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谱重修：首次收入韩国后裔 家谱上的迁徙(图)

　　孔子世家谱重修背后

　　此次修谱前，孔氏家谱不过大修了四次，明代一次，清代两次，民国一次。

　　自辛亥革命以来，孔子家族的命运，就如同一张翻来翻去的烙饼，随着中国这个古老文化国度的政治文化走向随时发生变化，而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儒家学说曾经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主流文化。

　　中国周刊记者  陈远  山东报道

　　“十三年的工作算是完成了。”10月9日，在济南孔子世家谱工作协会办公室，83岁的孔德墉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孔德墉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孙，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的同族兄弟，此次修谱的负责人。

　　15天前，他从孔庙北门踏上红地毯，缓步迈入大成殿。宣告孔氏家族这个中国最有影响力世家家谱第五次大修的完成。

　　肉身的孔子逝世于公元前479年，但是作为精神象征的孔子历千年而不死，一直对他身后的国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重提修谱

　　1987年，国际儒学联合会在曲阜召开，在那次会议上，孔德墉见到了谷牧和匡亚明。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跟他说到了修谱。

　　“家谱不能我修啊，那是孔德成的事。”孔德墉说。

　　孔德成是孔家末代衍圣公，衍圣公是孔子历代嫡长子，掌管孔府事务。孔德成当时在台湾定居。传统上，修谱当由衍圣公主持。

　　“孔德成先生远在台北，难道你们的家谱就要断掉？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帮你们修家谱。要是你们的家谱断了，那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啊。”谷牧对孔德墉说。

　　“谷老，您这是上纲上线啊。”

　　“这可不是上纲上线，你不要把家谱看成你们家的事，这是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你要好好考虑。”

　　“谷老，我会好好考虑的。”

　　不过，在那时，孔德墉对修谱还真不大感兴趣。

　　“我从小在孔府长大，可我是个叛逆者，我讨厌孔府，光偷逃就逃了四次。可我只能说好好考虑，否则的话，谷老不让我走。”孔德墉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说。

　　曲阜市政府方面，也在筹划着重修孔子世家谱的事情。1989年，曲阜市委书记找到孔德墉，再提重修家谱，并且给孔德墉看了一把“尚方宝剑”：中央对台办打给曲阜市政府的电话记录。记录中写道：孔家的家谱可以修。

　　后来，市委书记上调走了，继任的市委书记更想做这件事。但孔德墉没有多大的热情，“他们每年都找人跟我谈，到了1996年，我实在推辞不过，只好答应说试试看。”

　　不过，一位参加了颁谱仪式的媒体同行则这样对记者说：“在颁谱仪式上，曲阜当地政府的官员告诉我，这次修谱，就是他们孔家自己的事，跟政府没有关系。”

　　显赫孔府

　　单看孔府的式微，就可知它曾经的显赫。孔府在过去封建社会成衍圣公府，衍圣公的爵位自孔子第46代孙开始，由嫡长子世代袭封，掌管孔府事务。

　　“但是这些到了清朝灭亡之后就逐渐淡化了。”孔德墉说。原因是步入共和之后，政府对于孔氏家族的优惠政策没有了，比如说免兵役、免田赋，衍圣公府对于孔氏族人的号召力开始大不如从前。

　　不过，衍圣公府的祭祀仪式一直保留着，国民政府也还保留了给衍圣公的专项俸禄。1915年，袁世凯称帝，孔子一下子又火了起来。之前的1914年，大总统袁世凯率领百官来到孔庙，祭祀孔子，并且为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晋加郡王衔。

　　这只是千年孔府的回光返照。

　　但是在孔府，对于子嗣的传承看得依然很重。直到孔令贻48岁去世之前，这位衍圣公还没有子嗣，延续千年的衍圣公爵位能否传下去的希望，寄托在已经怀孕五个月的王夫人身上。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已非昔日的衍圣公府，依然可以上达天听。孔令贻临终前，口述了两封信，一封给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一封给逊帝溥仪，请求如果王氏生子，请立为衍圣公。总统和逊帝，孔令贻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

　　1920年正月初四，“小公爷”诞生了，孔府上下一片欢腾，曲阜城内鸣礼炮十二响以示庆贺。孔府电函大总统、国务总理、内务总长、山东省长。“小公爷”，即第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也是千年孔府的最后一位衍圣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年的冬天，日军侵入山东。在一名国民党师长的保护下，孔德成离开曲阜。1947年，他短暂地重回了一趟家乡，就远赴台湾。孔德墉则一直留在曲阜，直到1980年代，才定居香港。兄弟俩再相见，已是20世纪的末期了。

　　“洗礼”

　　1946年10月解放军攻克曲阜，“孔府也受到了革命的洗礼。孔府的减息减租都是我父亲主持的。”孔德墉说。

　　1947年，解放军战略撤退，孔德成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做了短暂的逗留。他在孔府召集了全体管事人员的大会，谈到解放军领导佃户斗去孔府的粮食问题，有些人主张反攻倒算。

