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值得中国人反省的一桩血案：德国人教给我们的四堂课
[导读]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4个失业青年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及其妻儿。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生活状况
原文标题：献给生命的礼物
普方先生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老人作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德国没有死刑，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
万多明是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的项目主管，他坦言，自己也是在德国的农村长大的，只是在德国不需要付费，就可以完成小学、中学的学业，“如果需要付费的话，我的父母也没有办法送我到学校去，可能我在德国还找不到工作，没办法选择我想要的生活。”
在南京东郊的国际学校里有一棵特殊的“圣诞树”。每年临近圣诞节，树上就会挂出上百个圆形的小卡片，上面写着一些苏北农村孩子的名字、性别和年龄。
每位经过这里的外籍学生，都会轻轻地把这些五颜六色的卡片摘下来，塞进书包里，然后回家与父母一道，按照卡片上的信息去筹备他们的礼物。一个月之后，苏北的孩子们就会收到这份来自异国同龄人的新年祝福。
这样的交往已经延续了好些年。只是两地的孩子都不大清楚，这项活动始于何时，又是为了什么。
大人们有意不让孩子了解太多，因为这源自一个悲伤的故事：
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4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案发后，4名18岁~21岁的凶手随即被捕，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这起当时轰动全国的特大涉外灭门惨案很快结了案，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就在那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协会用募集到的捐款为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学费，希望他们能完成中国法律规定的9年制义务教育，为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
这一举动默默延续了9年，虽然已有超过500名的中国贫困学生因此圆了求学梦，但它至今鲜为人知。
宽恕的方式
“如果普方还在世，那么普方家肯定是第一个参与的家庭。”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总经理朱利娅确定地说。她是普方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和普方是同乡。她觉得这是纪念普方一家最好的方式。
在她印象中，普方太太是个热心肠，在南京生活期间一直都是乐善好施。曾经有一对从非洲来的年轻夫妇在南京上大学，后来因为妻子怀孕，无力负担生活。在南京的外国人都自发组织活动去帮助他们。朱利娅记得，在参与此事的学生中，普方家的女儿桑德拉是最积极的。
贺杰克在南京经营德国餐厅和甜品店有10多年，他熟知大多数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德国家庭。他也记得，9年前，4月2日的那个早上，当他听到有关普方一家的不幸消息时，是多么的愤怒。
“你怎么能开这样恶毒的玩笑？”他冲着电话里嚷道。那天所有得知噩耗的人，第一反应都是“这该死的愚人节”。
时年51岁的于尔根普方为人谦和，行事严谨，循规蹈矩。亚星奔驰公司远在扬州，因为孩子在南京读书，注重家庭的他每天都要驱车100多公里上下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小。妻子佩特拉普方比丈夫小11岁，是一位和善的全职太太。他们的一双儿女，15岁的女儿桑德拉和13岁的儿子托斯腾，都是南京国际学校的学生。
在贺杰克的印象中，1998年才来到南京生活的普方一家4口，总是喜欢骑着自行车出行。普方先生喜欢运动，尤其爱打网球。小男孩托斯腾爱玩，每次到餐厅来都牢牢地捧着他的GAME BOY（一种掌上游戏机）。
那天早上，贺杰克实在无法接受那个让人心痛的消息。他马上打电话给另一个朋友。当确认“这是真的”之后，他又宁愿“这一切只是一个很坏的玩笑”。他一向认为，在这座治安一直较好的城市里，女孩子甚至可以半夜独自在街上走。“你可以问每一个在南京生活的外国人，”他说，“在那件事以前，所有人都觉得这座城市比自己的国家还要安全。”
在法庭上，普方一家的亲友们见到了那4个刚成年不久的疑凶。原本在他们的想象中，凶手是那种“看起来很强壮、很凶悍的人”，可实际上，“跟你在马路上碰到的普通人没有区别”。
这4个男青年并非有预谋要杀人。他们一开始只是想偷摩托车，但换来的钱并不多。后来他们看到一个广告，得知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园是南京最高档的别墅区。那晚，他们潜入小区，也只是想去洗劫一间不亮灯的空宅，结果那套正在装修的别墅没有东西可偷。最终他们选择了隔壁的普方家。盗窃的行动被普方一家查觉，因为言语不通，惊惧之中，他们选择了杀人灭口。
据说案发后，普方先生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案情之后，老人作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
“德国没有死刑。”贺杰克解释说，“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
在当时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有德国记者转达了普方家属希望宽恕被告的愿望。外交部方面回应“中国的司法机关是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来审理此案的”。最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4名被告的上诉，维持死刑的判决。
