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顾长卫张艺谋的同学生活：电影学院78班回忆录(图)
有一次我和顾长卫、张艺谋负责打灯，我们向同学们宣布下面可能要关一会儿灯，然后，灯就马上熄了；接着，黑暗的人群中，就听见下面是特搞笑的发出“亲吻”的声音。然后，我们突然把灯开开，就发现其实有不少人在跳舞的过程中在拼命地亲自己的手背……
原标题：大学生活 张会军: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
摘自《北京电影学院78班回忆录》 张会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实际上,大学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衣、食、住、行。
所有人的大学生活，都是人们年轻时最美好的记忆，都是永远值得怀念的，因为，大学的生活告别了青涩、鲁莽，大学的生活充满了欢笑、快乐，大学的生活突出了自由、随意，大学的生活赋予了挑战、变化，在每个人的记忆中也永远是最清晰的。
那个年代，是物质贫乏的年代。对于物质，“78班”的同学没有奢望过，我们的关注点在学习上，正是这些平凡、朴素、平淡的生活经历，历练、成就了我们的这个团体，也为我们这一代人日后的辉煌，铺垫了一段非常难得的生活基础。今天的幸福、成就，都是由当年散落在我们记忆中的学习、生活的一些情节和细节，在北京郊区的四年的无数个日日夜夜，是我们大学生活点滴、学习点滴汇聚而成的历史史实，这些片段记忆着“78班”的岁月，映衬着我们上学时的形形色色事件，什么艰苦、寂寞、乐观、贫乏、快乐都是我们后来生活的经历的内容和形式，显示着“78班”年轻人的活力与创造力，清楚地展现了对电影艺术的崇敬，显示着对学习的重视和对学习机会的珍惜。
当年无数个学习、生活的片段，闪烁着“78班”求学时的艰苦与乐观，洋溢着年轻人的活力与创造力，也清晰地展现了“78班”对艺术的渴求和对美好人生的向往。
张艺谋和张会军
校园
北京电影学院1950年建立，当时是在北京市东城区的石老娘胡同；50年代中期，学院迁址到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小西天现在的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集团所在地；“文化大革命”后，迁至北京农业劳动大学的校舍（今天的北京农学院）。就是这样的颠沛流离，电影学院仍顽强地生存下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的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戏曲学校和北京电影学院四所艺术院校全部被集中到朱辛庄，起名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文化大革命”后解散）。“ 五七艺大”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朱辛庄只留下北京电影学院一家，朱辛庄北京电影学院的旧址现在是北京农学院，直到1986年北京电影学院才正式迁至现校址蓟门桥北西土城路4号的“蓟门烟树”东边的校园。
“78 班”四年的大学生活的度过地，是当时校舍在郊区的为数不多的北京的大学之一。那时，校址在农村，被认为是对北京电影学院的惩罚，其实，这是“文化大革命” 历史的“罪孽”。“78班”同学的大学生活是与北京电影学院1978年的旧址朱辛庄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那里成为中国电影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具有世界意义和划时代意义，与其说今天“78班”对朱辛庄给予了无限的怀念，不如说是“78班”对大学生活的怀念，“78班”、校址、1978—1982年都成为今天谈论的话题。在外界，在理论界，朱辛庄、“78班”的大学生活、1978—1982年的北京电影学院，都被理论化、神圣化、历史化、精神化了，但是，所有的“78班”学生，都认为那里是一个温暖的环境，是一个自由的空间，是学习的一个最佳环境，是躲避社会的一个“世外桃源”。在这里，记忆了一代精英成长的过程，发生了多少故事，产生了多少想法，只有后来的历史知道。总之，当时的校园是培养、哺育、改变、影响、教育、培养了中国电影一代人才的圣地。
环境
朱辛庄在当时就是一个农村。距离城区非常远，城里是什么样，我们几乎不知道，环境是特殊的，既安静又乏味，既幸福又单调。每天傍晚学院老师的班车走了以后,那个校园和那个地方，就成了我们的阵地和净土。
当年学院的校舍简直就是一个风景秀丽的“世外桃源”。今天的回龙观城际铁路离朱辛庄其实是非常近的一段距离，若不是现在城市发展了，在回龙观和朱辛庄之间原本就是非常开阔、平坦的土地，现在却有了很多这样、那样的新城市建筑。如果没有建筑的遮挡，出了回龙观城际铁路站，应该是非常容易能够看得见当年朱辛庄电影学院的校舍。
绿树环抱中的校园，建筑比较少，比较低矮，四周的野草、野花、树木、庄稼散发着田园清香的气息，田野的柴草焚烧的味道，带来了田园的特殊味道，让人们心旷神怡。在学院的周围，种有松树、白杨树、柳树、榆树、槐树、苹果树、桃树、梨树、枣树，还种有向日葵、玉米、毛豆、红薯。在如此一个田园的环境里讲起 1905年以后的“梦幻”电影艺术课程，简直就是神仙般的日子。
十年动乱中电影学院一度撤销，在七十年代初部分系口并入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搬迁至昌平朱辛庄办学，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经国务院批准恢复了原建制北京电影学院，1978年全面招收各系新生
朱辛庄：当时朱辛庄学院的大门，坐北向南，挂有教师用毛笔写的“北京电影学院”六个字，其中，“影”字是一个简写体，由一个“井”字和三撇组成，牌子很小，已经发黄了，挂在大门口，没有装饰效果，只有提示的意义，就是这个校牌，频频出现在各个系的集体合影和个人照片中。朱辛庄以前没有围墙，学校周围全是钻天的白杨树和柳树，还有的就是一片辽阔的农田，春天是一片绿色和盎然，夏天是一片墨绿和燥热，秋天是一片金黄和收获，冬天是一片萧瑟和凄凉。只有冬天下雪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遐想。白天，同学们在校园和校园外的田野里，在雪地里留下一个个不规则的印记，像极了俄罗斯油画中的意境和效果，在雪夜里，在月光下，听着脚踩在积雪上的声音，格外清晰。
当然，也有对朱辛庄学校的不同形容，“78班”的同学都记得当年朱辛庄学校门口的南边那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初夏是茂密的枝叶和墨绿的色彩，初秋则是一片金黄和丰硕的果实，晚秋则是东倒西歪和破败的田野景色，冬天则是大雪以后七零八落的脚印。
小西天：用“78班”同学的语言说，当时我们的大学生活是“冰火两重天”，导演、摄影、美术、录音系是因为在朱辛庄学习，所以，是在“地狱”里磨练。而表演系是因为在城区的原学院校址小西天学习，所以是在“天堂”里“驰骋”。
