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上将叫屈：美军曾多次邀请中国军演都被拒绝
在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圈中，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威廉·法伦上将是和中国直接或间接接触最多的官员之一，上任不到两年他已经3次走访中国。在太平洋战区所辖的43个国家中，法伦从上任之初就一直坚持中国是他工作的重点。
他在中国问题上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在白宫或五角大楼制定对华政策时常被作为重要参考。12月19日，法伦上将就2006年的中国外交和中美两军交流的进展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专访。
中国需要关注自己对世界的影响，并为此采取行动
记者：2006年中国在国际外交领域很活跃。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增长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法伦：从整体来看，我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增长主要源于经济实力的增长，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经济和商贸方面。在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这一影响力(从地区性)成为世界性，而且表现在多个方面。
在范围比较小的中美交流中，双方有许多贸易上的问题，特别是从贸易的数量上看双边贸易似乎是单方面受益的，至少这是(美国)公众的看法。我注意到在亚太地区的另一个现象是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出口有大幅度增加，这带动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复苏并且快速增长。这对于它们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而造成的衰退中重振经济有着非常大的帮助。这些国家涵盖的范围广泛，包括澳大利亚和一些较为落后的非洲国家。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为了支持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增长，中国正在从世界各地进口大量的自然资源。这样的做法产生了一些不同的后果。
所以我认为中国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方面产生着影响。中国的影响力给世界带来很多直接的好处和潜在的好处，但是也有挑战。我觉得大多数事情都应该是“平衡”的。(中国)应该注意并且随时评估这些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因素所带来的影响，而且不只是评估，还应该在平衡被严重打破时随时做出调整。
记者：一些(美国)学者使用“重商主义”来形容中国。是不是许多大国经济崛起时都会经过这样的阶段呢？
法伦：我并不这样看。当然，因为学习过经济史我了解重商主义的内容，但我并不确定是否应该用这个词来形容中国。我更愿意就现在的情况对中国做出评估。
记者：你会不会担心随着经济影响力而来的将是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影响力的增长？
法伦：不，我并不担心。我想看到更多的互动。我希望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更有力、更有建设性的角色，同时更多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世界其他国家所带来的影响。我认为，中国(外交)正在经历一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会越来越好。目前中国所关注的大多还是自身利益。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太严重了。我们不仅需要理解自身行为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还需要为此而采取行动。
比如在亚太地区，有很多国家会因为有外国投资而受益，但是投资的同时还需要保证(这些国家遵守)某种行为标准、有负责任的政府和良好的政府行为。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希望能够更多和中国合作，因为我们正试图(和其他国家)共同在这一地区维护安全和稳定，这是改善这里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
中美合作，会给双方和地区内其他国家带来好处
记者：如果中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亚洲，是否会给美国带来挑战？
法伦：我并不认为这是零和游戏，如果我们合作会给双方和地区内的其他国家带来好处。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立场)需要演变和发展。比如我经常和地区内很多国家的同行就有关安全和稳定的许多问题进行沟通。我希望中国在这方面成为更加积极的成员，但是现在还没有。每次和中国的合作仿佛都是一个 “特例”——在就任何实质性问题进行接触之前，我们几乎都需要一轮谈判来决定是否应该进行接触。我希望这方面能有所改变，希望看到更经常性的接触。
记者：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哪一方呢？
法伦：有许多原因，因为传统，因为过去的一贯做法，因为这是一种新的方式等。坦白地说，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政策大多是内向型的，更多是关注自身的。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因为经济和商贸活动的大幅增加，中国在很多方面的影响力都在上升，在世界的外交、安全和政治事务上都需要更多的介入，这与中国过去的一贯做法是非常不同的。因为不同就需要有改变。但这并不是零和游戏，不是说中国介入多了美国介入的就少了。我们双方都需要更多介入，我们能够在许多问题上找到解决方案。
中美两军交往有所改善，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在中美两军交往方面，你对过去这一年怎么看？
法伦：有所改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为实现两军第一次联合演习做一部分工作，很高兴有机会访问中国，见到一些领导人和解放军官兵，参观不同的地方，也很高兴能在美国接待来访的解放军人员。
但是如果要把两军关系建成像美国与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那样的军事关系，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我前面讲过每次和中国合作都需要大量的计划和报批工作，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办事程序。我希望很快有一天我们之间能够建立很简单的互动程序，通过一两个电话就可以安排会议，双方可以进行不受限制的讨论，我们可以更方便地参观更多的地方。
