改制了一家连续亏损的国有企业，为自己从职业经理人到私营公司老板的过渡准备了条件。
最近几年，他一直在经营这家公司。虽然同一楼层的人们不知道，一位年轻时当过市长、厅长，下海后当选过福建省经济人物、中华才智人物的企业家，经常和他们乘坐同一个电梯上下班，但京城里“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人物”组委会，并未将他忘记。
游宪生将组委会邀请他去人民大会堂出席盛典的邀请函递给记者。他说，正规的，免费的，有意义的邀请函，他都尽可能认真对待。
看上去，游宪生比较在意邀请函的符号意味。事实上，他更在乎实实在在的生意。经济危机时刻，他说，如果不是朋友斡旋，他根本不想接待记者。好在他提前做好了应对，生意上的影响并不大。
晚上，游宪生邀请记者在时代国际广场的一家酒店吃饭。游点菜后返回包厢，闻听一个原定一起吃饭的朋友，不能如约赴宴，他说，多点了一个人的菜。于是，掏出手机给最后离开办公室的员工打电话，礼貌地问他，如果晚上方便的话，请一起用餐。
吃饭时，他对服务员非常客气。看上去，这样的客气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晚饭过后，游去地下停车室驾车，车子驶出门口，他对保安说：“辛苦了，兄弟。”
记者将游对待员工、服务员和保安的细节，转述给一位江苏籍厅级官员，该官员感慨，这些细节一般不会发生在在任市长、厅长的身上。
游宪生说，下海给了他平常心。偶尔，他会遇到底层公务员履职时的不恭敬，他说：“我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商人，没什么不能接受的。”
作为商人，八年来，游宪生还清了下海时的30万元债务，赚取了数千万元的财富。虽然距离商业意义上的成功还很早，游也不着急。去年，他受聘出任香港一家矿业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送了他数以千万计的股份，他期待他的股份升涨十倍百倍，却不害怕跌落尘埃。
游宪生非常忙碌，可他还忙里偷闲组织复旦大学福建校友会的活动，偶尔还以经济学博士后的身份外出讲学。
游宪生说，下海让他理解了“平常心是道”。以前，他比较得意自己的奔驰350——副省级干部，还不能乘坐呢！现在，他已不这样想，仅仅当作生意上的需要。
他说，虽然他的平常心还未修练成“道”，但，心向往之。
愿赌服输？！
“出师未捷身先病，常使英雄泪满襟。”
八年过后，山东一位熟悉门新国的人士，改写了一句古诗，评价门新国轰轰烈烈下海无可奈何上岸的情态。
门新国，原山东垦利县县长，2000年夏天，门坐进私营企业山东黄河集团配备的皇冠车，辞官下海，并引发聚讼纷纭的“门新国现象”。
“门新国的新闻报道被我剪贴在笔记本中。”浙江一位副厅级女性官员下海后对记者说。
“门新国的新闻报道对我的下海是有影响的。”郑宁说。
影响其他人下海的门新国，却在1年半之后，因为突如其来的癌症，离海上岸，返回官场。门新国说，当年他下海的时候，山东省有个鼓励党政干部搞私企保留三年公职的文件，根据这个文件，组织部门安排他到东营市经贸委做处级调研员，并为他保留了一部公务用车。
12月9日，住在东营的门新国在电话中，有些疲倦地说，“我身体一直不好，几乎不上班，主要是看病养病。”
回头看，只能感慨物是人非。门新国说，当年跻身山东十大私营企业之列的黄河集团早已搬迁到了上海；他在黄河集团负责开发的那个工业园区早已易主了；他和曾经力邀他下海的那个老板，已几年未谋面。
门新国的下海境遇，乃客观的偶然因素所致，而其他失败的下海官员，多数只能归咎于自己。尤其是那些并未做好下海准备的官场不顺者，赌一时之气逞一时之勇，匆匆找家私营企业，急奔而去，最后的结果往往难如人意，或者黯然神伤，或者失踪人海。
回访下海官员的过程，要比记者当年采访他们的过程难得多，多数人不愿意接受采访，即使出于礼貌和记者坐到一起说了几句，也不希望自己的故事见诸报端，极少数人是因为看淡了官场商场云起云落，多数人是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自认为惨淡无光，无颜见江东父老。
郑宁说，下海无异于再活一次，你想重新开始，必须从心开始，以欢喜的心态，体验商海人生，甘蔗没有两头甜，你不能什么都想要。真下海了，你就不能惦记着官场的好处，必须敢于面对下海后的种种不测，愿赌服输！
游宪生说，生意遇到挫折的时候，别人会说，何苦，如果不下海，或许都副省长级别的高官了，“我就劝自己，既然下海了，就不能这样想。”
郑和游，素未谋面，从无交流，但他们均认为在商言商，按照商场的逻辑，做正派商人，至关重要。他们承认为官经历对他们做生意是有益处的，但益处不是利用政治资源搞商业贿赂。
能否“回头是岸”
无论你怎么全身而退，你都不能指望退回官场了。回访中，部分下海官员感慨开弓没有回头箭。
“我是不想退回去了，但我希望下海官员能有‘回头是岸’的通道。”游宪生所谓的回头是岸，指的是下海官员重返官场重新跻身党政干部群体。
游宪生说，官员下海之后的经历对于从政，是可贵的人生经验。无论是当高管做职业经理人，还是做老板做私营企业主，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感悟如果能够带到党政机关，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对于宏观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大有裨益。
近十年来，官员下海的制度性规范越来越多，官员下海的通道已经打通，现在的问题是，下来的官员能否再上去，下海的他们还有没有机会重新上岸？
曾为公务员法撰写学习培训教材的安徽省政府法制办李兵认为，游宪生提出的下海官员回头是岸重新为官的命题，存在三个小问题：首先是思想上想不想，其次是制度上能不能，最后是道理上该不该。
游宪生说，他不想，不代表所有的下海官员都不想。他说的没错。部分下海官员，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在和记者交流时，都曾流露出回头是岸的想法，但他们知道，现有制度下，也只能想想而已。
就“能不能”而言，诸多受访者认为需从两个角度去谈论：首先，下海官员自身有没有重返官场的能力；其次，现有制度有没有为下海官员准备好上岸的通道。
谈到前者，有下海官员举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为例说，如果吴这样的下海官员重返政府，应该比过去更胜任。2002年，吴敏一辞去温州市副市长职务，下海经商做职业经理人，先在红蜻蜓集团，后在哈尔滨秋林集团任总裁，综观他的经历，起初研究宏观经济，继而管理地方经济，近来经营集团公司，从宏观到微观，都一一经历过，刚过50岁的他，年龄上也是可以接受的。
论及后者，当过市长助理、地方高速公路公司董事长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博士后游劝荣说，如果是组织上安排下海的，当然能重返官场，如果是自己执意下海的，而且办理了辞职或者退休手续，目前的制度是不能让他们回头是岸的。过去的确有过做好企业当上高官的个案，浙江重庆也有私营企业主出任副部级高官的例证，但制度层面则无普遍性。
至于说“该不该”，游劝荣说，从法理上看，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去官场任职，下海官员当然也不例外。可是，要突破现有干部选拔制度，专门给下海官员创设一个新的制度规范，铺设一条重返官场的通道，既对兢兢业业的公务员不公平，也无现实必要性，因为“党政机关总体上并不缺少下海官员那样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