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我骨子里特立独行 现在人艺不是一锅粥
新京报：去年是话剧百年，你曾说要演满100场，如今你以演《李白》作结，早已超过百场。演完《李白》心情一定不同吧？
濮存昕：《李白》最后一场我的状态最好。演完后我回家和爱人还喝了庆功酒，要知道，去年话剧百年一年之中我滴酒未沾，因为我怕嗓子上火影响了演出。其实去年对我以及所有话剧人来说，是一个历史的纪念，我要有个总结。
新京报：我看你今年的计划还是满满当当。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命，你不怕影响质量吗？
濮存昕：话剧百年是一个机会。并且，作为话剧演员，而且年富力强，我就要多演、多创造角色。如今这个演出密度我挺得意，没人能这么演戏。但我也不是机器，没有积累和热情，他们会认为你在耍着玩，所以我是在玩真的，也是为了检验自己有没有这个量。
新京报：你这两年的新作品很多，比如《建筑大师》、《白鹿原》、《大将军》等等，应该说如今是你最得意的时候吧？
濮存昕称自己一向是“听话的孩子”，但骨子里亲近林兆华式的特立独行。 春秋 摄
濮存昕：是我有了得意的状态。我曾经夸海口说60岁我还想进步，这不是吹牛。一个人要追求人生价值，要做出业绩，追求功名也不是什么错。但是有了之后如何对待是一门学问。精彩的艺术形象是演员用生命来营造的。他决定你能否让观众对你还有期待，如果没有了精彩，你就过时了，只能演配角，你就要从名利场中撤出去。
谈艺术观千万不要伤害“林兆华们”
新京报：话剧领域你是佼佼者，可影视方面你曾称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角色，除了弘一法师和鲁迅。是因为你和他们之间有相像之处吗？
濮存昕：这话该反过来说。有机缘演这两个人物，发现他们对我有影响。比如鲁迅，为什么如今他是我们民族文化界的旗帜，因为他在文化的基本态度上是一个非常真切而且做得彻底的人。这就是他的独到之处。
而今天，譬如林兆华，譬如文化艺术界的一些勇于创新不走俗套的文艺家，千万不要伤害他们。因为从文化形态上看，这种创造太难了。我甚至说姜文，看完他的《太阳照常升起》，我很感动。在今天这个集体语境中，还能有这么独特的个人声音和创作色彩，虽然这种东西不可能大众化、市场化、不可能被所有人接受，但是中国还有这种东西，全世界都应该去欣赏。
新京报：人艺很多老导演，比如你的父亲苏民，还有郑榕、蓝天野等老先生，他们的艺术观点似乎与林兆华都不同。
濮存昕：蓝天野写狂草，于是之写行草，我父亲写隶书。郑榕画工笔画，朱旭下棋、拉京胡。都反映着这些前辈艺术家的个人性情。就比如我父亲，他比较工整，他讲究理法，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地去做事，而林兆华恰恰破的就是理，他觉得先不要束缚，不要你给我铺好路子我再走，我自己先蹚。其实在这之前，胡伟明导演也好，王贵导演也好，都在做这样的事，只是林兆华做得最系统，而且死猪不怕开水烫，你只要让我排戏，我就做。其他爱怎么样怎么样。
新京报：你一向给人感觉比较严谨，却又有些“标新立异”。
濮存昕：我一向顺向思维，是个听话的孩子，但是我骨子里亲近这种特立独行。我父亲看《刺客》，说舞台在林兆华手里太自由了，他可以自己随便打破自己营造起来的氛围。其实我父亲也能客观地评价林兆华。我能悟到和这些大师合作后受到的影响。也包括塑造的很多文化先贤的角色，比如李白、曹植、弘一法师、鲁迅，他们的人生坎坷和内心世界的精神生活，对我都有影响。所以当演员，而且到我这份上，是多得意的事，可现在非要你当官，真的当不了啊。
谈人艺 没有高人，会议等于白开
新京报：你曾经说，你是“演员中想当知识分子的人”？
濮存昕：电影《鲁迅》中有一句台词：“真正的知识阶级是能够从天上看到深渊的。”就是他能够看到悲剧、灾难的结果。所以我们要考虑如何在大空间里营造一个合理的文化状态、文化气氛、文化空间，有利于这么多人去生长。我们拼命去想如何让大家都往上升，不要有体制界限或复杂的人事关系。我告诉自己，濮存昕你不要挡年轻演员的道，不要只有你说的对，让大家说，年轻一代人说。可是北京人艺是掐着、捏着、管着。
我期待着有人研讨，有人组织开会，有人来献计献策。在那骂起来也没问题，但是也需要有高人上手，没有高人，会议等于白开。
新京报：你曾向媒体指出了“人艺一锅粥”的问题，如今人艺终于又有了新一代院长，可是你却说“新院长在管理层面能够带给人艺良方，但可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那么在你看来怎么才能解决呢？
濮存昕：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我所谓解决不了的根本问题，主要指的是前辈艺术家的退出舞台，大师时代的逝去，如同当今文化的整体退化的问题。
