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学校创始人谈体验：累死、急死、吓死

　　哪儿能容下这张课桌

　　本报记者 董月玲

　　说到12年办打工子弟学校的体验，易本耀脱口而出三个死：累死、急死、吓死。

　　“这10来年，很少夜里12点以前睡觉的，有干不完的活；学校经常遭遇搬家、拆迁，被赶来赶去，一下找不着地方，能活活把人急死；生怕出一点点安全事故，时常处于焦虑状态，睡觉都得睁只眼。不出事都取缔你，真出事，还不把你捏死透。”他用河南话说。

　　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是易本耀的妻子李素梅1994年创办的，2003年被审核批准时，改名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现在有三个教学点，其中两处未被批准，仍属非法。

　　喝着浓茶的李素梅仍是犯困，周日下午采访时，她动不动就趴到了桌上，眼皮粘在一块，人要睡着了。

　　前一阵子，北京市取缔打工子弟学校，提起这事，李素梅有气无力地说：“真觉得累，是硬撑着。”很快，她又抬起头，跟上一句：“只要学生真能走进公办学校，我们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要不，你干脆给咱自个的孩子办个学校吧。”

　　“死活也没想到，我会在北京办学校。”李素梅到现在还是这么说。

　　她是河南息县人，家里穷，兄妹8人，一年到头种庄稼还是吃不饱。李素梅12岁才上小学，因为没学过英语，高考连考三年也没考上，最后当了民办教师。“一个月39块的工资，还经常拿不到”。

　　上世纪90年代，她的兄弟姐妹全来了北京，最后劝她也来：你一个月最多60块钱，我们在北京卖一天菜，就是好几十块，打工一个月也能挣四五百。李素梅寻思自己是中师文化程度，打一份工应该没问题。

　　她姐在北京万寿路附近种菜，刚来时李素梅先帮着做饭，河边有个大早市，再进点小百货卖。生活成本低，吃自己种的菜，用大队的电，喝自己挖的井水，住在菜地边上自己搭的窝棚里。“用捡来的旧砖头垒四堵墙，上边盖着塑料布、草帘子，前高后低的那种”。

　　因交不起赞助费、借读费，菜农和周边打工者的小孩都不上学，白天就在菜地里玩耍。李素梅堂弟的孩子已经9岁了，还一天学没上。附近小学的孩子上学放学，都打菜地边经过，看着人家背着书包来来去去的，小孩眼馋，老缠着大人问：“我咋还不上学哩？”

　　李素梅说特能理解孩子的心情，她12岁才上小学一年级,比同班同学高出一头，特自卑。她看着周围的小孩，一个个都那么大了，不能读书，整天还在菜地里野，觉得挺心酸。

　　有一天，堂弟媳突然对李素梅说：“要不，你干脆给咱自个的孩子办个学校吧。”

　　“我一听吓住了，咱哪能办学？一没校址，二没合法手续呵。”但她哥哥、妹妹们还是把孩子送来了，一共9个。“我们也不指望你把他们教得多好，只要将来回老家上学，能跟上就得”。

　　很快，妹妹把自己住的20平方米的窝棚腾出一半当教室，一半仍是卧室。捡回来几块水泥板当课桌，椅子是砖头上铺张木板。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1994年9月1日，李素梅的学校开张了。

　　“真没想到，就这么简陋的教室，小孩却特别喜欢，到点就来，不用爹妈催促。早上7：30分早读，7：20分他们就齐刷刷都进教室了。”李素梅一个人包了全部课程，虽说是在菜地边窝棚里上课，整得跟公办小学的课程一样：一天上7节课，3节语文课，两节数学课，另外还上品德课、自然课或音乐课。上午有20分钟休息，因为没操场，学生就在菜地里活动活动。

　　“都特别爱学习，一教就会，学完就考。怪认真，考不好，还哭哩。在第一批的9个小孩里，今年还有个考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呢。”