与此同时，更多的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已经开始寻求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去纪念普方一家。
教育改变人生
9年前，当这些创始者们决定以做慈善的方式纪念普方一家之后，他们很快便确定，把帮助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完成学业作为最初的使命。
因为庭审中的一个细节给他们触动很深：那4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做过短暂的厨师，有一个摆摊配过钥匙。
“如果你自己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来和机会。”普方协会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努力用中文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万多明是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的项目主管，他坦言，自己也是在德国的农村长大的，只是在德国不需要付费，就可以完成小学、中学的学业，后来考上大学，自己才有了比较好的工作。“如果需要付费的话，我的父母也没有办法送我到学校去，可能我在德国还找不到工作，没办法选择我想要的生活。”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打算用业余时间做慈善的外国人，当年并没有得到在中国成立基金会的批准，于是他们改称为普方协会，与南京本地的爱德基金会合作，资助苏北地区的贫困中小学生完成9年义务教育。随着中国逐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他们把资助对象延伸到高中。高中生每年资助2000元，初中生每年资助1200元。
如果不是普方协会提出的动议，扎根于江苏本土的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不会想到，一向以富庶闻名的江苏也会有那样贫困的家庭。
按照普方协会的要求，孤儿、单亲家庭、父母患重病者和女孩被列为优先资助的对象。据一位曾经在爱德基金会工作的人士介绍，他9年前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曾经去淮安市的涟水县走访过很多这样的家庭：
有一个镇里的干部，住在镇上，全家4口人住的地方连10平方米都没有，几乎每顿都在喝粥。
还有一个光棍讨不起老婆，收养了一个孩子。家里只有一块没腿的木板当床，上面铺着黑乎乎的棉絮。
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听说有人愿意资助孩子上学都很高兴，表示“一定要推选品学兼优的学生”。然而这并不是普方协会设立助学金的初衷。他们只希望“人人都能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权利”。
眼看着南京这样的城市已经到了普及12年教育的阶段，普方协会的会员们也希望被资助的孩子能够继续升学。但是在贫困的乡村，还是很少有学生能完成12年的教育。
爱德基金会教育与国际交流部的周新曾经专门做过调研，2009年被资助的学生中应该有21个初三学生面临中考，但调查下来，最终只有3个学生上了普通高中，2个学生上了职业学校。
张磊（化名）是目前唯一考上大学的学生，他从6年级开始接受普方协会的资助。起初人们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家的情况。当他升入初中以后，有老师反映“这孩子很要强，成绩也好，很有希望考入大学。”
于是，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特意找出那份填写于2003年5月的申请表，在那上面，张磊一笔一画地写道：“父亲病逝4年，母亲务农种着3亩地。哥哥没上完小学就辍学打工，我很想读书……”
如今，张磊已经是淮阴师范学院的大一学生，他立志做一名合格的英语老师，因为他发现家乡的老师发音都不够标准。尽管他并不知道普方基金的背景，但他同样笃信“教育改变人生”，也希望教育能够改变家乡的面貌。
“我们不是要传达这样的信息。”万多明强调说，“不是说一个德国人被杀，我们就会给凶手的家乡提供奖学金。”事实上，连受助的学生也都不知道普方协会的背景。万多明坚持，提供奖学金只是因为他们贫穷上不起学。
9年来，随着最初的创立者们因为工作调动等原因离开中国，普方协会也逐渐淡化了早期成立时的背景。“现在在南京还认识普方一家的德国人已为数不多。”贺杰克掐着手指头算道。因此，他们与受助学生交流时都是以爱德基金会的名义，像贺杰克这些普方协会的会员们，通常被介绍为一群“很有爱心的国际友人”。
第一课 有关罪恶
他们选择了社会自省，没有选择亡羊补牢；他们选择了宽恕凶手，没有选择血海深仇、
浙江在线 翟春阳
一个德国人在中国惨遭灭门，四个中国籍凶手被判处死刑。然而这个德国人的母亲却做出了一个出乎中国人意料的决定——她写信给法院，认为对四个凶手的刑罚过重。这是12月29日《中国青年报》一篇报道其中的一个细节，而早在一个多星期前，一位评论员来稿中就引用过同一个故事——当时南京致5死3伤醉驾案刚刚完成一审，肇事者张明宝被判处死缓，而死者家属无一例外地表示无法接受，决意上诉。然而本报(编者注：青年时报)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篇评论，认为其中有些批评对于那些刚刚失去亲人的人来说未免过于苛刻。
