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后的老克勒们：恪守绅士言行精通吃喝玩乐
解放后，聂家在经历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大跃进等运动后，逐渐从一个显赫的官宦、工商家族，变成一个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时时需要以警惕的目光关注着周围巨变的家族。最让周麒为难的，是聂家根深蒂固的“洋务”传统，遇上了50年代那种视西方的一切均为洪水猛兽的社会格调，该如何在矛盾中自处？周麒的表哥们早早地丢弃了家中老照片、旧账本、信札、纪念物，或是把家当送人，上缴大屋。
而周麒却依旧坚持着他在摩登年代里形成的喜好──打桥牌。也因此，改革开放后，周麒所着的关于桥牌规则的文章在国际桥联作家协会征文比赛中拔得头筹，《纽约时报》全文刊载了他的文章，并且评论说：“1991年美国桥牌最大的进口，就是周麒到了美国！”“我不喜欢跳舞，不过我喜欢来宝庆路3号，这里的人有共同语言。”周麒看着比他年轻的老克勒陶醉地舞着，忍不住用纯正的美声唱法哼出了舞曲的歌词。
在最压抑的年代，这些老克勒仍然留意自己的打扮，保持整洁油亮的发型；他们的聚会成了聚餐，并实行AA制；他们关上门，拉上厚厚的垂地窗帘，偷偷地将音乐声放至最小，拉着朋友的手，悄悄地跳起舞，怕邻居告发，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拉他们“下水”。老克勒更像是殖民地上海的中产阶级幽灵。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在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漫长岁月中，来自外界的严锢，又使得他们的童年记忆的力量变得更加顽固和强大。
该来的总会来的。如果说50年代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等运动中，这些世家子女还感觉不到他们可能为家族付出的血泪代价──这些代价通过曲折的链条进入到他们的血液中去──的话，那么当“文革”开始后，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社会地位，就彻底地改变了。他们从一个显赫的官宦家族、工商家族，变成一个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时时需要以警惕的目光关注着周围巨变的家族。
一批又一批的人赶来。他们翻箱倒柜，挖墙脚，撬地板，拆楼梯，连小孩子手里的布玩具，也要用针扎一扎，看看里面有没有金子。1966年10月26日的深夜，一群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把蒋叔从睡梦中揪醒，他立即就明白发生了什么。(其父亲不但经营着一家纸号，还投资了几家外国的商行。)，那天，蒋叔第一次离开了他的家，然后就没有回来过。整整18年，他没有回到原来的家，即使路过，他也是绕着走，怕看到老房子伤心。相同的命运，发生在徐元章身上。一天，徐家的门被人冲破，一个自称上海华侨学会的组织强行征用了这栋老洋房。二十来岁的徐元章就这样被扫地出了门。
