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太家中死2年后发现 骨头变成骨胶原
水管工在上海一处民宅里发现了一具骨骸，是主人胡老太的。它被草草地送进了焚尸炉，没有摆放遗像，没有追悼会记录
它一度成为某些人的谈资，也成为另一些人的禁忌。
按邻居的回忆估算，胡老太大约“消失”于两年前。但种种迹象也让人怀疑胡老太是否真的在此存在过
卧室里漆黑一团，她躺在地上，身旁是格子花纹的双人床，灰尘积得很厚，几只苍蝇在天井的阳光里飞舞。
已经全然看不出她的容貌。在这间潮湿的一层居室，尸体已高度腐烂，骨头部分变成骨胶原，与地板紧密粘合。法医给出的鉴定结果是:自然死亡。
两年多以前，60岁的胡建玲“人间蒸发”了，她周围的人们不以为意，照常生活。2009年5月15日，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在那间几乎照不进阳光的卧室里，一个陌生人意外地发现了她。
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异样
要不是近在咫尺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胡老太的死亡或许仍难被发现。
她居住的浦东新区金光新村，正位于上海世博会的主干道——上南路边上。今年入春以来，这里轮上了“平改坡”工程。远道而来的建筑工人们需要为小区里上百栋楼房粉刷，修葺，加顶，以改善已经陈旧不堪的外观。
施工队里有一位王姓师傅，面孔黝黑，是来自浙江绍兴的水管工，王师傅发现，176号楼102室的自家小院里水龙头一直漏水，一连滴了好些天无人过问。这让他心头得慌。这天，他翻过墙，想进屋把自来水的总闸门关掉。十几秒后，他看见了一具黑色的骨骸。
人们至今说不清楚胡建玲的祭日。
住在对门101室的忻家太太也许是最后一个见到她在世的人。那天是大年初五，早上七点多，忻家太太出门倒垃圾，碰到脸色黯淡的胡建玲在小区里散步。忻家太太记得那时胡老太捂着胸口说，心脏不大舒服，想去看病，但医院得大年初七才上班。于是忻家太太说，你今天别做饭了，中午和我们一起吃。
一个人的胡建玲在家难得开伙，时常在晌午、傍晚时分拿着碗，到忻家太太或者隔壁老王家里蹭几筷子。
但这一次，上午10点刚过，忻家太太端着一碗馄饨找邻居时，门已经敲不开了。
之后陆续有人来找过胡建玲，包括一直跟前夫生活的独子，她的哥哥与妹妹，她的外地朋友们。但始终是电话无人接听，家中无人应答。2008年，胡建玲的母亲去世，也没有人找得到她。
胡老太并不显老，60岁了，看起来不过50岁出头。院子里的老人们说不上她的名字，只管她叫“小胡”。
她是搞销售的，后来做起了安利，向小区居民、居委会和周边的农民推销产品。
在这个有些年月的社区，人与人之间可能的一点联系，会发生在每天上午七八点和晚上五六点。日出日落的时候，穴居的老年人从屋子里走出来，做做运动，散散步。
这样的你来我往，让小区的人们认识了太极拳打得很好的陈进荣老师，和他那位热衷于推销安利产品的太太。
陈进荣过世后，因为房屋的产权纠纷，胡建玲和继子闹僵，基本再无往来。
胡建玲依然活得很潇洒。她待人和气，外面的朋友也多，2007年以后，还时常有外地朋友来找她，吃了闭门羹。胡老太消失了，渐渐地不再被想起。
时隔两年多，小区的人们聚在一起，试图勾勒出她那已经模糊的面孔。
有人说她长长的卷发，挽个发髻，有人说她头发齐耳；有人说她很时髦，冬天夏天都穿着裙子，也有人说她穿的是裤子，就是普通人家的打扮。
人们印象中的她“个子挺高，长得蛮漂亮”，她时常拖着行李箱，咔啦咔啦擦过金光新村的水泥路。她热情地对街坊打招呼，“我要去海南岛啦”，或者“我要去香港啦”。
胡老太彻底失去行踪以后，周围人没有报警，他们只以为，胡建玲出国嫁人了吧。
在小区里，没人觉出异样。
忻家太太2006年底搬过来，她不知道新邻居是出远门了还是搬家了，日子还是照常过。她只记得第二年夏天，屋子里的蟑螂多得不得了，还“飞檐走壁的”，楼道里出现了硕大的老鼠，咬破纱网到处窜。整整那一季，她不得不拿着苍蝇拍子，每天挥来挥去。
她说自己没有嗅出特别的味道。旁边一户在养鸽子，鸽子屎一直臭烘烘的，门口的苗圃区，时常有晨练完的老头子们撒尿；另外，楼房二十米开外的栅栏边就是农田，浇灌着酱绿色的肥料。
2009年初，胡建玲楼上的屋子住进了一对年轻夫妻。3月的一天，他们阳台上的被子被刮到了一楼的天井里。男人爬到围墙上，用晾衣架把被子钩起来，隐约看到有人睡在一楼卧室的地上。他突然头皮一麻，觉得有些怪异，不过他随后嘿嘿一笑，以为自己看错了。
两个月后，那个姓王的年轻水管工慌乱地逃出那个积满尘垢的屋子，第二天报了警，胡老太之死在小区里以至整个上海炸了锅，当地媒体略显夸张地描述说，胡老太只剩下一具白骨。一个死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被遗忘的老人，竟以如此方式引起关注。“连美国人都知道了”，一位短发、运动装的老太太说，她在美国的表姐也打电话回来问起这事。
忻家太太现在轻易不敢出门，她一听到敲门声就心里发毛。她念叨着自己怎么老碰到这样的事。两年前，她在上海别处住时，偶然发现楼下一户孤老的家里连续三个晚上没亮灯了，最后，居委会抬出了已经奄奄一息的老人。
胡老太之死与他们的归宿
老人越来越多。自1979年，上海在中国最早步入老龄化社会，如今，它是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这些年里，社会学家设计出各式的养老模式:社区自助，购买社工……