这位德国母亲的举动是可敬的，但也不必过度诠释为“以德报怨”。也许更准确的理解，这位德国母亲是“以直报怨”，“直”是一种尺度，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法律的尺度”，在这位德国母亲的法律认知里，死刑根本就是不合理的。那么其最应为中国人感佩的，也许不是她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是超越于感情之上的对于法律的信仰。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有一个细节也许很容易被忽略——“我们不是要传达这样的信息:不是说一个德国人被杀，我们就会给凶手的家乡提供奖学金。”那些救助苏北贫困学生的德国人坚持认为，之所以要帮助苏北的学生，只因为那里很穷，需要帮助。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以德抱怨”，他们的意识根本就没有“以德抱怨”这个概念，“以德报怨”只是中国式思维；他们拎得很清，那四个凶手身上的罪恶与中国其他人毫无关系。倒是中国人有意无意中以国籍划分你我，把某四个具体的中国人抽象为全体中国人——看，我们中国人杀了德国人，人家还对我们这么友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感动错了！什么“以德报怨”、“宽恕的方式”、“献给生命的赞歌”，统统错了！德国人说得何其明白:“如果普方还在世，那么普方家肯定是第一个参与的家庭。”其言外之意，是即使普方一家并不曾遭遇灾难，他们也一样会这么做。他们这么做，与“宽恕的方式”毫无关系，甚至也不是出于对中国人的友好——他们看到了有人需要帮助，于是就力所能及地去帮助，不管对方是中国人还是别的什么国家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帮助中国穷人的方式: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说“教育改变人生”，说“如果你自己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来和机会。”“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这些话可说是现身说法——他们是一批受过教育的人，而且正在“做好事”；他们做起好事来何其自然，几乎与自己的生活融为一体。由此即可发现提高所谓“国民素质”的正确路径，乃是让每一个国民都得到良好的教育。而死刑存废、宽容与否、有无悲悯情怀，以及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大抵与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受到怎样的教育相关。
谁来通缉在逃的正义？
东方网 熊培云
为什么三成被通缉的命案逃犯都是年轻人，甚至是未成年人？为什么他们大多数都来自农村？11月16日，广东警方公开悬赏通缉50个命案逃犯，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等事实立即在网上引起热议。
社会良知还在。网上数以千计的留言，像一面镜子。它照见人们的热忱与良心被从日常繁杂的生活中传唤回来，与这个时代对簿公堂。
据说犯命案的“80后”多是些留守孩子。也就是说，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们连“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的“贾君鹏待遇”都很难享受。没有父母在身边的他们实则已经无家可归。不是说有的犯案者回到村里，村里人都不认识么？
“别人与我比父母，我与别人比明天。”这句话感动过无数人，更让许多有志气“贫二代”少年意气风发、抖擞精神。然而，与此同时，你又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孩子是既与别人比不了父母，也与别人比不了明天。尤其是那些没有机会读到大学，甚至早早辍学了的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在这个剧烈变动的社会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其实已经成了“文化孤儿”了。
据全国妇联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已经达5800万。如此形势逼人，的确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拖延对农村留守孩子的关注了。
至于“逃犯多是农村孩子”，这样的结论虽然令人震惊，却也并不意外。广州大学一项基于广东三大监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最新数据的研究显示：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近六成属于“盲目流入城市犯罪”。
老实说，看到这样的新闻，在这样一个神奇的时代，我是连震惊的感觉都没有了。早在几年前，我在乡村居住时，便听到附近村庄有几个少年，在浙江走投无路时，劫持了一个“疑似老板”，而且最后将他给杀死了。而他们通过杀人夺来的不到一百元钱，逼迫他们只能徒步亡命天涯。
是乡下的孩子变坏了，还是外面的世界变坏了？这些孩子在去城里之前与到城市之后，究竟遭遇了什么？什么样的际遇使他们敢于铤而走险，仓皇间以死相搏？为什么他们在农村没有杀人，而到了城里却杀人了，而且，杀人的动机往往不值一提？
这样的生活变迁有时候真让人感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乡下孩子听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时”的后半句时，虽惆怅总还是心有所安，想着有来自故乡的声音——“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而现在，初出故乡的少年，怎么成了杀人犯？是外面的世界不够开阔，还是因为故乡已经沦陷，内心已经坍塌？抑或兼而有之？
说到“外面的世界”，这条新闻让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曾经多次提到的一部电影。1983年，美国著名导演、《教父》之父弗朗西斯科波拉拍了一部名为《斗鱼》（Rumble Fish）的电影。尽管知道这部《鬼子来了》似的准黑白电影的人并不多，但是我一直把它当作讴歌开放社会的经典之作。
科波拉的影片将观众拉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美国小镇，好勇斗狠的暴力文化在这里得到继承与发酵。受上一代人的熏陶，年轻一代很快像斗鱼一样加入到这种好战而混乱的生活中来。哥哥曾经是镇上人见人怕的风云人物，不过，自从在外面的世界有过一番闯荡之后，他希望弟弟能离开小镇：“我希望你骑着摩托车离开这里，沿着这条河一直到大海边。”
尽管影片结尾令人哀伤，哥哥在水族馆外被警察误杀，但这个片子的主旨却很清晰：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人们可能会像生活在鱼缸中的斗鱼一样，为一些无谓的事情争执不休；而如果到了开放的社会，这些问题也许就迎刃而解了。