即便如此，在最压抑的年代，这些老克勒仍然保持着对西方文化的热爱。他们说话慢条斯理，一块小毛巾也要洗半天，连拿毛巾也不用手而用一根棒；他们有许多抹布，但是他们决不会混用；他们留意自己的打扮，保持整洁油亮的发型；他们的聚会成了聚餐，并实行AA制；他们关上门，拉上厚厚的垂地窗帘，偷偷地将音乐声放至最小，拉着朋友的手，悄悄地跳起舞，怕邻居告发，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拉他们“下水”。
徐元章用粗糙的设备翻录了一盒磁带，其中既有莫扎特、肖邦的音乐，也有西方爵士经典歌曲。随后他将这盒磁带不断翻录，四处送人，上海的文艺批评家朱大可当时也获赠了那盒磁带：“翻录次数多了，音质极差，但他见朋友就送，真是疯狂啊。”臧增嘉──其祖父臧伯庸是同盟会志士，早年与孙中山、章太炎等并肩从事革命活动，其祖母，臧伯庸的妻子，是大世界创始人、上海巨商黄楚九之女──有一天在旧货店中看到一部售价16元的8毫米放映机，两眼放光，二话没说就到医院献血去了。买机器用的正是献血的营养费。
朱廷嘉的姐姐，解放前是洋行职员，最大的爱好，就是去南京西路和石门一路交叉口的绿屋买首饰。“一个月的薪酬，大概能买到一粒米粒大小的钻石。”文革来后，心慌不已的姐姐偷偷地将多年收集来的钻石藏在了丝袜中，缝在棉被里。一双长统丝袜里装满了钻石，但最后还是被抄走。跪在人群中被批斗的姐姐，眼神哀伤，像是被人夺了魂。
站在旁边的朱廷嘉自然明白这种感受。此前，他收藏的鞋也被抄查出不少，统统当着他的面“腰斩”，场面相当惨烈。每抄出一双，他就要付出一次狠批的代价。即便如此，他仍然执迷不悟，偷偷地藏起了舞鞋。他怎么能没有舞鞋呢？他从8岁起就几乎天天跳舞。“你知道么？舞鞋前面的底，一定要薄，跳踢踏舞的鞋，前面还要钉一块厚厚的铁皮。”
同样，赵曼芙也无法戒掉心中的瘾。大街小巷走动的人，穿的都是蓝、灰、黑，全然不顾美观，季节不分，男女无异；受到鼓舞的女学生们把长辫子剪成短发，梳成两个小辫子(俗称“小刷子”)，戴上军帽，穿上军装，腰扎皮带，足蹬解放鞋，几乎和男同学是一个模样。赵曼芙总是无法适应这样的场面。那些被毁坏的漂亮衣服不停地在她眼前晃动，“两鬓如蝴蝶般隆起的发式，深色大花的旗袍，领口用粒Tiffany四十年代式样的胸针，衣服多为阴蓝、深紫、玫瑰红、鹅绒黑，经典款式，到现在也不走样。”想着再也穿不了这样的衣服，赵曼芙多少有些神伤。挨到夜深人静，关上门，她从墙上的月奉牌中悄悄取下一些旧照片。她一遍遍地看，用手触摸着照片上的母亲，仿佛自己也与她一般，穿着各式漂亮的旗袍或洋装温柔地笑。想到这，她多少有一些安慰。
等到圣诞节的时候，赵曼芙会早早地回家，插上门梢，旁若无人地给自己做圣诞大餐。布丁、奶油力士蛋糕、锔面、牛角包、蔬菜沙拉、冷盆、烤肉，“一样也不能少，材料都是香港亲戚们捎回来的。”着名作家叶孝慎便撞见过这样的场景。他有一位初中同学，出自上海高家。当时，杜月笙手下的八大金刚之一，叫高鑫宝。高鑫宝年轻时在外国人的网球场里当过球童，后来淡出江湖，于三十年代创办了丽都LODO歌舞厅，显赫一时。
蒋介石的60大寿就是在丽都歌舞厅举办的。高鑫宝娶了四房太太，第四任太太名叫俞碧霞，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儿，连宋子文也曾经拜在她的石榴裙下。高鑫宝的第三任太太曾经拖油瓶带过来一个前夫的儿子，叫高尚德。高尚德也算是洋场上的公子人物，英文流利，又写得一手好字。抗战中在大后方担任过于右任的秘书。高尚德回上海后，就娶了比他大一岁的俞碧霞。
“文革”中，原来在长安中学当英语老师的高尚德，因为众多原因，被打成牛鬼神蛇，每天扫厕所干脏活。当时上海人都没有喝咖啡的习惯，一块1毛多的咖啡糖都是奢侈品。但叶清楚地记得，俞碧霞会去通源食品商店买4毛钱一斤的咖啡渣，回去给高尚德泡咖啡喝。
