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女主持回忆：我曾在日本洗厕所
1995年朱迅在东京
我14岁就进了电视台，利用寒暑假，几个星期拍一部戏，挣的钱比父母几个月的工资加起来还多。自从上高中以后，就再没有向父母伸手要过钱。日语学校里除了韩国、马来西亚的那几个富家子弟外，几个日语稍有底子的同学都先后找到了小时工，中午买饭时，能毫不犹豫地要上一份500日元的鳗鱼饭。我一边吃着250日元的青咖喱，一边托付几个要好的同学，“如果打工的地方有空缺，别忘了给小妹推荐推荐。”
工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几天，那位天天吃鳗鱼饭的同学就告诉我，他打工的地方正招人。太棒了！再次换上自我感觉最好的那件蓝印花连衣裤，兴高采烈地跟着他去面试。
在电车上晃了近50分钟，到达东京的大手町，这里有在日本电视剧中多次看见的摩天大楼群。我颇为兴奋，又有些不安地走在楼群黄昏的日影里，有些费力地跟上周围日本人快速的脚步。同学宽慰我，“没事的，对于不会讲日语的人来说，这份工作是最轻松了。”“谢谢，等我拿到工资一定马上请你吃鳗鱼饭。”我在这方面一向很大方。
走进一座大楼，直接进了地下室。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中年男人正坐在那儿。我心里偷笑，他衣服的样式和我身上的很相似，连工作服都可以免了。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对陪我来的同学叽哩呱啦地说了一大堆话，大意是我年纪太小，可能做不了这份工。我怕就要到手的工作泡汤，赶紧用今天课堂上刚学来的半生不熟的日语说：“大丈夫！大丈夫！ （没关系，没关系）”
“领导说可以先试一天，但没工资。”同学很得意，终于为我争取到了这份工作。
这是一份清扫的工作。拿起抹布的时候我才弄明白，争来的工作是和一位40来岁的日本女人一起，打扫从1楼到18楼的厕所。听说是扫厕所，我脑子有点懵，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干过。但想想自己交了语言学校的学费，钱包已经瘪瘪的，而自己还要为上大学积攒120万日元……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拽着拖把跟在后面。
有好几个小时工都是第一天上班，穿工作服的“领导”身先士卒，要为几个新人做标准示范。这就是我第一次接受日本的职业教育。在男厕所里，他麻利地就像洗自己的茶杯一样把小便池擦得白白净净，连漏口的一点点黄色，他都细心地用手抠掉。在便器比他的牙还要白了之后，他满意地停下快速移动的手，便池上能清晰地映出男人有些变形的脸。“尤西（很好）。”他转头看看我，“明白了吗？”他很自然地拿过一个纸杯，从便池里接了一杯水，一饮而尽。我一阵恶心，虽知道日本的自来水可以喝，但在这儿的一出一进，距离太近了。
9月的日本，闷热潮湿，厕所中没有空调。女厕比男厕要脏多了。下班后，留在这里的是刺鼻的臊臭，让我真想把一个星期前在北京吃的饭都吐出来。用手把纸篓中的脏东西一个个掏掉，再用抹布把便池旁溅出的屎尿擦净。鼻子一酸，泪水夹着汗水一滴滴地掉进了便池里。
想起以前，姐妹中我是老小，14岁进央视做主持，15岁在青影厂拍电影，当时因《摇滚青年》在全国放得正火，我留学之事引来了电影学院老师们的一片惋惜声。可是年轻气盛的我，自认为出身于书香门第，满腹清高，看不惯文艺圈子中的一些名利“誓”图的作风，来了个拍拍屁股走人，咱敬而远之。我推掉了5部电视剧的片约，决心东渡日本。
现在我身上穿着全剧组朋友送给我的蜡染衣裤，却在这里打扫厕所。和我一起干活的是一个40多岁的日本“欧巴桑”（对上了些年纪的妇女的称呼），见到新人进门，显然她已经以前辈自居了。生怕我偷懒，一直侧着眼盯着我。到了10楼以上她干脆止步歇息，在旁边抽着烟，对我指手画脚地吆来喝去。就这样一干就是五个小时，从一楼扫到10楼的时候，我的腰已经累得直不起来了。一不小心碰翻水桶，又引来她铺天盖地一片惊叫。在连续的高声责骂中，我只听懂了电影中日军吼过一句“八格（笨蛋）！”
