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怡事件背后：尴尬的民间基金会（组图）
"泼墨门"之后，章子怡又身陷"诈捐门"，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章子怡基金会"。汶川地震之后，5月21日，章子怡开始在戛纳以"章子怡基金会"的名义举办筹款活动。当时在国内各大媒体的报道中，章子怡筹得的善款数量为一百万美元。但是这家在美国注册的基金会现在却被指只是一家"皮包公司"，在美国的舆论监督网站上，可以查询到章子怡基金会2008年12月报税表里的美元额度仅为45471美元，与百万相去甚远。（详细）
抛开道德层面的问题不谈，章子怡基金会为何选择在美国注册？而在中国注册的、曾被人们认为官方色彩很淡的李连杰“壹基金”，其募来的四千多万也给了红十字会，并最终给了政府部门。更尴尬的是，我们并没有任何独立的渠道，像监督章子怡基金会一样来监督中国的民间基金会。民间基金会到底遭遇着怎么样的尴尬？因为对公信力的质疑，不少人放弃公募基金会而选择向民间基金会捐款。为何民间基金会也如此不堪?
民间慈善基金：夹缝中诞生
《基金会管理条例》促使民间基金诞生
在公用事业的领域，管制永远是最大的恶，基金会同样如此。《基金会管理条例》仍然属于管制的条例，但是对于一片空白的大陆基金会市场而言，它为市场开放了一道小门。 2004年6月1日，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后，成立的较为知名的民间基金会就有壹基金、南都公益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等等。这一举措迅速打破了行政体制对于基金会的垄断。虽然在一些官方举办的大型灾害的慈善筹款晚会上，依然只有官方基金会的身影，但是在教育、扶贫、赈灾、残障救助、疾病预防、抗癌等方方面面，只有不到六年历史的民间基金会已经写下了新的篇章。
但仍非纯粹的民间机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间的基金会真的有了自己的天地，比如壹基金属于公募性质，但它的全称是“中国红十字总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开户行也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只有收款人中有“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的字眼。而很多明星以个人名义建立的基金，如嫣然基金，实际上也是红十字会等机构的一个独立运作项目。
相比之下，个人和企业出资建立的非公募基金则相对灵活。如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捐出价值83亿元的股票作为启动资金成立的“新华都慈善基金”。
注册成本非常高昂
章子怡基金会成立的依据是美国联邦国内税收法中的501（c）（3）条款。501（c）条款中列出了26种享受联邦所得税减免的非营利组织。美国的立法思路并没有单独将基金会和其它形式的公司剥离开来单独立法，只是规定了在税法上的减免地位。因此，美国基金会的设立和运作相当灵活。相比之下，我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作出了大量限定，同时提出了较高的门槛，比如，“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或许门槛才是章子怡在美国注册基金会的真实原因。
靠商业操作渐出困境
2005年初，宁波市一名叫林银才的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萌发了筹建抗癌基金会的想法，他把自己居住的170余平方米的房子卖掉，在浙江省民政厅注册了第一家地方性民间公募基金会：宁波市抗癌基金会。
当基金会资金大幅度缩水时，为了筹款，尝试了上门募捐、报纸义卖，专题定向募捐等种种形式，均收效甚微。而大型义演筹款的尝试，更直接亏损70余万元。最终，他们引入了商业操作，通过活动拉广告，然后业务员有提成。市场化操作使基金会终于走出了最艰难的日子，至2009年底6月底，基金会在银行的存款余额已达398.2万元。
实际运行：只能把钱交给政府才能行善
正常情况，是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
社会服务的层面，有许许多多的细碎工作需要执行。在一个大社会、小政府的背景下，政府通常只是作为一个资源调配的中心，许多具体的执行工作，政府部门因为人手有限，并不直接参与。以香港为例，政府拨款以后，大量的工作是以发包的方式投放给社会，然后由执行最经济的机构承担，这也构成了基金会可支配的金额中很大的一部分。
对于许多官方公募基金会而言，其本身就属于行政编制，在运作上从募款到花出，本身都强烈的依赖行政资源，因此，他们的资金流入政府部门不足为怪。但民间基金会的资金也流入了政府部门则是罕见的。
而中国式慈善恰恰相反