　　孔德成不同意，他甚至亲笔写下手谕：八路占曲阜时由其率领各佃户斗去之粮粒，事成既往，概不追究，纵有自动请退者亦不予接受。

　　1948年，解放军再次占领曲阜，孔府收为公产延至今日。

　　现在，在孔府，每当有游人到此，当地的导游总是不忘告诉游客：“现在孔府已经收归政府所有，即使孔家的人回到这里，也一样要买门票参观。”

　　到了批林批孔的时候，当地的孔氏族人遭了殃。

　　“批林批孔，可把姓孔的整惨了，很多人都不敢说自己姓孔。”曲阜当地的一个出租车司机说。”

　　当时，孔德墉正被下放到干校，没有因为这个问题挨批。但是在此之前的“文革”，有过一次与红卫兵的交手。

　　曲阜所有的孔氏族人都记得一个名字：谭厚兰。1966年11月，谭厚兰到了曲阜，“整肃封建残余”，第一次，她想砸孔府中的成化碑，没有成功。第二次，谭厚兰带了200多人再次到来，用拖拉机把成化碑拉成两截。至今，修复的成化碑裂痕清晰可见；孔子墓被挖，墓碑砸成58块；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墓被挖，孔令贻被曝尸。

　　孔德成不在了，谭厚兰不知道怎么知道还有一个孔德墉，她开始找孔德墉。

　　“当时曲阜只有孔繁银跟我有联系，谭厚兰找到他，把他吊了起来，但是孔繁银一直不说，只说不知道。后来谭厚兰又找了另外一个族人，那个族人没有扛住。”语气唏嘘中，孔德墉仿佛回到那个年代。

　　孔德墉还是被找到了，并接受了“审问”。

　　“审问”孔德墉的，是一个25岁的年轻排长，姓张。

　　一参军就是排长的孔德墉，心里对他还有点不以为然：“张排长，你说我是地主，是不了解情况，你搞过土改没有？我搞过土改，土改怎么划分？解放前三年、剥削量百分之三十。而1945年我就离开孔府了，再说孔府一亩地一年收八分钱，这是我在账本上看到的，一年收八分钱怎么够得上百分之三十？”

　　“你们家有颐和园式的大花园！”

　　“我们家有个花园是不错，但是跟颐和园没法比，连颐和园的百分之一都没有。不信你去看看。”

　　“那你们家有多少地？”

　　“我家没地。孔德成没有分给我。我家在孔府一直是供给制。生活用品都是按时发放的。我吃饭四菜一汤，孔德成是八菜一汤。我连钞票都没有见过，买东西是仆人去领了钱买的。”

　　不欢而散。孔德墉嘴上没有服软，但是看那阵势，心里却在打鼓，悄悄地让同事第二天从家里带被窝过来。

　　没想到，第二天没有消息，第三天也没有消息，然后竟然没有消息了。后来才知道，这事被报到了一个军代表那里，被制止了。

　　“我看那个军代表，还真是有些水平哩。”孔德墉悠悠地说。

　　乍暖还寒

　　孔德墉再回到家乡，已经是改革开放年代。一个朋友到曲阜去玩，无意中说起他认识孔德墉，在旁边的副县长听了，马上跟他说：“你能不能给带个话，让孔德墉先生回来看看，听说他‘文革’受了委屈。”

　　孔德墉提了三个条件：第一，不住孔府；第二，不见父母官；第三，不接触新闻媒体。然后一个人坐着火车回到曲阜。去曲阜时，孔德墉带了个相机，准备拍一些照片寄给大哥孔德成。

　　在曲阜，中午的时候，孔德墉一个人背着相机，找了个包子铺吃饭，正在排队，一位老者走过来：“您是墉少爷吧？”

　　“我是。”

　　“您不认识我啦？我是海林家的人啊，那时候海林老上您家，都是我接他。您怎么在这儿吃饭不到孔府吃饭啊？”

　　老者让孔德墉坐下，端来包子。吃了饭，又把他送到孔府。

　　孔德墉到那里去找的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一个朋友，朋友不在，孔德墉在孔府门口待着，不进孔府的门。

　　到了下午，那人回来了，县长也跟着来了。

　　县长说：“您回家不上孔府怎么行啊，您不上孔府我们怎么交待。您还得上孔府。”

　　孔德墉被安排在西路的弘和轩后面的一个房子，过去是父亲孔令煜办公的地方。

　　负责整理孔府文物的专家也趁机向孔德墉请教问题——

　　“石生是谁啊？”

　　“是我。”

　　“那星源是谁啊？”

　　“是我。”

　　“那红萼公子是谁啊？”

　　“还是我。”

