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舰导弹之父、C-801研制者梁守槃院士逝世(组图)
梁守槃同志1916年4月生，福建省福州市人。1937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1938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40年回国，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发动机制造厂、浙江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1956年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历任发动机研究室主任、一分院总体设计部主任、发动机研究所所长、三分院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院副院长，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技术顾问，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梁守槃同志当选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8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89年荣获航空航天工业部劳动模范称号，1994年获求是科学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及国务院颁发的“民族之光”奖牌。（中国航天报）
中国科学院院士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梁守槃
梁守槃，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早年从事航空工程教育。50年代起从事导弹研制工作，在发动机技术和导弹总体技术上尤有建树。领导研制成功多种海防导弹，其中一种导弹武器系统被评为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他是主要完成人之一。1994年获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
梁守槃，1916年4月13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父梁敬錞早年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秘书，晚年担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童年的梁守槃在北京家中的私塾读古书和当时的小学教科书。1927年考入北京四存中学，后曾转学到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师大附中、上海沪江附中和上海光华附中，1933年6月高中毕业。当时“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呼声高涨，他立志钻研工程技术，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步入“航空救国”之路。1937年毕业，获工学士学位，随即到空军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学习。结业后目睹当时的主要装备都是美国货，且美国又提出对中国抗日战争所需的武器装备要“现款自运”，更使他感到建立中国自己军事工业的必要性，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摆脱它国的控制。1938年8月，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获硕士学位。1940 年2月，他放弃在美继续学习或工作的机会，毅然决定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
以C-801为基础的“鹰击8”系列导弹已成为中国反舰导弹主力
1940年2月至1942年8月，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和机械系任讲师、副教授。1942年8月至1945年8月在贵州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任技士、设计课课长。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到杭州浙江大学航空系任教授，1949年6月后任该系系主任。1952年9月，奉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任教授、教授会(教研室)主任。1956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授予上校军衔。
1956年9月调赴北京，先后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研究所所长、分院副院长；1965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研究院副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1982年任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兼第三研究院科技委主任；1988年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技术顾问；1993年后任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梁守槃长期从事海防导弹的技术领导工作，曾作为技术负责人或总设计师，领导研制成功几种海防导弹，装备了部队。他还曾担任海防导弹系列总设计师，全面负责各海防型号导弹的技术工作。
1956年，他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现为名誉理事；1964--1984年一直担任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1978年当选为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副理事长，1993年当选为理事长；1979年当选为中国宇航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1986年当选为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1993年当选为第三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为院士)；1985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1988年被美国国际空间大学创办者协会聘任为初始会员。
