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艾滋多见政企中高层 许多人“中了”反彻底放松了
卫生部艾滋病临床专家工作组专家、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艾滋病学组委员、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蔡卫平，长期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今年“艾滋病日”前夕，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述的观点和透露的内情都颇为尖锐。
性传播成主要途径 意味着将会失控
羊城晚报：请您介绍一下今年艾滋病流行病学特点？
蔡卫平：从全国看，今年的流行特点有三个。一是疫情增幅有所趋缓，但绝对数不少。二是特定人群，如男同性恋增幅较快(以下简称“男同”)，这是今年最突出的特点。新发感染病例中，男同性恋占32%。我知道会高，没想到会有这么高。一下子就接近那些发达国家了。这可能和去年全国在大中城市中做了大样本男同调查有关。三是艾滋感染途径，到了今年性接触感染一下子就超越了吸毒。
性接触本来就是最难控制的途径，一旦成为主要途径，基本上将会失控，我说失控，很多官员不高兴，可确实很难干预。对性接触感染这块，同性恋隐蔽干预有难度，大型娱乐场所比较好干预，现在最难的是那些站街的、发廊的最难管，他们服务的对象就是流动人口，一次十块二十块， 几乎不采取安全套措施。
羊城晚报：听说今年发布的数据，广东的排名退后了一位？怎么看待这些数据和排位？
蔡卫平：其实报告的病例数越高，说明工作做得越好，有越多的感染者被发现，可以尽早干预、治疗。
羊城晚报：广东感染者涉及哪些职业比较多？
蔡卫平：什么职业的都有，教师、医生、公务员(级别最高的有厅级干部)。
男同多为高知群体 明知危险仍飞蛾扑火
羊城晚报：您说的男同的调查涉及哪几个城市？
蔡卫平：北京、上海、成都、武汉、广州、深圳、重庆这几个大中城市男同群体中的调查，HIV阳性平均感染率达到5%，最高的一个地方甚至达到18%。中国是个乙肝大国，乙肝的感染率才只有10%。在刚才提到的几个城市中，广州排名算靠后的。
羊城晚报：您认为男同感染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蔡卫平：一是男同的数量很庞大。有个统计数字说，在普通人群中有同性恋倾向的占3%。以前没有表现出来，社会容纳度提高了，他们就表现出来了。我遇到的病人，有的老婆孩子都有了，到了中年才开始变成同性恋的。我当时也不理解，他性最活跃时期都没有变，怎么年纪大反而变了。他说以前是隐藏起来的，那时的社会和家庭环境都不允许。有的人结了婚，但潜伏得很深，老婆不一定知道。有的配偶知道了，也不一定会离婚，会想男人包二奶的那么多，包个男伴也没有什么区别。
羊城晚报：您接触到的男同都是些什么样的群体？
蔡卫平：他们受教育程度、素质都比较高，大多数都经过大学、研究生教育，有些还是留学回来的，多是企业或政府中的中高层。年龄层比较广，年老的、年轻的都有，中年的最多。
羊城晚报：他们难道不知道防护措施吗？
蔡卫平：他们对艾滋病的感染途径很清楚，有些本身就是搞医的，明明知道自己很容易感染，还会心存侥幸，不用套。其实他们也很担心，许多人会经常来查，每一次都是考验，来的多了就麻木了。最后查出来是阳性，许多人都平静得不得了，不像其他人，要死要活的。轻描淡写说句“终于中了”，反而彻底放松了，再不用想会否感染了。
男同隐蔽干预较难 应设计适合安全套
羊城晚报：男同的性交方式感染艾滋几率高多少？
蔡卫平：阴道交的感染几率是200到500分之一，肛交是10到20分之一。这并不是一个累积的效果，做了9次，第10次不做或用套就不会感染，你只做一次就可能感染，这是一个全或无的概念，可能你第一次做就中了。