　　这些，都是专家们在整理孔府留存的练习本上看到的奇怪的名字。现在，“真相大白”了。

　　孔德墉也突然感兴趣了，他提出想看看自己当年的练习本。

　　得到的回答是：“很抱歉，不能。”

　　后来县长建议出去玩玩。一辆上海牌汽车开来了，前面还坐着警察。孔德墉一看，挺反感：“我刚从牛棚里出来，你们怎么又叫警察，咱能不能不叫警察。”

　　县长解释：“您不知道，现在还有反孔势力。”

　　孔德墉说：“那也不行，太别扭了。”

　　后来换了一个汽车队长。上尼山，汽车队长还带了两暖瓶水。孔德墉问：“这是干什么？”汽车队长说：“您别问了，领导让带的。”后来才知道，是怕人放毒，所以自己带水喝。

　　到了孔林，孔德墉才知道那些人说得并不假。头一天刚修复起来的孔子墓，第二天就被人毁平了。

　　自然而然，孔德墉问到了孔令贻被曝尸的事，县长说：“哎，没这回事。”

　　筹备

　　从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五兄弟繁衍，到孔德成，德字辈的近支有22人，孔德墉找到17人。一提重修家谱，大家都热烈赞成。

　　“我一看，原来大家都赞成，就我一个人反对，也不反对了。就开始准备修了。”孔德墉说。

　　1996年10月1日，孔德墉到了台湾，找到孔德成，商谈重修家谱。历经种种运动，孔氏家族还保持着自己的规矩：修家谱，是宗子衍圣公的事情。别人修，要征得宗子的同意。

　　一说修谱，孔德成连说了三个应该修。“可是怎么修法啊？哪来的钱？现在再修，可是天文数字，又经过了几十年战乱，你怎么联系啊？”

　　“现在有有利条件有不利条件。有利条件是交通发达联系方便，不利条件是政府不会支持我，我也不会找政府。”当时的台湾和内地还存在不少隔阂，孔德墉没和大哥孔德成透露实底。但是在之后的修谱岁月中，他确实没有向政府要过一分钱。

　　“当时在台湾我就跟孔德成谈到了韩国人入谱的问题，之前韩国的孔子后裔从来没有入过谱，现在已经八百年了，这次一定要把韩国人吸收进来。但是女性入谱没敢谈，如果他要是不同意这事就干不成了。”孔德墉对记者说。

　　两年之后的1998年3月，关于修谱的事情已经开了三次筹备会。第三次筹备会开完，孔德墉去了一趟民政部，说明来意：因修家谱想成立个机构。民政部答复：“对于修家谱，我们是既不反对，也不支持。”

　　“只要你们不反对，我们就当个文化事业来做吧。”

　　“是，你们这个家族不是一般的家族，应该修。但是建国以来有两百多万个社团，鱼龙混杂，现在正在清理整顿，停止成立。你们修家谱还要成立机构？”

　　“孔子后裔遍及全世界，我不成立机构怎么干？我在香港成立机构吧。”

　　“那没问题。”但是民政部要求，在香港成立的机构，如果在内地搞大型的活动，必须有一个相应的内地社团联合开展，孔德墉想到了谷牧领导的国际儒学联合会。

　　其实，在民政部注册通不过是孔德墉意料之中的，早在2月份，他就已经在香港注册了机构，机构的名称叫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

　　低调修谱

　　孔德墉找到谷牧，谷牧赞成，但是非常谨慎。按照程序，谷牧让孔德墉递交一份报告给国际儒学联合会。谷牧特地告诉孔德墉，不要说修谱，只说要求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一个孔子世家谱牒课题研究组。

　　1998年5月，孔德墉因事到北京，谷牧正在香山召开“孔子与人论”的会议，会议已经接近尾声，听说孔德墉来了，谷牧让他立刻赶往香山。

　　“你看到没有？”谷牧指着会议的条幅，“开这个会，打了好几次报告才通过。所以现在你千万不要说你是修谱，外面要是问你，你就说我们叫你去调查，调查了登记表是给我们研究的。现在还有‘左’先生，如果给你向中央写封信，你就夭折了。这几年你就默默无闻地做这件事吧。”

　　但是孔德墉要造造势，否则修谱的工作难以展开。

　　1998年10月，孔德墉邀请美国、马来西亚、韩国、香港等各地的孔氏宗亲代表，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向国际儒学联合会打报告时，本来准备叫“孔子世家谱调查工作会议”。

　　但是谷牧看了之后说：“还是叫孔子世家谱调查工作筹备会议稳妥些。”孔德墉事后才察觉到，这是谷牧保护他顺利修谱的良苦用心。

　　该开始联络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孔氏族人了，先是广州的岭南派，然后江苏，再是西南的云贵川、重庆，接着是西北的陕甘宁，再由大到小到各个县市，耄耋之年的孔德墉老当益壮，马不停蹄，所有接触过孔德墉的人对他都有这样的印象：精力旺盛。