实际上，表演系当时在城里的小西天上学，教学的环境、条件，比朱辛庄的教学条件、生活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住的地方，基本上是阴暗、潮湿、简陋、破旧的，但是，学校还是在小西天的院子内建造了几间平房，用于教学。
同时，表演系的教师对每一个同学，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和孩子，对学生的学习、生活、成长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和感情。在教学上，表演系的教学硬件条件比较差，他们的教师就和学生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布置学生们教学、学习的环境，甚至教师自己设计教学的布景、道具、服装。
所以表演系的同学，为教师的这种精神感动，尽管教学硬件条件比较差，但是，他们在形体房、在教室、在树下、在排练间、在院子里，度过了许多学习时光。那时的表演系同学，与其他系的同学在学习上是孤立的，没有什么交流。所以他们上课、排练、学习，都是在有限的班级范围内进行交流，就是这样，在跨系交流上，比起朱辛庄的“78班”其他同学，有一些别人体验不到的困难。但是，表演系的教学是非常严谨的，也是非常规范的，教师教学是非常认真的，同学学习是非常刻苦的，正是这些特殊的因素、环境，为他们日后的成长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正是表演系这些同学的辛苦学习，给学院的历史书写了灿烂的一笔，他们的青春向往和回忆，欢乐和友谊，凝结成了学院的传统。
上体育课由于没有操场，练功房就是最好的场所。当然，与朱辛庄的同学相比，表演系学生的生活同样也是上课去教室，下课去食堂，完了事以后回宿舍的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由于专业的特点，他们用大声的朗诵，反复的唱歌来巩固专业的知识、排遣自己的苦闷。
但是，在朱辛庄的“78班”同学，仍然坚持认为表演系同学所处位置毗邻城市，他们还可以上街，还可以有餐厅吃一些食堂里没有的东西，还可以买他们需要的生活用品，甚至在春天，在周日的时候，可以相约结伴去北海划船照相。比起朱辛庄的其他系的同学，表演系的同学，就像在天上。当然，表演系的同学因为上课、看电影、听报告、听大课、搞演出，还是要经常回到沙河朱辛庄的学校本部，也与其他系的同学接触一下，与其他系的同学交流一下学习的心得。
操场：那时的学院操场只有朱辛庄有，小西天没有。朱辛庄的操场是同学们驻足最多的地方，也是年轻人“生龙活虎、充分展示”的场所，这个操场好像也爱和我们作对似的，每到了春天、夏天，几场大雨就使得杂草、蒿草不断地疯长，我们要经常对操场进行除草。说是除草，那时几乎没有什么工具，完全是用自己的双手进行拔草，经常是手上全是血泡，膝盖也都磨出了血印，腰更是受不了——长时间的拔草，腰都直不起来了。
每天下午4:10以后，教师们下班回城的班车一开动，朱辛庄学校校园里就成为学生的天下，偶尔有几个教师、员工，也都是为学生学习和生活服务的，那时的同学，开始了在操场打篮球、踢足球的活动，操场成为各个系学生之间唯一交流的场所。
我们早上没有人睡懒觉，每天都是早早起来到篮球场打篮球，或者是在运动场上进行其他的体育锻炼，我们拼命地用体育锻炼来锻炼身体，来排遣青春的苦闷和躁动。
舞会：当时，舞会是大学生主要的娱乐和交往形式，远在农村的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也自己搞舞会。舞场是在学生的大食堂（也是我们看电影、开会的礼堂），准备工作经常是在下午开始，基本上是由团委和学生会操持，在上空拉一些彩色的纸带，在四周放上四张桌子，在上面支上四个大灯。舞会的音乐伴奏，一般是用录音带，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由录音系的同学亲自操乐器伴奏。舞会的形式有月光舞会（一盏灯模仿蓝色的月光），烛光舞会（局部的灯忽明忽暗），阳光舞会（灯火通明，云雾弥漫）。举行舞会的时候，其他系的同学都在跳舞,摄影系的同学基本上是在做奉献型的工作，拍照、打灯、搬运。
记得有一次是我和顾长卫、张艺谋负责打灯，在团委和学生会干部的允许和配合下，我们向同学们宣布下面可能要关一会儿灯，然后，灯就马上熄了；接着，黑暗的人群中，就听见下面是特搞笑的发出“亲吻”的声音。然后，我们突然把灯开开，就发现其实有不少人在跳舞的过程中在拼命地亲自己的手背，发出夸张的声音，大家轰笑。每次开灯、关灯的过程，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笑话。
后来，随着社会舞会举办得越来越多，在北京的文艺院校也开始搞学校之间的舞会。记得我们几所艺术院校在朱辛庄的学院操场搞篝火舞会（晚会）,电影学院的男孩比较多，也都比较帅，其他艺术院校的女孩全喜欢和电影学院的男孩跳舞,所以，弄得其他艺术院校的男生特郁闷，也不高兴，甚至之间也有小的摩擦。那些舞会给了我们与其他学校学生相互认识的机会，也给了我们学校生活的感受。
球队：那个时候，对足球还没有什么兴趣，更多的是玩篮球。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跟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我们几个人是学院篮球队的，经常代表学校到外边和其他的高等艺术院校打篮球赛。在我们四年学院的篮球队的篮球训练和各种各样的赛事上，我们的篮球队训练和打球的情况安排经常是这样：凯歌中锋，艺谋是右前锋，我是左前锋，壮壮是后卫。感觉壮壮在我们几个人中脑子活、组织能力强，反应快，在每一次的进攻指挥上，经常是“遇事不慌”，点子比较多，控制整场进攻的节奏和局面的能力比较好。在学院的四年中，我们学院的篮球队赢得了许多次文化部在京艺术院校篮球赛的奖杯。
作物：当时，在学院周边的各种各样农作物是我们最最亲近的东西，因为它们可以吃。在宿舍和教室的周围都种有苹果树，学生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偷苹果。其实，那种苹果树由于常年没有人剪枝，树木没有得到很好的养护，结出的苹果又小、又青、又酸、又涩，绝对不好吃，但是，那时候大家就是好动，爱寻求刺激，偷苹果便成为我们的最大乐趣。每当有同学偷苹果的时候,学校管保卫的人就牵着大狼狗抓，但是，没有同学被抓到。
我现在想起来当年的那些同学，可以说没有一个不闹的,全部爱闹。因为搞艺术的人性格活泼起来非常活泼,沉静下来特别沉静，所以当地的苹果、毛豆、玉米、红薯，所有的作物一个也不放过。
饥饿：当时我们住在农村，离城非常远，老师班车走后那个地方就成了我们的阵地和净土。由于物质生活贫乏，我们经常吃不饱，就会到附近的田里去偷蔬菜、偷苹果、偷桃子,学校管保卫工作的人便牵着大狼狗来抓，但是，我们非常灵活，他们抓不到我们。各个班的同学，晚上饿得受不了，就摸到地里弄些毛豆、玉米回宿舍用洗脸盆煮着吃，甚至到厨房的菜窖去偷白菜。打开菜窖的盖子，菜窖太深了，没有梯子根本下不去，我们就叫来女生，让她高举双手，两个男生分别拉着她的一只手，把她放到菜窖里；然后，让她往筐里放白菜，男生用绳子拉上来。几个回合，就可以弄几棵白菜，然后，女生再伸出双手，男生再把她拉上来，回去以后，各个宿舍用水煮着吃，虽然没有肉、没有盐，但是，同学们仍吃得很香，那味道至今还记忆深刻。