他于196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梁守槃多次立功受奖，1964年荣获国家科委一、三等奖各一项；1984年荣立部一等功；1989年荣获航空航天部劳动模范称号；1990年被批准为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90年，他作为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获一项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2年被批准为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1994年获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
梁守槃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与贡献，不仅表现在他的科技著作与论述上，更主要的是在从事导弹研制的实践中，以他渊博的基础理论知识、敏捷的思维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把握着技术方向与技术途径；带领科技人员解决了多项技术关键；参与决策多种导弹的技术方案及其他重大技术问题；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的设计、试制、试验、生产和飞行试验，研制成功多种导弹，满足了部队装备的急需，使我国的国防力量得到了实质性的增强。
被称为“中国飞鱼”的C-801反舰导弹
胸怀科技救国志 迈出教书育人步
1939年，年仅23岁的梁守槃获得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本可以在美继续深造或工作，但他深深地怀念着灾难深重的祖国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四万万同胞，放弃了舒适、优裕的学习、工作环境，回到了祖国怀抱，开始他教书育人的生涯。
在近20年的教师岗位上，他兢兢业业、挥鞭执教，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旨在培养振兴中华的栋梁。时至今日，我国航空、航天等科技界的学者、专家还都清晰地记着这位师长的神采和风貌。他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结合教学撰写了十余部讲义和其他论著，不仅为当时有关专业的教师、学生提供了教材和参考书，而且对从事有关专业的其他科技工作者，都有参考价值。
对航天事业的创建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50年代末期，我国开始仿制从苏联引进的P—2液体近程弹道导弹。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陌生的技术领域，他被任命为总体设计部主任，主持这一导弹仿制的总体技术工作，开展“反设计”，即按引进的P—2导弹的战术技术指标进行导弹设计，将设计计算的结果与引进的P—2导弹的数据进行比较，验证我们的理论分析、设计、计算是否正确，对有差别的地方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改进。通过这样的“反设计”，极大地锻炼和培养了我们自己的科技队伍，为独立自主地研制新型导弹奠定了基础。在仿制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技术关键和难题，但他矢志不移，坚信中国人行！例如：当时的苏联专家声称中国生产的液氧不能用于液体火箭发动机的氧化剂，他默默地进行分析计算，用事实证明中国生产的液氧可以把导弹送上天。1960年9月，用中国生产的液氧做氧化剂成功地发射了苏制的P—2导弹。后于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第一枚液体近程弹道导弹发射成功，从而揭开了中国导弹事业的序幕。
包括东风系列地地导弹在内，中国早期导弹大多采用液体燃料。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创建初期，基本上没有设计制造导弹的设备和资料，只有几十位从大专院校和工业部门抽调来的专家和百余名当年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而且只有钱学森教授在国外参加过导弹、火箭设计与试验工作，可以说是白手起家。然而，创建者们没有气馁和退缩，而坚定地认为，外国人干成的事，中国人当然也能干成。他们围绕航空与导弹专业基础知识举办训练班。梁守槃担任训练班主任，并亲自登台重操旧业，讲授发动机专业的基础知识。这些都为后来的导弹研制工作发挥了作用。
梁守槃主张既要虚心地向苏联专家学习，认真消化、吸收苏联的技术资料和图纸，从中获取有益的知识；同时，又要对我们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聂荣臻副总理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关于弹上使用的环形气瓶，苏联专家认为中国当时没有冷轧钢，必须使用苏联的冷轧钢。梁守槃发现在环形气瓶成形过程中，要经过回火工序，这实际上已成了热轧钢。他据理向苏联专家提出采用中国热轧钢的建议，并得到了苏联专家的同意。经过实际使用证明，用中国热轧钢加工的环形气瓶完全符合要求。
在他担任发动机过程研究所所长期间，能否使用偏二甲肼作为燃烧剂成为当时争论的重大技术问题。苏联专家认为，用偏二甲肼作燃烧剂虽然可获得较高的比冲，但有剧毒，而且毒性是积累性的，使用偏二甲肼等于抱着老虎睡觉。他本着科学求实的态度，大胆地闯了这个“禁区”，他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合作，在朱鲲教授的主持下，经过反复的分析研究和试验，终于得出科学的结论：偏二甲肼及其燃气虽有毒，但可以通过人体自身的代谢将毒性物质排出，因此是非积累性的中毒，并找到了解毒的特效药，从而闯开了偏二甲肼不能作为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剂的“禁区”。尔后，又在梁守槃的带领下，研究出用偏二甲肼与煤油混合，代替需用20 公斤粮食才能提炼1公斤的混胺—02的办法，以此作为中、小型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燃烧剂，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粮食，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中国第一代反舰导弹“上游一号”仿制自苏联的“冥河”导弹，采用液体燃料，体积大而且抗干扰能力差。