　　“革命洗礼”有余音

　　开始修谱的时候，别人也不认同孔德墉。

　　在河南开修谱会议时，因为河南之前曾因修谱被骗，所以在介绍孔德墉时特意说明：“这次不是骗人的，这是从香港来的孔德墉。”

　　结果当地的宗亲说：“哦，从香港过来诈骗了。”

　　后来孔德墉把河南的四十多名孔氏宗亲代表都请到了济南，河南宗亲还是心存疑虑：“我们没有家谱。”

　　孔德墉说：“没关系，咱们先开会，开完会入不入谱是你们的自由。我不是骗子，你们开，你们来路费我报销，住店我报销，哪有这样的骗子？”

　　开了一天会，河南宗亲代表把他们保存的家谱拿了出来：“我们也带了一些表。”

　　孔德墉还是说：“不急，咱们先开会，开完会再说。你们不愿意入谱有各种原因：不相信我，认为我是骗子；经过革命洗礼，家庭观念淡漠；这是封建活动，不愿参加。但是我不能把你们抛弃了，因为河南有二三十万孔子后裔，我如果抛弃你们是我不负责任。”

　　到了第三天，河南宗亲搬出了几箱子的家谱：“你们是真修谱，这次我们信了。”

　　还有一些入谱的人，心存忧虑。孔德墉开展修谱工作时，现任法国大使的孔泉当时是外交部发言人，写了一封信给孔德墉询问自己家的情况。通过家谱，查到了孔泉的情况，孔德墉给孔泉回信，说明情况。

　　不久，孔泉的父亲寄来了填表入谱的请求，但没有孔泉。孔德墉感到奇怪，给老人家写信询问：“您儿子怎么不入谱？”过了四个月孔泉才入谱，又过了四个月，孔泉的弟弟入了谱，又过了几个月，孔泉的妹妹入了谱。

　　之后，孔泉的父亲寄来一千块钱，说：“我是退休人员，没有钱，但是要支持你们修谱。”孔德墉回信表示感谢，并且表达了想到北京拜访老人的愿望。

　　在北京，老人一见到孔德墉就说：“我是担心孔泉他们的工作。”

　　但是自孔德墉1999年开展活动以来，“每到一处，都是绿灯，各地的领导都很支持，从来没有碰到过红灯。”孔德墉说。在泸州开会时，当地的常务副市长到场，但是没有讲话，这让孔德墉觉得他“保守”。

　　尾声

　　十三年，谱修成了，总谱80册，重125公斤。孔德墉送出了三部：一部送给中国国家图书馆，一部送给台湾“中央图书馆”，还有一部，保留在曲阜孔府。孔氏宗亲想保藏家谱的，一律需要花钱购买。

　　颁谱仪式隆重，很多政府官员出席。有海外媒体据此称：中国儒家思想热潮的复兴又迈出了重要一步。而学者马立诚在梳理近年来的七大思潮时，把儒家学说的抬头列为其中之一。

　　对于这些，孔德墉并不完全了解，但他对儒家学说有自己的理解：“要让我说，我觉得儒家的学说可以贯穿到人的生活、教育甚至治国方策。但是中国不能忘了马列主义。”

　　对他而言，修谱，只是完成了自己和家族的一件大事。

　　家谱上的迁徙

　　孔氏家谱大修，耗时13年，一个重要原因，是孔家分支众多，孔子后裔遍布中国各地乃至国外。

　　中国周刊记者  陈远  山东报道

　　此次修谱，韩国的孔氏后裔首次被收入家谱。而孔氏后裔如何远走韩国，则要追溯到七百多年前。

　　话说当年，经过耗时三十年的六次战争，蒙古攻占高丽。为了便于统治，高丽国王的儿子被留在中国做人质。及至元顺帝时代，开始采取联姻的怀柔政策，1349年，元顺帝将自己的公主嫁给留在中国做人质的高丽王子。

　　第二年，高丽国王去世，元朝将高丽王子遣送回国登基即位。在陪同公主去高丽的队伍中，有一位翰林院大学士，姓孔，名昭。是为孔子第五十四代孙。

　　第一次迁徙海外

　　孔昭至高丽，入选国学，位列八学士之一，因避讳，改名孔绍，官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其后代名人辈出，蔚为望族。

　　韩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在对孔氏家族的优待上即可见一斑：李朝正宗十六年(1792年)，国王考求曲阜孔氏族谱，命本国孔氏以曲阜为籍贯，以示不忘祖先，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优待政策：孔氏族人读书，要录取名学校，平民百姓免除杂役，凡孔氏族人做奴做婢者，一律解除奴婢身份，甚至罪犯也不在杖囚之列，并且仿中国衍圣公制度给孔氏以世爵。

　　由于这一系列的优渥政策，孔氏族人在韩国繁衍很快，到如今，这一支孔氏族人，已经发展到七万多人，且名人辈出。近代以降，原朝鲜政务院总理孔镇泰、韩国外务省长官孔鲁明、以及前海军陆战队司令孔正植、前海军司令孔国镇，均为孔子后裔。