穿衣：在导演系和摄影系，由于有些同学自己当过兵和家里是军人的同学多，因此是穿军装的多，田壮壮则永远是一身军装，背着军挎包，穿着军步鞋。美术系的同学的显著特征是服装比较新潮，但是，由于他们每天要画画、接触油彩和笔墨的原因，所以看起来衣服永远脏兮兮的。电影学院的同学的头发甚至是所有艺术院校同学中最长的。当时，搞艺术的人，长头发是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所以，美术系的同学也不例外。录音系的同学，由于应届的同学在整个学院班级当中的比例是比较高的，衣着比较学生化，也比较干净、规整。再有，各个系所有的同学的头发都是长的（主要是因为没有钱去理发），摄影系的同学经常自己理发，顾长卫常常免费为同学理发。
消费：由于当时社会发展和经济的现状，“78班”的生活可以用“平凡、朴实、艰苦”来形容。当时，学院学生的基本生活费大约在20—30元左右（当时的助学津贴就是20—30元左右）。一个菜在5分钱到1角钱之间，食堂的主要菜基本上没有什么肉，萝卜豆（黄豆、猪肉皮丁、胡萝卜丁），煮茄子（没有油），炒三丁（土豆丁、芹菜丁、萝卜丁）；熬白菜（基本上白水煮白菜）。我们上学的时候物质生活特别贫乏,为了能够吃饱,偷过白菜、偷过苹果、偷过老乡和老师的鸡,晚上到地里弄一些毛豆,回来拿脸盆煮。大部分同学都抽烟，但是最好的是香山（2角3分一盒），一般同学抽打仗（战斗牌香烟，在北京买2角，在天津买1角9分）；最后，连买这些烟都没有能力了，只好大家凑钱，让同学回新疆的时候买漠河烟丝（其实就是烟梗颗粒），用《参考消息》卷上抽。
偷鸡：当时，由于生活条件和经济的原因，同学们很少有机会吃到肉。肉是当时最最奢侈的东西，是要凭票证供应的。对于学生来讲，提到“肉”字，眼睛都会泛绿光。由于同学们都处在青年时期，身体对肉的渴望是无法用精神来控制的，只有“放纵”了，“穷则思变”，我们就在校园的周围想办法。先是晚上偷老乡的鸡，抓到以后，拧断脖子，马上塞到书包里。后来，周边的村里，鸡也不多了，老乡也防范得更加严格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了。最后，兔子开始吃窝边草了，在教师宿舍，在学生宿舍垃圾堆处，开始用气枪打老师的鸡。结果，老师竟然派自己的孩子到宿舍楼里侦察，用鼻子闻，看看什么地方、谁在炖鸡。味道是最好的侦察来源，虽然有时能发现谁在炖鸡，但因为抓不到现行，也没有什么证据，老师也无可奈何，只能说一说，谴责一下。这是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肉食来源。
打雀：那时，校园操场后面，有几排平房，有一些窗户没有了，天冷的时候，麻雀就进去过夜。我们发现了这一情况，就开始策划“围攻麻雀”的战役，我们准备了电筒、扫帚。我和张艺谋参加过捉麻雀的集体行动，也单独行动过。麻雀捉回来以后收拾干净，然后，我回家拿来油把它炸了,炸了以后补充营养。惹得全楼都能闻到炸麻雀的香味儿，摄影系特别得意。后来，这个方法大家都知道了，就都去捉麻雀，一来二去麻雀也就没有了。
钓蛙：没有了麻雀，摄影系又开始想新的办法。第二年的夏天，我们就开始晚上出去钓青蛙，一个晚上竟然钓到无数的青蛙。我们用裤子分别系紧裤腿，然后，从裤腰上面往里放青蛙，直到装满了，就扛着裤子往回走。走到三楼的时候，裤口突然开了，所有的青蛙都跑了，充满楼道。青蛙躲在一楼的下水道里，躲在各个楼层的水房和厕所里，不停地叫唤，学生的宿舍顿时成了农村的稻田。灾难是持续性的，青蛙在楼道里整整叫了一个夏天，影响了所有同学的休息和学习，也遭到了所有的同学的谴责，这也成为后来无数次的笑谈。
画票：画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好和不光彩的事情，完全是年轻人的无知与恶作剧。那个时候画票，已经成为“78班”美术、摄影系的业余工作。记得在一些同学的桌子上，每个月，要“出”好几张公共电、汽车月票。同学们都非常爱看电影，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城里看电影，特别喜欢看连续几天的电影，如果弄到了其中的一张票，那么，连续几天的票就都可以在桌子上画出来。
记不清在文化部还是在政协礼堂，有一个连续三天的新年迎春游艺活动，有猜谜、舞会、电影、演出各种各样的活动，还有饭吃，为了吃饭和看电影，我们用笔画电影票混进了政协礼堂。同学们连续画了三天的票，结果，在第三天“东窗事发”。调查的结果，罪名归到了美术学院和工艺美院的学生头上。为此，电影学院“78班”窃喜了好几天，到了宿舍还为自己的创举和行为而激动，狂聊和庆祝了一个通宵。
示好：就是男生对女生表示友好，甚至产生爱慕。当年北京电影学院“78班”各个系的女生比现在学校的女生要少多了。男生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向女生表示友好和爱慕，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戏，女生根本看不上男生，一是年龄的差距太大，二是认为男生不够男子汉，三是认为男生不够成熟和浪漫，四是认为这些人没有什么钱。所以，真正到了“78班”毕业的时候，同学之间结婚的也仅仅是极少的部分，坚持到今天的更是寥寥无几。在我的印象当中，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当时有很多其他各系男生想追求表演系的女同学，或者是追求录音系的女生，但是追不上，也说不上话。在学院学习的过程中，唯有摄影系的同学还有点优势，可以接近各个系比较漂亮的女生，因为，摄影系的同学要完成拍摄作业，要照相，所以，找这些女同学做被摄对象（模特）不会遭到拒绝，特别是我们摄影系的男生能把表演系的美女女生找来拍照片。当然，在拍摄完成以后，是要给这些同学放大好的照片，摄影系的同学没有食言，表现出了良好的信誉。
居住：大学的宿舍是大学生的主要活动空间和生活空间。在那里，发生了多少的故事？多少欢乐和幸福？留下了多少惆怅和离别？由于国内大学招生人数和学校条件的不同，1977、1978年入学的大学生住宿是千差万别的。
相比之下，北京电影学院“78班”朱辛庄学习和生活的导演系、摄影系、美术系、录音系的同学，住宿方面的条件是比较好的，在城里小西天学习的表演系的同学住宿，包括学习的环境和空间就没有我们的宽敞，条件相对比较差，而且，不是一般的差，是相当的差。
当时，我们所住的学生宿舍是一个四层的老式教学楼。上面其实全部是比较宽大的教室，不知道当年学院对学生宿舍分配的思路是怎样的，所有一楼为部分教工单身宿舍和管理的办公室，其他四个系的学生都集中在该宿舍楼的二、三、四层，二层全部是女生宿舍，三、四层则分别是摄影、美术、录音、导演系的男生。那是一个青春冲动的年代，也是一个喧闹的年代，在宿舍中究竟发生了多少“学习讨论”、“挑灯夜读”、“侃山吹牛”、“浪漫故事”、“宿舍舞会”、“喝酒聚餐”、“单人相思”、“作恶闹剧”、“拳脚相加”，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表演系则完全是在“地狱”里生活。他们住的是条件比较差的平房，潮湿、低矮，夏天炎热难耐，同学们把床上的草垫铺在房顶上，并不断泼水，用以进行降温缓解酷暑；冬天冰冷刺骨，暖气不暖，同学们常违反校规在房间里点电炉子。