记者：沟通效率不够是否是因为中国没有全球性分地区的战区系统，所以太平洋战区没有“对口联络单位”？
法伦：那只是技术上的问题，不一定需要的。太多的时间花在程序上，跟谁谈不跟谁谈，谁又在意级别是否对等呢？重要的是谈起来。
记者：你在美国有没有压力？有没有媒体或记者指责你太倾向于“接触中国”的政策了？
法伦：肯定有人一点也不喜欢我的做法，现实就是这样的。因为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我有我的，他们有他们的。我相信接触中国带来的机遇比潜在的不利因素要多得多。我承认我尤其希望看到中国军方能够更加开放，愿意进行自由讨论，而不是依照笔记或是事先准备的稿子发言。但总是有人要提出批评的，因为中美双方都有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两国有发生某种冲突的可能性。我做出选择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双方都需要非常积极地合作，以便我们可以学着信任对方。
因为我们来自两个非常不同的政治制度，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建立信任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才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给人们选择的机会，给我的下属更多做决定的机会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希望继续推动中国军方更加开放，愿意和我们共享更多信息和其他事情。
随着中国解放军的发展，在中国之外的领域扮演新的角色，有许多机遇可以使他们学到新的东西。这和过去几十年他们所关注的事情已经非常不同了。和我们一起参与到这些我们每天、每周都在做的事情上来吧。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们对我们同样开放，给我们同样的机会。这是双行线。
记者：你说过要和中国一起做一些对双方都比较“敏感”的事，是什么事呢？是游说国会放松和中国军事往来的限制吗？
法伦：国会对我们双方的交往有限制。我们当然会听从国会的意愿，但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些不受这些限制的事情。我相信他们最根本的要求是希望看到中国军方更加开放，我愿意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可以和美国建立像美国与其他亚洲国家那样的军事关系。我们希望推动中方更加公开，减少一些限制，减少一些程序。
总之，我们在这一年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我对这些进步感到满意。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寻找合作的新方式，不只是在合作方式或形式上，还要有实质性的进步。
记者：你们考虑过邀请中国参加在阿富汗的维和行动吗？
法伦：我对这个话题有兴趣。我告诉你一个和中国合作有一定难度的例子。我们几次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组织的维和部队训练，可是他们都没有接受。当然，我们并不是只在中国遇到这样的问题，在整个亚洲都是这样。亚洲人比较倾向于双边合作，他们喜欢一对一的合作安排。还有一个例子。我们每年有一个亚洲防务长官的会议，中国一直没有参加过。这些会议只是一个开始，但总要有一个开始。也许通过参加会议人们会认识到共同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不会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协议，但是我们能够在很多问题上取得一致。
我期待着继续和中国军方的对话和接触。我们欢迎中国的高级将领来美国访问，我也期待着明年再去中国访问。
他在中国问题上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在白宫或五角大楼制定对华政策时常被作为重要参考。12月19日，法伦上将就2006年的中国外交和中美两军交流的进展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专访。
中国需要关注自己对世界的影响，并为此采取行动
记者：2006年中国在国际外交领域很活跃。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增长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法伦：从整体来看，我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增长主要源于经济实力的增长，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经济和商贸方面。在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这一影响力(从地区性)成为世界性，而且表现在多个方面。
在范围比较小的中美交流中，双方有许多贸易上的问题，特别是从贸易的数量上看双边贸易似乎是单方面受益的，至少这是(美国)公众的看法。我注意到在亚太地区的另一个现象是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出口有大幅度增加，这带动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复苏并且快速增长。这对于它们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而造成的衰退中重振经济有着非常大的帮助。这些国家涵盖的范围广泛，包括澳大利亚和一些较为落后的非洲国家。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为了支持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增长，中国正在从世界各地进口大量的自然资源。这样的做法产生了一些不同的后果。
所以我认为中国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方面产生着影响。中国的影响力给世界带来很多直接的好处和潜在的好处，但是也有挑战。我觉得大多数事情都应该是“平衡”的。(中国)应该注意并且随时评估这些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因素所带来的影响，而且不只是评估，还应该在平衡被严重打破时随时做出调整。
记者：一些(美国)学者使用“重商主义”来形容中国。是不是许多大国经济崛起时都会经过这样的阶段呢？
法伦：我并不这样看。当然，因为学习过经济史我了解重商主义的内容，但我并不确定是否应该用这个词来形容中国。我更愿意就现在的情况对中国做出评估。
记者：你会不会担心随着经济影响力而来的将是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影响力的增长？
法伦：不，我并不担心。我想看到更多的互动。我希望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更有力、更有建设性的角色，同时更多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世界其他国家所带来的影响。我认为，中国(外交)正在经历一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会越来越好。目前中国所关注的大多还是自身利益。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太严重了。我们不仅需要理解自身行为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还需要为此而采取行动。