在汶川赈灾中，中国公募慈善组织90%以上的善款是委托给当地政府实施的。而具备更多民间色彩的壹基金11个工作人员，几天没睡，募款4272万5820元人民币，捐款来自50万捐款人。这笔数量巨大的筹款，壹基金最终只运作了200万元，其余的四千多万交由红十字会支配。最终，红十字会又委托给了政府部门进行了实施。不管李连杰的知名度和个人能力有多高，他发起的壹基金最终只能是中国红十字会下属的一个计划。
根本原因：缺乏民间组织作为桥梁
慈善赈灾在社会格局中，基金会是一个重要的筹款方，相对于使用纳税人资金的政府而言，基金会可以迅速的调动人力物力和社会富余资金。而在使用上，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民间组织则是将这一大笔资金迅速散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重要渠道。然而，在中国的现状是，在民间组织被严格控制的局面下，基层社会中只有政府，没有民间，也没有民间组织，因此不存在这样一大批灵活的民间组织作为连接资源和灾民的桥梁，资源和灾民中最主要的桥梁还是地方政府。因此，基金会最终只能将民间的资源再转交到政府手中。
把善款留在民间才更有效率
《汶川特大地震救灾捐赠款物及使用情况公告》显示，经16家全国性基金会以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公募慈善组织的现金捐款拨付率，都没超过55%。也就是有大量的资金被积压而没有及时花出去。
与之相反，许多民间志愿者采用网络连接的方式运作慈善资金，不从慈善资金中提取运作费用，同时躬透明所有帐目。以“牛博网”群体为例，在赈灾期间，他们获取的所有捐款都实时公布，资金的走向也同步公布，全部用于灾区。这种网友自发形成的网络组织，没有正式的法律地位，也没有完整的组织形态，但是灵活机动的特点，和没有负担的运作模式，反而便于轻装上阵。因此，在现阶段，民间网络组织的执行能力和运作成本强于民间基金会，而民间基金会强于官方基金会。
成熟的基金会是怎么运作的
开放竞争使它们乐于接受监督
在发达国家，慈善组织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竞争关系，如果某个机构运作不透明，管理费用高昂，捐赠者就可以选择另一家。为了赢得公众信任、募集更多善款，它们会主动躬账目并接受公众的质询，很多基金会都会聘任第三方审计机构来对其每年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美国对基金会的监督主要依靠透明的财务管理制度。基金会享受免税，其收入来源既有捐赠又有投资所得。也正因此，需要向税务部门提供非常详细的财务报告，同时对公众也是透明的。一旦有损“非营利”行为，基金会就会受到惩处直至取消其免税地位。美国基金会问责的问题始终是政府和公众关心的焦点，每隔一个时期，美国国会就会举办大大小小的听证会和调查活动。
独立于政府，也不得参与政治活动
国外的基金会和政府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止于注册和对其公益性的监督。 在美国，基金会完全独立运作，其本身和它所支持的项目和民间组织，都不允许参与政治活动，包括政治游说。不仅如此，美国基金会一般还有规定，政府官员即使参与某些项目运作，但都不得使用项目中任何款项，尤其是获得报酬。在他们看来，基金会所从事的公益活动属于公共事务，而政府官员已经从工资中获得了报酬，不需要再获得额外报酬。
国外的基金会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获得政府资金支持，但是和政府运作完全分开，它的筹款活动和花钱的活动，都是独立完成的，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假设基金会将资金交给政府的话，将会遭到极为严格的调查。在美国，这可能涉嫌参与政治活动或者行贿，而在欧洲，则可能涉嫌行贿、洗钱。
不仅筹钱，更要传递信念
我国香港乐施会的筹款主要来自“乐施之友”和“毅行者 ”。但他们并非单纯的捐赠关系。 “毅行者”于每年11月举行，参加者四人一组，不仅要完成一定的筹款任务，还必须秉承“四人八腿一条心”的团队精神在48小时之内走完100公里山路。
乐施会的筹款专家认为，不管是哪一种筹款方式，NGO筹款都不局限在筹钱，而是借着筹款活动与捐助者建立持久关系，通过交换资源，最终让社会上其他有需要的人士受惠。比如，乐施会将“乐施之友”的月捐定价为50港元，就是采取 “低价促销”策略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到乐施会的公益行动中来。“毅行者”规定四人一组、要求四人同时完成行程才获颁团队证书，就是为了传达“团结才能消灭贫穷”的理念。
当前中国社会呼唤民间公益事业，社会各方面也蕴藏着极大的潜力，但是中国的民间公益事业离顺利、健康的发展还有漫长的道路。这取决于政府的放开、政策和法规的健全、企业捐赠观念的转变等。
抛开道德层面的问题不谈，章子怡基金会为何选择在美国注册？而在中国注册的、曾被人们认为官方色彩很淡的李连杰“壹基金”，其募来的四千多万也给了红十字会，并最终给了政府部门。更尴尬的是，我们并没有任何独立的渠道，像监督章子怡基金会一样来监督中国的民间基金会。民间基金会到底遭遇着怎么样的尴尬？因为对公信力的质疑，不少人放弃公募基金会而选择向民间基金会捐款。为何民间基金会也如此不堪?