就住宿而言，我们敢断定，像我们电影学院朱辛庄这样宽大的住宿条件，在北京当时的任何高校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感谢学院给了我们足够的学习空间、生活空间，这些空间成就了我们，使我们的艺术想象和梦想得以自由飞翔。
宿舍：这里主要是指摄影系当年居住的宿舍。当时是在一栋老式的教学楼内，我们住在3层的306房间，偌大的空间，让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宿舍的成员有六个人：张会军、张艺谋、顾长卫、赵非、王左、王雁，每个人两张单人床，一张床作为一个大的桌子，可以作学习、吃饭、写字、放一些书本、杂物等使用，另外一张单人床则是专门睡觉的，由于床太低，床腿儿分别用两块砖架高起来。每个同学还另外有一个小课桌，板面上有合页的那种，可以自由掀开，合上便可用来写字，这个桌子是可以上锁的。可以说，在“生活设施”上我们“极尽之奢华”。另外，宿舍的其他空间也非常大，凡是在朱辛庄上学的其他各个系的同学，基本上都是这个待遇。那时的宿舍给了我们自由折腾的空间，也让我们不知不觉狂妄起来。
习惯：“78班”同学在学校的宿舍生活有如下的一些重要特点：
（1）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基本上是锁在箱子里，锁在桌子里，防止自己不在的时候，被别人吃了。那年月是一个“饥饿”的年代，同学经常处于半饱或者饥饿的状态，所以，“天上飞的不吃飞机，地下跑的不吃火车，带毛的不吃掸子，带腿的不吃板凳”，剩下的什么都吃，看见什么吃的，不问是谁的，先吃了再说，即使这个同学回来知道了，也没有任何办法，大家彼此彼此。
（2）鞋袜的味道大。男生的各种各样的鞋子，球鞋、棉鞋等的味道，成为男生宿舍的“值班常态味道”；袜子也基本上不洗，硬邦邦的，可以直立起来，味道也很“丰富”。在夏天，宿舍里基本上没有什么蚊子，因为蚊子在这样的味道环境中根本生存不了。
（3）吃完了的饭碗，从来不洗，美其名曰“节约用水”。而实际的情况是，只要是你洗干净的饭碗放在你自己的桌子上，就会有人在吃饭的时候用去买饭，因为它干净，吃饭以前不用洗，吃了以后也不用洗，多好的一件事情。
（4）从来不叠被子。这样的做法有一个非常好的称呼“保持生活的常态”。而实际的情况是，只要是你叠了被子，说明你的人不在学校，马上就有人来在你的床上睡一个晚上（当然，你的床要比较干净），睡完了以后，掀开被子就可以走，不用叠，这是多么省事的一件事情。
（5）下午、晚上在教室、图书馆上自习。在这些地方学习的时候，同学都可以做到安静学习，不影响其他的同学学习；但是，在宿舍休息和待着的时候，却没有一分钟的安静，整个的宿舍，如同一个喧嚣的“熔炉”。
（6）“78 班”上学的时候，只有每周的固定时间可以洗上一次热水澡，这对今天的学生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由于每天同学们都要进行体育锻炼，锻炼完了大汗淋漓，所以，在气候允许的情况下，经常是男生在水房用凉水“盆泼”裸体洗澡，伴随着凉水的浇下，传来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
（7）那时的学生，在晚上（通常是夜里）吃方便面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每当方便面煮好了以后，香味就会传遍楼道，于是，就会有若干人来“蹭吃”方便面，就出现了一个端下火的热方便面任人先吃10秒钟，就会经常有人自告奋勇先吃10秒钟。其实，也就是能吃上一口，还烫得龇牙咧嘴。
（8）在贫瘠的年代，饥饿的人群经常遵循“饱吹饿唱”的法则。在楼道中，经常是各个系的同学在走路时，在水房时，莫名其妙的就会有人喊唱几句流行的歌曲，而且，总唱相同的一句，没有下句，而且，改编歌词、唱歌跑调是家常便饭。
（9）那时，没有电话、呼机、传真、复印机、手机，联系的方式主要是写信、打电报。所以，学生宿舍的公用电话，就成为同学与家人、朋友联系的唯一工具。当时，电话就在3层的306房间，也就是我们宿舍的门口，义务叫电话的任务就主要落在了我们这个宿舍的成员张会军、张艺谋、顾长卫、赵非、王左、王雁的身上。也有路过306房间的其他同学，帮助接一下电话，并帮助叫电话的，但是，他们经常是有意叫假电话，经常喊“谁、谁、谁的电话”，结果这个同学来了根本没有什么电话，白跑一趟，纯粹是恶作剧。
（10）晚上经常“嚎叫”。学生宿舍的半夜，经常是被各种各样的“嚎叫”影响，一个是因为半夜学生饿得前心贴后心，二是由于学习压力比较大，三是寂寞和缺乏交流，所以，就像野外的动物，用莫名其妙和各种各样的“嚎叫”来表达自己的存在，来宣泄自己，来平衡各种不良的情绪。有时听着比较“恐怖”，其实，在年轻人中，这样的情况非常正常。
交通：1978年的北京，道路十分不发达，还没有二环路和三环路，出了积水潭桥往北的道路十分狭窄，也比较荒凉，更没有什么汽车，如果是在北太平庄桥，那就是在郊外了。
“78 班”表演系是在城里的小西天学习，而导演系、摄影系、录音系、美术系都在朱辛庄学习，所以，是“两地分居”，经常是这四个系的学生惦记表演系的男同学和女同学，当然，主要是惦记表演系的女同学。摄影系的同学还有比较名正言顺的理由，给表演系的女同学拍照片、送照片，但是，无奈天高地远，其他系的同学没有办法，即使是去小西天电影资料馆看电影，时间也是非常短暂。
那时，“78班”的学生，在朱辛庄根本不外出、不进城。坐345路（或者344路）汽车到德胜门，要花去3角5分钱，然后，从德胜门到当时的西单商场，要再花费1角5分或者2角钱（那时的大学教师工资是56—78元不等）。对于我们学生来讲，如果必须到城里看话剧、画展、摄影展，返回学院的时候，就必须从德胜门（德胜门为始发站）乘坐公共汽车。当时的北京人口不多，郊区的汽车也不是十分发达，平均10—15分钟发一趟车。345路汽车，是属于大站快车，但是在朱辛庄站停靠，从德胜门到沙河朱辛庄花费的时间大约30—35分钟；344路，是属于小站慢车，基本上沿途是站就停，在沙河朱辛庄站也停靠，从德胜门到沙河朱辛庄花费的时间大约50—60分钟；如果是344路区间车辆，不仅属于小站慢车，而且是到了小营站就停驶，其乘客还要倒（换乘）其他的344路或者 345路车，才能到达沙河朱辛庄的学院。许多外地的同学，开始的时候经常坐错车，还得下车倒车，后来才渐渐明白这两路汽车的关系。345路公共汽车是 “78班”进城的主要交通工具。因为，345路车是当时连接朱辛庄和城市的交通大动脉，所以通常人满为患，有时甚至因车厢无落脚之处需要“金鸡独立”。
当年“78班”的同学在上学的时候，除了学校安排的班车进城看电影以外，同学们基本上不?城，有时甚至一个月也不进城，如果是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或看电影，就坐学院安排的班车，如果是到城里看画展、摄影展，就早上5点多起床，6点搭进城接老师的班车，白天在城里干完所有的事情和游逛一天后，晚上到小西天搭送老师下班回学院的班车返回学院，看话剧则先搭班车进城，然后再搭学院接学生的班车回朱辛庄。
原标题：大学生活 张会军: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
