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后的老克勒们：恪守绅士言行精通吃喝玩乐
战争导致了亚欧之间运输断绝，不久之后，进口染料由于货源断绝一下子成了紧俏商品，而周宗良手里掌握了谦信洋行全部仓储，因而一跃成为染料业巨子。战争结束后，周宗良将所有不动产及巨款悉数归还德商，他以诚实赢得了德国人的信任，不久就成为德国法本集团(二战时是希特勒的主要支持伙伴)在中国的总买办。
时至1929年，周宗良的资产已十分可观，仅外汇储蓄就有330万美元。到了40年代，更达400万美元。而当时上海滩头号人物杜月笙的外汇储蓄也只有十几万美元。1930年前后，周宗良从德商手里买下宝庆路3号，并在原建筑基础上扩建，形成了客厅、主人楼、客人楼、佣人楼和厨楼分别独立的形式。而这种建筑概念在七十多年后被上海佘山2.5亿元的顶级别墅又拿来当作卖点。
因为从小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周宗良的生活方式非常西化。厨房装有煤气，瓷砖一直贴到天花板。欧式的餐厅有柚木餐台、酒吧台和彩色玻璃，边上放着硕大的皮沙发。佣人们伺候主人进餐时负有不同职责，有人可以进入，有人只能从特别的窗口将饭菜传递进去。
至于家居摆设，则更为西式。会客厅的家具、灯饰均从法国购入，风格仿造中世纪贵族。周宗良居住的主楼进门有衣帽间，绿色吊灯搭配黑色挂衣橱。楼上的家具都是米色的达芬奇家具，后来“文革”中抄家时统统被搬走了。
如今宝庆路3号的那扇黑色大门在当年是二道门，边上有两个守卫，“都是白俄伯爵呢。”徐元章听年长的亲戚说，当时的上海人瞧不起俄罗斯人，认为他们太土。那时的上海，充斥着欧美流行文化。上流阶层消费着顶尖的奢侈品，年轻的精英阶层追逐时尚风潮。
徐元章舞会上的常客、人称“嗲妹妹”的赵曼芙，其父赵增涛师从上海近代建筑业创始人杨斯盛，并继承其衣钵成为当年上海滩上口碑最好的建筑商。“解放前我还是个小孩子，那时我穿的衣服都是从美国运来的，完全仿造秀兰·邓波儿的风格。”
男人们购物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这段路上有两家最具特色的男士包装店“兴泰”和“裕泰”。兴泰出售的商品均从国外进口，都是当时在上海流行的国际品牌，如Burberry的风衣和Jauger的羊毛衣物。裕泰的特色在于烟具，店里最贵的烟斗Bestmade，每只卖到五十美元，当时等于一两黄金的价格，即使这样贵，也不必发愁没有客人。
而男士定做西装要跑去如今的南京东路。那里有欧洲人经营的西服店，衣料都是从英国进口，一两黄金只能订做两套西服。“年纪大的模仿英国绅士，年轻人就学好莱坞明星。”徐元章舞会上的另一位常客，八十岁的朱廷嘉，其父做印刷业发家，拥有大光明所属的亚洲影院公司旗下多家戏院的股份。“好多人模仿《魂断蓝桥》里罗伯特·泰勒，留八字胡，我也留了，还弄了个菲律宾Style的发型，后面留长，两边隆起，像个鸭屁股。”
而被上海年轻女性模仿频率最高的好莱坞女星是费雯丽，女孩们学着她在《乱世佳人》里的装束，勒紧小蛮腰，突出胸部。徐元章出生于1945年，来不及感受彼时上海摩登气息的他，只能根据周遭年长朋友的描述，还原那个年代里年轻人的生活面貌。
在圣约翰大学和圣玛丽女校学习西方礼仪和文化，在棒球场和网球场上挥汗如雨，在仙乐斯和百乐门里大秀国标和踢踏舞，在美琪和大光明里欣赏与欧美同步放映的外语片。因为外语片的兴盛，大光明影院甚至在1939年推出美国厂商为其专制的“译意风”耳机，观众另付一角钱可以戴上它，由专人讲解剧情对白，当时有记者将这玩意比喻成“像是带了一位到美国去镀过金的伴侣”。
1945年抗战胜利后，德国人在华企业统统没收和关闭。周宗良长达35年的买办生涯到此结束，尽管还有其他产业，但是失去了“染料大王”的头衔，周家从此由盛转衰。之后发生了上海市长吴国桢“请财神”的事情，发了战争财的上海滩各工商巨子包括周宗良等纷纷破财“为市政建设捐款”。
眼看着国民党大势已去，周宗良在1948年收缩资金，带着三个年龄最小的儿子经由广州去往香港，从此再未回到上海和宝庆路3号。徐元章是在1951年随其父亲一同搬入宝庆路3号。曾经的上流阶层一夕间变成了普罗大众，甚至于在某种意识形态下会自觉矮人一等。