有一天，叶孝慎去高家。那天，高家刚刚被查抄过。沙发被抬走了几只，剩下的一只也被破坏得残破不堪，唯一的茶几也被收走了。高尚德穿着破旧但整齐的中山装，回到家，呷两口咖啡，再两手提提裤腿，慢吞吞地朝后仰着坐到那面连外包布都没有了的弹簧沙发上去。“似乎，”叶孝慎说，“高尚德的一生，都在那种满足里了。”
事实上，大多数的老克勒都没有这样的幸运。那个时候，食品店里的罐装咖啡总是躲在角落里，蒙上厚厚一层灰，谁要是购买，营业员会警惕地审视你几眼。直到八十年代初，上海才重新出现咖啡馆。一家在金陵中路柳林路口，名字叫金陵中路食堂，简称“金中”，这家点心店常年供应生煎馒头、小馄饨、鸡鸭血汤等小吃，夏天供应糟田螺、冷面和咖喱牛肉汤等。店堂最里面的两张八仙桌是为常客准备的。下午两三点钟的光景，一些老克勒和老阿姨入场，每人要一杯咖啡。一杯清咖一角一分，盛在平时家里喝开水的玻璃杯里。他们用一把铝质的小勺子轻轻搅动着，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天。他们的表情是无聊的，慵懒的，偶尔闪过一丝神秘的表情。
70年代末，上海浦江饭店舞厅重新开放的那一晚，朱廷嘉们为之欢呼雀跃了好长一段时间。“5元一场，我们快跳疯了。”百乐门重新开业的时候，就数他们最兴奋，抱头大哭，指着舞厅的某个角落，说：和当年一样的呀，我多少多少年前在这里滑过一跤。
赵曼芙又找回了相熟的裁缝师傅。那人是“绿屋夫人时装沙龙”出身的，后来在上海时装公司工场间做大路货，赵曼芙叫他周裁缝。需要时扔一张明信片给他：明天晚上来我家白相。他就心领神会了。赵说，女人和她们的相熟的理发师、裁缝师的关系，坚贞不移，是一种一辈子的追随。
1980年，和平饭店恢复成立老年爵士乐队。久违的吉米·金和他的伙伴登台演出的那一天，老克勒们蜂拥而至。音乐响起，老上海的丰韵在这里铺展开来。朱廷嘉坐在底下，泪流满面。他的一个舅舅，另一个老克勒，便是乐队成员之一。1984年10月24日，蒋叔回到了老洋房。他的父亲从香港寄来了房屋委托书。徐元章也如愿以偿地搬回了宝庆路3号。
而周麒却依旧坚持着他在摩登年代里形成的喜好──打桥牌。也因此，改革开放后，周麒所着的关于桥牌规则的文章在国际桥联作家协会征文比赛中拔得头筹，《纽约时报》全文刊载了他的文章，并且评论说：“1991年美国桥牌最大的进口，就是周麒到了美国！”“我不喜欢跳舞，不过我喜欢来宝庆路3号，这里的人有共同语言。”周麒看着比他年轻的老克勒陶醉地舞着，忍不住用纯正的美声唱法哼出了舞曲的歌词。
在最压抑的年代，这些老克勒仍然留意自己的打扮，保持整洁油亮的发型；他们的聚会成了聚餐，并实行AA制；他们关上门，拉上厚厚的垂地窗帘，偷偷地将音乐声放至最小，拉着朋友的手，悄悄地跳起舞，怕邻居告发，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拉他们“下水”。老克勒更像是殖民地上海的中产阶级幽灵。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在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漫长岁月中，来自外界的严锢，又使得他们的童年记忆的力量变得更加顽固和强大。
