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瓒:从始至终没想要告侯耀华 但自己没得选择(图)
侯耀文长女侯瓒近日接受采访表示，“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想要告我大爷（侯耀华）。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事情是“外姓人”所为。这些人不但不是继承人，连家人都算不上。所以我起诉，但这些人一致说是大爷的意思。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新京报9月10日报道对话人物：侯瓒，29岁，侯耀文长女。
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想要告我大爷。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事情是“外姓人”所为。这些人不但不是继承人，连家人都算不上。所以我起诉，但这些人一致说是大爷的意思。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我不是想管你，但你自己应该注意呀，什么事都要把握好分寸。”这是侯耀文2004年发给侯瓒的一条短信，侯瓒至今还存在手机里。
类似的短信，侯瓒还有很多条。昨日，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侯瓒说，父亲的短信，她分别存到了几个手机里，不会删除，这是父亲留下的回忆。
瘦瘦高高，身高超过1.70米。坐在记者面前，侯瓒一直试图面带微笑。但谈及父亲侯耀文时，她的头却一直低着，偶尔抬起，眼圈已经变红。
关于父亲
“他说出来的都是开心的”
新京报：童年父母离婚后，你就不再跟父亲一起生活，有人说你们很少来往？
侯瓒：父母是我5岁时离婚的，我没见过他俩吵架，也没听见过他俩互相埋怨，我没意识到什么问题，觉得只是不住在一起，但我还是能经常见到爸爸。尤其是上大学以后，爸爸觉得我长大了，可以跟我像成年人一样沟通了，经常带着我随他演出。我工作后，有时爸爸会约我吃饭。每次他都让我请他，但每次都是他结账。
跟外人的印象不一样，爸爸其实是一个内向的人，说出来的都是开心的，烦心的只会藏在心里。平时，我们在一起时，他总是笑，给我讲各种事儿。即使批评，也先说“我不是想管你”。我知道，他有些小心翼翼，他怕听到自幼离开身边的女儿，说出那句“你凭什么管我？”其实，我一直想跟他说“你可以管我，我愿意让你管”，可一直没说，再也没机会说了。
新京报：想没想过，如果你父亲生前立有遗嘱，会怎么分配财产？
侯瓒：从来没想过，谁也不会指望遗产生活。其实在起诉前一些人的指责就已经不少了。每个人都被不同的利益驱使，我试着理解吧。这也是我下定决心还原事实的原因。即便这样有时还是觉得很委屈。如果是爸爸的意思，怎么分，给我多少，我都无所谓。起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上班后，我一直是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原来过得很快乐。我一直渴望得到钱买不到的东西，比如亲情、健康、朋友……可现在，不论官司胜负，我失去的都是用钱买不到最重要的东西，很难再找回来了。
关于伯父
“他的电话转到了秘书台”
新京报：你父亲去世后，是你伯父先赶到的现场，主持了丧事，当时，你在哪里？
侯瓒：当天，是一个记者朋友先打来电话，说我爸爸走了，我不信，说她“开什么玩笑？”可心里觉得不妙，没过多久，爸爸徒弟的电话就打过来了，里面一片哭声。我赶到时，大爷、徒弟们都在。
当天晚上，爸爸的A8已经不在车库了，随身带的包也不见了，我看到了，可没在意。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见到人就哭。虽然一直不跟爸爸住一起，可原来，遇到事我都不怕，不管怎样爸爸都是我的靠山。出什么事都会有人伸出手接一把，现在这个人没了，再也回不来了。
新京报：是否曾预料到，官司会跟伯父牵扯到一起？
侯瓒：是有过一种感觉，起初就有人提醒我事情会向不好的方向发展，可我没想到会到现在的程度。我以为损失了财物是必然的，但维护家族荣誉和维系亲情是更重要的。