“那时候精神压抑得很，没经历过的人不会懂。”赵曼芙和其他大富之家的子女一样，虽然基本维持原来的生活标准，但在外却表现得极为收敛。“那时我们在中西女校读书，都是富家女，但是我们在学校里只敢穿白袜和黑布鞋，简单的白衬衣配长裙。”赵曼芙只在家里，才会穿上亲友从香港寄来的牛仔裤，满屋子转悠。
“我可不管，照样穿着‘老人头’皮鞋和料子裤出门，就是常在路上被人指指点点。”朱廷嘉在抗战期间，随家人跑去香港避难，解放后又跑回上海，“那时香港真土，我恨不得飞回来。”根据徐元章的描述，其三舅周孝存似乎在那些年里并不收敛。周宗良离开上海后，周孝存成了周家在内地产业的负责人。他在1954年一口气买了6辆车，耗费4万美元游玩欧洲。
周孝存在上海大肆挥霍的同时，周宗良却在香港病入膏肓。由于当时香港市面不景气，年事已高的周宗良无力打理产业，只得托付于两个助手。1957年，周宗良病逝，留下遗嘱：内地财产分配比例为妻子孙家仪25%，6个儿子共占50%平均分配，7个女儿共占25%平均分配。
周宗良在国内财产多为不动产，加之周氏家族人丁众多，致使继承关系更为复杂，这才有了前文所述的房产纠纷的缘起：拍卖宝庆路3号，以便周氏后人用现金方式分割这座不动产。徐母周韵琴于1957年赴港奔丧。处理完香港事务，国内却开始变得不平静，各种运动接连不断，周韵琴无法回到上海，提出希望一家人能在海外团聚，但当时身为教育局里唯一一位非党员的徐兴业知道，此时申请出国比登天还难。
徐元章从此再未见过母亲，但是作风洋派的母亲留给他的影响确是根深蒂固的。周韵琴赴港那年，徐元章开始学画，与母亲师从同人。周韵琴临走前的一个随意安排，竟然成了徐元章毕生的事业，如今徐元章的水彩画以上海各处的老洋房为摹本，加上他的想象，再现摩登年代里这些建筑中弥漫的class气息。
在徐元章的家庭舞会里，有一位名叫周麒的八旬老人，出现频率极高，却从来不跳舞。周麒为人低调，寡言静坐角落，若非边上的老克勒透露其母结婚时的女傧相是宋美龄，还真不知道周麒竟来自于当时上海滩上真正的世家。周麒的外祖母曾纪芬是曾国藩的女儿，外祖父聂缉规曾出任上海道台，并一度成为上海纺织界的泰斗。后周麒三舅聂云台经营的恒丰纱厂一度成为上海民族纺织业的中流砥柱。
时至1929年，周宗良的资产已十分可观，仅外汇储蓄就有330万美元。到了40年代，更达400万美元。而当时上海滩头号人物杜月笙的外汇储蓄也只有十几万美元。1930年前后，周宗良从德商手里买下宝庆路3号，并在原建筑基础上扩建，形成了客厅、主人楼、客人楼、佣人楼和厨楼分别独立的形式。而这种建筑概念在七十多年后被上海佘山2.5亿元的顶级别墅又拿来当作卖点。
因为从小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周宗良的生活方式非常西化。厨房装有煤气，瓷砖一直贴到天花板。欧式的餐厅有柚木餐台、酒吧台和彩色玻璃，边上放着硕大的皮沙发。佣人们伺候主人进餐时负有不同职责，有人可以进入，有人只能从特别的窗口将饭菜传递进去。
至于家居摆设，则更为西式。会客厅的家具、灯饰均从法国购入，风格仿造中世纪贵族。周宗良居住的主楼进门有衣帽间，绿色吊灯搭配黑色挂衣橱。楼上的家具都是米色的达芬奇家具，后来“文革”中抄家时统统被搬走了。
如今宝庆路3号的那扇黑色大门在当年是二道门，边上有两个守卫，“都是白俄伯爵呢。”徐元章听年长的亲戚说，当时的上海人瞧不起俄罗斯人，认为他们太土。那时的上海，充斥着欧美流行文化。上流阶层消费着顶尖的奢侈品，年轻的精英阶层追逐时尚风潮。
徐元章舞会上的常客、人称“嗲妹妹”的赵曼芙，其父赵增涛师从上海近代建筑业创始人杨斯盛，并继承其衣钵成为当年上海滩上口碑最好的建筑商。“解放前我还是个小孩子，那时我穿的衣服都是从美国运来的，完全仿造秀兰·邓波儿的风格。”
男人们购物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这段路上有两家最具特色的男士包装店“兴泰”和“裕泰”。兴泰出售的商品均从国外进口，都是当时在上海流行的国际品牌，如Burberry的风衣和Jauger的羊毛衣物。裕泰的特色在于烟具，店里最贵的烟斗Bestmade，每只卖到五十美元，当时等于一两黄金的价格，即使这样贵，也不必发愁没有客人。
