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胡斌妈妈是世上最失败的母亲！
胡斌案从事发到一审宣判，处处波澜。7月20日下午，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5.7”交通肇事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胡斌有期徒刑三年。
针对这一宣判结果，公众多少都会有些“意外”。公众的“意外”其实并不意外，结合“5.7”交通肇事案后民间并不平静的舆情，在绝大多数公众眼里，这三年的判决似乎有些量刑过轻。判决一出，随即媒体舆论尖锐指出，“胡斌只盼三年公众当然缺乏安全感”。
从杭州5.7飙车案到南京6.30特大交通肇事案，“交通肇事已经成为成本最低的杀人方式”的论断开始在民间蔓延，“人车对立”的社会情绪越积越深。公众希望靠重典来惩治那些置行人生命安危于不顾的交通肇事者，惩治的程度越大，公众的安全感才会越多。短短的“三年刑期”，能否足以惩罚视别人生命如草芥的富家子弟，公众的担忧可以理解。
但是，社会的情绪和公众的担忧并不能证明法律判决不公或者所有偏袒。胡斌案一审结束后，法官已经详解了判决的依据，似乎挑不出什么大错。关于民意和法律在胡斌案中的较量，大抵可以按照当事人的意见交给二审来衡量，或者只能交给时间来检视。
在胡斌案中，更让人惊诧的是，除了公众和受害方谭家人对胡斌的三年刑期表示不满，胡斌母亲庭审出来后也一直在哭诉“太不公平了”，胡斌父亲则说“ 只能听天由命”了。胡斌母亲的不公感无疑如同一剂催化剂，加重了公众对胡斌及胡家人的愤怒与谴责。浏览各个论坛里关于对胡斌母亲“不公感”的评论，“残忍不过欺实马，无耻不过胡三年，判三年都觉得不公，胡斌的母亲太不知足了”；“胡斌母亲是不是以为赔了对方100多万就不用判刑了，那我给你100多万，是否可以让我把你儿子撞飞呢？”针对胡斌母亲的不公论，民间骂声如潮，认为胡斌母亲“讨了便宜还卖乖”。
如果单纯从“护子心切”的本能角度看，胡斌母亲的“不公感”似乎可以理解。也许与其他交通肇事案所受到的惩罚相比，胡斌的“三年刑期”有过之而不及；如果没有事发后没有被媒体关注没有形成公共事件，也许胡斌完全可以花钱抵罪。胡斌母亲的不公感是否由此而来尚且未知，但是至少在目前舆情的考量中，胡斌母亲显然不具备“大义灭亲”的高尚品质，在儿子被众人视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情势下，她喊出的“不公”也具有很大的道德风险——如果她就此噤声，至少不会再进一步激发公众对胡斌的愤怒情绪。当她冒着风险，或者可能完全是无意识地喊出判决不公的时候，她给公众留下了一个非常自私的形象——她只考虑到了自己儿子受到法律惩罚的创伤，她根本没有深切体会到谭家人永远失去儿子的悲痛，她所谓的不公只是拘囿在自己的“小悲伤”里，看不到飙车造成的更多人安全感的缺失。在良知和正义以及道德的层面，她无疑会受到更多人的批评，这并不是“护犊心切”的本性所能弥补的。
实事求是地讲，我也算是批评“胡斌母亲喊不公”中的一员。但是无论她的声音或者刺耳或者悲凉，我们都应该给她发声的权利和机会，并不能因为儿子犯了罪、儿子惹了众怒，她就必须噤声丧失了表达自己看法的权利，这不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品格。一个健康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发声，哪怕他的声音不一定正确，只要他有勇气承担自己发声所带来的风险，我们都应该尊重他说话的权利。