为研制更大推力的发动机，他提出可以不设计新的大型离心泵，而用几个离心式涡轮泵并联的设想。这一设想一提出，就遭到了苏联专家的反对，认为离心式涡轮泵不能并联，理由是两台泵的工作难以互相协调，会造成泵的工作负荷不平衡。他不迷信苏联专家的论断，对已有的离心式涡轮泵性能曲线进行分析，认为涡轮泵并联是可行的。他组织有关科技人员设计了两台泵的共同出口管路，然后在试车台上进行并联试验，试验前人为地造成两个涡轮泵流量和压力不平衡，试验结果是两台泵可以自动地达到平衡，证实这一技术方案设想是完全可行的，从而为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涡轮泵系统的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途径。
在研制贮存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剂硝酸和氧化剂过氧化氢容器的过程中，从国外引进的资料中记载，为满足耐高压、耐腐蚀的要求，要采用不锈钢材料，但当时国内不能生产，而国外又禁运，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梁守槃凭其长于思考和想像的独特之处，根据篮球双层结构的原理，提出了试制双层金属容器的设想，里层采用耐腐蚀性好的合金铝，外层用强度高、耐高压的钢材，试制成功高压容器；从而闯过了航天事业初创时期一系列技术难关。
潜心致力 碧海献丹心
在海防导弹研制中贡献卓著
梁守槃长期担任海防导弹研究院副院长，分管技术工作，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这类导弹的发展规划，并主持和组织研制成功亚音速、超音速、小型固体三个系列岸对舰、舰对舰、空对舰多种海防导弹，有的导弹还多次参加国际防务展览，受到了好评。特别是在被人们称为“中国飞鱼”的C801亚音速固体反舰导弹的研制中，他不仅带领科技人员解决了多项技术关键，还排除了飞行试验中出现的故障，以泰山压顶不弯腰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历尽艰辛和坎坷，终于研制成功了这一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80年代初期C-801的问世，不仅标志着中国反舰导弹摆脱了“仿制”路线，而且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采用冲压发动机作为动力装置的低空超音速反舰导弹C101的研制过程，更是曲折和荆棘丛生。早在1963年，正值一些发达国家有人主张停止冲压发动机研制工作之时，他和他的同事提出了继续开展冲压发动机研制工作的建议。这对当时刚刚起步的中国导弹事业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梁守槃分析了发动机技术发展的趋势，认定冲压发动机对导弹与航天事业是大有用处的。他针对那种认为“连技术先进的美国都在收缩下马的项目，我们中国就更不具备条件”的观点，据理力争，幽默地谈到：“穆罕默德并没有说过要造汽车，而伊斯兰教的教徒不是照样造汽车、坐汽车吗？”正是由于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坚持，最后领导决定将冲压发动机列入研制计划。几经艰苦奋斗，采用冲压发动机的低空超音速掠海飞行的导弹C101终于研制成功。在法国巴黎博览会上被誉为“最令人惊讶的低空超音速反舰导弹”。
作为科技工作的指挥员，他不仅提出技术方向和作原则性指导，而且对研制中的技术难点亲自进行分析和参加解决。有一次，某导弹在靶场进行飞行试验，连续三发都发射失败，试验现场的广大科技人员众说纷纭，一时分析不出产生故障的原因。梁守槃到了现场，详细地询问了飞行试验的有关情况，查看了发射架，并根据发射架的刚度试验数据进行了分析计算，斩钉截铁地提出：“把发射架前边锯掉1.2米，再把导流槽的底板尾段向下弯40°，然后进行发射。”接着他又讲述了有关发射架的刚性与弹性振动的有关问题。
C-101/鹰击-1超音速反舰导弹
参试人员对此虽不大相信，但对他所提出的公式和计算又找不出什么破绽，人们将信将疑地执行他的决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照他的意见进行改进后，所进行的导弹飞行试验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参试的广大科技人员无不由衷地佩服他的学识和实践经验。在这方面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靶场光测数据的折射修正、导弹飞行中振荡问题等，他都绞尽脑汁，提出了颇有效果的解决办法。
现在，我国海防导弹已在独立自主的研制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形成了中国自己的特色，所研制成功的导弹的战术技术指标可以与工业发达国家同类导弹相媲美。这与梁守渠所付出的劳动与心血是分不开的。
重视科技发展战略、规划的制订，注意积累科技管理经验
梁守槃不仅在科学技术上深有造诣，具有独立思考、科学严谨、敢于直言的治学态度，具有对导弹研制试验中的重大技术问题进行决策的才华；而且还十分重视航天科技工业发展方向、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技术途径等的制订工作。早在1964年，他在当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技术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阐述了技术工作中存在的认识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聂荣臻副总理看了这篇报告后，亲自做了批示：“梁守槃同志的这篇讲话很好，提出了一些很现实、很具体、很生动的问题。……对我们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很值得提倡。”时至今日，他提出的科技人员的“三严”(严格、严密、严肃)作风的培养问题；设计中的继承性与先进性的关系问题；保证技术指挥线畅通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梁守槃还多次提出关于航天科技工业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方面的建议；注意总结导弹型号研制工作的经验教训，向领导陈述己见；亲自起草和修改了导弹研制程序；……。他的这些建议与意见，大多数都已被领导接受或采纳，在促进航天科技工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C-801/鹰击8反舰导弹发展出舰对舰、岸对舰、空对舰以及潜对舰型号。