什么时候都会有危机，哪个地方都会有矛盾和问题，解决它我们还要有信心。因为观众对这个舞台的期待，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新京报：北京人艺的艺委会前几天刚刚恢复建立，艺委会具体的管理模式是怎样的呢？
濮存昕：艺委会还只是刚刚恢复，之前的发布会上只是通过了艺委会工作的大概原则，具体的规章制度还要等所有的艺委们讨论之后才能确定，对于艺术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到底怎样进行管理，也要等讨论之后才会知道。
新京报：艺委会的建立对人艺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濮存昕：虽然现在人艺靠着老艺术家留下的传统还在往前发展，戏照演，演员照出，但是其实是缺氧的，而艺委会可以对剧院的剧目、导演、演员等各个方面进行统筹管理，所以成立艺委会对于促进剧院以后的发展很重要。
谈公益我要出大风头
新京报：除了演戏，你的其他事情就是从事公益活动，为什么你一直能乐此不疲呢？
濮存昕：因为做公益的过程与做演员演戏也是异曲同工的。我认为公益是更大的一个表现舞台，是对我生命能量的一种考验。我曾策划过一次去艾滋病感染者家中生活一天的活动，后来虽然只是包了饺子，吃了顿饭，没过夜。但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大。坦白地说，我要做大秀，我要出大风头，我只是花了两天的时间去了趟农村，但媒体却将你放大了很多倍，因为有你，艾滋病的宣传教育会有更多人去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有热情一直往下做，而且认真地在做。
新京报：我看你今年的公益事业仍然安排了不少。
濮存昕：是，我把年中的时间留给了残奥会志愿者的管理工作。此外，今年我55岁，准备再献最后一次血。而且我要在网上特邀40个年轻人与我一起，作为回报我会请他们看戏。
记者手记
1月20日晚，话剧《李白》在首都剧场结束了今年复演的最后一场,为濮存昕纪念话剧百年百场演出计划画上了句号。从2007年初的《蔡文姬》到如今的《李白》，他一共主演了123场话剧，这个数字恐怕再没有一个演员能够企及。看看他今年的演出计划：2、3月复演《建筑大师》、4月复演《大将军》、8月是《茶馆》、10月是《哈姆雷特》，空当期间还要主演一部电视剧、参加各种公益活动。采访中，濮存昕说作为演员不可能一直红，该退则退。可是看他怎么也不像要退出的感觉啊，或许后面还有半句他没说，以退为进吧。
濮存昕：《李白》最后一场我的状态最好。演完后我回家和爱人还喝了庆功酒，要知道，去年话剧百年一年之中我滴酒未沾，因为我怕嗓子上火影响了演出。其实去年对我以及所有话剧人来说，是一个历史的纪念，我要有个总结。
新京报：我看你今年的计划还是满满当当。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命，你不怕影响质量吗？
濮存昕：话剧百年是一个机会。并且，作为话剧演员，而且年富力强，我就要多演、多创造角色。如今这个演出密度我挺得意，没人能这么演戏。但我也不是机器，没有积累和热情，他们会认为你在耍着玩，所以我是在玩真的，也是为了检验自己有没有这个量。
新京报：你这两年的新作品很多，比如《建筑大师》、《白鹿原》、《大将军》等等，应该说如今是你最得意的时候吧？
濮存昕：是我有了得意的状态。我曾经夸海口说60岁我还想进步，这不是吹牛。一个人要追求人生价值，要做出业绩，追求功名也不是什么错。但是有了之后如何对待是一门学问。精彩的艺术形象是演员用生命来营造的。他决定你能否让观众对你还有期待，如果没有了精彩，你就过时了，只能演配角，你就要从名利场中撤出去。
谈艺术观千万不要伤害“林兆华们”
新京报：话剧领域你是佼佼者，可影视方面你曾称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角色，除了弘一法师和鲁迅。是因为你和他们之间有相像之处吗？
濮存昕：这话该反过来说。有机缘演这两个人物，发现他们对我有影响。比如鲁迅，为什么如今他是我们民族文化界的旗帜，因为他在文化的基本态度上是一个非常真切而且做得彻底的人。这就是他的独到之处。
而今天，譬如林兆华，譬如文化艺术界的一些勇于创新不走俗套的文艺家，千万不要伤害他们。因为从文化形态上看，这种创造太难了。我甚至说姜文，看完他的《太阳照常升起》，我很感动。在今天这个集体语境中，还能有这么独特的个人声音和创作色彩，虽然这种东西不可能大众化、市场化、不可能被所有人接受，但是中国还有这种东西，全世界都应该去欣赏。
新京报：人艺很多老导演，比如你的父亲苏民，还有郑榕、蓝天野等老先生，他们的艺术观点似乎与林兆华都不同。