可惜，这只是电影，在外面的世界还未展开想象之前，便已经结束了。谁也不知道这位弟弟走出故乡后遇到了什么。如果命运之神眷顾，他可以成为打工皇帝；如果厄运至极，他也难免成为与我上面提到的几个人一样的杀人犯。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小兄弟远走他乡，定然不是为提刀杀人去的。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世间万物消长，终归逃不过一个因果律。关于这条新闻，我同样关心的是相关报道的结尾。据说警方已经承诺，对举报线索抓获一名逃犯的群众，将给予5000元人民币奖励。记得维克多雨果曾经说过：“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座监狱。”此时，你一定会想，5000元赏金虽然很少，但如果提前用到这些孩子身上，该有多好！
可怜这些孩子，在城里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河流，却发现自己像是乡下许多农田一样被抛荒的一代，发现这繁华城池不过是个比农村更荒芜的地方。想着这些孩子如何在被社会抛弃后自弃，从逻辑上讲，也许当下最应通缉的不是孩子，而是在逃的正义。
第二课 有关教育
他们选择了义务，没有选择撒手；他们选择了关爱，没有选择伤害。
东北新闻网 徐迅雷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爱是不可挪开不能迁移的。
这是南京30年来十大重案之一：2000年4月1日晚11时许，4名来自苏北的失业青年，潜入南京金陵御花园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一家4口，而主人是德国人、时任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的普方，被害的还有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4名18至21岁的凶手很快被捕，后被判处死刑。
这是一起当年引起巨大震动的特大涉外灭门刑事案。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事情的后续发展，完全出乎国人的惯常思维之外。普方先生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案情之后，老人作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案情要点之一是，这4个男青年并非有预谋要杀人，他们先选的是一间不亮灯的空宅，结果那套正在装修的别墅没有东西可偷，于是才到了隔壁的普方家……哦，是的，这是一个没有想到的意外。而来自没有死刑的德国的普方老母亲，对4个杀死她儿子一家的年轻人，选择了爱与怜悯，这真太出人意外了，换作国人，或许是在法庭上怒斥那凶犯。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是如何的宽容与爱的力量呢。人生的爱的抉择，往往就在几个关键时刻显露出重要性和惟一性。
2009年12月30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以7000多字的篇幅，做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报道，标题是《献给生命的礼物》。这个“生命”是多义的，既是普方一家死去的生命，也指许许多多活着的生命。普方被害那一年的11月，在南京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协会用募集到的捐款，为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学费，为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
这就是普方协会！这就是活着的人——准确地说是在中国的老外们，在那一刻作出的选择。因为庭审中的一个细节给他们很深的触动：那4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
因为爱，所以“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苏北穷，苏南富，这是历史地理形成的现实。要在苏北杜绝再出现杀害普方那样的年轻人，靠仇恨是没有用的，最大的力量来自爱，来自四面八方的关爱。而这种爱要从童年开始涵育熏陶。童年影响一生。童年如果受到一次爱的浸润，那么可能一生都有爱的繁茂生长；童年如果受到一次恨的伤害，那么可能一生都有恨的种子在萌芽。
当然，所有这些被帮助被关爱的孩子，都与那4个杀人犯无关。这是一个冬天里的温暖细节：在南京东郊的国际学校里，有棵特殊的“圣诞树”，每当临近圣诞节，树上就会挂出上百个小卡片，上面写着苏北农村孩子的名字等信息；每位经过这里的外籍学生，都会摘下卡片，然后回家与父母一道，筹备礼物，给苏北的孩子们寄去新年的祝福……是的，这是“立人立爱”；付出一次爱，收获的是爱的平方。
一个在童年、在孩提时代受到爱的浸润的人，哪怕仅仅一次，哪怕那爱来自陌生的远方，都能在童心里埋下善良的种子。可现实世界中，我们见识了太多“恨的播种”：在云南昆明盘龙区某小学，3名学生因忘了按要求自带洁具清扫教室，被班主任老师无情地裸体罚站。这是“爱集体”的教育吗？非也，这是剥夺人自尊的恨的教育。在红旗渠的故乡、河南省林州市，一个8岁小学女生，因答不上数学老师的问题，竟被揪裂了一只耳朵。这是“提醒你”的教育吗？非也，这是把身与心一起摧残的恨的教育。我们多少教师，没有“赏识教育”的概念，而只晓得“惩罚教育”的陋习？而人的一生，往往就在那一次脱成裸体、揪裂耳朵中，轰然倒塌了。
教育改变人生。好的教育让人向善，坏的教育使人向恶。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那么你也要怎样待人。爱需要一举一动。从小播种爱，让孩子们从小受到爱的浸润，爱的收获才会最大化。在人类的世界，只有付出的爱，才是真正的潜力股。
做有爱的、善良的人，是一个人的情怀；同样，也是一个团体的情怀，一个民族的情怀。当爱的情感升华为关爱的情怀，那么，她就会潜移默化为一种文化，一种渗透到骨髓里的文化。而文化，则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标志、一个民族内涵的表达、一个民族可爱到令人尊敬的璀璨之花。
第三课 有关慈善