80年代中期，他作为航天部科技委的副主任，曾分管航天科技工业2000年发展战略的制订工作，他以严肃认真和积极负责的态度组织了这一工作。这一工作的圆满完成，凝集着他的一份重要贡献。
近年来，他还十分重视研究航天科技工业的经济效益问题，较早地提出了导弹型号研制工作要搞经济核算和经济承包责任制，极力反对包盈不包亏的假承包，努力探索导弹工业增强经济实力的道路。
梁守槃作为一名老专家，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决不去迎合某一观点，更不哗众取宠，称得上“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楷模。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推诿，属于自己范围内的工作，一定提出明确的意见，敢于决策、善于决策。现在虽已接近耄耋之年，仍孜孜以求地奋战在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的岗位上，关心着航天科技工业的发展，为其兴旺发达而尽职尽责、献计献策。(解放军报 作者：谭邦治)
刺破青天锷未残——导弹专家梁守槃
梁守槃小传：中国导弹技术和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航天高级技术顾问、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曾获国家科学进步特等奖。
★中国人不能只会“模仿秀”
中国导弹事业初创，梁守槃作为中国航天10个研究室之一的发动机室主任，领受了仿制苏式某型导弹的任务。担任总设计师的梁守?深知仿制意义重大，必须一丝不苟。但在与国外专家的合作中，他又深深感到，不动脑筋的全盘照搬，不仅学不到真技术，还会被人牵住鼻子，甚至在关键时刻被人卡住脖子。
中国人不能只会“模仿秀”，一定要创新属于自己的东西。从这个思路出发，梁守槃除要求设计人员按图纸消化技术外，还向他们提出了“反设计”要求：就是按照已知的技术指标进行设计计算，然后将自己设计的结果与导弹实物相比较，以此验证自己的设计是否正确。这样，在完成仿制任务后，就可以独立自主地进行新产品的设计。
这种“反设计”的思路，时间不长便收到了效果，当外国专家撤走，所有援助断绝时，中国航天比较顺利地渡过了困难时期，一天也没有耽误前进的步伐。
C-801最重要的改进型号——鹰击-83
★中国的液氧能够发射自己的导弹
导弹仿制完成后，因为导弹发射的推进剂，梁守槃与国外专家的意见发生了分歧。
国外专家认为，中国的液氧含可燃物质太多，使用中有爆炸的危险。言下之意，就是要用他们的，可他们又迟迟不供应，导弹发射几乎被扼杀在摇篮里。梁守槃不言不语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在一遍遍地计算和查找资料分析对比后，十分自信地提出了意见：说中国的液氧会爆炸，是有人把杂质的气态容积当作了液态容积，因而，在计算时出现了1000倍的差别。事实上，十几吨液氧中的杂质，是不可能同时集中到一点氧化而发生爆炸的。
梁守槃的意见很快被采纳。一个月后，使用国产液氧为推进剂的仿制导弹发射成功。
★导弹打不准，他却锯短了发射架
一次，海防导弹进行打靶试验，4发导弹运到海边。前两发打出去没了踪影，大家以为是天气太冷，雷达工作受到影响。到了春暖花开的5月，又打了一发，还是不知去向。在总结中，梁守槃分析认为问题不在导弹本身，而是出在发射环节上。此后不久，两个型号的海防导弹共赴靶场，准备进行又一轮试验。在现场，梁守槃围着发射架转了一圈又一圈，然后回到住处，拿起笔算了起来。根据计算结果，他让工人师傅把导弹发射架的导轨锯去了1.2米。有人不相信这么简单就把问题解决了，梁守槃说：试一下不就行了吗？弹上架，瞄准目标，居然成了。随后进行了多次发射，都是发发成功。
原来，这个导弹发射架是参照国外的一个发射架设计的，但因发射架过长，导弹发射离轨时头部上翘，尾部下沉，导弹本体在一种力的作用下剧烈震动，里面的制导组件与弹体碰撞而损坏，导弹发射出去后，自然便不知了去向。
小型反舰导弹C-701
★他只去过一次西北发射场
我国的第一枚导弹和以后多次的导弹发射试验，都是在大西北的一个发射场进行的。按说，这应是曾担任我国第一枚导弹总设计师的梁守槃常去的地方，但40多年里，他只去过一次。
这倒不是梁守槃遗憾的事。他觉得遗憾的事，一是有一个低空超音速导弹研制成了，因种种原因未装备部队；二是某型导弹在取得初步成功时被勒令下马。问他最感欣慰的事是什么？梁守槃说是自己亲自参加了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初创，并在艰难曲折中使自己的努力有了成果，为国防现代化做了一点贡献。建国50周年阅兵式上，他亲眼目睹了更先进的导弹通过天安门。那是后来人的功绩，应该感谢他们推动了中国航天事业前进的车轮。
★有生之年多为航天做点事
梁守槃今年已经84岁了，他仍然担任着航天高级技术顾问。他的身体依然很好，看上去只是颈椎有点毛病。虽然这点毛病使他在说话、走路，甚至在领取“
求是”杰出科学家奖时，都无法把头抬得太高。但这并不影响他每天准时准点到办公室，完成他要做的工作。
在他的办公室，人们常见到的是他伏案在一页又一页的纸上，推导着一个又一个外行人极难看明白，又显得令人枯燥乏味的公式。然而，那数字连着数字、符号连着符号的公式，在他的眼里并不枯燥。他说：“中国有句老话，叫老骥伏枥。人老了，能追回的东西不多，我就想在有生之年多为航天做点事。”（解放军报）
简历
1916年4月13日 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1933—1937年 北京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学习，获工学士学位。
1937—1938年 在成都空军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学习。
1938—1939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1940—1942年 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与机械系讲师、副教授。
1942—1945年 任贵州航空发动机制造厂技士、课长。
1945—1952年 任浙江大学航空系教授、系主任。
1952—1956年 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教授、教授会(教研室)主任。1956年5月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授予上校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