羊城晚报：这么高，他们不知道危险性吗？
蔡卫平：他们知道代价，仍不保护，我总无法理解。和他们接触多后，我总结有这些原因。一个是安全套的设计问题，男同性交采用肛交，现在的安全套主要是为异性恋设计的，润滑程度不够，肛交时不太好用，且容易破，还可能造成肛门撕裂。应该增加为男同设计的安全套。另一个就是感情的投入问题。和异性性接触不同，他们不存在避孕的问题，只是为了保护。他们和认识的人做，大多数不戴。人就有这个毛病，一旦相信别人，有了感情投入，就会不顾一切了。三是多性伴。和异性恋不同，同性恋没有婚姻约束，很多人都是多性伴。有的人多到数不清。
羊城晚报：这个群体干预的难度在哪里？
蔡卫平：男同的干预难度，在于他们比较隐蔽，而且他们比你懂得还多，比你还能讲，再和他们讲要戴套是没用的。用异性的干预措施，不适用男同干预。我们的疾控部门对男同的介入程度还比较低。国外多采用同伴教育的模式，效果会更好些，但是否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个谜。
禁毒期感染率反升 管得越紧等于没管
羊城晚报：在艾滋防控上，国外有什么好的经验吗？
蔡卫平：一个是阿姆斯特丹，他们的红灯区都是挂牌营业的，性服务人员要定期体检，一旦查出感染艾滋，就不能从业了，所以，她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很高，知道感染就意味着失业。那里的艾滋感染率很低。另一个是泰国，100%安全套计划已推广好多年，100%安全套，意味着对任何人都要用，甚至自己的配偶。泰国每年的艾滋病感染数都在下降。
这些做法对中国有借鉴意义。管得越紧就等于没管，从地面变成地下了。有统计证实，每次禁毒高峰期，艾滋感染率就会增加，禁毒会使吸毒者的吸毒成本增高，以前他是吸食的，就可能变为注射，共用针头就增加了感染风险。扫黄其实也是一个道理。消费的群体还照样存在，性工作者不过变得更隐蔽，“高干队”(高危行为干预队)都找不到人了。
羊城晚报：广东在艾滋防治上的支持力度如何？
蔡卫平：广东是个艾滋大省，艾滋防治经费每年只有2000万元，广东感染者有4万，广西有10万，可广西政府承诺，三年投入经费8个亿，广东三年算下来只有6000万元，这和广东的经济水平不相称。(陈辉 谭俊)
性传播成主要途径 意味着将会失控
羊城晚报：请您介绍一下今年艾滋病流行病学特点？
蔡卫平：从全国看，今年的流行特点有三个。一是疫情增幅有所趋缓，但绝对数不少。二是特定人群，如男同性恋增幅较快(以下简称“男同”)，这是今年最突出的特点。新发感染病例中，男同性恋占32%。我知道会高，没想到会有这么高。一下子就接近那些发达国家了。这可能和去年全国在大中城市中做了大样本男同调查有关。三是艾滋感染途径，到了今年性接触感染一下子就超越了吸毒。
性接触本来就是最难控制的途径，一旦成为主要途径，基本上将会失控，我说失控，很多官员不高兴，可确实很难干预。对性接触感染这块，同性恋隐蔽干预有难度，大型娱乐场所比较好干预，现在最难的是那些站街的、发廊的最难管，他们服务的对象就是流动人口，一次十块二十块， 几乎不采取安全套措施。
羊城晚报：听说今年发布的数据，广东的排名退后了一位？怎么看待这些数据和排位？
蔡卫平：其实报告的病例数越高，说明工作做得越好，有越多的感染者被发现，可以尽早干预、治疗。
羊城晚报：广东感染者涉及哪些职业比较多？
蔡卫平：什么职业的都有，教师、医生、公务员(级别最高的有厅级干部)。
男同多为高知群体 明知危险仍飞蛾扑火
羊城晚报：您说的男同的调查涉及哪几个城市？
蔡卫平：北京、上海、成都、武汉、广州、深圳、重庆这几个大中城市男同群体中的调查，HIV阳性平均感染率达到5%，最高的一个地方甚至达到18%。中国是个乙肝大国，乙肝的感染率才只有10%。在刚才提到的几个城市中，广州排名算靠后的。