其实，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想要告我大爷。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事情是“外姓人”所为。这些人不但不是继承人，连家人都算不上。所以我起诉，但这些人一致说是大爷的意思。所以我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们试图联系过，可还是没有答案。父亲在世时，我们跟大爷的接触就不多，逢年过节也很少聚会。做他们这一行的人，越到假期，越忙。父亲去世后，刚开始的时候，我经常找大爷，商量父亲的后事，比如在哪买墓地。有时，他忙，有时，他说“你们管不了”。后来，他曾经说过，“这两天忙，过两天跟你们两个孩子说说这些东西”。我就开始等待。可是，等到去年十一，玫瑰园搬空了。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没有见过他，他的电话转到了秘书台，我留过言，可没回音。
关于诉讼
“我跟妹妹没有任何纠纷”
新京报：你最初把妹妹告上法庭，想过这样做可能要承受外人的指责吗？
侯瓒：两年前，就有亲友提醒我，处理好爸爸的遗产最好走法律途径，我没有。去年十一，玫瑰园被搬成了毛坯房，我也没想起诉。可今年2月，我成了被告，被银行追债，偿还玫瑰园的房贷，一个季度要还20万元，我和妹妹都没有这个能力。爸爸的银行账户都不在我们手上，存款找不到，所有的遗物一样都没留下，房子又卖不掉，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
我们去过银行，想查父亲名下的存款，可银行只接待公检法。所以，我跟袁茵(妹妹生母)想到了这个办法，通过起诉妹妹，委托法院调查爸爸的遗产。其实，我跟妹妹没有任何纠纷，我们都没有可纠纷的内容了。
新京报：法院查清了吗？曾有报道说遗产有8000多万？
侯瓒：查清了。爸爸是6月23号离开的，可两天后也就是6月25号，居然有签着爸爸名字的取款单，就是牛成志转账的那120多万元，ATM机取款，外币取款等。
这笔钱是不是全部存款，不清楚。这次法院只是调查了四家银行。爸爸遗产到底有多少，身边的人大致都知道。他是小孩子脾气，爱好太多，各种摆设、石头、玉器、手表……东西很多，绝大多数大家都见过。这些东西的价值没办法衡量。对别人来说，是侯耀文的收藏品，对我来说，是我爸爸留给我的纪念。
新京报：关于取走120万，牛成志曾表态，一部分偿还了你父亲的欠款，你父亲生前是否曾举债？
侯瓒：事情过去很久我们才有些耳闻，但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他(牛成志)进门拜师很早，又跟我爸一个单位，原来一直很亲近的。我没见过我爸的欠条，也没听说他欠别人的钱。我爸花销很大，可是不可能有经济压力。他一向顾大不顾小，生活琐事愿意让徒弟办，银行卡全是一个密码，不少人都知道。
新京报：你曾起诉郭晓小搬空玫瑰园，他事先有没有取得你的许可？
侯瓒：去年十一，袁茵拿回了玫瑰园的钥匙，我们带着妹妹一起去看房。爸爸走后，我一直没过去，怕见到爸爸的东西，承受不住。袁茵先到的，提醒我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什么都没有了。可进屋后，我还是很吃惊，900多平方米的房子，原来随便打开一个柜门，全都塞满了爸爸的东西，现在竟然成了毛坯房，就连条案那种最大个的家具，都搬走了。
这栋房子，是爸爸2004年离婚后重新置办的，花了很多心血，就这么空了。
关于自己
“保护好自己才能让我爸放心”
新京报：这是你第一次面对媒体，接受采访，原来都是律师替你说明情况。为什么要回避？
侯瓒：如果能低调，哪怕有一点可能，我都会选择沉默，不让事情扩大化，可这不是我能控制的。回避，一是我并不是专业的法律从业者，只能聊聊家里的事情。可每次提到“家人、亲情”，我心里的难过就更加深一点。二是我已经不想再帮别人找借口了。我一个女孩子，只能尽量保护好自己才能让我爸放心。所以，我委托苏向祥律师公开回应一些法律问题。
新京报：时至今日，这场官司已被称为“侯门遗产案”，成为舆论焦点，你是否已经有了家族压力？