他们选择了将慈善作为生活方式，没有选择将慈善作为政治任务；他们选择了精神力量，没有选择
精打细算。
第四课 有关同情
他们选择了人道准则，没有选择民族情绪；他们选择了信仰人生而平等，没有选择相信贫富有别。
原文标题：献给生命的礼物
普方先生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老人作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德国没有死刑，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
万多明是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的项目主管，他坦言，自己也是在德国的农村长大的，只是在德国不需要付费，就可以完成小学、中学的学业，“如果需要付费的话，我的父母也没有办法送我到学校去，可能我在德国还找不到工作，没办法选择我想要的生活。”
国际学校师生与受助学生交流
南京国际学校里的给予树
万多明与受助学生在一起
在南京东郊的国际学校里有一棵特殊的“圣诞树”。每年临近圣诞节，树上就会挂出上百个圆形的小卡片，上面写着一些苏北农村孩子的名字、性别和年龄。
每位经过这里的外籍学生，都会轻轻地把这些五颜六色的卡片摘下来，塞进书包里，然后回家与父母一道，按照卡片上的信息去筹备他们的礼物。一个月之后，苏北的孩子们就会收到这份来自异国同龄人的新年祝福。
这样的交往已经延续了好些年。只是两地的孩子都不大清楚，这项活动始于何时，又是为了什么。
大人们有意不让孩子了解太多，因为这源自一个悲伤的故事：
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4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案发后，4名18岁~21岁的凶手随即被捕，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这起当时轰动全国的特大涉外灭门惨案很快结了案，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就在那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协会用募集到的捐款为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学费，希望他们能完成中国法律规定的9年制义务教育，为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
这一举动默默延续了9年，虽然已有超过500名的中国贫困学生因此圆了求学梦，但它至今鲜为人知。
宽恕的方式
“如果普方还在世，那么普方家肯定是第一个参与的家庭。”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总经理朱利娅确定地说。她是普方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和普方是同乡。她觉得这是纪念普方一家最好的方式。
在她印象中，普方太太是个热心肠，在南京生活期间一直都是乐善好施。曾经有一对从非洲来的年轻夫妇在南京上大学，后来因为妻子怀孕，无力负担生活。在南京的外国人都自发组织活动去帮助他们。朱利娅记得，在参与此事的学生中，普方家的女儿桑德拉是最积极的。
贺杰克在南京经营德国餐厅和甜品店有10多年，他熟知大多数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德国家庭。他也记得，9年前，4月2日的那个早上，当他听到有关普方一家的不幸消息时，是多么的愤怒。
“你怎么能开这样恶毒的玩笑？”他冲着电话里嚷道。那天所有得知噩耗的人，第一反应都是“这该死的愚人节”。
时年51岁的于尔根普方为人谦和，行事严谨，循规蹈矩。亚星奔驰公司远在扬州，因为孩子在南京读书，注重家庭的他每天都要驱车100多公里上下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小。妻子佩特拉普方比丈夫小11岁，是一位和善的全职太太。他们的一双儿女，15岁的女儿桑德拉和13岁的儿子托斯腾，都是南京国际学校的学生。
在贺杰克的印象中，1998年才来到南京生活的普方一家4口，总是喜欢骑着自行车出行。普方先生喜欢运动，尤其爱打网球。小男孩托斯腾爱玩，每次到餐厅来都牢牢地捧着他的GAME BOY（一种掌上游戏机）。
那天早上，贺杰克实在无法接受那个让人心痛的消息。他马上打电话给另一个朋友。当确认“这是真的”之后，他又宁愿“这一切只是一个很坏的玩笑”。他一向认为，在这座治安一直较好的城市里，女孩子甚至可以半夜独自在街上走。“你可以问每一个在南京生活的外国人，”他说，“在那件事以前，所有人都觉得这座城市比自己的国家还要安全。”
在法庭上，普方一家的亲友们见到了那4个刚成年不久的疑凶。原本在他们的想象中，凶手是那种“看起来很强壮、很凶悍的人”，可实际上，“跟你在马路上碰到的普通人没有区别”。
这4个男青年并非有预谋要杀人。他们一开始只是想偷摩托车，但换来的钱并不多。后来他们看到一个广告，得知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园是南京最高档的别墅区。那晚，他们潜入小区，也只是想去洗劫一间不亮灯的空宅，结果那套正在装修的别墅没有东西可偷。最终他们选择了隔壁的普方家。盗窃的行动被普方一家查觉，因为言语不通，惊惧之中，他们选择了杀人灭口。
据说案发后，普方先生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案情之后，老人作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
“德国没有死刑。”贺杰克解释说，“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
在当时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有德国记者转达了普方家属希望宽恕被告的愿望。外交部方面回应“中国的司法机关是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来审理此案的”。最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4名被告的上诉，维持死刑的判决。
与此同时，更多的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已经开始寻求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去纪念普方一家。
