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之子高毅俄语比中文好 晚年很少出门很知足
“4821”（即1948年中央选派21名中央领导人和烈士子女留学苏联的别称）每年欢聚一次，他们一起回忆当年中央的那个英明决定：在解放前，派他们去苏联，并指明不学军事、不学政治，只学经济、工业，为建国做准备。
学成回国后，“4821”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担当重任，大都成了各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领军人物。
当然也有个别例外，高岗之子高毅就是。
高毅一直婉拒采访，理由很特别：中文不好。今年是“4821”同学留苏60周年，借这个机会，记者再次将电话打到他家，他说，你来吧。
在北京海淀一处住宅区，记者见到了高毅。满头银发的他与其说中文不好，倒不如说他不善于与人打交道，问两句，答一句，或者一个字解决问题，要么就用俄语征求老伴儿意见。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夫人宋丽达对记者说：我妈妈是苏联人，我们俩从小在苏联长大，虽然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但回到家，门一关，还是苏联的生活方式，加上来往的都是留苏的同学，所以中文倒成了第二语言。
留学苏联
高毅在1938年成为“高干子女”之前，与母亲杨芝芳一起给地主家打工好长时间。
当年高岗和刘志丹在外轰轰烈烈闹革命时，却不知道，妻子和儿子在老家陕西横山差点被地主卖掉，幸亏高毅的舅舅得知，赶紧想法让他们母子逃走。陕甘宁根据地建立以后，高岗才找到他们母子，并把他们接到瓦窑堡。在这里，杨芝芳入了党，担任瓦窑堡被服厂厂长。被服厂经常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奖励，杨芝芳还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高毅也是从那时起，作为一名“高干子弟”进入延安保小读书。
高毅回忆说，1939年周恩来因马受惊摔伤了胳膊，要去苏联疗伤，他和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陈伯达之子陈小达，刘少奇子女刘允斌、刘爱琴以及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等一起跟着去苏联，在第二国际儿童院读书。
“1947年哈尔滨解放，我回到哈尔滨，在哈工大预科学习。”高毅说。
但因为中文不好，高毅在哈尔滨生活并不习惯。第二年就和20个中央选派的学生一块儿回到苏联，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土木系学习建筑。因为自己对土木系不感兴趣，高毅想学其他科目，却被拒绝。1951年底，还没有完成学业的高毅提前回国，按父亲意愿，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机械。
在哈工大，高毅结识了化学系学生宋丽达。宋丽达的父亲祖籍山东，早年闯关东到了东北，后来去苏联参加红军，从事情报工作。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他被派到哈尔滨公安局工作，宋丽达也随父亲在哈尔滨工作。
“因为我爸爸的事，我们没毕业，就被分配到哈尔滨120工厂工作。”因为在苏联养成的习惯，高毅常和朋友开玩笑，有话就说，直来直去，从无顾虑，落了个自由主义的帽子，被定个内部右派。“还来批斗我，说我为什么不揭发。”宋丽达接着说，“当时我是共青团员，因此给我一个团内处分。”
“高干子女”
高毅的母亲是1938年与父亲高岗解除婚约的。
在那一年，杨芝芳担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会长，总会的理事长是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
陕甘宁边区分会所辖延安儿童保育院，杨芝芳兼任院长。建国后，杨芝芳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西安市第一保育院院长，全国妇联第一届执委，她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01年以96岁高龄在西安去世。
宋丽达介绍说，“电影《马背上的摇篮》就是拍杨芝芳妈妈她们保育院的。建国后她也去了哈尔滨，但寒冷的气候，让她待不下去，就回到陕西。为了照顾妈妈，我们全家跟着迁到西安，我和高毅调到430厂做技术员，他搞工艺，我搞设计。”
“文革”中，高毅被定了个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被送到咸阳纺织器械厂隔离审查。为此波及十几位与他相识的技术人员和工人。
“4821”在“文革”中，以“苏联间谍”之名受到迫害，高毅既是“间谍”，又是“反党集团”首脑之子；既“要为老子翻案”，同时自己还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头子，多重身份，势必受到的打击更大、更重。