　　虽然远在异邦，在祭祀方面，韩国的孔氏族人一点也不含糊。在韩国，大大小小的孔庙、祠堂有三百多处，供奉着孔子的塑像和灵位，每年孔子的诞辰，都有重大的活动举行。

　　孔昭迁移高丽，是曲阜孔氏家族第一支迁居海外的孔氏后裔，自此之后的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又有大批孔氏后裔下南洋，之后又有一批移居欧美，形成现在世界各地均有孔氏后裔的情形。

　　民国期间，朝鲜孔氏虽然与衍圣公府有书信往来，但是并不见面。韩国孔氏的第一次寻根，是在1988年，韩国孔氏大宗会副会长孔树泳率领韩国孔氏族人代表团来到曲阜，寻根归宗。

　　他们想知道，故乡是否还记得他们这一支异国的子孙，他们担心，一切痕迹因为历史的变迁而荡然无存。

　　但是在孔树泳到曲阜的第二天，孔府文管会就从孔府档案的《居住朝鲜世系草稿》中，查到了孔昭随迁的记载。

　　至此之后，韩国孔氏后裔和国内的联系多了起来。韩国曲阜孔氏宗亲会会长孔正植访问曲阜，孔德成的姐姐孔德懋代表孔府为族亲接风，在宴会上，孔正植把脸靠近孔德懋的脸，要大家仔细看像不像，孔正植夫人左看右看：“像，太像了。”宴会上，根据族谱，排了辈分，定了称呼。七百年聚散，但是骨血相连。

　　如果没有家谱，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险些灭绝

　　自孔子至今两千五百年，代有传承，世为罕见。而世代传承的家谱，则成为一种文化的载体。

　　而孔氏族人的早期重要的每一次迁徙，都清楚地记录在家谱之中。据孔子世家谱记载，自孔子以下，八代单传。从三十五代开始，因后世人数众多，逐渐形成十派，因居住地划分为十派：宁陵派、献县派、鲁山派、浏阳派、郏县派、桂东派、丹阳派、临江派、岭南派、平阳派。

　　孔氏嫡孙则世代住在曲阜，外地子孙在四十二代以前，分为以上十派。到了四十二代时，孔氏家族发生了一场大动乱。孔子嫡孙世袭爵位最早出现于唐，玄宗十二年，皇帝将孔子三十五代孙封为文宣公，此后世代承袭，并有一系列的优渥政策。到四十二代嫡孙孔光嗣时，正值五代乱世，孔府中负责清扫的杂役孔末，觊觎孔府爵位，买通官府，杀死孔光嗣，篡权夺位。为了斩草除根，孔末还要杀死孔光嗣的独子孔仁玉。

　　孔氏血脉命不该绝，那天孔仁玉恰好被母亲带回姥姥张家。孔末追杀至张姥姥家时，恰巧张姥姥有个年幼的儿子与孔仁玉年龄相仿，相貌相似。为保圣人独苗，张姥姥含泪舍子，把孔仁玉的衣服换在了小儿子身上。

　　之后的故事宛如戏文：孔仁玉隐姓埋名，发愤读书，金榜题名，被封太学士。孔仁玉才将孔末乱孔之事奏明皇帝。孔末被诛，孔仁玉复任文宣公，被孔氏家族称为“中兴祖”。

　　为感谢张姥姥，孔仁玉奏请皇帝批准，孔家与张家世代为亲，并赐张姥姥一柄龙头拐杖，可管教、杖打文宣府的一品诰命夫人。龙头拐杖也世代承袭，不过是由张家的长房儿媳继承。

　　孔德成时代，孔府每遇红白喜事，“张姥姥”必定带人参加，也必定成为孔府的“座上客”。

　　孔仁玉之后，孔氏家族的谱系便不按过去的十派划分，而是开始以孔仁玉的子嗣繁衍形成家谱。这一支发展五十三代共有六十五人，其中有二十人居住在曲阜，后人便以这二十人分为二十派，迁出曲阜的，世系另序。二十派发展到五十七代，家族已经繁衍到六十家，于是又以这六十家定了六十户，各有户名，此后，曲阜孔氏家族就以六十户为系。

　　说起陈年旧事，孔德墉长叹：“孔子世家谱难修，因为千丝万缕啊。”

　　衍圣公离乡

　　文宣公称号自宋代起被仁宗皇帝改为衍圣公，此后世代承袭，直到孔德成。孔德成是最后一位衍圣公。

　　1935年，蒋介石决定把衍圣公的公爵号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享受特任官待遇，这是当时中央官员中最高级别待遇。至此之后，衍圣公封号不再，1948年，孔德成去了台湾，他的后代也一直延续这一称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年冬天，济南失陷。日本人深深懂得孔圣人在中国的象征意义，对孔府不动兵戈，想借此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国民党也察觉到“小圣人”孔德成兹事体大。