章子怡在地震灾区与受灾学生交谈。
民间慈善基金：夹缝中诞生
章子怡“捐款门”事件中的捐款发票。
《基金会管理条例》促使民间基金诞生
在公用事业的领域，管制永远是最大的恶，基金会同样如此。《基金会管理条例》仍然属于管制的条例，但是对于一片空白的大陆基金会市场而言，它为市场开放了一道小门。 2004年6月1日，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后，成立的较为知名的民间基金会就有壹基金、南都公益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等等。这一举措迅速打破了行政体制对于基金会的垄断。虽然在一些官方举办的大型灾害的慈善筹款晚会上，依然只有官方基金会的身影，但是在教育、扶贫、赈灾、残障救助、疾病预防、抗癌等方方面面，只有不到六年历史的民间基金会已经写下了新的篇章。
但仍非纯粹的民间机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间的基金会真的有了自己的天地，比如壹基金属于公募性质，但它的全称是“中国红十字总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开户行也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只有收款人中有“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的字眼。而很多明星以个人名义建立的基金，如嫣然基金，实际上也是红十字会等机构的一个独立运作项目。
相比之下，个人和企业出资建立的非公募基金则相对灵活。如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捐出价值83亿元的股票作为启动资金成立的“新华都慈善基金”。
救灾物资来源部分依赖慈善组织捐赠。
注册成本非常高昂
章子怡基金会成立的依据是美国联邦国内税收法中的501（c）（3）条款。501（c）条款中列出了26种享受联邦所得税减免的非营利组织。美国的立法思路并没有单独将基金会和其它形式的公司剥离开来单独立法，只是规定了在税法上的减免地位。因此，美国基金会的设立和运作相当灵活。相比之下，我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作出了大量限定，同时提出了较高的门槛，比如，“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或许门槛才是章子怡在美国注册基金会的真实原因。
靠商业操作渐出困境
2005年初，宁波市一名叫林银才的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萌发了筹建抗癌基金会的想法，他把自己居住的170余平方米的房子卖掉，在浙江省民政厅注册了第一家地方性民间公募基金会：宁波市抗癌基金会。
当基金会资金大幅度缩水时，为了筹款，尝试了上门募捐、报纸义卖，专题定向募捐等种种形式，均收效甚微。而大型义演筹款的尝试，更直接亏损70余万元。最终，他们引入了商业操作，通过活动拉广告，然后业务员有提成。市场化操作使基金会终于走出了最艰难的日子，至2009年底6月底，基金会在银行的存款余额已达398.2万元。
实际运行：只能把钱交给政府才能行善
公募慈善组织90%以上的善款是委托给当地政府实施的。
正常情况，是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
社会服务的层面，有许许多多的细碎工作需要执行。在一个大社会、小政府的背景下，政府通常只是作为一个资源调配的中心，许多具体的执行工作，政府部门因为人手有限，并不直接参与。以香港为例，政府拨款以后，大量的工作是以发包的方式投放给社会，然后由执行最经济的机构承担，这也构成了基金会可支配的金额中很大的一部分。
对于许多官方公募基金会而言，其本身就属于行政编制，在运作上从募款到花出，本身都强烈的依赖行政资源，因此，他们的资金流入政府部门不足为怪。但民间基金会的资金也流入了政府部门则是罕见的。
而中国式慈善恰恰相反
在汶川赈灾中，中国公募慈善组织90%以上的善款是委托给当地政府实施的。而具备更多民间色彩的壹基金11个工作人员，几天没睡，募款4272万5820元人民币，捐款来自50万捐款人。这笔数量巨大的筹款，壹基金最终只运作了200万元，其余的四千多万交由红十字会支配。最终，红十字会又委托给了政府部门进行了实施。不管李连杰的知名度和个人能力有多高，他发起的壹基金最终只能是中国红十字会下属的一个计划。
李连杰赴四川地震灾区慰问。
根本原因：缺乏民间组织作为桥梁