侯瓒：家丑不能外扬，我也不想这样做，可是换位思考一下，我还有其他选择吗？到现在，我并不介意去解释和还原别人说的一些话。毕竟大家都要维护自己的脸面。但我想不通的是，爷爷和我爸几十年为观众带来了无数的笑声。为什么会有人不记住他们所做的这些，一定要把笑声变成骂声呢？对于去世的人，我们能做的，除了尽快让他们入土为安以外，更重要的是不要让他们再纠缠在自己的身后事当中，扰乱本来的平静和简单。让故人不得安息。这是更大的无情无义。
侯瓒。
新京报9月10日报道对话人物：侯瓒，29岁，侯耀文长女。
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想要告我大爷。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事情是“外姓人”所为。这些人不但不是继承人，连家人都算不上。所以我起诉，但这些人一致说是大爷的意思。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我不是想管你，但你自己应该注意呀，什么事都要把握好分寸。”这是侯耀文2004年发给侯瓒的一条短信，侯瓒至今还存在手机里。
类似的短信，侯瓒还有很多条。昨日，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侯瓒说，父亲的短信，她分别存到了几个手机里，不会删除，这是父亲留下的回忆。
瘦瘦高高，身高超过1.70米。坐在记者面前，侯瓒一直试图面带微笑。但谈及父亲侯耀文时，她的头却一直低着，偶尔抬起，眼圈已经变红。
关于父亲
“他说出来的都是开心的”
新京报：童年父母离婚后，你就不再跟父亲一起生活，有人说你们很少来往？
侯瓒：父母是我5岁时离婚的，我没见过他俩吵架，也没听见过他俩互相埋怨，我没意识到什么问题，觉得只是不住在一起，但我还是能经常见到爸爸。尤其是上大学以后，爸爸觉得我长大了，可以跟我像成年人一样沟通了，经常带着我随他演出。我工作后，有时爸爸会约我吃饭。每次他都让我请他，但每次都是他结账。
跟外人的印象不一样，爸爸其实是一个内向的人，说出来的都是开心的，烦心的只会藏在心里。平时，我们在一起时，他总是笑，给我讲各种事儿。即使批评，也先说“我不是想管你”。我知道，他有些小心翼翼，他怕听到自幼离开身边的女儿，说出那句“你凭什么管我？”其实，我一直想跟他说“你可以管我，我愿意让你管”，可一直没说，再也没机会说了。
新京报：想没想过，如果你父亲生前立有遗嘱，会怎么分配财产？
侯瓒：从来没想过，谁也不会指望遗产生活。其实在起诉前一些人的指责就已经不少了。每个人都被不同的利益驱使，我试着理解吧。这也是我下定决心还原事实的原因。即便这样有时还是觉得很委屈。如果是爸爸的意思，怎么分，给我多少，我都无所谓。起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上班后，我一直是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原来过得很快乐。我一直渴望得到钱买不到的东西，比如亲情、健康、朋友……可现在，不论官司胜负，我失去的都是用钱买不到最重要的东西，很难再找回来了。
关于伯父
“他的电话转到了秘书台”
新京报：你父亲去世后，是你伯父先赶到的现场，主持了丧事，当时，你在哪里？
侯瓒：当天，是一个记者朋友先打来电话，说我爸爸走了，我不信，说她“开什么玩笑？”可心里觉得不妙，没过多久，爸爸徒弟的电话就打过来了，里面一片哭声。我赶到时，大爷、徒弟们都在。
当天晚上，爸爸的A8已经不在车库了，随身带的包也不见了，我看到了，可没在意。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见到人就哭。虽然一直不跟爸爸住一起，可原来，遇到事我都不怕，不管怎样爸爸都是我的靠山。出什么事都会有人伸出手接一把，现在这个人没了，再也回不来了。
新京报：是否曾预料到，官司会跟伯父牵扯到一起？
侯瓒：是有过一种感觉，起初就有人提醒我事情会向不好的方向发展，可我没想到会到现在的程度。我以为损失了财物是必然的，但维护家族荣誉和维系亲情是更重要的。