　　孔德墉记得，一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孔德成到了他们家，要找族叔孔令煜。“当时我父亲不在家，大哥对我母亲说，蒋介石派了国民党七十二师师长孙桐萱来接他走。因为大伯过世早，大哥有什么事都喜欢跟我父亲商量。”孔德墉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你不能走啊，他大嫂都八个月了，怀着孩子哪，怎么能走？再说你走了，祭祀怎么办？”孔令煜的夫人反问孔德成。孔德成没有说话，转身走了。

　　夜里12点，孔德成再次到了孔德墉的家，这一次，他身边一边多了一把“盒子枪”。跟随着的，还有孙桐萱。一进门就问孔令煜在哪里。得知孔撤退到宁阳之后，孙桐萱马上派人把孔令煜接了回来。

　　孔令煜回来之后，孔德成委托族叔管理孔府事务，“当时还签了协议。”

　　凌晨四点多钟，末代衍圣公跟着国民党的师长，仓皇离开了故乡。两个多小时后，日本侵略者进入了曲阜。一个国家延续了千年的文化代表，终于没有落入入侵者之手。

　　“所以我说国民党这件事是做对了，不能说他们是‘劫持’，应该说是‘奉迎’。否则的话孔德成被日本人劫持了，就成伪圣人了。”回忆七十年前的离别，孔德墉如是说。

　　之后的孔德成曾于1947年回到曲阜做过短暂的逗留，1948年，去了台湾，再也没有回过内地。从孔子到孔德成，七十六代嫡长子只有三代离开故乡，孔德成是其中之一。

　　孔族在台湾

　　2008年去世的孔德成虽然远居台湾，但是，在曲阜孔氏族人看来，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宗主地位。只要政治气候允许，在孔德成去世之前，每逢大事，还是需要得到宗主的首肯，比如此次的重修家谱。

　　不过，自1937年国民政府改“衍圣公”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来，随着孔德成的去世，“衍圣公”这一名词成为了历史。

　　在台湾地区，针对孔氏家族，专门有一套奉祀官制度，类似于“衍圣公”，“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由孔德成的嫡长子世代承袭。根据国民党政府一九三五所订的行政命令，移居台湾的孔德成家族每年可以从“台湾政府”领取世袭特任官的支薪，至孔德成去世之前，奉祀官每月支薪已达17万新台币。

　　除此之外，在“台湾政府”每年的预算中，还有相当大一笔的“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预算。这笔预算，在1988年是595万新台币，次年则是743万新台币。而在那两年之间，台湾曾有官员提案删除此项预算，但是最终都了无结果。但是在孔德成去世之后，台湾的孔氏后裔已经表示，不愿再享受世袭特任官的支薪。

　　孔德成长子孔维益早逝，因此“奉祀官”采隔代继承。今年9月29日，台湾“总统”马英九给孔德成的嫡长孙孔垂长下达了聘书，不久，这位孔子的第七十九代嫡长孙将以“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的身份，参加台北孔庙以及“总统府”举行的祭孔典礼。

　　在受聘之前，今年34岁的孔垂长颇为犹豫，目前在一家台商公司服务的他想法简单：只希望在社会优游自在地过平凡的生活。

　　孔德成去台，肯定不是孔氏家族的最后一次迁徙，但却是代表孔子精神象征的孔氏家族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在台湾地区，虽然也经历了种种政治运动，儒家文化却一直延续不断。如今，孔氏家族与孔子所创建的儒家文化已经开始渐行渐远，未来儒家文化的走向，和这个家族的关系也愈加淡漠。        

　　链接：孔子世家谱历代大修         

　　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孔氏族谱，为北宋元丰及明弘治年间所修，但久已亡佚。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天启、康熙、乾隆和民国所修的四部。

　　为确保修谱工作的顺利进行，衍圣公府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如乾隆九年(1744年)修谱时，设立鉴定一人，由衍圣公担任；监修二人，由三品执事官和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担任；提调二人，由正一品荫生候选员外郎和曲阜县世职知县担任；以下编次、掌收、校阅、誉录、督刊、收发等职，也是各由四品执事官、候选州同知之类有官职者及有科名的人员担任。

　　上一次的民国大修，衍圣公孔德成主持，专门设立了“曲阜全国孔氏合族修谱办事处”。孔德成任总裁，由族长孔传蜻等三人主持日常工作，谱馆有职员66名，另有一些勤杂员役。修谱时，衍圣公府要先行制订条规、颁布榜示，制订统一格册和修谱誓词。然后择吉日举行仪式，告庙致祭后，各执事人员进入修谱的专设机构纂局内办公。族谱纂修完成，要在孔庙举行隆重的告祭仪式。