　　学费是每月每个孩子交40块钱，地里的菜李素梅可以随便吃，想吃谁家的就吃谁家的。

　　没过多久，菜地里出了个小学校的消息，不胫而走。“老有人往我这块儿送孩子，主要是河北张北县的菜农，还有河南固始县收破烂的。”到第一学期结束，班上有20来个学生。

　　学生增加了，二哥又让出自己那间40多平方米的窝棚给李素梅当教室，屋子后边拉道布帘算是卧室。孩子大大小小，参差不齐，李素梅采取复式教学，这边孩子写作业，那边孩子上课。

　　一个种菜的妇女，跑来一趟又一趟，哀求她：我家孩子都13岁了，该上四年级，不上学，荒废了，你就收了吧。可李素梅没有四年级的学生。“你哪怕下课的时间，抽空教教他也好呵。”

　　一年后，李素梅班上已有60名学生。

　　“搬一次家，脱一层皮，搬家都搬怕了。”

　　一个人招架不住，李素梅把在老家的丈夫易本耀叫来了。

　　“自己教自己的孩子，家庭私塾，这纯粹是自救。”易本耀见不上学的小孩多，就用白纸写了广告：“外地来京的孩子想上学吗？请到打工子弟学校来！”校名费了他不少劲儿：以前听说过铁路子弟学校、矿山子弟学校，咱是打工的，干脆就叫打工子弟学校吧。

　　教室由一间窝棚扩大到三间，易本耀从老家带来的一个年轻老师教副课，夫妻俩教主课。他文科底子好，以前在老家时常替李素梅代课。

　　“就是到这会儿，我也没往办学校上想。可孩子越来越多，咋弄呵？”易本耀讲这样下去不行，一得找到稳定的校舍，二要办合法手续。那会儿，对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要求高，比如有固定的校舍，操场有200米的跑道，教师有资质等，他们哪具备。

　　“等我们达标了，这些孩子早耽误了。”易本耀说。

　　在菜地边将就了近三年，1997年4月，学校先是向西挪到甄家坟，接着又南移到沙窝的一间木器厂。因为好多学生家长是卖菜的，有三轮车，学校的课桌椅就由他们帮着搬。白天交警不让走，只能夜里运。260多个小孩排队去新学校，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新地方刚上了一上午课，警察就来了，说是非法办学，撵他们走人。

　　被赶出来的学生，由老师领着，在木器厂门口的马路边、大树底下继续上课。下午学校只好放假，停课一周。易本耀赶紧四处找地方。

　　一个学生家长帮忙在彰化村找到一排空房，有十四五间，但房租贵，一年要9万。连东西带人又搬过去，这回上了一周课，派出所又来人了，说不准在这办学，要办去别处办。1997年的这个春天，打工子弟学校两周内搬了3次家。

　　搬家时，易本耀负责找地方，李素梅管搬东西。还是在菜地边上办学时，他们攒了30多根盖房用的檩子，碗口粗，想着将来万一有地儿，盖自己的校舍时用。结果学校被撵来撵去，这30多根檩子，李素梅只好搬来搬去，走哪儿带哪儿。

　　“搬一次家，脱一层皮，搬家都搬怕了。我跟易本耀说：这学咱不办了！他说不行，不办学生没地儿去。人家把办学当成了事业。”

　　每回搬家，都要花一笔钱，小搬几万块，大搬得二三十万。“桌椅更新添置、水电改造、房屋维修增建，都是钱呵！”现在的龚村校舍，以前租给沙发厂。易本耀他们花了18万块盖了彩钢活动房当教室，再加上改水改电、粉刷门窗墙壁等，一共花了30万。“光是清垃圾就用掉一万多块，大翻斗车拉走100多车，一车100块，就这人家还不爱拉，还得夜里拉。”

　　最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一次搬家，是在2004年3月。

　　回忆起那次遭遇，易本耀摸着自己的秃顶慨叹道：“哎呀！差点跳楼。”

　　当时有个记者，用摄像机录下了这次搬迁经过。“他说不播出，只是留作资料，等我老了，当作回忆看。我信了，结果啥也没避讳，拍得特生活化。”