教育改变人生
9年前，当这些创始者们决定以做慈善的方式纪念普方一家之后，他们很快便确定，把帮助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完成学业作为最初的使命。
因为庭审中的一个细节给他们触动很深：那4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做过短暂的厨师，有一个摆摊配过钥匙。
“如果你自己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来和机会。”普方协会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努力用中文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万多明是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的项目主管，他坦言，自己也是在德国的农村长大的，只是在德国不需要付费，就可以完成小学、中学的学业，后来考上大学，自己才有了比较好的工作。“如果需要付费的话，我的父母也没有办法送我到学校去，可能我在德国还找不到工作，没办法选择我想要的生活。”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打算用业余时间做慈善的外国人，当年并没有得到在中国成立基金会的批准，于是他们改称为普方协会，与南京本地的爱德基金会合作，资助苏北地区的贫困中小学生完成9年义务教育。随着中国逐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他们把资助对象延伸到高中。高中生每年资助2000元，初中生每年资助1200元。
如果不是普方协会提出的动议，扎根于江苏本土的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不会想到，一向以富庶闻名的江苏也会有那样贫困的家庭。
按照普方协会的要求，孤儿、单亲家庭、父母患重病者和女孩被列为优先资助的对象。据一位曾经在爱德基金会工作的人士介绍，他9年前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曾经去淮安市的涟水县走访过很多这样的家庭：
有一个镇里的干部，住在镇上，全家4口人住的地方连10平方米都没有，几乎每顿都在喝粥。
还有一个光棍讨不起老婆，收养了一个孩子。家里只有一块没腿的木板当床，上面铺着黑乎乎的棉絮。
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听说有人愿意资助孩子上学都很高兴，表示“一定要推选品学兼优的学生”。然而这并不是普方协会设立助学金的初衷。他们只希望“人人都能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权利”。
眼看着南京这样的城市已经到了普及12年教育的阶段，普方协会的会员们也希望被资助的孩子能够继续升学。但是在贫困的乡村，还是很少有学生能完成12年的教育。
爱德基金会教育与国际交流部的周新曾经专门做过调研，2009年被资助的学生中应该有21个初三学生面临中考，但调查下来，最终只有3个学生上了普通高中，2个学生上了职业学校。
张磊（化名）是目前唯一考上大学的学生，他从6年级开始接受普方协会的资助。起初人们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家的情况。当他升入初中以后，有老师反映“这孩子很要强，成绩也好，很有希望考入大学。”
于是，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特意找出那份填写于2003年5月的申请表，在那上面，张磊一笔一画地写道：“父亲病逝4年，母亲务农种着3亩地。哥哥没上完小学就辍学打工，我很想读书……”
如今，张磊已经是淮阴师范学院的大一学生，他立志做一名合格的英语老师，因为他发现家乡的老师发音都不够标准。尽管他并不知道普方基金的背景，但他同样笃信“教育改变人生”，也希望教育能够改变家乡的面貌。
“我们不是要传达这样的信息。”万多明强调说，“不是说一个德国人被杀，我们就会给凶手的家乡提供奖学金。”事实上，连受助的学生也都不知道普方协会的背景。万多明坚持，提供奖学金只是因为他们贫穷上不起学。
9年来，随着最初的创立者们因为工作调动等原因离开中国，普方协会也逐渐淡化了早期成立时的背景。“现在在南京还认识普方一家的德国人已为数不多。”贺杰克掐着手指头算道。因此，他们与受助学生交流时都是以爱德基金会的名义，像贺杰克这些普方协会的会员们，通常被介绍为一群“很有爱心的国际友人”。
第一课 有关罪恶
他们选择了社会自省，没有选择亡羊补牢；他们选择了宽恕凶手，没有选择血海深仇、
浙江在线 翟春阳
一个德国人在中国惨遭灭门，四个中国籍凶手被判处死刑。然而这个德国人的母亲却做出了一个出乎中国人意料的决定——她写信给法院，认为对四个凶手的刑罚过重。这是12月29日《中国青年报》一篇报道其中的一个细节，而早在一个多星期前，一位评论员来稿中就引用过同一个故事——当时南京致5死3伤醉驾案刚刚完成一审，肇事者张明宝被判处死缓，而死者家属无一例外地表示无法接受，决意上诉。然而本报(编者注：青年时报)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篇评论，认为其中有些批评对于那些刚刚失去亲人的人来说未免过于苛刻。
这位德国母亲的举动是可敬的，但也不必过度诠释为“以德报怨”。也许更准确的理解，这位德国母亲是“以直报怨”，“直”是一种尺度，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法律的尺度”，在这位德国母亲的法律认知里，死刑根本就是不合理的。那么其最应为中国人感佩的，也许不是她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是超越于感情之上的对于法律的信仰。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有一个细节也许很容易被忽略——“我们不是要传达这样的信息:不是说一个德国人被杀，我们就会给凶手的家乡提供奖学金。”那些救助苏北贫困学生的德国人坚持认为，之所以要帮助苏北的学生，只因为那里很穷，需要帮助。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以德抱怨”，他们的意识根本就没有“以德抱怨”这个概念，“以德报怨”只是中国式思维；他们拎得很清，那四个凶手身上的罪恶与中国其他人毫无关系。