摘自《北京电影学院78班回忆录》 张会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实际上,大学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衣、食、住、行。
所有人的大学生活，都是人们年轻时最美好的记忆，都是永远值得怀念的，因为，大学的生活告别了青涩、鲁莽，大学的生活充满了欢笑、快乐，大学的生活突出了自由、随意，大学的生活赋予了挑战、变化，在每个人的记忆中也永远是最清晰的。
北京电影学院78班回忆录 张会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那个年代，是物质贫乏的年代。对于物质，“78班”的同学没有奢望过，我们的关注点在学习上，正是这些平凡、朴素、平淡的生活经历，历练、成就了我们的这个团体，也为我们这一代人日后的辉煌，铺垫了一段非常难得的生活基础。今天的幸福、成就，都是由当年散落在我们记忆中的学习、生活的一些情节和细节，在北京郊区的四年的无数个日日夜夜，是我们大学生活点滴、学习点滴汇聚而成的历史史实，这些片段记忆着“78班”的岁月，映衬着我们上学时的形形色色事件，什么艰苦、寂寞、乐观、贫乏、快乐都是我们后来生活的经历的内容和形式，显示着“78班”年轻人的活力与创造力，清楚地展现了对电影艺术的崇敬，显示着对学习的重视和对学习机会的珍惜。
当年无数个学习、生活的片段，闪烁着“78班”求学时的艰苦与乐观，洋溢着年轻人的活力与创造力，也清晰地展现了“78班”对艺术的渴求和对美好人生的向往。
校园
北京电影学院1950年建立，当时是在北京市东城区的石老娘胡同；50年代中期，学院迁址到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小西天现在的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集团所在地；“文化大革命”后，迁至北京农业劳动大学的校舍（今天的北京农学院）。就是这样的颠沛流离，电影学院仍顽强地生存下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的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戏曲学校和北京电影学院四所艺术院校全部被集中到朱辛庄，起名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文化大革命”后解散）。“ 五七艺大”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朱辛庄只留下北京电影学院一家，朱辛庄北京电影学院的旧址现在是北京农学院，直到1986年北京电影学院才正式迁至现校址蓟门桥北西土城路4号的“蓟门烟树”东边的校园。
“78 班”四年的大学生活的度过地，是当时校舍在郊区的为数不多的北京的大学之一。那时，校址在农村，被认为是对北京电影学院的惩罚，其实，这是“文化大革命” 历史的“罪孽”。“78班”同学的大学生活是与北京电影学院1978年的旧址朱辛庄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那里成为中国电影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具有世界意义和划时代意义，与其说今天“78班”对朱辛庄给予了无限的怀念，不如说是“78班”对大学生活的怀念，“78班”、校址、1978—1982年都成为今天谈论的话题。在外界，在理论界，朱辛庄、“78班”的大学生活、1978—1982年的北京电影学院，都被理论化、神圣化、历史化、精神化了，但是，所有的“78班”学生，都认为那里是一个温暖的环境，是一个自由的空间，是学习的一个最佳环境，是躲避社会的一个“世外桃源”。在这里，记忆了一代精英成长的过程，发生了多少故事，产生了多少想法，只有后来的历史知道。总之，当时的校园是培养、哺育、改变、影响、教育、培养了中国电影一代人才的圣地。
1978年10月，刚刚入学的张会军（左）与张艺谋在老电影学院朱新庄校门口合影。
1978年11月，张会军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后，在老电影学院朱新庄校园内。
1981年，北京电影学院在北京后拍摄短故事黑白影片（掌机者为张会军）。 新华社发
环境
朱辛庄在当时就是一个农村。距离城区非常远，城里是什么样，我们几乎不知道，环境是特殊的，既安静又乏味，既幸福又单调。每天傍晚学院老师的班车走了以后,那个校园和那个地方，就成了我们的阵地和净土。
当年学院的校舍简直就是一个风景秀丽的“世外桃源”。今天的回龙观城际铁路离朱辛庄其实是非常近的一段距离，若不是现在城市发展了，在回龙观和朱辛庄之间原本就是非常开阔、平坦的土地，现在却有了很多这样、那样的新城市建筑。如果没有建筑的遮挡，出了回龙观城际铁路站，应该是非常容易能够看得见当年朱辛庄电影学院的校舍。
绿树环抱中的校园，建筑比较少，比较低矮，四周的野草、野花、树木、庄稼散发着田园清香的气息，田野的柴草焚烧的味道，带来了田园的特殊味道，让人们心旷神怡。在学院的周围，种有松树、白杨树、柳树、榆树、槐树、苹果树、桃树、梨树、枣树，还种有向日葵、玉米、毛豆、红薯。在如此一个田园的环境里讲起 1905年以后的“梦幻”电影艺术课程，简直就是神仙般的日子。
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是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原址--西四石老娘胡同，成立于1950年。
朱辛庄：当时朱辛庄学院的大门，坐北向南，挂有教师用毛笔写的“北京电影学院”六个字，其中，“影”字是一个简写体，由一个“井”字和三撇组成，牌子很小，已经发黄了，挂在大门口，没有装饰效果，只有提示的意义，就是这个校牌，频频出现在各个系的集体合影和个人照片中。朱辛庄以前没有围墙，学校周围全是钻天的白杨树和柳树，还有的就是一片辽阔的农田，春天是一片绿色和盎然，夏天是一片墨绿和燥热，秋天是一片金黄和收获，冬天是一片萧瑟和凄凉。只有冬天下雪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遐想。白天，同学们在校园和校园外的田野里，在雪地里留下一个个不规则的印记，像极了俄罗斯油画中的意境和效果，在雪夜里，在月光下，听着脚踩在积雪上的声音，格外清晰。
当然，也有对朱辛庄学校的不同形容，“78班”的同学都记得当年朱辛庄学校门口的南边那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初夏是茂密的枝叶和墨绿的色彩，初秋则是一片金黄和丰硕的果实，晚秋则是东倒西歪和破败的田野景色，冬天则是大雪以后七零八落的脚印。
1956年6月，国务院批准北京电影学校改制为北京电影学院，搬迁至小西天--新街口外大街25号。
如今的北京电影学院校址：北三环蓟门桥
小西天：用“78班”同学的语言说，当时我们的大学生活是“冰火两重天”，导演、摄影、美术、录音系是因为在朱辛庄学习，所以，是在“地狱”里磨练。而表演系是因为在城区的原学院校址小西天学习，所以是在“天堂”里“驰骋”。