　　租房合同早到期了，房东催着学校搬家。易本耀把学校周边转了个遍，哪有空房一清二楚。但还是没地能让他们马上搬进去。保证书写了，感谢匾也送了，最后房东要拆房了。

　　事态严重：房子一拆，一千多名师生无处容身，学校就得停课关门。易本耀紧急开会，讨论了几个办法：1、停课，但停的时间太长，家长会担心；2、宣布解散退费，可这么多孩子一下去哪儿上学；3、继续找地儿、求人、想办法。

　　易本耀把全体老师集中到操场上告知：学校扛不住了，咱们这个院子明天就要拆迁了，明天开始停课，给学生家长写的通知正在打印。星期一到星期五停课放假。随即，老师四散而去，到教室通知学生。

　　在一间低年级教室里，老师无奈地告知实情，几个男孩先后站起来问：学校搬哪儿？上学有车接车送吗？是不是自己掏钱坐车呵？

　　一个高年级老师通知过后，学生无人提问，一块唱起了歌：“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终有梦终有我在心中……”歌声越唱越小，最后顿住。女生开始哭，男生则趴在桌子上，教室里一片静寂。

　　拆迁如期开始，学校被断水断电，桌椅被搬到院子里，房子拆得乱七八糟，残垣断壁，校园一片狼藉。周一能不能找到校舍，打工子弟学校还能否继续办下去？

　　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易本耀失踪了，连李素梅也联系不上他。

　　两天后，易本耀才出现。他去了海淀区政府和区教委，请求区领导帮助。“我就在领导办公室门口等，厚着脸皮，实在没办法了。”经过有关部门的协调，将闲置的紫竹院小学，借给打工子弟学校中转用。

　　刚拿到钥匙，易本耀就迫不及待去扫院子，全体老师去清扫教室，整整清理了两天。然后周密地安排一千多号学生的迁移，准备了两辆大公共汽车，周一一早，接学生上学。

　　学生到校上课了，但易本耀却受到众多家长的围攻，他们对孩子跑远路，坐车上学担心，对学校也不放心了。

　　被团团围住的易本耀急了，大声讲道：

　　“各位家长，我易本耀奋斗了十年，追求的就一条，不像有人想像的我在那挣钱。一学期300块（学费），赚什么钱？北京市的人均教育成本是2600块，咱们才300块钱，赚什么钱？不是公办学校咱孩子进不去吗？不是还没有无条件地敞开大门吗？不是没有把我们容纳进去吗？如果把公办学校大门敞开了，让我们都能走进去，都能在经济上承受得起，我们办这个学校何用？我们为什么非要办呢？不就是为了救急吗！

　　“10年前办这所学校，当时的孩子如果6岁的话，今年就16岁了。如果等政府来解决，他已经从一个儿童长成少年了，那不耽误了一代人吗？

　　“现在，咱们学校审批了，取得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书，受到了政府和教育部门的许可，咱们这个校园就是海淀区政府给我们找的，而且在我们这个过渡阶段，免费使用。你们难、孩子难、学校也难。咱们就为了一个目标，让孩子受到教育，让他们通过学习改变命运，不再重蹈你们的覆辙。”

　　“北京孩子在里头上学就合法，打工子弟在里头上学就非法，就封门！”

　　看到报纸上刊登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搬来搬去的报道，北京丰台区的一些学校找到易本耀，邀请他合作办学。“像丰台成人中专，没生源，30亩校园闲置。学校不创收，就不能给老师发工资。只要有地方，我们一招生就满。”易本耀在丰台有了四所校园，1800多名学生。但学校都未被批准，属于非法。“我们申请，可他们不批呵！那会儿，丰台区没批准一所。”