倒是中国人有意无意中以国籍划分你我，把某四个具体的中国人抽象为全体中国人——看，我们中国人杀了德国人，人家还对我们这么友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感动错了！什么“以德报怨”、“宽恕的方式”、“献给生命的赞歌”，统统错了！德国人说得何其明白:“如果普方还在世，那么普方家肯定是第一个参与的家庭。”其言外之意，是即使普方一家并不曾遭遇灾难，他们也一样会这么做。他们这么做，与“宽恕的方式”毫无关系，甚至也不是出于对中国人的友好——他们看到了有人需要帮助，于是就力所能及地去帮助，不管对方是中国人还是别的什么国家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帮助中国穷人的方式: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说“教育改变人生”，说“如果你自己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来和机会。”“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这些话可说是现身说法——他们是一批受过教育的人，而且正在“做好事”；他们做起好事来何其自然，几乎与自己的生活融为一体。由此即可发现提高所谓“国民素质”的正确路径，乃是让每一个国民都得到良好的教育。而死刑存废、宽容与否、有无悲悯情怀，以及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大抵与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受到怎样的教育相关。
谁来通缉在逃的正义？
东方网 熊培云
为什么三成被通缉的命案逃犯都是年轻人，甚至是未成年人？为什么他们大多数都来自农村？11月16日，广东警方公开悬赏通缉50个命案逃犯，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等事实立即在网上引起热议。
社会良知还在。网上数以千计的留言，像一面镜子。它照见人们的热忱与良心被从日常繁杂的生活中传唤回来，与这个时代对簿公堂。
据说犯命案的“80后”多是些留守孩子。也就是说，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们连“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的“贾君鹏待遇”都很难享受。没有父母在身边的他们实则已经无家可归。不是说有的犯案者回到村里，村里人都不认识么？
“别人与我比父母，我与别人比明天。”这句话感动过无数人，更让许多有志气“贫二代”少年意气风发、抖擞精神。然而，与此同时，你又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孩子是既与别人比不了父母，也与别人比不了明天。尤其是那些没有机会读到大学，甚至早早辍学了的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在这个剧烈变动的社会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其实已经成了“文化孤儿”了。
据全国妇联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已经达5800万。如此形势逼人，的确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拖延对农村留守孩子的关注了。
至于“逃犯多是农村孩子”，这样的结论虽然令人震惊，却也并不意外。广州大学一项基于广东三大监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最新数据的研究显示：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近六成属于“盲目流入城市犯罪”。
老实说，看到这样的新闻，在这样一个神奇的时代，我是连震惊的感觉都没有了。早在几年前，我在乡村居住时，便听到附近村庄有几个少年，在浙江走投无路时，劫持了一个“疑似老板”，而且最后将他给杀死了。而他们通过杀人夺来的不到一百元钱，逼迫他们只能徒步亡命天涯。
是乡下的孩子变坏了，还是外面的世界变坏了？这些孩子在去城里之前与到城市之后，究竟遭遇了什么？什么样的际遇使他们敢于铤而走险，仓皇间以死相搏？为什么他们在农村没有杀人，而到了城里却杀人了，而且，杀人的动机往往不值一提？
这样的生活变迁有时候真让人感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乡下孩子听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时”的后半句时，虽惆怅总还是心有所安，想着有来自故乡的声音——“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而现在，初出故乡的少年，怎么成了杀人犯？是外面的世界不够开阔，还是因为故乡已经沦陷，内心已经坍塌？抑或兼而有之？
说到“外面的世界”，这条新闻让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曾经多次提到的一部电影。1983年，美国著名导演、《教父》之父弗朗西斯科波拉拍了一部名为《斗鱼》（Rumble Fish）的电影。尽管知道这部《鬼子来了》似的准黑白电影的人并不多，但是我一直把它当作讴歌开放社会的经典之作。
科波拉的影片将观众拉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美国小镇，好勇斗狠的暴力文化在这里得到继承与发酵。受上一代人的熏陶，年轻一代很快像斗鱼一样加入到这种好战而混乱的生活中来。哥哥曾经是镇上人见人怕的风云人物，不过，自从在外面的世界有过一番闯荡之后，他希望弟弟能离开小镇：“我希望你骑着摩托车离开这里，沿着这条河一直到大海边。”
尽管影片结尾令人哀伤，哥哥在水族馆外被警察误杀，但这个片子的主旨却很清晰：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人们可能会像生活在鱼缸中的斗鱼一样，为一些无谓的事情争执不休；而如果到了开放的社会，这些问题也许就迎刃而解了。