比如在亚太地区，有很多国家会因为有外国投资而受益，但是投资的同时还需要保证(这些国家遵守)某种行为标准、有负责任的政府和良好的政府行为。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希望能够更多和中国合作，因为我们正试图(和其他国家)共同在这一地区维护安全和稳定，这是改善这里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
中美合作，会给双方和地区内其他国家带来好处
记者：如果中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亚洲，是否会给美国带来挑战？
法伦：我并不认为这是零和游戏，如果我们合作会给双方和地区内的其他国家带来好处。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立场)需要演变和发展。比如我经常和地区内很多国家的同行就有关安全和稳定的许多问题进行沟通。我希望中国在这方面成为更加积极的成员，但是现在还没有。每次和中国的合作仿佛都是一个 “特例”——在就任何实质性问题进行接触之前，我们几乎都需要一轮谈判来决定是否应该进行接触。我希望这方面能有所改变，希望看到更经常性的接触。
记者：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哪一方呢？
法伦：有许多原因，因为传统，因为过去的一贯做法，因为这是一种新的方式等。坦白地说，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政策大多是内向型的，更多是关注自身的。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因为经济和商贸活动的大幅增加，中国在很多方面的影响力都在上升，在世界的外交、安全和政治事务上都需要更多的介入，这与中国过去的一贯做法是非常不同的。因为不同就需要有改变。但这并不是零和游戏，不是说中国介入多了美国介入的就少了。我们双方都需要更多介入，我们能够在许多问题上找到解决方案。
中美两军交往有所改善，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在中美两军交往方面，你对过去这一年怎么看？
法伦：有所改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为实现两军第一次联合演习做一部分工作，很高兴有机会访问中国，见到一些领导人和解放军官兵，参观不同的地方，也很高兴能在美国接待来访的解放军人员。
但是如果要把两军关系建成像美国与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那样的军事关系，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我前面讲过每次和中国合作都需要大量的计划和报批工作，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办事程序。我希望很快有一天我们之间能够建立很简单的互动程序，通过一两个电话就可以安排会议，双方可以进行不受限制的讨论，我们可以更方便地参观更多的地方。
记者：沟通效率不够是否是因为中国没有全球性分地区的战区系统，所以太平洋战区没有“对口联络单位”？
法伦：那只是技术上的问题，不一定需要的。太多的时间花在程序上，跟谁谈不跟谁谈，谁又在意级别是否对等呢？重要的是谈起来。
记者：你在美国有没有压力？有没有媒体或记者指责你太倾向于“接触中国”的政策了？
法伦：肯定有人一点也不喜欢我的做法，现实就是这样的。因为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我有我的，他们有他们的。我相信接触中国带来的机遇比潜在的不利因素要多得多。我承认我尤其希望看到中国军方能够更加开放，愿意进行自由讨论，而不是依照笔记或是事先准备的稿子发言。但总是有人要提出批评的，因为中美双方都有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两国有发生某种冲突的可能性。我做出选择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双方都需要非常积极地合作，以便我们可以学着信任对方。
因为我们来自两个非常不同的政治制度，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建立信任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才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给人们选择的机会，给我的下属更多做决定的机会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希望继续推动中国军方更加开放，愿意和我们共享更多信息和其他事情。
随着中国解放军的发展，在中国之外的领域扮演新的角色，有许多机遇可以使他们学到新的东西。这和过去几十年他们所关注的事情已经非常不同了。和我们一起参与到这些我们每天、每周都在做的事情上来吧。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们对我们同样开放，给我们同样的机会。这是双行线。
记者：你说过要和中国一起做一些对双方都比较“敏感”的事，是什么事呢？是游说国会放松和中国军事往来的限制吗？
法伦：国会对我们双方的交往有限制。我们当然会听从国会的意愿，但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些不受这些限制的事情。我相信他们最根本的要求是希望看到中国军方更加开放，我愿意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可以和美国建立像美国与其他亚洲国家那样的军事关系。我们希望推动中方更加公开，减少一些限制，减少一些程序。
总之，我们在这一年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我对这些进步感到满意。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寻找合作的新方式，不只是在合作方式或形式上，还要有实质性的进步。
记者：你们考虑过邀请中国参加在阿富汗的维和行动吗？
法伦：我对这个话题有兴趣。我告诉你一个和中国合作有一定难度的例子。我们几次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组织的维和部队训练，可是他们都没有接受。当然，我们并不是只在中国遇到这样的问题，在整个亚洲都是这样。亚洲人比较倾向于双边合作，他们喜欢一对一的合作安排。还有一个例子。我们每年有一个亚洲防务长官的会议，中国一直没有参加过。这些会议只是一个开始，但总要有一个开始。也许通过参加会议人们会认识到共同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不会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协议，但是我们能够在很多问题上取得一致。
我期待着继续和中国军方的对话和接触。我们欢迎中国的高级将领来美国访问，我也期待着明年再去中国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