　　办学没多久，就被取缔。易本耀称学校被取缔的经历，带来的伤痛，他一辈子都忘不掉。

　　“丰台区教委、司法局、卫生局的等等，一来好几十号人。警察也来了，我们哪能对付得了呵。当场宣布取缔通告后，警察把我们全控制起来，连厕所也不能上。然后，打开大门，让施工队进来，他们拉着砖头、沙子、水泥，把所有教室、办公室、宿舍、食堂的门全用砖头封上，垒不住的用电焊焊死。有个干活的民工说：封孩子的学校，让我们干这缺德事，这校园多好呵。”

　　“你想，中专校园环境能不好吗？比我们现在的校园还好。北京孩子在里头上学就合法，打工子弟在里头上学就非法，就封门！”

　　同一天，易本耀在丰台的三个教学点全被封掉。

　　“唉呀，刻骨铭心，铭心刻骨啊！”他不再说话，闷头抽烟。易本耀今年45岁，早就有小孩喊他“老爷爷”了。

　　现在，易本耀的三处教学点都在海淀区，分别位于八里庄街道的五路居村，四季青镇的双槐树村、龚村。双槐树村2号为主校园，是被批准的。

　　今年7月4日，易本耀接到通知，五路居教学点将被撤并。7月12日，北京市政府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尽快清理整顿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

　　易本耀说：“在全市范围内取缔打工子弟学校，这还是十几年来的头一次。以前只有丰台区干过，三次累计取缔了79所打工子弟学校。”

　　要被撤并的五路居教学点，全是低年级的小学生，200多个孩子。“因为孩子太小，所以没有像高年级学生那样，很容易被安置到另两处教学点上学。”

　　易本耀通知家长：愿意去双槐树校园上学的，学校组织班车接送；不愿去的，学校可以退学费；联系公办学校就近上学，如果公办学校不接收，可以给教委打电话。

　　当天，教委就接到几十个电话，他们把易本耀叫去：“你要想办法把学生安置好。”易本耀答：我安置去双槐树，可家长们嫌远，不放心小孩，不去；退费又不干；安排进公办学校，我哪有这个权利。

　　家长们情绪很大，非要孩子就近读书，“无奈，学校现在还上着课，到寒假一定撤并。”

　　社会上有人议论：打工子弟学校条件那么差，取缔了，让小孩去公办学校读书，你们咋就不去哩？这是应该感恩的事情呵！还闹啥闹哩？

　　对此，易本耀了解到的家长有这样几种态度：一是想去公办学校，但怕人家不收咱孩子；二是不想去，没那钱，也办不齐“五证”。所谓五证是：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孩子在老家无人监护证明、现居住地证明。五证齐了，到暂住地所在的街道或乡镇教育科，办理同意借读批准书，然后再到附近的公办学校联系。接收与否由公办学校决定。

　　“其中务工证最难办，这是由政府劳动部门颁发的正规的就业证明，像中关村那些白领打工者可能好办些，我们的学生家长，干的都是最低端的活，脏、累、苦、险，像种菜卖菜、收破烂、打扫卫生、掏下水道、在早市上摆个小摊等等。这些人，能办下务工证？掏钱又掏不起，以前，进差一点的公办学校，每年交纳2000块赞助费、480块钱的借读费，好一点的学校一次性交纳1．2万，最好的交纳3万，不同的学校收费标准不同。不是他们不想进公办学校，而是怕进不去，瞎耽误功夫呵。现在明令禁止乱收费了，家长们还是不送孩子去公办学校，可能是心里没底。”

　　再有一类家长担心孩子受歧视，自己进城打工，受到城里人的另眼看待，不想再让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承受心理压力。“待在打工子弟学校，说得难听点，就像是一窝耗子，谁也别嫌弃谁，连老师也是外地人。但到了公办学校，界线分明，甚至被喊作‘借读生’、‘老外地’。即使别人不歧视，孩子心里也自卑。好比一只外地鸟飞进一片林子，里头全是本地鸟，它会心怯，感到孤单。”