慈善赈灾在社会格局中，基金会是一个重要的筹款方，相对于使用纳税人资金的政府而言，基金会可以迅速的调动人力物力和社会富余资金。而在使用上，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民间组织则是将这一大笔资金迅速散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重要渠道。然而，在中国的现状是，在民间组织被严格控制的局面下，基层社会中只有政府，没有民间，也没有民间组织，因此不存在这样一大批灵活的民间组织作为连接资源和灾民的桥梁，资源和灾民中最主要的桥梁还是地方政府。因此，基金会最终只能将民间的资源再转交到政府手中。
壹基金持有的绝大多数善款都交由红十字会支配。
把善款留在民间才更有效率
《汶川特大地震救灾捐赠款物及使用情况公告》显示，经16家全国性基金会以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公募慈善组织的现金捐款拨付率，都没超过55%。也就是有大量的资金被积压而没有及时花出去。
与之相反，许多民间志愿者采用网络连接的方式运作慈善资金，不从慈善资金中提取运作费用，同时躬透明所有帐目。以“牛博网”群体为例，在赈灾期间，他们获取的所有捐款都实时公布，资金的走向也同步公布，全部用于灾区。这种网友自发形成的网络组织，没有正式的法律地位，也没有完整的组织形态，但是灵活机动的特点，和没有负担的运作模式，反而便于轻装上阵。因此，在现阶段，民间网络组织的执行能力和运作成本强于民间基金会，而民间基金会强于官方基金会。
成熟的基金会是怎么运作的
应该给与民间基金会更多的运作空间。
开放竞争使它们乐于接受监督
在发达国家，慈善组织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竞争关系，如果某个机构运作不透明，管理费用高昂，捐赠者就可以选择另一家。为了赢得公众信任、募集更多善款，它们会主动躬账目并接受公众的质询，很多基金会都会聘任第三方审计机构来对其每年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美国对基金会的监督主要依靠透明的财务管理制度。基金会享受免税，其收入来源既有捐赠又有投资所得。也正因此，需要向税务部门提供非常详细的财务报告，同时对公众也是透明的。一旦有损“非营利”行为，基金会就会受到惩处直至取消其免税地位。美国基金会问责的问题始终是政府和公众关心的焦点，每隔一个时期，美国国会就会举办大大小小的听证会和调查活动。
独立于政府，也不得参与政治活动
国外的基金会和政府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止于注册和对其公益性的监督。 在美国，基金会完全独立运作，其本身和它所支持的项目和民间组织，都不允许参与政治活动，包括政治游说。不仅如此，美国基金会一般还有规定，政府官员即使参与某些项目运作，但都不得使用项目中任何款项，尤其是获得报酬。在他们看来，基金会所从事的公益活动属于公共事务，而政府官员已经从工资中获得了报酬，不需要再获得额外报酬。
国外的基金会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获得政府资金支持，但是和政府运作完全分开，它的筹款活动和花钱的活动，都是独立完成的，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假设基金会将资金交给政府的话，将会遭到极为严格的调查。在美国，这可能涉嫌参与政治活动或者行贿，而在欧洲，则可能涉嫌行贿、洗钱。
民间慈善基金不仅筹钱，更在传递信念。
不仅筹钱，更要传递信念
我国香港乐施会的筹款主要来自“乐施之友”和“毅行者 ”。但他们并非单纯的捐赠关系。 “毅行者”于每年11月举行，参加者四人一组，不仅要完成一定的筹款任务，还必须秉承“四人八腿一条心”的团队精神在48小时之内走完100公里山路。
乐施会的筹款专家认为，不管是哪一种筹款方式，NGO筹款都不局限在筹钱，而是借着筹款活动与捐助者建立持久关系，通过交换资源，最终让社会上其他有需要的人士受惠。比如，乐施会将“乐施之友”的月捐定价为50港元，就是采取 “低价促销”策略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到乐施会的公益行动中来。“毅行者”规定四人一组、要求四人同时完成行程才获颁团队证书，就是为了传达“团结才能消灭贫穷”的理念。
当前中国社会呼唤民间公益事业，社会各方面也蕴藏着极大的潜力，但是中国的民间公益事业离顺利、健康的发展还有漫长的道路。这取决于政府的放开、政策和法规的健全、企业捐赠观念的转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