实际上，表演系当时在城里的小西天上学，教学的环境、条件，比朱辛庄的教学条件、生活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住的地方，基本上是阴暗、潮湿、简陋、破旧的，但是，学校还是在小西天的院子内建造了几间平房，用于教学。
同时，表演系的教师对每一个同学，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和孩子，对学生的学习、生活、成长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和感情。在教学上，表演系的教学硬件条件比较差，他们的教师就和学生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布置学生们教学、学习的环境，甚至教师自己设计教学的布景、道具、服装。
所以表演系的同学，为教师的这种精神感动，尽管教学硬件条件比较差，但是，他们在形体房、在教室、在树下、在排练间、在院子里，度过了许多学习时光。那时的表演系同学，与其他系的同学在学习上是孤立的，没有什么交流。所以他们上课、排练、学习，都是在有限的班级范围内进行交流，就是这样，在跨系交流上，比起朱辛庄的“78班”其他同学，有一些别人体验不到的困难。但是，表演系的教学是非常严谨的，也是非常规范的，教师教学是非常认真的，同学学习是非常刻苦的，正是这些特殊的因素、环境，为他们日后的成长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正是表演系这些同学的辛苦学习，给学院的历史书写了灿烂的一笔，他们的青春向往和回忆，欢乐和友谊，凝结成了学院的传统。
上体育课由于没有操场，练功房就是最好的场所。当然，与朱辛庄的同学相比，表演系学生的生活同样也是上课去教室，下课去食堂，完了事以后回宿舍的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由于专业的特点，他们用大声的朗诵，反复的唱歌来巩固专业的知识、排遣自己的苦闷。
但是，在朱辛庄的“78班”同学，仍然坚持认为表演系同学所处位置毗邻城市，他们还可以上街，还可以有餐厅吃一些食堂里没有的东西，还可以买他们需要的生活用品，甚至在春天，在周日的时候，可以相约结伴去北海划船照相。比起朱辛庄的其他系的同学，表演系的同学，就像在天上。当然，表演系的同学因为上课、看电影、听报告、听大课、搞演出，还是要经常回到沙河朱辛庄的学校本部，也与其他系的同学接触一下，与其他系的同学交流一下学习的心得。
操场：那时的学院操场只有朱辛庄有，小西天没有。朱辛庄的操场是同学们驻足最多的地方，也是年轻人“生龙活虎、充分展示”的场所，这个操场好像也爱和我们作对似的，每到了春天、夏天，几场大雨就使得杂草、蒿草不断地疯长，我们要经常对操场进行除草。说是除草，那时几乎没有什么工具，完全是用自己的双手进行拔草，经常是手上全是血泡，膝盖也都磨出了血印，腰更是受不了——长时间的拔草，腰都直不起来了。
每天下午4:10以后，教师们下班回城的班车一开动，朱辛庄学校校园里就成为学生的天下，偶尔有几个教师、员工，也都是为学生学习和生活服务的，那时的同学，开始了在操场打篮球、踢足球的活动，操场成为各个系学生之间唯一交流的场所。
我们早上没有人睡懒觉，每天都是早早起来到篮球场打篮球，或者是在运动场上进行其他的体育锻炼，我们拼命地用体育锻炼来锻炼身体，来排遣青春的苦闷和躁动。
舞会：当时，舞会是大学生主要的娱乐和交往形式，远在农村的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也自己搞舞会。舞场是在学生的大食堂（也是我们看电影、开会的礼堂），准备工作经常是在下午开始，基本上是由团委和学生会操持，在上空拉一些彩色的纸带，在四周放上四张桌子，在上面支上四个大灯。舞会的音乐伴奏，一般是用录音带，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由录音系的同学亲自操乐器伴奏。舞会的形式有月光舞会（一盏灯模仿蓝色的月光），烛光舞会（局部的灯忽明忽暗），阳光舞会（灯火通明，云雾弥漫）。举行舞会的时候，其他系的同学都在跳舞,摄影系的同学基本上是在做奉献型的工作，拍照、打灯、搬运。
记得有一次是我和顾长卫、张艺谋负责打灯，在团委和学生会干部的允许和配合下，我们向同学们宣布下面可能要关一会儿灯，然后，灯就马上熄了；接着，黑暗的人群中，就听见下面是特搞笑的发出“亲吻”的声音。然后，我们突然把灯开开，就发现其实有不少人在跳舞的过程中在拼命地亲自己的手背，发出夸张的声音，大家轰笑。每次开灯、关灯的过程，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笑话。
后来，随着社会舞会举办得越来越多，在北京的文艺院校也开始搞学校之间的舞会。记得我们几所艺术院校在朱辛庄的学院操场搞篝火舞会（晚会）,电影学院的男孩比较多，也都比较帅，其他艺术院校的女孩全喜欢和电影学院的男孩跳舞,所以，弄得其他艺术院校的男生特郁闷，也不高兴，甚至之间也有小的摩擦。那些舞会给了我们与其他学校学生相互认识的机会，也给了我们学校生活的感受。
球队：那个时候，对足球还没有什么兴趣，更多的是玩篮球。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跟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我们几个人是学院篮球队的，经常代表学校到外边和其他的高等艺术院校打篮球赛。在我们四年学院的篮球队的篮球训练和各种各样的赛事上，我们的篮球队训练和打球的情况安排经常是这样：凯歌中锋，艺谋是右前锋，我是左前锋，壮壮是后卫。感觉壮壮在我们几个人中脑子活、组织能力强，反应快，在每一次的进攻指挥上，经常是“遇事不慌”，点子比较多，控制整场进攻的节奏和局面的能力比较好。在学院的四年中，我们学院的篮球队赢得了许多次文化部在京艺术院校篮球赛的奖杯。
作物：当时，在学院周边的各种各样农作物是我们最最亲近的东西，因为它们可以吃。在宿舍和教室的周围都种有苹果树，学生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偷苹果。其实，那种苹果树由于常年没有人剪枝，树木没有得到很好的养护，结出的苹果又小、又青、又酸、又涩，绝对不好吃，但是，那时候大家就是好动，爱寻求刺激，偷苹果便成为我们的最大乐趣。每当有同学偷苹果的时候,学校管保卫的人就牵着大狼狗抓，但是，没有同学被抓到。
我现在想起来当年的那些同学，可以说没有一个不闹的,全部爱闹。因为搞艺术的人性格活泼起来非常活泼,沉静下来特别沉静，所以当地的苹果、毛豆、玉米、红薯，所有的作物一个也不放过。
饥饿：当时我们住在农村，离城非常远，老师班车走后那个地方就成了我们的阵地和净土。由于物质生活贫乏，我们经常吃不饱，就会到附近的田里去偷蔬菜、偷苹果、偷桃子,学校管保卫工作的人便牵着大狼狗来抓，但是，我们非常灵活，他们抓不到我们。各个班的同学，晚上饿得受不了，就摸到地里弄些毛豆、玉米回宿舍用洗脸盆煮着吃，甚至到厨房的菜窖去偷白菜。打开菜窖的盖子，菜窖太深了，没有梯子根本下不去，我们就叫来女生，让她高举双手，两个男生分别拉着她的一只手，把她放到菜窖里；然后，让她往筐里放白菜，男生用绳子拉上来。几个回合，就可以弄几棵白菜，然后，女生再伸出双手，男生再把她拉上来，回去以后，各个宿舍用水煮着吃，虽然没有肉、没有盐，但是，同学们仍吃得很香，那味道至今还记忆深刻。