　　另外，农民工子女进公办学校，还面临不少实际问题。“比如，外地学生来多了，本地学生家长也担心教学质量下降呵。金沟河附近有所小学，接收打工子弟后，很多本地的孩子陆陆续续都转学了。再比如参加学习竞赛，拿到名次中考可以加分，但没有北京户口不能中考，没法奖励分数，让外地孩子参加竞赛，名额等于浪费了。还有，听说北京本地学生，每年人均有6000多块的公用经费，是政府财政拨款。外地孩子进来了，学校也能拿到这笔人头费吗？拿不到，学校爱收这些农民工子女吗？”

　　易本耀称，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在取缔打工子弟学校过程中，有些人“虚拟空头安置方案，罗列虚假接收数字”，向上级领导汇报安置了多少多少农民工子女进了公办学校，可谁来落实兑现，谁来负责监督？

　　“这些年，我们上当受骗的事太多了。丰台封了我们4个校园，真正有名有姓被安置的孩子有多少？有个家长跑了80多趟，交了捐资助学款，才把孩子送进公办学校。其它孩子，有的回老家成了留守儿童，有的又跑到大兴、朝阳、宣武、石景山等区县，上打工子弟学校，上下学长途跋涉啊！

　　“如果公办学校能容纳得下，而且能一视同仁，不分本地外地，收费一样，权利一样，可以评三好、参加竞赛等等。绝大多数家长都会送孩子去公办学校。到那时，不用政府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会不关自停。”

　　“我们死活就认一个理：学生不安置好，学校就不能停！”

　　“我们死活就认一个理：学生不安置好，学校就不能停！安置了还是没安置，人都摆在那儿，谁也撒不了谎。”易本耀说，“不然的话，公办学校进不去，打工子弟学校又被封掉，孩子怎么办？要么是回老家当留守儿童，要么在城里当失学儿童。受伤害最大的就是农民工子女。”

　　据统计，北京有3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只有50多所被批准。

　　我问他：“有人认为，是有些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阻挠家长送孩子去公办学校。”

　　“这事不难办。”易本耀说，“可以现场办公，召集房东、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公办学校校长，属地街道或乡镇的干部，区县教委领导坐到一块，按照学生花名册，就近把学生逐个地分派好学校，公办学校领人，打工子弟学校送人，交接好。到这时，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打肿脸充胖子，也得送学生走。他还有什么理由阻挠呢？”

　　“我赞成规范、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但反对一刀切，反对不安置好学生就强行取缔。假如公办学校压力过重，应当实事求是，直面现实，能接收多少是多少，然后想办法改善现有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条件。有些学校确实条件差，有安全隐患，没有改造可能，应该取缔；但对那些有可能改造好的学校，政府应扶持一把。”

　　“改造起来，那得花多少钱呵？”我说。

　　“不给钱，可以给点政策呵。”他答。比如，能不能给打工子弟学校以村办小学的待遇？能不能政府批块地，租给打工子弟学校用，自建坚固适用的校舍。

　　在这次北京市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时，易本耀找过市人大代表、教委领导反映情况。领导安慰他说：你放心，我们不会把孩子弄到大街上。

　　但易本耀获知有三片取缔集中区：一是石景山的衙门口村，那个自然村有6000多个农民工子女，这一片有5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关掉；二是海淀区西三旗，也是农民工子女比较集中的地方；三是大兴区的西红门镇，也有好几所学校被关掉。

　　“最厉害的时候，警察、城管去人，房东锁门，教育部门发通告，方方面面地挤压。有一所小学校，眼看没办法了，全校一千多个孩子，联名写了一封‘向吴仪奶奶求援’信；还有一所学校，是三层教学楼，学校被封了，上百个孩子喊着：我要读书！硬是把学校大门挤开，冲进了校园……

　　“我能做的，就是告诉记者，让他们去报道，让社会知道正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我的信念就一条：让可怜的农民工子女有学上，不能成为新文盲！”

　　“就是这个易本耀，最狡猾，变着法跟政府作对，还把我们比喻成蒋介石。”有关部门负责人忿忿地说。

　　早在2003年3月，丰台区强行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前夕，易本耀曾在校园的黑板报上介绍过陶行知生平，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陶行知先生在“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了晓庄师范。1930年4月，蒋介石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