关于胡斌案的最终审判是否到此结束目前不得而知；在如潮的骂声里，胡斌母亲是否会站出来进一步表述“不公感”的原因，我们也不得而知。即便胡斌案审理结束了，可他的影响也不会立刻划上休止符。即便我们放得下胡斌母亲不公感的哭诉，如何给公众创造一个更有安全感的社会，这恐怕不是一个能轻易放下的问题。
针对这一宣判结果，公众多少都会有些“意外”。公众的“意外”其实并不意外，结合“5.7”交通肇事案后民间并不平静的舆情，在绝大多数公众眼里，这三年的判决似乎有些量刑过轻。判决一出，随即媒体舆论尖锐指出，“胡斌只盼三年公众当然缺乏安全感”。
从杭州5.7飙车案到南京6.30特大交通肇事案，“交通肇事已经成为成本最低的杀人方式”的论断开始在民间蔓延，“人车对立”的社会情绪越积越深。公众希望靠重典来惩治那些置行人生命安危于不顾的交通肇事者，惩治的程度越大，公众的安全感才会越多。短短的“三年刑期”，能否足以惩罚视别人生命如草芥的富家子弟，公众的担忧可以理解。
但是，社会的情绪和公众的担忧并不能证明法律判决不公或者所有偏袒。胡斌案一审结束后，法官已经详解了判决的依据，似乎挑不出什么大错。关于民意和法律在胡斌案中的较量，大抵可以按照当事人的意见交给二审来衡量，或者只能交给时间来检视。
在胡斌案中，更让人惊诧的是，除了公众和受害方谭家人对胡斌的三年刑期表示不满，胡斌母亲庭审出来后也一直在哭诉“太不公平了”，胡斌父亲则说“ 只能听天由命”了。胡斌母亲的不公感无疑如同一剂催化剂，加重了公众对胡斌及胡家人的愤怒与谴责。浏览各个论坛里关于对胡斌母亲“不公感”的评论，“残忍不过欺实马，无耻不过胡三年，判三年都觉得不公，胡斌的母亲太不知足了”；“胡斌母亲是不是以为赔了对方100多万就不用判刑了，那我给你100多万，是否可以让我把你儿子撞飞呢？”针对胡斌母亲的不公论，民间骂声如潮，认为胡斌母亲“讨了便宜还卖乖”。
如果单纯从“护子心切”的本能角度看，胡斌母亲的“不公感”似乎可以理解。也许与其他交通肇事案所受到的惩罚相比，胡斌的“三年刑期”有过之而不及；如果没有事发后没有被媒体关注没有形成公共事件，也许胡斌完全可以花钱抵罪。胡斌母亲的不公感是否由此而来尚且未知，但是至少在目前舆情的考量中，胡斌母亲显然不具备“大义灭亲”的高尚品质，在儿子被众人视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情势下，她喊出的“不公”也具有很大的道德风险——如果她就此噤声，至少不会再进一步激发公众对胡斌的愤怒情绪。当她冒着风险，或者可能完全是无意识地喊出判决不公的时候，她给公众留下了一个非常自私的形象——她只考虑到了自己儿子受到法律惩罚的创伤，她根本没有深切体会到谭家人永远失去儿子的悲痛，她所谓的不公只是拘囿在自己的“小悲伤”里，看不到飙车造成的更多人安全感的缺失。在良知和正义以及道德的层面，她无疑会受到更多人的批评，这并不是“护犊心切”的本性所能弥补的。
实事求是地讲，我也算是批评“胡斌母亲喊不公”中的一员。但是无论她的声音或者刺耳或者悲凉，我们都应该给她发声的权利和机会，并不能因为儿子犯了罪、儿子惹了众怒，她就必须噤声丧失了表达自己看法的权利，这不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品格。一个健康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发声，哪怕他的声音不一定正确，只要他有勇气承担自己发声所带来的风险，我们都应该尊重他说话的权利。
关于胡斌案的最终审判是否到此结束目前不得而知；在如潮的骂声里，胡斌母亲是否会站出来进一步表述“不公感”的原因，我们也不得而知。即便胡斌案审理结束了，可他的影响也不会立刻划上休止符。即便我们放得下胡斌母亲不公感的哭诉，如何给公众创造一个更有安全感的社会，这恐怕不是一个能轻易放下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