穿衣：在导演系和摄影系，由于有些同学自己当过兵和家里是军人的同学多，因此是穿军装的多，田壮壮则永远是一身军装，背着军挎包，穿着军步鞋。美术系的同学的显著特征是服装比较新潮，但是，由于他们每天要画画、接触油彩和笔墨的原因，所以看起来衣服永远脏兮兮的。电影学院的同学的头发甚至是所有艺术院校同学中最长的。当时，搞艺术的人，长头发是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所以，美术系的同学也不例外。录音系的同学，由于应届的同学在整个学院班级当中的比例是比较高的，衣着比较学生化，也比较干净、规整。再有，各个系所有的同学的头发都是长的（主要是因为没有钱去理发），摄影系的同学经常自己理发，顾长卫常常免费为同学理发。
消费：由于当时社会发展和经济的现状，“78班”的生活可以用“平凡、朴实、艰苦”来形容。当时，学院学生的基本生活费大约在20—30元左右（当时的助学津贴就是20—30元左右）。一个菜在5分钱到1角钱之间，食堂的主要菜基本上没有什么肉，萝卜豆（黄豆、猪肉皮丁、胡萝卜丁），煮茄子（没有油），炒三丁（土豆丁、芹菜丁、萝卜丁）；熬白菜（基本上白水煮白菜）。我们上学的时候物质生活特别贫乏,为了能够吃饱,偷过白菜、偷过苹果、偷过老乡和老师的鸡,晚上到地里弄一些毛豆,回来拿脸盆煮。大部分同学都抽烟，但是最好的是香山（2角3分一盒），一般同学抽打仗（战斗牌香烟，在北京买2角，在天津买1角9分）；最后，连买这些烟都没有能力了，只好大家凑钱，让同学回新疆的时候买漠河烟丝（其实就是烟梗颗粒），用《参考消息》卷上抽。
偷鸡：当时，由于生活条件和经济的原因，同学们很少有机会吃到肉。肉是当时最最奢侈的东西，是要凭票证供应的。对于学生来讲，提到“肉”字，眼睛都会泛绿光。由于同学们都处在青年时期，身体对肉的渴望是无法用精神来控制的，只有“放纵”了，“穷则思变”，我们就在校园的周围想办法。先是晚上偷老乡的鸡，抓到以后，拧断脖子，马上塞到书包里。后来，周边的村里，鸡也不多了，老乡也防范得更加严格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了。最后，兔子开始吃窝边草了，在教师宿舍，在学生宿舍垃圾堆处，开始用气枪打老师的鸡。结果，老师竟然派自己的孩子到宿舍楼里侦察，用鼻子闻，看看什么地方、谁在炖鸡。味道是最好的侦察来源，虽然有时能发现谁在炖鸡，但因为抓不到现行，也没有什么证据，老师也无可奈何，只能说一说，谴责一下。这是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肉食来源。
打雀：那时，校园操场后面，有几排平房，有一些窗户没有了，天冷的时候，麻雀就进去过夜。我们发现了这一情况，就开始策划“围攻麻雀”的战役，我们准备了电筒、扫帚。我和张艺谋参加过捉麻雀的集体行动，也单独行动过。麻雀捉回来以后收拾干净，然后，我回家拿来油把它炸了,炸了以后补充营养。惹得全楼都能闻到炸麻雀的香味儿，摄影系特别得意。后来，这个方法大家都知道了，就都去捉麻雀，一来二去麻雀也就没有了。
钓蛙：没有了麻雀，摄影系又开始想新的办法。第二年的夏天，我们就开始晚上出去钓青蛙，一个晚上竟然钓到无数的青蛙。我们用裤子分别系紧裤腿，然后，从裤腰上面往里放青蛙，直到装满了，就扛着裤子往回走。走到三楼的时候，裤口突然开了，所有的青蛙都跑了，充满楼道。青蛙躲在一楼的下水道里，躲在各个楼层的水房和厕所里，不停地叫唤，学生的宿舍顿时成了农村的稻田。灾难是持续性的，青蛙在楼道里整整叫了一个夏天，影响了所有同学的休息和学习，也遭到了所有的同学的谴责，这也成为后来无数次的笑谈。
画票：画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好和不光彩的事情，完全是年轻人的无知与恶作剧。那个时候画票，已经成为“78班”美术、摄影系的业余工作。记得在一些同学的桌子上，每个月，要“出”好几张公共电、汽车月票。同学们都非常爱看电影，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城里看电影，特别喜欢看连续几天的电影，如果弄到了其中的一张票，那么，连续几天的票就都可以在桌子上画出来。
记不清在文化部还是在政协礼堂，有一个连续三天的新年迎春游艺活动，有猜谜、舞会、电影、演出各种各样的活动，还有饭吃，为了吃饭和看电影，我们用笔画电影票混进了政协礼堂。同学们连续画了三天的票，结果，在第三天“东窗事发”。调查的结果，罪名归到了美术学院和工艺美院的学生头上。为此，电影学院“78班”窃喜了好几天，到了宿舍还为自己的创举和行为而激动，狂聊和庆祝了一个通宵。
示好：就是男生对女生表示友好，甚至产生爱慕。当年北京电影学院“78班”各个系的女生比现在学校的女生要少多了。男生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向女生表示友好和爱慕，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戏，女生根本看不上男生，一是年龄的差距太大，二是认为男生不够男子汉，三是认为男生不够成熟和浪漫，四是认为这些人没有什么钱。所以，真正到了“78班”毕业的时候，同学之间结婚的也仅仅是极少的部分，坚持到今天的更是寥寥无几。在我的印象当中，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当时有很多其他各系男生想追求表演系的女同学，或者是追求录音系的女生，但是追不上，也说不上话。在学院学习的过程中，唯有摄影系的同学还有点优势，可以接近各个系比较漂亮的女生，因为，摄影系的同学要完成拍摄作业，要照相，所以，找这些女同学做被摄对象（模特）不会遭到拒绝，特别是我们摄影系的男生能把表演系的美女女生找来拍照片。当然，在拍摄完成以后，是要给这些同学放大好的照片，摄影系的同学没有食言，表现出了良好的信誉。
居住：大学的宿舍是大学生的主要活动空间和生活空间。在那里，发生了多少的故事？多少欢乐和幸福？留下了多少惆怅和离别？由于国内大学招生人数和学校条件的不同，1977、1978年入学的大学生住宿是千差万别的。
相比之下，北京电影学院“78班”朱辛庄学习和生活的导演系、摄影系、美术系、录音系的同学，住宿方面的条件是比较好的，在城里小西天学习的表演系的同学住宿，包括学习的环境和空间就没有我们的宽敞，条件相对比较差，而且，不是一般的差，是相当的差。
当时，我们所住的学生宿舍是一个四层的老式教学楼。上面其实全部是比较宽大的教室，不知道当年学院对学生宿舍分配的思路是怎样的，所有一楼为部分教工单身宿舍和管理的办公室，其他四个系的学生都集中在该宿舍楼的二、三、四层，二层全部是女生宿舍，三、四层则分别是摄影、美术、录音、导演系的男生。那是一个青春冲动的年代，也是一个喧闹的年代，在宿舍中究竟发生了多少“学习讨论”、“挑灯夜读”、“侃山吹牛”、“浪漫故事”、“宿舍舞会”、“喝酒聚餐”、“单人相思”、“作恶闹剧”、“拳脚相加”，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表演系则完全是在“地狱”里生活。他们住的是条件比较差的平房，潮湿、低矮，夏天炎热难耐，同学们把床上的草垫铺在房顶上，并不断泼水，用以进行降温缓解酷暑；冬天冰冷刺骨，暖气不暖，同学们常违反校规在房间里点电炉子。