濮存昕：蓝天野写狂草，于是之写行草，我父亲写隶书。郑榕画工笔画，朱旭下棋、拉京胡。都反映着这些前辈艺术家的个人性情。就比如我父亲，他比较工整，他讲究理法，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地去做事，而林兆华恰恰破的就是理，他觉得先不要束缚，不要你给我铺好路子我再走，我自己先蹚。其实在这之前，胡伟明导演也好，王贵导演也好，都在做这样的事，只是林兆华做得最系统，而且死猪不怕开水烫，你只要让我排戏，我就做。其他爱怎么样怎么样。
新京报：你一向给人感觉比较严谨，却又有些“标新立异”。
濮存昕：我一向顺向思维，是个听话的孩子，但是我骨子里亲近这种特立独行。我父亲看《刺客》，说舞台在林兆华手里太自由了，他可以自己随便打破自己营造起来的氛围。其实我父亲也能客观地评价林兆华。我能悟到和这些大师合作后受到的影响。也包括塑造的很多文化先贤的角色，比如李白、曹植、弘一法师、鲁迅，他们的人生坎坷和内心世界的精神生活，对我都有影响。所以当演员，而且到我这份上，是多得意的事，可现在非要你当官，真的当不了啊。
谈人艺 没有高人，会议等于白开
新京报：你曾经说，你是“演员中想当知识分子的人”？
濮存昕：电影《鲁迅》中有一句台词：“真正的知识阶级是能够从天上看到深渊的。”就是他能够看到悲剧、灾难的结果。所以我们要考虑如何在大空间里营造一个合理的文化状态、文化气氛、文化空间，有利于这么多人去生长。我们拼命去想如何让大家都往上升，不要有体制界限或复杂的人事关系。我告诉自己，濮存昕你不要挡年轻演员的道，不要只有你说的对，让大家说，年轻一代人说。可是北京人艺是掐着、捏着、管着。
我期待着有人研讨，有人组织开会，有人来献计献策。在那骂起来也没问题，但是也需要有高人上手，没有高人，会议等于白开。
新京报：你曾向媒体指出了“人艺一锅粥”的问题，如今人艺终于又有了新一代院长，可是你却说“新院长在管理层面能够带给人艺良方，但可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那么在你看来怎么才能解决呢？
濮存昕：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我所谓解决不了的根本问题，主要指的是前辈艺术家的退出舞台，大师时代的逝去，如同当今文化的整体退化的问题。
什么时候都会有危机，哪个地方都会有矛盾和问题，解决它我们还要有信心。因为观众对这个舞台的期待，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新京报：北京人艺的艺委会前几天刚刚恢复建立，艺委会具体的管理模式是怎样的呢？
濮存昕：艺委会还只是刚刚恢复，之前的发布会上只是通过了艺委会工作的大概原则，具体的规章制度还要等所有的艺委们讨论之后才能确定，对于艺术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到底怎样进行管理，也要等讨论之后才会知道。
新京报：艺委会的建立对人艺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濮存昕：虽然现在人艺靠着老艺术家留下的传统还在往前发展，戏照演，演员照出，但是其实是缺氧的，而艺委会可以对剧院的剧目、导演、演员等各个方面进行统筹管理，所以成立艺委会对于促进剧院以后的发展很重要。
谈公益我要出大风头
新京报：除了演戏，你的其他事情就是从事公益活动，为什么你一直能乐此不疲呢？
濮存昕：因为做公益的过程与做演员演戏也是异曲同工的。我认为公益是更大的一个表现舞台，是对我生命能量的一种考验。我曾策划过一次去艾滋病感染者家中生活一天的活动，后来虽然只是包了饺子，吃了顿饭，没过夜。但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大。坦白地说，我要做大秀，我要出大风头，我只是花了两天的时间去了趟农村，但媒体却将你放大了很多倍，因为有你，艾滋病的宣传教育会有更多人去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有热情一直往下做，而且认真地在做。
新京报：我看你今年的公益事业仍然安排了不少。
濮存昕：是，我把年中的时间留给了残奥会志愿者的管理工作。此外，今年我55岁，准备再献最后一次血。而且我要在网上特邀40个年轻人与我一起，作为回报我会请他们看戏。
记者手记
1月20日晚，话剧《李白》在首都剧场结束了今年复演的最后一场,为濮存昕纪念话剧百年百场演出计划画上了句号。从2007年初的《蔡文姬》到如今的《李白》，他一共主演了123场话剧，这个数字恐怕再没有一个演员能够企及。看看他今年的演出计划：2、3月复演《建筑大师》、4月复演《大将军》、8月是《茶馆》、10月是《哈姆雷特》，空当期间还要主演一部电视剧、参加各种公益活动。采访中，濮存昕说作为演员不可能一直红，该退则退。可是看他怎么也不像要退出的感觉啊，或许后面还有半句他没说，以退为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