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子养老”时代来临 “421”家庭遇养老困境
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由此中国有了第一代独生子女。30年时间过去了，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步迈入老年人行列，一个新的命题应运而生，那就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
“独子养老”时代来临
一直以来，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20世纪70年代开始，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我国开始在城乡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明确提到，“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少生4亿多人，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严格执行的国策帮助中国成功地避免了人口的失控，但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其中一个就是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和家庭意识的变化，独生子女增多，家庭平均人口逐渐下降，家庭构成呈现小型化趋势。
根据全国老龄办调查，1982年中国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4.4人，1995年为3.7人，2005年为3.13人，23年间家庭平均人口减少了1.27人，下降幅度约28%，城市家庭结构小型化更加明显，而且这种趋势仍在延续。
与此同时，独生子女的父母正在逐渐老去。资料显示，1979年我国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为24岁至25岁，这就意味着，当时响应计划生育政策，只生育了一个孩子的父母，如今差不多都到了退休年龄，开始步入老年。这一代人大概有多少呢？新华社1980年9月3日发布的一则消息称，1979年全国有607万个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显然，“独子养老”的时代已经悄悄来临，一个新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以上海市为例，上海独生子女家庭目前约有305万个，占全市家庭户总数的比例为60.2%；全市有610万左右的独生子女父母，占户籍人口的比例为43%。据预测，上海市2013年新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中80%以上为独生子女父母，在2018年以后，每年有24万到34万的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阶段。
“四二一”家庭遭遇养老困境
今年32岁的谢珂在佛山一家公司工作，他和爱人几年前从陕南一座小城来到广东，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并在事业上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作为家里的独子，他最牵挂的是家里的老父母，隔几天就要往家里打个电话。
“二老年纪大了，有个头疼脑热的我们在这边也伺候不上，有时候只能干着急。我也曾想叫他们到佛山来和我们同住，但是他们来了一次，住了一个月就待不住跑回老家了，说是不习惯这里的饮食和气候，而且平常连个说话的邻居都没有。不过话又说回来，父母在身边，我就是有心也照顾不上，工作太忙了。”谢珂忧虑地说。
和谢珂一样，如今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里，独生子女们将不得不面对父母的养老问题。他们不仅有“养不起小孩”的忧虑，还要直面“养不起父母”的危机。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模式是家庭式养老，“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沿袭多年的至理名言。这就决定了老人的赡养主要依靠子孙，而不是像国外那样依靠社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独生子女无力、无暇照顾老人的矛盾越发凸显，特别是新的家庭结构——“四二一”模式(四个老人，两个夫妻，一个孩子)的形成，两个年轻人要负担起4个老人的养老重任，更增加了家庭养老的难度。
在一家媒体工作的薛文，是家里的独女。虽然父母现在才50多岁，身体也很健康，但心思细密的她早早地就想到了父母今后的养老问题。对于她来说，将来的择偶对象最好不要是独生子女，否则会平添许多的压力。她说：“我父母这一辈，兄弟姐妹好几个，照顾父母就相对简单一些。爷爷、奶奶可以轮流到儿女的家里去住，就是生病住院了也可以大家轮流看护。如果我再找一个独生子，我们两个人将来要照顾4个老人，还要抚养孩子，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
新型社会化养老体系亟待建立
针对“独子养老”面临的困境，有关专家指出，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向。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系主任许琳认为，老年人晚年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医疗保障等方面。其中需求比例最高的是生活照料，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
许琳认为，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必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充分发挥二者各自的优势。一方面要完善对老年人的社会服务，发展各种形式的养老院、福利院、老年公寓、托老所等，发挥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功能。
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居家养老和社区服务养老，使老年人既能生活在熟悉的生活环境里，又能发挥社区老年人互相帮助的优势，这对老年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是最好的选择。
所谓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在家中居住，但由社会提供养老服务的养老方式。这种方式已经在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社区中普遍运用，我国的上海、天津、北京的一些街道社区也相继引进了这种服务，其中上海市的探索值得关注。
上海市整合社区资源，依托助老服务社、医疗机构、家政公司等社区服务网点，通过上门或日托照料形式，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洁、助急、助浴、助行、助医等“六助”服务。目前，上海市已建立社区老年活动室5677家。全市108家社区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为社区老人提供日托服务；建立了234家助老服务社，有2.8万助老服务员为13.5万名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初步形成了覆盖社区的养老服务网络。
不过从全国来看，情况远没有这么乐观。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提供送餐服务的覆盖率仅为19.5%，能够上门为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的覆盖比例，城市为55.1%，农村仅为8.2%。有关专家表示，对老年人的服务不只是简单的送餐、沐浴、理发、洗衣被、居室打扫一类，还包括康复护理、读报陪聊、紧急援助呼叫等。但目前我国的居家养老服务还只是星星点点，服务能力薄弱。