我缩在墙角，浑身颤抖着，不敢去看那张愤怒的脸。这时，一位40岁左右、身着和服、打扮得很体面的太太走了进来。她没看见地上的水，脚下一滑，一个踉跄向前扑去。“当心！”中文冲口而出。我一把抱住了那妇人的双腿。她摇摆了几下总算站定。雪白的日式足套已被溅湿。“妈妈，怎么了？”跟进来的一个女孩子，慌忙扶住了母亲，低头看见跪在水里的我，又是一声惊呼。我的一双脏兮兮的手正紧攥着她妈妈美丽的和服裙摆。我赶紧撒手，衣服上已经留下了两个完整的脏手印。
闯祸了！我吓得站了起来，向后退去。和我一起干活的日本老太冲上来，小鸡啄米一样频频地向那位阔太太鞠着躬。大概在说我是个外国人，刚来的，不会做事，实在对不起！边说边把我拽过来，拿她那双刚刚掏过厕所，还戴着塑料手套的手摁着我的头让我鞠躬道歉。
过腰的长发在眼前不停地抖动着。我这十几年都是被人哄着，捧着，惯着的，哪里向人低过头。顿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感涌上心头。我梗着脖子，有一种士可杀，不可辱，决不向你日本人低头的“豪迈气概”。阔太太似乎看出了我眼中的愤怒，她招招手，意思好像是要我跟她出去。
这对一向高傲的我来说是振聋发聩的伤害。
“她会不会要我赔？没钱会不会打人？听天由命吧。”我默默地跟随着她走出了厕所，她开始向我问话，我又累又气，什么也听不懂。看她的神态还和气，我只能拼命地回想起上午刚在学校里学来的日语，结结巴巴地说：“我……叫……朱迅，我……是中……国人。”那位阔太太见实在不能和我交流，就从包中拿出两个用银色的锡纸包得很精致的饭团，做了一个吃的动作，柔声地说：“KAWAYISO（可怜的）。”最后一句我听懂了，她在可怜我！这句话对于一向高傲的我来说是振聋发聩的伤害，比打我骂我还要刺痛我的自尊。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那母女俩优雅地走开。还没到大门口，只见女儿拿出一张湿纸巾给她妈妈擦手，好像在埋怨她怎么去碰一个扫厕所的外国人。那妇人擦完手，顺手把它丢进了垃圾桶，还回头看了我一眼。
一股不可阻挡的寒意涌上心头，让我浑身哆嗦，手里捏着的那两个冰冷的饭团已经变了形。走回厕所，日本老太还在叨咕着。我既听不懂，也不想听。走进一个小格子，反手插上了门。看着手里的两个饭团，我的泪水奔流而下。“天哪！这就是我要接受的现实吗？”我狠狠地把饭团扔进便池，不停地按着冲水钮，水声轰隆，奔流而下，掩盖了我的呜咽，冲走了我的骄傲，也惊醒了我的樱花梦……
天知道是怎么扫完这18层厕所的。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我走在回家路上。鼻中仍残留着“纸篓”中女人们用过的生理用品的恶臭，让我真是下辈子都不想做女人。心中也再无当初到日本时的兴奋。就是这几个小时，让我真正知道了这不是拍电影，而我也不是在演戏，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而这现实是我自己选择的。背水一战，毫无退路，我只能一步一步向前走……
我每天下午5点放学，在便利店买袋薯片、面包之类的东西，路上边走边吃。街边自动贩卖机里的芬达汽水又在诱惑我了。想到启开盖子，会冒出晶晶亮的气泡，喝到胃里，打出个嗝，爽透了！可一瓶要100日元。我摸了一下自己的兜，里面有一个硬硬的钢蹦儿——500日元。这是最后的底牌，不到发工资是不能用的。我的视线艰难地从路边自动贩卖机上移开，跑了一段路，在车站边免费饮水处，对着龙头，咕嘟咕嘟，赌气般地大口大口喝。
每天晚上6点半准时开始清扫。这个时候楼里大多数的公司职员已经下班，我的工作就是把大楼的每个厕所清扫一遍，让他们清清爽爽地迎接第二天的工作。那段日子里，我累得几乎无法思考，更不知道现实和梦想的结合点在哪里，但我隐约感到，这种生活的磨炼也是必须经历的重要一课。怎么过来的？说白了，每天在扫厕所的时候，我都会把自己想像成一个戏中的主角，今天是苦菜花，明天是阿信，现在只不过是在体验生活。我喜欢演戏，因为这里有百变人生，百种滋味。我感谢生活给我不同的味道，当然包括臭味。
从此，每天傍晚，总会有一个留海齐眉、长发齐腰的女孩穿着蓝色的工作服，目光清澈地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打扫着白天的污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