但实际上并没有。宋丽达说，“因为我们是在工厂，和工人在一起，工友们对我们特别友善。我们被关起来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傅跑到我的窗子前说，丽达，他们这是欺负人，你不能死啊，告诉高毅，要挺住，记住我的话，我们支持你。”
“在陕西，大家都明白过去的事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我们特别好。是这种支持才使我活下来。我爸爸后来从哈尔滨调到济南市政府任秘书长。‘文革’中天安门上唯一的大字报就是揭发我父亲的，说他是高岗的亲戚，是苏联的克格勃。还派人来审问我。幸亏我爸爸在苏联搞的是日本情报，所以只被关进秦城监狱，关了三年，1971年放出来，恢复原职。”
审查人员拿高毅没办法，就逼着宋丽达开口，被审查急了，宋丽达说不干了，我要回家。宋丽达母亲和弟弟、妹妹都在苏联，母亲写来信说在苏联都给他们找好工作了。上面答复说你回去可以，但高毅不能走，他是高干子弟，哪儿都不能去。
由于受父亲问题的牵涉，高毅一生郁郁不得志，同学们一个个官至总理、部长、将军，他只做了个普通技术员。1979年经中央领导批示，才调回北京，在北京市科委电加工研究所从事机床研究。最后，他以一个高级工程师身份离职休养。
平淡的晚年生活
高毅的“4821”同学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仍保持着兄弟姐妹一样的友谊，不尊不鄙。
老同学聚在一起，是高毅最开心的时刻。
除了老同学聚会，高毅平时很少出门，“电视就是他的命。”宋丽达说，“常跟他说游泳的好处，我们院子里就有游泳池，怎么叫他，他都不去，一看电视什么都忘了。”
受高岗的影响，与高毅一起留苏的表哥江明也没有施展他的所学，命运也多坎坷。现在，只身一人的江明也80多岁了，常到表弟这儿发发牢骚。高毅也是只听不说，脸上保持着一贯的微笑。
高毅说：“过去的都过去了，过去就算了。在国内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这一批被送到苏联的孩子，有了一个和平、宁静的童年，也很知足。”
当年与高毅一同前往苏联的6个孩子有3个没得到善终，陈小达因工作、婚姻受到挫折无人交流，26岁卧轨身亡；刘允斌在“文革”中不堪凌辱，42岁时也卧轨自杀；孙维世则被送进监狱，活活打死，年仅47岁。“比起这些人，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高毅说。
高毅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从北京市科委退休；小女儿在外地工作。看电视时，高毅就特别留意那个城市的天气，与女儿通电话时，高毅总会提醒她注意冷暖，给她一份他自己不曾享受的父爱。
学成回国后，“4821”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担当重任，大都成了各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领军人物。
当然也有个别例外，高岗之子高毅就是。
高毅一直婉拒采访，理由很特别：中文不好。今年是“4821”同学留苏60周年，借这个机会，记者再次将电话打到他家，他说，你来吧。
在北京海淀一处住宅区，记者见到了高毅。满头银发的他与其说中文不好，倒不如说他不善于与人打交道，问两句，答一句，或者一个字解决问题，要么就用俄语征求老伴儿意见。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夫人宋丽达对记者说：我妈妈是苏联人，我们俩从小在苏联长大，虽然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但回到家，门一关，还是苏联的生活方式，加上来往的都是留苏的同学，所以中文倒成了第二语言。
留学苏联
高毅在1938年成为“高干子女”之前，与母亲杨芝芳一起给地主家打工好长时间。
当年高岗和刘志丹在外轰轰烈烈闹革命时，却不知道，妻子和儿子在老家陕西横山差点被地主卖掉，幸亏高毅的舅舅得知，赶紧想法让他们母子逃走。陕甘宁根据地建立以后，高岗才找到他们母子，并把他们接到瓦窑堡。在这里，杨芝芳入了党，担任瓦窑堡被服厂厂长。被服厂经常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奖励，杨芝芳还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高毅也是从那时起，作为一名“高干子弟”进入延安保小读书。
高毅回忆说，1939年周恩来因马受惊摔伤了胳膊，要去苏联疗伤，他和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陈伯达之子陈小达，刘少奇子女刘允斌、刘爱琴以及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等一起跟着去苏联，在第二国际儿童院读书。
“1947年哈尔滨解放，我回到哈尔滨，在哈工大预科学习。”高毅说。