该来的总会来的。如果说50年代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等运动中，这些世家子女还感觉不到他们可能为家族付出的血泪代价──这些代价通过曲折的链条进入到他们的血液中去──的话，那么当“文革”开始后，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社会地位，就彻底地改变了。他们从一个显赫的官宦家族、工商家族，变成一个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时时需要以警惕的目光关注着周围巨变的家族。
一批又一批的人赶来。他们翻箱倒柜，挖墙脚，撬地板，拆楼梯，连小孩子手里的布玩具，也要用针扎一扎，看看里面有没有金子。1966年10月26日的深夜，一群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把蒋叔从睡梦中揪醒，他立即就明白发生了什么。(其父亲不但经营着一家纸号，还投资了几家外国的商行。)，那天，蒋叔第一次离开了他的家，然后就没有回来过。整整18年，他没有回到原来的家，即使路过，他也是绕着走，怕看到老房子伤心。相同的命运，发生在徐元章身上。一天，徐家的门被人冲破，一个自称上海华侨学会的组织强行征用了这栋老洋房。二十来岁的徐元章就这样被扫地出了门。
即便如此，在最压抑的年代，这些老克勒仍然保持着对西方文化的热爱。他们说话慢条斯理，一块小毛巾也要洗半天，连拿毛巾也不用手而用一根棒；他们有许多抹布，但是他们决不会混用；他们留意自己的打扮，保持整洁油亮的发型；他们的聚会成了聚餐，并实行AA制；他们关上门，拉上厚厚的垂地窗帘，偷偷地将音乐声放至最小，拉着朋友的手，悄悄地跳起舞，怕邻居告发，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拉他们“下水”。
徐元章用粗糙的设备翻录了一盒磁带，其中既有莫扎特、肖邦的音乐，也有西方爵士经典歌曲。随后他将这盒磁带不断翻录，四处送人，上海的文艺批评家朱大可当时也获赠了那盒磁带：“翻录次数多了，音质极差，但他见朋友就送，真是疯狂啊。”臧增嘉──其祖父臧伯庸是同盟会志士，早年与孙中山、章太炎等并肩从事革命活动，其祖母，臧伯庸的妻子，是大世界创始人、上海巨商黄楚九之女──有一天在旧货店中看到一部售价16元的8毫米放映机，两眼放光，二话没说就到医院献血去了。买机器用的正是献血的营养费。
朱廷嘉的姐姐，解放前是洋行职员，最大的爱好，就是去南京西路和石门一路交叉口的绿屋买首饰。“一个月的薪酬，大概能买到一粒米粒大小的钻石。”文革来后，心慌不已的姐姐偷偷地将多年收集来的钻石藏在了丝袜中，缝在棉被里。一双长统丝袜里装满了钻石，但最后还是被抄走。跪在人群中被批斗的姐姐，眼神哀伤，像是被人夺了魂。
站在旁边的朱廷嘉自然明白这种感受。此前，他收藏的鞋也被抄查出不少，统统当着他的面“腰斩”，场面相当惨烈。每抄出一双，他就要付出一次狠批的代价。即便如此，他仍然执迷不悟，偷偷地藏起了舞鞋。他怎么能没有舞鞋呢？他从8岁起就几乎天天跳舞。“你知道么？舞鞋前面的底，一定要薄，跳踢踏舞的鞋，前面还要钉一块厚厚的铁皮。”
同样，赵曼芙也无法戒掉心中的瘾。大街小巷走动的人，穿的都是蓝、灰、黑，全然不顾美观，季节不分，男女无异；受到鼓舞的女学生们把长辫子剪成短发，梳成两个小辫子(俗称“小刷子”)，戴上军帽，穿上军装，腰扎皮带，足蹬解放鞋，几乎和男同学是一个模样。赵曼芙总是无法适应这样的场面。那些被毁坏的漂亮衣服不停地在她眼前晃动，“两鬓如蝴蝶般隆起的发式，深色大花的旗袍，领口用粒Tiffany四十年代式样的胸针，衣服多为阴蓝、深紫、玫瑰红、鹅绒黑，经典款式，到现在也不走样。”想着再也穿不了这样的衣服，赵曼芙多少有些神伤。挨到夜深人静，关上门，她从墙上的月奉牌中悄悄取下一些旧照片。她一遍遍地看，用手触摸着照片上的母亲，仿佛自己也与她一般，穿着各式漂亮的旗袍或洋装温柔地笑。想到这，她多少有一些安慰。