其实，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想要告我大爷。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事情是“外姓人”所为。这些人不但不是继承人，连家人都算不上。所以我起诉，但这些人一致说是大爷的意思。所以我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们试图联系过，可还是没有答案。父亲在世时，我们跟大爷的接触就不多，逢年过节也很少聚会。做他们这一行的人，越到假期，越忙。父亲去世后，刚开始的时候，我经常找大爷，商量父亲的后事，比如在哪买墓地。有时，他忙，有时，他说“你们管不了”。后来，他曾经说过，“这两天忙，过两天跟你们两个孩子说说这些东西”。我就开始等待。可是，等到去年十一，玫瑰园搬空了。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没有见过他，他的电话转到了秘书台，我留过言，可没回音。
关于诉讼
“我跟妹妹没有任何纠纷”
新京报：你最初把妹妹告上法庭，想过这样做可能要承受外人的指责吗？
侯瓒：两年前，就有亲友提醒我，处理好爸爸的遗产最好走法律途径，我没有。去年十一，玫瑰园被搬成了毛坯房，我也没想起诉。可今年2月，我成了被告，被银行追债，偿还玫瑰园的房贷，一个季度要还20万元，我和妹妹都没有这个能力。爸爸的银行账户都不在我们手上，存款找不到，所有的遗物一样都没留下，房子又卖不掉，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
我们去过银行，想查父亲名下的存款，可银行只接待公检法。所以，我跟袁茵(妹妹生母)想到了这个办法，通过起诉妹妹，委托法院调查爸爸的遗产。其实，我跟妹妹没有任何纠纷，我们都没有可纠纷的内容了。
新京报：法院查清了吗？曾有报道说遗产有8000多万？
侯瓒：查清了。爸爸是6月23号离开的，可两天后也就是6月25号，居然有签着爸爸名字的取款单，就是牛成志转账的那120多万元，ATM机取款，外币取款等。
这笔钱是不是全部存款，不清楚。这次法院只是调查了四家银行。爸爸遗产到底有多少，身边的人大致都知道。他是小孩子脾气，爱好太多，各种摆设、石头、玉器、手表……东西很多，绝大多数大家都见过。这些东西的价值没办法衡量。对别人来说，是侯耀文的收藏品，对我来说，是我爸爸留给我的纪念。
新京报：关于取走120万，牛成志曾表态，一部分偿还了你父亲的欠款，你父亲生前是否曾举债？
侯瓒：事情过去很久我们才有些耳闻，但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他(牛成志)进门拜师很早，又跟我爸一个单位，原来一直很亲近的。我没见过我爸的欠条，也没听说他欠别人的钱。我爸花销很大，可是不可能有经济压力。他一向顾大不顾小，生活琐事愿意让徒弟办，银行卡全是一个密码，不少人都知道。
新京报：你曾起诉郭晓小搬空玫瑰园，他事先有没有取得你的许可？
侯瓒：去年十一，袁茵拿回了玫瑰园的钥匙，我们带着妹妹一起去看房。爸爸走后，我一直没过去，怕见到爸爸的东西，承受不住。袁茵先到的，提醒我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什么都没有了。可进屋后，我还是很吃惊，900多平方米的房子，原来随便打开一个柜门，全都塞满了爸爸的东西，现在竟然成了毛坯房，就连条案那种最大个的家具，都搬走了。
这栋房子，是爸爸2004年离婚后重新置办的，花了很多心血，就这么空了。
关于自己
“保护好自己才能让我爸放心”
新京报：这是你第一次面对媒体，接受采访，原来都是律师替你说明情况。为什么要回避？
侯瓒：如果能低调，哪怕有一点可能，我都会选择沉默，不让事情扩大化，可这不是我能控制的。回避，一是我并不是专业的法律从业者，只能聊聊家里的事情。可每次提到“家人、亲情”，我心里的难过就更加深一点。二是我已经不想再帮别人找借口了。我一个女孩子，只能尽量保护好自己才能让我爸放心。所以，我委托苏向祥律师公开回应一些法律问题。
新京报：时至今日，这场官司已被称为“侯门遗产案”，成为舆论焦点，你是否已经有了家族压力？
侯瓒：家丑不能外扬，我也不想这样做，可是换位思考一下，我还有其他选择吗？到现在，我并不介意去解释和还原别人说的一些话。毕竟大家都要维护自己的脸面。但我想不通的是，爷爷和我爸几十年为观众带来了无数的笑声。为什么会有人不记住他们所做的这些，一定要把笑声变成骂声呢？对于去世的人，我们能做的，除了尽快让他们入土为安以外，更重要的是不要让他们再纠缠在自己的身后事当中，扰乱本来的平静和简单。让故人不得安息。这是更大的无情无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