　　“我现在，尴尬呵！”易本耀苦笑着说。

　　“在这次全市取缔风暴中，如果只从我个人、从学校的小集体利益上考虑，我可以明哲保身，装聋作哑，选择沉默。我的内心相当矛盾，确实挣扎过。”

　　“政府，尤其是海淀区政府对我易本耀、对我们学校全体师生是有恩的，特别是赵区长，可以说对我们恩重如山呵！当学校无处安身，走投无路时，三次拯救了我们，让学校起死回生。”

　　接着，他又掐手捏指地算道：海淀区只批准了两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有我们一所。区委彭书记亲自带人来给我们捐款捐物，慰问教师节，那一年，他们带着海龙集团的人，一下子就给我们学校20多台电脑，还捐赠了一些图书和科普展品。就是今年在取缔的过程中，海淀区政府还给我们龚村和双槐树两个教学点投资了约170万元，进行房屋维修、电缆更换、建锅炉房等。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得凭良心呐！可是，在这次全市取缔风暴中，如果保持沉默，总觉得对不起几十万农民工子女。人干啥时间长了，都会产生感情，你想，如果大面积地关停打工子弟学校，那么多的小孩一下子去哪儿，怎么办？在这关键口，我必须说出真话、心里话。”

　　易本耀又讲，一想起当年丰台，强行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的作法，就气愤。“不知又有多少家庭陷入不安，不知又有多少孩子面临失学辍学。”

　　岔开他的话，我问：“难道就没个人利益在里头？没了打工子弟学校，你们还怎么挣钱，岂不失业？”

　　“这12年来，我得了职业病，只要是扼杀打工子弟教育，就像是扼杀我的利益。至于没了打工子弟学校，还能不能挣钱，会不会失业，我认为，一个人既然能做好一件事，同样也能做好另一件事情。北京有几百万外地人，其中只有300多人，从事农民工子女教育。如果人生只为挣钱，我早该去经商，而且收益不会太差。”

　　早有人说易本耀，你别打着为农民工子女的幌子挣钱了。

　　易本耀算账：拿我们龚村这所学校来说吧，多的时候学生是1030名，少的时候是960多人，按平均每学期1000个学生计算，每个学生每学期学费300元，一年两个学期，一个学生的学费是600元，学校年总收入60万元。交房租每年15万元，教师工资月平均3．7万元，一年工资总计44.4万元。除去房租和工资，剩下6000元，交水电费都不够啊。

　　这10来年能运转下来，主要靠两个办法：一是寅吃卯粮，比如预收下学期书费，这钱本来是交给新华书店的，学校先用，再不够，就预收新生的学费；二是靠社会方方面面扶持和帮助，来改善办学条件。

　　“我不否认，打工子弟学校达到一定规模后，量入为出，能挣钱。但也应该承认，客观上，打工子弟学校曾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工子女免当新文盲的难题。”

　　前些天，易本耀被杨东平叫去开了两次会。据说，北京市政府委托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组织人员，利用九、十两个月，起草一份“北京农民工子女教育情况调查”。

　　这一次，虽然一些打工子弟学校接到停办通知，但并没真的被封掉，易本耀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上不少人，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站在了弱势群体立场上，替农民工子女说话，为农民工子女主张了权利。政府出于“以人为本”的考虑，也没有强制推行，而是暂缓。

　　在易本耀的校长办公室里，还搁着早年那块“打工子弟学校”的牌子，坐在这块斑驳的牌子旁，易本耀对自己作如下总结：

　　“我小心翼翼地走了12年，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凡是有利于农民工子女根本利益的做法，我就拥护；反之，坚决反对。我的信念就一条：让可怜的农民工子女有学上，不能成为新文盲！硬要毁掉这个理想，那就不能放弃抗争！”

　　我采访时，有个外国记者打来电话，说想采访易本耀，他却没有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