但因为中文不好，高毅在哈尔滨生活并不习惯。第二年就和20个中央选派的学生一块儿回到苏联，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土木系学习建筑。因为自己对土木系不感兴趣，高毅想学其他科目，却被拒绝。1951年底，还没有完成学业的高毅提前回国，按父亲意愿，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机械。
在哈工大，高毅结识了化学系学生宋丽达。宋丽达的父亲祖籍山东，早年闯关东到了东北，后来去苏联参加红军，从事情报工作。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他被派到哈尔滨公安局工作，宋丽达也随父亲在哈尔滨工作。
“因为我爸爸的事，我们没毕业，就被分配到哈尔滨120工厂工作。”因为在苏联养成的习惯，高毅常和朋友开玩笑，有话就说，直来直去，从无顾虑，落了个自由主义的帽子，被定个内部右派。“还来批斗我，说我为什么不揭发。”宋丽达接着说，“当时我是共青团员，因此给我一个团内处分。”
“高干子女”
高毅的母亲是1938年与父亲高岗解除婚约的。
在那一年，杨芝芳担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会长，总会的理事长是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
陕甘宁边区分会所辖延安儿童保育院，杨芝芳兼任院长。建国后，杨芝芳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西安市第一保育院院长，全国妇联第一届执委，她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01年以96岁高龄在西安去世。
宋丽达介绍说，“电影《马背上的摇篮》就是拍杨芝芳妈妈她们保育院的。建国后她也去了哈尔滨，但寒冷的气候，让她待不下去，就回到陕西。为了照顾妈妈，我们全家跟着迁到西安，我和高毅调到430厂做技术员，他搞工艺，我搞设计。”
“文革”中，高毅被定了个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被送到咸阳纺织器械厂隔离审查。为此波及十几位与他相识的技术人员和工人。
“4821”在“文革”中，以“苏联间谍”之名受到迫害，高毅既是“间谍”，又是“反党集团”首脑之子；既“要为老子翻案”，同时自己还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头子，多重身份，势必受到的打击更大、更重。
但实际上并没有。宋丽达说，“因为我们是在工厂，和工人在一起，工友们对我们特别友善。我们被关起来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傅跑到我的窗子前说，丽达，他们这是欺负人，你不能死啊，告诉高毅，要挺住，记住我的话，我们支持你。”
“在陕西，大家都明白过去的事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我们特别好。是这种支持才使我活下来。我爸爸后来从哈尔滨调到济南市政府任秘书长。‘文革’中天安门上唯一的大字报就是揭发我父亲的，说他是高岗的亲戚，是苏联的克格勃。还派人来审问我。幸亏我爸爸在苏联搞的是日本情报，所以只被关进秦城监狱，关了三年，1971年放出来，恢复原职。”
审查人员拿高毅没办法，就逼着宋丽达开口，被审查急了，宋丽达说不干了，我要回家。宋丽达母亲和弟弟、妹妹都在苏联，母亲写来信说在苏联都给他们找好工作了。上面答复说你回去可以，但高毅不能走，他是高干子弟，哪儿都不能去。
由于受父亲问题的牵涉，高毅一生郁郁不得志，同学们一个个官至总理、部长、将军，他只做了个普通技术员。1979年经中央领导批示，才调回北京，在北京市科委电加工研究所从事机床研究。最后，他以一个高级工程师身份离职休养。
平淡的晚年生活
高毅的“4821”同学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仍保持着兄弟姐妹一样的友谊，不尊不鄙。
老同学聚在一起，是高毅最开心的时刻。
除了老同学聚会，高毅平时很少出门，“电视就是他的命。”宋丽达说，“常跟他说游泳的好处，我们院子里就有游泳池，怎么叫他，他都不去，一看电视什么都忘了。”
受高岗的影响，与高毅一起留苏的表哥江明也没有施展他的所学，命运也多坎坷。现在，只身一人的江明也80多岁了，常到表弟这儿发发牢骚。高毅也是只听不说，脸上保持着一贯的微笑。
高毅说：“过去的都过去了，过去就算了。在国内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这一批被送到苏联的孩子，有了一个和平、宁静的童年，也很知足。”
当年与高毅一同前往苏联的6个孩子有3个没得到善终，陈小达因工作、婚姻受到挫折无人交流，26岁卧轨身亡；刘允斌在“文革”中不堪凌辱，42岁时也卧轨自杀；孙维世则被送进监狱，活活打死，年仅47岁。“比起这些人，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高毅说。
高毅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从北京市科委退休；小女儿在外地工作。看电视时，高毅就特别留意那个城市的天气，与女儿通电话时，高毅总会提醒她注意冷暖，给她一份他自己不曾享受的父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