就住宿而言，我们敢断定，像我们电影学院朱辛庄这样宽大的住宿条件，在北京当时的任何高校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感谢学院给了我们足够的学习空间、生活空间，这些空间成就了我们，使我们的艺术想象和梦想得以自由飞翔。
宿舍：这里主要是指摄影系当年居住的宿舍。当时是在一栋老式的教学楼内，我们住在3层的306房间，偌大的空间，让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宿舍的成员有六个人：张会军、张艺谋、顾长卫、赵非、王左、王雁，每个人两张单人床，一张床作为一个大的桌子，可以作学习、吃饭、写字、放一些书本、杂物等使用，另外一张单人床则是专门睡觉的，由于床太低，床腿儿分别用两块砖架高起来。每个同学还另外有一个小课桌，板面上有合页的那种，可以自由掀开，合上便可用来写字，这个桌子是可以上锁的。可以说，在“生活设施”上我们“极尽之奢华”。另外，宿舍的其他空间也非常大，凡是在朱辛庄上学的其他各个系的同学，基本上都是这个待遇。那时的宿舍给了我们自由折腾的空间，也让我们不知不觉狂妄起来。
习惯：“78班”同学在学校的宿舍生活有如下的一些重要特点：
（1）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基本上是锁在箱子里，锁在桌子里，防止自己不在的时候，被别人吃了。那年月是一个“饥饿”的年代，同学经常处于半饱或者饥饿的状态，所以，“天上飞的不吃飞机，地下跑的不吃火车，带毛的不吃掸子，带腿的不吃板凳”，剩下的什么都吃，看见什么吃的，不问是谁的，先吃了再说，即使这个同学回来知道了，也没有任何办法，大家彼此彼此。
（2）鞋袜的味道大。男生的各种各样的鞋子，球鞋、棉鞋等的味道，成为男生宿舍的“值班常态味道”；袜子也基本上不洗，硬邦邦的，可以直立起来，味道也很“丰富”。在夏天，宿舍里基本上没有什么蚊子，因为蚊子在这样的味道环境中根本生存不了。
（3）吃完了的饭碗，从来不洗，美其名曰“节约用水”。而实际的情况是，只要是你洗干净的饭碗放在你自己的桌子上，就会有人在吃饭的时候用去买饭，因为它干净，吃饭以前不用洗，吃了以后也不用洗，多好的一件事情。
（4）从来不叠被子。这样的做法有一个非常好的称呼“保持生活的常态”。而实际的情况是，只要是你叠了被子，说明你的人不在学校，马上就有人来在你的床上睡一个晚上（当然，你的床要比较干净），睡完了以后，掀开被子就可以走，不用叠，这是多么省事的一件事情。
（5）下午、晚上在教室、图书馆上自习。在这些地方学习的时候，同学都可以做到安静学习，不影响其他的同学学习；但是，在宿舍休息和待着的时候，却没有一分钟的安静，整个的宿舍，如同一个喧嚣的“熔炉”。
（6）“78 班”上学的时候，只有每周的固定时间可以洗上一次热水澡，这对今天的学生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由于每天同学们都要进行体育锻炼，锻炼完了大汗淋漓，所以，在气候允许的情况下，经常是男生在水房用凉水“盆泼”裸体洗澡，伴随着凉水的浇下，传来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
（7）那时的学生，在晚上（通常是夜里）吃方便面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每当方便面煮好了以后，香味就会传遍楼道，于是，就会有若干人来“蹭吃”方便面，就出现了一个端下火的热方便面任人先吃10秒钟，就会经常有人自告奋勇先吃10秒钟。其实，也就是能吃上一口，还烫得龇牙咧嘴。
（8）在贫瘠的年代，饥饿的人群经常遵循“饱吹饿唱”的法则。在楼道中，经常是各个系的同学在走路时，在水房时，莫名其妙的就会有人喊唱几句流行的歌曲，而且，总唱相同的一句，没有下句，而且，改编歌词、唱歌跑调是家常便饭。
（9）那时，没有电话、呼机、传真、复印机、手机，联系的方式主要是写信、打电报。所以，学生宿舍的公用电话，就成为同学与家人、朋友联系的唯一工具。当时，电话就在3层的306房间，也就是我们宿舍的门口，义务叫电话的任务就主要落在了我们这个宿舍的成员张会军、张艺谋、顾长卫、赵非、王左、王雁的身上。也有路过306房间的其他同学，帮助接一下电话，并帮助叫电话的，但是，他们经常是有意叫假电话，经常喊“谁、谁、谁的电话”，结果这个同学来了根本没有什么电话，白跑一趟，纯粹是恶作剧。
（10）晚上经常“嚎叫”。学生宿舍的半夜，经常是被各种各样的“嚎叫”影响，一个是因为半夜学生饿得前心贴后心，二是由于学习压力比较大，三是寂寞和缺乏交流，所以，就像野外的动物，用莫名其妙和各种各样的“嚎叫”来表达自己的存在，来宣泄自己，来平衡各种不良的情绪。有时听着比较“恐怖”，其实，在年轻人中，这样的情况非常正常。
交通：1978年的北京，道路十分不发达，还没有二环路和三环路，出了积水潭桥往北的道路十分狭窄，也比较荒凉，更没有什么汽车，如果是在北太平庄桥，那就是在郊外了。
“78 班”表演系是在城里的小西天学习，而导演系、摄影系、录音系、美术系都在朱辛庄学习，所以，是“两地分居”，经常是这四个系的学生惦记表演系的男同学和女同学，当然，主要是惦记表演系的女同学。摄影系的同学还有比较名正言顺的理由，给表演系的女同学拍照片、送照片，但是，无奈天高地远，其他系的同学没有办法，即使是去小西天电影资料馆看电影，时间也是非常短暂。
那时，“78班”的学生，在朱辛庄根本不外出、不进城。坐345路（或者344路）汽车到德胜门，要花去3角5分钱，然后，从德胜门到当时的西单商场，要再花费1角5分或者2角钱（那时的大学教师工资是56—78元不等）。对于我们学生来讲，如果必须到城里看话剧、画展、摄影展，返回学院的时候，就必须从德胜门（德胜门为始发站）乘坐公共汽车。当时的北京人口不多，郊区的汽车也不是十分发达，平均10—15分钟发一趟车。345路汽车，是属于大站快车，但是在朱辛庄站停靠，从德胜门到沙河朱辛庄花费的时间大约30—35分钟；344路，是属于小站慢车，基本上沿途是站就停，在沙河朱辛庄站也停靠，从德胜门到沙河朱辛庄花费的时间大约50—60分钟；如果是344路区间车辆，不仅属于小站慢车，而且是到了小营站就停驶，其乘客还要倒（换乘）其他的344路或者 345路车，才能到达沙河朱辛庄的学院。许多外地的同学，开始的时候经常坐错车，还得下车倒车，后来才渐渐明白这两路汽车的关系。345路公共汽车是 “78班”进城的主要交通工具。因为，345路车是当时连接朱辛庄和城市的交通大动脉，所以通常人满为患，有时甚至因车厢无落脚之处需要“金鸡独立”。
当年“78班”的同学在上学的时候，除了学校安排的班车进城看电影以外，同学们基本上不?城，有时甚至一个月也不进城，如果是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或看电影，就坐学院安排的班车，如果是到城里看画展、摄影展，就早上5点多起床，6点搭进城接老师的班车，白天在城里干完所有的事情和游逛一天后，晚上到小西天搭送老师下班回学院的班车返回学院，看话剧则先搭班车进城，然后再搭学院接学生的班车回朱辛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