而男士定做西装要跑去如今的南京东路。那里有欧洲人经营的西服店，衣料都是从英国进口，一两黄金只能订做两套西服。“年纪大的模仿英国绅士，年轻人就学好莱坞明星。”徐元章舞会上的另一位常客，八十岁的朱廷嘉，其父做印刷业发家，拥有大光明所属的亚洲影院公司旗下多家戏院的股份。“好多人模仿《魂断蓝桥》里罗伯特·泰勒，留八字胡，我也留了，还弄了个菲律宾Style的发型，后面留长，两边隆起，像个鸭屁股。”
而被上海年轻女性模仿频率最高的好莱坞女星是费雯丽，女孩们学着她在《乱世佳人》里的装束，勒紧小蛮腰，突出胸部。徐元章出生于1945年，来不及感受彼时上海摩登气息的他，只能根据周遭年长朋友的描述，还原那个年代里年轻人的生活面貌。
在圣约翰大学和圣玛丽女校学习西方礼仪和文化，在棒球场和网球场上挥汗如雨，在仙乐斯和百乐门里大秀国标和踢踏舞，在美琪和大光明里欣赏与欧美同步放映的外语片。因为外语片的兴盛，大光明影院甚至在1939年推出美国厂商为其专制的“译意风”耳机，观众另付一角钱可以戴上它，由专人讲解剧情对白，当时有记者将这玩意比喻成“像是带了一位到美国去镀过金的伴侣”。
1945年抗战胜利后，德国人在华企业统统没收和关闭。周宗良长达35年的买办生涯到此结束，尽管还有其他产业，但是失去了“染料大王”的头衔，周家从此由盛转衰。之后发生了上海市长吴国桢“请财神”的事情，发了战争财的上海滩各工商巨子包括周宗良等纷纷破财“为市政建设捐款”。
眼看着国民党大势已去，周宗良在1948年收缩资金，带着三个年龄最小的儿子经由广州去往香港，从此再未回到上海和宝庆路3号。徐元章是在1951年随其父亲一同搬入宝庆路3号。曾经的上流阶层一夕间变成了普罗大众，甚至于在某种意识形态下会自觉矮人一等。
“那时候精神压抑得很，没经历过的人不会懂。”赵曼芙和其他大富之家的子女一样，虽然基本维持原来的生活标准，但在外却表现得极为收敛。“那时我们在中西女校读书，都是富家女，但是我们在学校里只敢穿白袜和黑布鞋，简单的白衬衣配长裙。”赵曼芙只在家里，才会穿上亲友从香港寄来的牛仔裤，满屋子转悠。
“我可不管，照样穿着‘老人头’皮鞋和料子裤出门，就是常在路上被人指指点点。”朱廷嘉在抗战期间，随家人跑去香港避难，解放后又跑回上海，“那时香港真土，我恨不得飞回来。”根据徐元章的描述，其三舅周孝存似乎在那些年里并不收敛。周宗良离开上海后，周孝存成了周家在内地产业的负责人。他在1954年一口气买了6辆车，耗费4万美元游玩欧洲。
周孝存在上海大肆挥霍的同时，周宗良却在香港病入膏肓。由于当时香港市面不景气，年事已高的周宗良无力打理产业，只得托付于两个助手。1957年，周宗良病逝，留下遗嘱：内地财产分配比例为妻子孙家仪25%，6个儿子共占50%平均分配，7个女儿共占25%平均分配。
周宗良在国内财产多为不动产，加之周氏家族人丁众多，致使继承关系更为复杂，这才有了前文所述的房产纠纷的缘起：拍卖宝庆路3号，以便周氏后人用现金方式分割这座不动产。徐母周韵琴于1957年赴港奔丧。处理完香港事务，国内却开始变得不平静，各种运动接连不断，周韵琴无法回到上海，提出希望一家人能在海外团聚，但当时身为教育局里唯一一位非党员的徐兴业知道，此时申请出国比登天还难。
徐元章从此再未见过母亲，但是作风洋派的母亲留给他的影响确是根深蒂固的。周韵琴赴港那年，徐元章开始学画，与母亲师从同人。周韵琴临走前的一个随意安排，竟然成了徐元章毕生的事业，如今徐元章的水彩画以上海各处的老洋房为摹本，加上他的想象，再现摩登年代里这些建筑中弥漫的class气息。
在徐元章的家庭舞会里，有一位名叫周麒的八旬老人，出现频率极高，却从来不跳舞。周麒为人低调，寡言静坐角落，若非边上的老克勒透露其母结婚时的女傧相是宋美龄，还真不知道周麒竟来自于当时上海滩上真正的世家。周麒的外祖母曾纪芬是曾国藩的女儿，外祖父聂缉规曾出任上海道台，并一度成为上海纺织界的泰斗。后周麒三舅聂云台经营的恒丰纱厂一度成为上海民族纺织业的中流砥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