　　修谱者孔德墉

　　孔德墉有香港的绿卡，出国、到台湾比较方便；身为商人，可以提供修谱需要的大量前期资金；和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是未出五服的兄弟，骨血相连。在21世纪修孔氏家谱，对负责人要求颇多，孔德墉恰好拥有这些条件。

　　中国周刊记者  陈远  山东报道

　　“一开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我，很多人心想，你孔德墉凭什么修谱？”孔德墉说，“那时候我每到一处，总有宗亲问我，你认识孔德成吗？我说那是我大哥。人家又问，他同意你修谱？我说同意，人家半信半疑。我只好说我们兄弟之间是不是还要签个合同？”

　　孔德墉摊了摊手。

　　五服兄弟

　　孔德墉和孔德成的关系，说来话长。要从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说起。孔宪培娶了乾隆皇帝的女儿，但是没有子嗣。把二弟宪增的儿子过继膝下。

　　“这是孔府的规矩。孔宪培兄弟五个，如果老二也没有子嗣，那就过继老三的，如果老三没有再过继老四的，如果兄弟五个都没有，那就过继叔伯兄弟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大家争夺嫡长子的地位。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谁也争不了。”孔德墉说。

　　“孔宪增的儿子孔庆，也就是第七十三代衍圣公，是我们家的人，不是孔德成家的人。”孔德墉说的并不完全对，孔庆既不是孔德成家的人，也不是孔德墉家的人，而是他们共同的祖先。

　　1980年代，孔德墉定居香港之后，开始和身在台湾的大哥孔德成通信。信都是通过孔德成在香港的一个学生带的。有一次，那个学生喝多了，跟孔德墉说：“你大哥怀疑你呢。”

　　“我去香港的时候，都五十三了，还出去干什么？这确实容易招致政治敏感的人的怀疑，怪不得大哥孔德成会怀疑我去统战他。”孔德墉解释说。

　　孔德墉听了很生气，一赌气，再也不和大哥联系。1996年为了修谱，孔德墉去了台湾，大哥孔德成一见他就说：“怎么过了16年你才来看我？”

　　孔德墉气鼓鼓地说：“我这次来也不是为了专门来看你，我有笔生意，在台湾，需要我过来处理，就正好来看看你。”

　　然后叙旧：家乡怎么样，哪些人不在了。兄弟两人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只谈亲情，不谈政治。

　　说到修谱，孔德成连连赞成。但是，不谈政治的兄弟情谊，还是受到了政治的影响。孔德成自1990年代受聘总统府资政，2000年，民进党执政，2002年，孔德成续聘总统府资政。

　　2005年的时候，孔德墉到台湾去。孔德成突然对他说：“以后修谱的事别跟我谈。”孔德墉一愣：“怎么啦？原来我跟你说过，这事是我替你干，我凭什么修啊，你才是宗子。我还跟你说过，你这个衍圣公不简单，1937年你修过一次，这次又修一次，你一辈子能修两次谱。我还跟你说，你挂帅。谱上印的是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主修，我是副主修，你怎么能不修？”

　　“唉，咱俩不是单独说过吗？我不能修。”孔德墉很诧异：“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

　　“后来才了解，他大概受到了一些民进党的压力，2007年，让儿子代替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大概意思有四点：一是开放以来，他从未涉足中国大陆，二是以后也不打算回老家曲阜，三是家里谈修谱的事，那已经是三年以前的事了。四和孔氏族人很少联系。”孔德墉说。

　　开弓没有回头箭，此时，孔德墉在修谱上已经花了将近10年精力。何况，他知道大哥此举，只是碍于海峡彼岸的政治环境，并非不想修谱。果然，此后，孔德成并没有向弟弟表示不要修了。2008年，孔德成去世。

　　生意经

　　修谱需要的资金多达一千三百万元人民币，收来的入谱费根本不够。但是这难不到孔德墉，因为他拿得出来。

　　1980年代，夫人身患绝症，孔德墉为此背负重债。如果不去香港，经济无以为继。

　　内弟是做皮草生意的，初到香港的孔德墉依靠做皮草，赚到了第一桶金。

　　当时，中国的塑料机械刚刚起步，完全依赖进口。而大陆从日本明河社进口一台机器要16.8万人民币。孔德墉从中国轻工业部的朋友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

　　通过中国驻日本使馆的帮忙，孔德墉得到日本十大企业之一伊藤忠的邀请。不懂日语，找了两个正在读书的研究生做翻译。

　　到了伊藤忠，看到那里悬挂着中国国旗，孔德墉想：不是有什么外事活动吧。其中一个人说：“我去问问。”问了之后才知道，就是为了迎接他们的。

　　伊藤忠的欢迎仪式很隆重，光部长就去了20多位。孔德墉一看那阵势，输人不输阵，对那两个翻译说：“你们好好给我翻译一下。”

　　伊藤忠的一个部长，跷着二郎腿，拿着烟，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听说你是孔夫子的后代，士农工商，孔夫子把商排到最后一位，他轻视商业，你现在经商，不怕你们老祖宗生气？”