可惜，这只是电影，在外面的世界还未展开想象之前，便已经结束了。谁也不知道这位弟弟走出故乡后遇到了什么。如果命运之神眷顾，他可以成为打工皇帝；如果厄运至极，他也难免成为与我上面提到的几个人一样的杀人犯。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小兄弟远走他乡，定然不是为提刀杀人去的。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世间万物消长，终归逃不过一个因果律。关于这条新闻，我同样关心的是相关报道的结尾。据说警方已经承诺，对举报线索抓获一名逃犯的群众，将给予5000元人民币奖励。记得维克多雨果曾经说过：“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座监狱。”此时，你一定会想，5000元赏金虽然很少，但如果提前用到这些孩子身上，该有多好！
可怜这些孩子，在城里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河流，却发现自己像是乡下许多农田一样被抛荒的一代，发现这繁华城池不过是个比农村更荒芜的地方。想着这些孩子如何在被社会抛弃后自弃，从逻辑上讲，也许当下最应通缉的不是孩子，而是在逃的正义。
第二课 有关教育
他们选择了义务，没有选择撒手；他们选择了关爱，没有选择伤害。
东北新闻网 徐迅雷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爱是不可挪开不能迁移的。
这是南京30年来十大重案之一：2000年4月1日晚11时许，4名来自苏北的失业青年，潜入南京金陵御花园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一家4口，而主人是德国人、时任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的普方，被害的还有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4名18至21岁的凶手很快被捕，后被判处死刑。
这是一起当年引起巨大震动的特大涉外灭门刑事案。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事情的后续发展，完全出乎国人的惯常思维之外。普方先生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案情之后，老人作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案情要点之一是，这4个男青年并非有预谋要杀人，他们先选的是一间不亮灯的空宅，结果那套正在装修的别墅没有东西可偷，于是才到了隔壁的普方家……哦，是的，这是一个没有想到的意外。而来自没有死刑的德国的普方老母亲，对4个杀死她儿子一家的年轻人，选择了爱与怜悯，这真太出人意外了，换作国人，或许是在法庭上怒斥那凶犯。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是如何的宽容与爱的力量呢。人生的爱的抉择，往往就在几个关键时刻显露出重要性和惟一性。
2009年12月30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以7000多字的篇幅，做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报道，标题是《献给生命的礼物》。这个“生命”是多义的，既是普方一家死去的生命，也指许许多多活着的生命。普方被害那一年的11月，在南京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协会用募集到的捐款，为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学费，为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
这就是普方协会！这就是活着的人——准确地说是在中国的老外们，在那一刻作出的选择。因为庭审中的一个细节给他们很深的触动：那4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
因为爱，所以“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苏北穷，苏南富，这是历史地理形成的现实。要在苏北杜绝再出现杀害普方那样的年轻人，靠仇恨是没有用的，最大的力量来自爱，来自四面八方的关爱。而这种爱要从童年开始涵育熏陶。童年影响一生。童年如果受到一次爱的浸润，那么可能一生都有爱的繁茂生长；童年如果受到一次恨的伤害，那么可能一生都有恨的种子在萌芽。
当然，所有这些被帮助被关爱的孩子，都与那4个杀人犯无关。这是一个冬天里的温暖细节：在南京东郊的国际学校里，有棵特殊的“圣诞树”，每当临近圣诞节，树上就会挂出上百个小卡片，上面写着苏北农村孩子的名字等信息；每位经过这里的外籍学生，都会摘下卡片，然后回家与父母一道，筹备礼物，给苏北的孩子们寄去新年的祝福……是的，这是“立人立爱”；付出一次爱，收获的是爱的平方。
一个在童年、在孩提时代受到爱的浸润的人，哪怕仅仅一次，哪怕那爱来自陌生的远方，都能在童心里埋下善良的种子。可现实世界中，我们见识了太多“恨的播种”：在云南昆明盘龙区某小学，3名学生因忘了按要求自带洁具清扫教室，被班主任老师无情地裸体罚站。这是“爱集体”的教育吗？非也，这是剥夺人自尊的恨的教育。在红旗渠的故乡、河南省林州市，一个8岁小学女生，因答不上数学老师的问题，竟被揪裂了一只耳朵。这是“提醒你”的教育吗？非也，这是把身与心一起摧残的恨的教育。我们多少教师，没有“赏识教育”的概念，而只晓得“惩罚教育”的陋习？而人的一生，往往就在那一次脱成裸体、揪裂耳朵中，轰然倒塌了。
教育改变人生。好的教育让人向善，坏的教育使人向恶。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那么你也要怎样待人。爱需要一举一动。从小播种爱，让孩子们从小受到爱的浸润，爱的收获才会最大化。在人类的世界，只有付出的爱，才是真正的潜力股。
做有爱的、善良的人，是一个人的情怀；同样，也是一个团体的情怀，一个民族的情怀。当爱的情感升华为关爱的情怀，那么，她就会潜移默化为一种文化，一种渗透到骨髓里的文化。而文化，则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标志、一个民族内涵的表达、一个民族可爱到令人尊敬的璀璨之花。
第三课 有关慈善
他们选择了将慈善作为生活方式，没有选择将慈善作为政治任务；他们选择了精神力量，没有选择
精打细算。
第四课 有关同情
他们选择了人道准则，没有选择民族情绪；他们选择了信仰人生而平等，没有选择相信贫富有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