羊城晚报：您认为男同感染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蔡卫平：一是男同的数量很庞大。有个统计数字说，在普通人群中有同性恋倾向的占3%。以前没有表现出来，社会容纳度提高了，他们就表现出来了。我遇到的病人，有的老婆孩子都有了，到了中年才开始变成同性恋的。我当时也不理解，他性最活跃时期都没有变，怎么年纪大反而变了。他说以前是隐藏起来的，那时的社会和家庭环境都不允许。有的人结了婚，但潜伏得很深，老婆不一定知道。有的配偶知道了，也不一定会离婚，会想男人包二奶的那么多，包个男伴也没有什么区别。
羊城晚报：您接触到的男同都是些什么样的群体？
蔡卫平：他们受教育程度、素质都比较高，大多数都经过大学、研究生教育，有些还是留学回来的，多是企业或政府中的中高层。年龄层比较广，年老的、年轻的都有，中年的最多。
羊城晚报：他们难道不知道防护措施吗？
蔡卫平：他们对艾滋病的感染途径很清楚，有些本身就是搞医的，明明知道自己很容易感染，还会心存侥幸，不用套。其实他们也很担心，许多人会经常来查，每一次都是考验，来的多了就麻木了。最后查出来是阳性，许多人都平静得不得了，不像其他人，要死要活的。轻描淡写说句“终于中了”，反而彻底放松了，再不用想会否感染了。
男同隐蔽干预较难 应设计适合安全套
羊城晚报：男同的性交方式感染艾滋几率高多少？
蔡卫平：阴道交的感染几率是200到500分之一，肛交是10到20分之一。这并不是一个累积的效果，做了9次，第10次不做或用套就不会感染，你只做一次就可能感染，这是一个全或无的概念，可能你第一次做就中了。
羊城晚报：这么高，他们不知道危险性吗？
蔡卫平：他们知道代价，仍不保护，我总无法理解。和他们接触多后，我总结有这些原因。一个是安全套的设计问题，男同性交采用肛交，现在的安全套主要是为异性恋设计的，润滑程度不够，肛交时不太好用，且容易破，还可能造成肛门撕裂。应该增加为男同设计的安全套。另一个就是感情的投入问题。和异性性接触不同，他们不存在避孕的问题，只是为了保护。他们和认识的人做，大多数不戴。人就有这个毛病，一旦相信别人，有了感情投入，就会不顾一切了。三是多性伴。和异性恋不同，同性恋没有婚姻约束，很多人都是多性伴。有的人多到数不清。
羊城晚报：这个群体干预的难度在哪里？
蔡卫平：男同的干预难度，在于他们比较隐蔽，而且他们比你懂得还多，比你还能讲，再和他们讲要戴套是没用的。用异性的干预措施，不适用男同干预。我们的疾控部门对男同的介入程度还比较低。国外多采用同伴教育的模式，效果会更好些，但是否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个谜。
禁毒期感染率反升 管得越紧等于没管
羊城晚报：在艾滋防控上，国外有什么好的经验吗？
蔡卫平：一个是阿姆斯特丹，他们的红灯区都是挂牌营业的，性服务人员要定期体检，一旦查出感染艾滋，就不能从业了，所以，她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很高，知道感染就意味着失业。那里的艾滋感染率很低。另一个是泰国，100%安全套计划已推广好多年，100%安全套，意味着对任何人都要用，甚至自己的配偶。泰国每年的艾滋病感染数都在下降。
这些做法对中国有借鉴意义。管得越紧就等于没管，从地面变成地下了。有统计证实，每次禁毒高峰期，艾滋感染率就会增加，禁毒会使吸毒者的吸毒成本增高，以前他是吸食的，就可能变为注射，共用针头就增加了感染风险。扫黄其实也是一个道理。消费的群体还照样存在，性工作者不过变得更隐蔽，“高干队”(高危行为干预队)都找不到人了。
羊城晚报：广东在艾滋防治上的支持力度如何？
蔡卫平：广东是个艾滋大省，艾滋防治经费每年只有2000万元，广东感染者有4万，广西有10万，可广西政府承诺，三年投入经费8个亿，广东三年算下来只有6000万元，这和广东的经济水平不相称。(陈辉 谭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