　　“也不见得，孟子说孔夫子是圣之时者也。他是与时俱进，跟着时代进化而进化。也可能孔夫子到现在做国际贸易做得要比我好。”

　　掌声如雷，气氛一下子就轻松了。

　　孔德墉说明来意，伊藤忠的代表说他们在大阪有生产塑料机器的工厂，如果孔有兴趣，可以派人跟他一起去。

　　午饭时间到了，伊藤忠的部长要请孔德墉吃饭，和翻译说：“我们能不能请孔先生吃顿便饭？”

　　这一次轮到翻译牛气了：“不行，大使馆今天找孔先生有事。”

　　“那晚上行不行？”

　　“晚上更不行，孔先生有个宴会要参加。这样吧，我跟大使馆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把中午的时间给你们。”

　　翻译去了洗手间，转身就出来了。告诉伊藤忠的部长：“和大使馆联系好了，把中午的时间给你们。”

　　到了大阪，看到伊藤忠的机器，规格比轻工业要求的高很多。孔德墉一问价格，5万块人民币到香港。

　　“你们会卖到中国吗？”

　　“不会，我们只卖给你。”

　　又谈了三天，把价钱谈到了四万五。

　　当时两个翻译对孔德墉说：“老孔，发财了。”但孔德墉没有那么干，他卖给轻工业部的价钱是六万八。当时孔德墉跟轻工业部的朋友说：“我是中国人，不能骗你，六万八给你，包括送货，安装，试机，每台顶多赚八千块。”后来他成了伊藤忠在中国的独家代理。

　　修谱的前期资金，很大一部分由孔德墉自掏腰包。而他的生意经，则是他生意成功的坚实后盾。            

　　修谱的经济账

　　一项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文化活动，除了与政治文化环境相关，

　　背后必定有利益杠杆。

　　孔子世家谱的重修，也是如此。孔子世家谱的经济账，有门道。

　　中国周刊记者  陈远  山东报道

　　电话不断地响着，在济南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的电话几乎被打爆。来电者都是要购买孔子世家谱的。公开定价是，一套总谱，孔家人购买2.1万，外人购买3万。

　　入谱费

　　末代衍圣公孔德成1937年修谱，经费来源也是采取收取入谱费的方式：入谱者每人需交一块银元。

　　本次修谱，延续了老办法，不过入谱不再是银元，而是人民币。在孔氏宗亲网站上，收费标准很明确：农村 5元/人，城市 10元/人， 海外 10美元/人。

　　关于收入谱费的问题，曾经在孔氏宗亲网上引发争论，争论是由ID为“konglingqiwuan”的孔氏宗亲引发的，这位宗亲写道：“我们县这一支孔子后裔按《孔子世家谱》是(二集三十卷武安县支)。现在共有5000多人。绝大多数是山区农民。听说续谱很高兴。说到续谱交钱，谁也不愿意拿钱。大家说怎么办？”

　　这个帖子引发了续谱工作协会的讨论，内部意见分为两种。

　　强硬派认为：交不交钱是心态问题，不交钱，就别想入谱，因为谁也不差几块钱。

　　温和派则认为：对殷实之家，不交钱，不能入谱，但是对于一些个别赤贫家庭，入谱费应该减免。

　　最终温和派的意见被采集。

　　经济账

　　入谱费由地方分支机构收集，留一半作为分支机构的活动经费。但还是有很多地方收了钱，结果“钱也没有交上来，入谱的表也没交上来”。

　　“十多年我们收上来的谱费才一百七十多万，而这次入谱的在世者有一百四十万人。没交入谱费的，我都在工作简报做了通报，我要不说明，别人还会说我孔德墉贪污了。但是我不会说人家贪污，我只说，你们应该交多少，实际交了多少，或者根本没交。”孔德墉说。

　　一百七十多万人民币，距离此次修谱的总费用一千三百多万相去甚远，为此协会还接受了一部分社会捐资，“大概是四百多万，剩下的，我拿了。”孔德墉告诉记者。

　　经费的使用，主要是协会开展活动以及家谱的出版和印刷。

　　现在，修谱已经结束，除了赠出的三套之外，凡孔氏宗亲想收藏家谱的，“一律平等，谁也不送，要谱拿钱。”孔德墉坚决地说。

　　因为总谱册数繁多，此外有针对各宗各派的分谱。在孔氏宗亲网，记者看到了种类繁多的家谱价格：总谱，2.1万元人民币；大宗户，770元；浙江衢州派，1960元；岭南派，1990元；另有50余支小宗小派的分谱，价格在300元到500元不等。

　　记者到达济南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时，孔德墉正在开会，在等待孔德墉的短短十几分钟里，定谱的电话不断地打进来，至少定一套，甚至有人定两三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就是价格昂贵的总谱，购买者也不乏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