等到圣诞节的时候，赵曼芙会早早地回家，插上门梢，旁若无人地给自己做圣诞大餐。布丁、奶油力士蛋糕、锔面、牛角包、蔬菜沙拉、冷盆、烤肉，“一样也不能少，材料都是香港亲戚们捎回来的。”着名作家叶孝慎便撞见过这样的场景。他有一位初中同学，出自上海高家。当时，杜月笙手下的八大金刚之一，叫高鑫宝。高鑫宝年轻时在外国人的网球场里当过球童，后来淡出江湖，于三十年代创办了丽都LODO歌舞厅，显赫一时。
蒋介石的60大寿就是在丽都歌舞厅举办的。高鑫宝娶了四房太太，第四任太太名叫俞碧霞，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儿，连宋子文也曾经拜在她的石榴裙下。高鑫宝的第三任太太曾经拖油瓶带过来一个前夫的儿子，叫高尚德。高尚德也算是洋场上的公子人物，英文流利，又写得一手好字。抗战中在大后方担任过于右任的秘书。高尚德回上海后，就娶了比他大一岁的俞碧霞。
“文革”中，原来在长安中学当英语老师的高尚德，因为众多原因，被打成牛鬼神蛇，每天扫厕所干脏活。当时上海人都没有喝咖啡的习惯，一块1毛多的咖啡糖都是奢侈品。但叶清楚地记得，俞碧霞会去通源食品商店买4毛钱一斤的咖啡渣，回去给高尚德泡咖啡喝。
有一天，叶孝慎去高家。那天，高家刚刚被查抄过。沙发被抬走了几只，剩下的一只也被破坏得残破不堪，唯一的茶几也被收走了。高尚德穿着破旧但整齐的中山装，回到家，呷两口咖啡，再两手提提裤腿，慢吞吞地朝后仰着坐到那面连外包布都没有了的弹簧沙发上去。“似乎，”叶孝慎说，“高尚德的一生，都在那种满足里了。”
事实上，大多数的老克勒都没有这样的幸运。那个时候，食品店里的罐装咖啡总是躲在角落里，蒙上厚厚一层灰，谁要是购买，营业员会警惕地审视你几眼。直到八十年代初，上海才重新出现咖啡馆。一家在金陵中路柳林路口，名字叫金陵中路食堂，简称“金中”，这家点心店常年供应生煎馒头、小馄饨、鸡鸭血汤等小吃，夏天供应糟田螺、冷面和咖喱牛肉汤等。店堂最里面的两张八仙桌是为常客准备的。下午两三点钟的光景，一些老克勒和老阿姨入场，每人要一杯咖啡。一杯清咖一角一分，盛在平时家里喝开水的玻璃杯里。他们用一把铝质的小勺子轻轻搅动着，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天。他们的表情是无聊的，慵懒的，偶尔闪过一丝神秘的表情。
70年代末，上海浦江饭店舞厅重新开放的那一晚，朱廷嘉们为之欢呼雀跃了好长一段时间。“5元一场，我们快跳疯了。”百乐门重新开业的时候，就数他们最兴奋，抱头大哭，指着舞厅的某个角落，说：和当年一样的呀，我多少多少年前在这里滑过一跤。
赵曼芙又找回了相熟的裁缝师傅。那人是“绿屋夫人时装沙龙”出身的，后来在上海时装公司工场间做大路货，赵曼芙叫他周裁缝。需要时扔一张明信片给他：明天晚上来我家白相。他就心领神会了。赵说，女人和她们的相熟的理发师、裁缝师的关系，坚贞不移，是一种一辈子的追随。
1980年，和平饭店恢复成立老年爵士乐队。久违的吉米·金和他的伙伴登台演出的那一天，老克勒们蜂拥而至。音乐响起，老上海的丰韵在这里铺展开来。朱廷嘉坐在底下，泪流满面。他的一个舅舅，另一个老克勒，便是乐队成员之一。1984年10月24日，蒋叔回到了老洋房。他的父亲从香港寄来了房屋委托书。徐元章也如愿以偿地搬回了宝庆路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