“当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逐渐走上前台，我国社会化养老体系建设的滞后将愈加凸现，这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许琳说。
“独子养老”时代来临
一直以来，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20世纪70年代开始，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我国开始在城乡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明确提到，“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少生4亿多人，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严格执行的国策帮助中国成功地避免了人口的失控，但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其中一个就是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和家庭意识的变化，独生子女增多，家庭平均人口逐渐下降，家庭构成呈现小型化趋势。
根据全国老龄办调查，1982年中国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4.4人，1995年为3.7人，2005年为3.13人，23年间家庭平均人口减少了1.27人，下降幅度约28%，城市家庭结构小型化更加明显，而且这种趋势仍在延续。
与此同时，独生子女的父母正在逐渐老去。资料显示，1979年我国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为24岁至25岁，这就意味着，当时响应计划生育政策，只生育了一个孩子的父母，如今差不多都到了退休年龄，开始步入老年。这一代人大概有多少呢？新华社1980年9月3日发布的一则消息称，1979年全国有607万个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显然，“独子养老”的时代已经悄悄来临，一个新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以上海市为例，上海独生子女家庭目前约有305万个，占全市家庭户总数的比例为60.2%；全市有610万左右的独生子女父母，占户籍人口的比例为43%。据预测，上海市2013年新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中80%以上为独生子女父母，在2018年以后，每年有24万到34万的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阶段。
“四二一”家庭遭遇养老困境
今年32岁的谢珂在佛山一家公司工作，他和爱人几年前从陕南一座小城来到广东，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并在事业上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作为家里的独子，他最牵挂的是家里的老父母，隔几天就要往家里打个电话。
“二老年纪大了，有个头疼脑热的我们在这边也伺候不上，有时候只能干着急。我也曾想叫他们到佛山来和我们同住，但是他们来了一次，住了一个月就待不住跑回老家了，说是不习惯这里的饮食和气候，而且平常连个说话的邻居都没有。不过话又说回来，父母在身边，我就是有心也照顾不上，工作太忙了。”谢珂忧虑地说。
和谢珂一样，如今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里，独生子女们将不得不面对父母的养老问题。他们不仅有“养不起小孩”的忧虑，还要直面“养不起父母”的危机。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模式是家庭式养老，“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沿袭多年的至理名言。这就决定了老人的赡养主要依靠子孙，而不是像国外那样依靠社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独生子女无力、无暇照顾老人的矛盾越发凸显，特别是新的家庭结构——“四二一”模式(四个老人，两个夫妻，一个孩子)的形成，两个年轻人要负担起4个老人的养老重任，更增加了家庭养老的难度。
在一家媒体工作的薛文，是家里的独女。虽然父母现在才50多岁，身体也很健康，但心思细密的她早早地就想到了父母今后的养老问题。对于她来说，将来的择偶对象最好不要是独生子女，否则会平添许多的压力。她说：“我父母这一辈，兄弟姐妹好几个，照顾父母就相对简单一些。爷爷、奶奶可以轮流到儿女的家里去住，就是生病住院了也可以大家轮流看护。如果我再找一个独生子，我们两个人将来要照顾4个老人，还要抚养孩子，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
新型社会化养老体系亟待建立
针对“独子养老”面临的困境，有关专家指出，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向。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系主任许琳认为，老年人晚年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医疗保障等方面。其中需求比例最高的是生活照料，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
许琳认为，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必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充分发挥二者各自的优势。一方面要完善对老年人的社会服务，发展各种形式的养老院、福利院、老年公寓、托老所等，发挥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功能。
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居家养老和社区服务养老，使老年人既能生活在熟悉的生活环境里，又能发挥社区老年人互相帮助的优势，这对老年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是最好的选择。
所谓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在家中居住，但由社会提供养老服务的养老方式。这种方式已经在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社区中普遍运用，我国的上海、天津、北京的一些街道社区也相继引进了这种服务，其中上海市的探索值得关注。
上海市整合社区资源，依托助老服务社、医疗机构、家政公司等社区服务网点，通过上门或日托照料形式，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洁、助急、助浴、助行、助医等“六助”服务。目前，上海市已建立社区老年活动室5677家。全市108家社区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为社区老人提供日托服务；建立了234家助老服务社，有2.8万助老服务员为13.5万名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初步形成了覆盖社区的养老服务网络。
不过从全国来看，情况远没有这么乐观。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提供送餐服务的覆盖率仅为19.5%，能够上门为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的覆盖比例，城市为55.1%，农村仅为8.2%。有关专家表示，对老年人的服务不只是简单的送餐、沐浴、理发、洗衣被、居室打扫一类，还包括康复护理、读报陪聊、紧急援助呼叫等。但目前我国的居家养老服务还只是星星点点，服务能力薄弱。
“当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逐渐走上前台，我国社会化养老体系建设的滞后将愈加凸现，这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许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