据金光新村居委会介绍，这里在2005年实施了独居老人平安报告制度，小区居委会41位独居老人都有助老志愿者进行一对一的联系。
金光新村居委会书记陈华菊说，这些举措很难和来势汹汹的老龄化趋势抗衡。“世博”临近了，陈华菊最近忙得团团转，搞综合整治，学文明礼仪，交通文明岗。偏偏出了“胡老太白骨事件”，她得频频和媒体打交道，烦得不行。
陈华菊不认为居委会对胡老太之死负有责任，“我们小区里空房子很多，我不可能每一个都打开来看一看，里边有没有死人”，“在独居老人身上挂个监视器，我们随时随地看到他们的行动，连老太太的隐私都看得到，我们可以做吗？”
她反复强调，胡建玲生于1947年7月，过世时不满60岁，够不上“独居老人”。
陈华菊说，从2003年7月丈夫过世后，胡建玲觉得害怕，“再也没有在这个屋子里住过一天”，只是偶尔回来拿东西。至于拖欠的物业费，“我们这里不交物业管理费的多得是。”
在陈华菊看来，悲剧更多地源自胡老太“做人失败”。“她喜欢说大话”，“她居无定所的，我们关心不到啊！”
邻居们的说法与陈华菊不尽相同。一位老邻居证实，胡建玲过去几年的的确确住在这里。何况，她还是176楼的楼组长，每年要开好几次会的。
胡建玲和她的第二任丈夫陈进荣，于1998年搬进金光新村。那会儿，这里完全是一片乡下景象，草长得过人高，大个儿的蚊子扑面而来。
这个小区是浦东新区一处大型的回迁房工程，安置着从淮海路、八佰伴、城隍庙等黄金地段搬迁的2000多户上海居民。院子里多是老年人，三三两两一边运动一边聊天的老人，弓着背来回踱步的老人，太阳底下坐着织毛衣的老人。
在大都市的急速发展中，他们被集体动迁到城市边缘的某处，然后生老病死。子女或者和他们分巢而居，或者终日奔碌于工作地和家庭之间，像一群群迁徙的候鸟。
2003年，陈进荣死于癌症。因为不敢一个人住，胡建玲便让邻居老王家的何姓保姆住在屋里，她自己基本“不沾家”。一年后，她借故说自己要回来住，让保姆搬走了。
“她很精明，很会赚钱。”老王说。院子里的人，大多对身边这位精明的生意人有些抵触，也有人认可她，觉得商业社会，能赚钱就是本事。
老王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戴一副老花镜。他身体不太好，有时坐上一会儿就突然用力喘气。老伴过世后，他一直独居在光线晦涩的屋子里。对于“小胡”的死，他难受了几天，不过这把年纪的人容易把事情看淡，叹息一番也就算了。
而他和附近好几位真正意义的独居老人，并没有接触过所谓的“志愿者”，也没听过结对子扶助这回事情。关爱老人，这口号对他们而言还有些遥远。
单身的高老太太今年80岁，她说自己的岁数比上海解放的时间还长。干瘦的身材，短发，爱穿一件白底黑花的婆仔衫。
她波澜不惊地说起胡建玲的孤独终老，好像有一天，那也是她的归宿。
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痴呆，已经进了老人院，二儿子44岁，就住在对面那栋楼里。她还记得生二儿子的时候正值“文革”，生了三天三夜，她差一点和儿子一起死去。
现在，熬过了苦日子，却也迎来了孤独。儿子家离她只有几分钟的路，但难得来见她一次。除了频频来访的推销者，几乎没有人会敲她的门。
六十年的生活，一笔勾销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试图寻找胡建玲在上海的亲朋好友，但这样的寻找近似大海捞针。
上海市民的户籍信息系统里，户口本上只有胡建玲一个人的名字，再无其他兄弟姐妹和儿孙子嗣。她的丈夫在2003年去世，母亲在2008年去世。5月17日，这个户口连同“胡建玲”的名字被注销。
胡老太的继子和继女登记在案的固定座机号，一个是空号，一个得到的答复是“打错了”。而她曾辗转居住的地方——耀华路西张家宅、雪野新村、上钢新村——或已为马路的拓宽让道，或已彻底从上海的地理版图上消失。
按照履历，胡老太曾是上海浦东船厂的工人。浦东船厂的现职人员显然没有兴致从繁缛的人事资料库里打捞一份上世纪的档案，草草地敷衍道:“都退休十几年了，老同志找不到了。”
安利公司可供查询的人事系统里，同样找不到“胡建玲”的名字。她已经死去两年多了，而安利公司的惯例是，一年不续卡费者，3个月后自动注销账户。
六十年来生活的痕迹，随着不为人知的死亡，烟消云散，杳无踪影。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找到办理胡建玲一案的浦东新区东明路派出所，希望获知胡老太家人的联系方式，被告知街道派出所接受采访须浦东分局批准；找到浦东分局，被告知分局接受采访须上海市公安局批准；而上海市公安局给出的答复是:中央级媒体采访胡建玲老太太一事，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批准。
最终，在闵行区殡仪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找到了胡建玲家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地点是上海郊区，一个叫淡家巷的地方。
没有追悼会的记录。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她一送过来就火化了。
十天过去，她的骨灰仍寄放在殡仪馆。镶玉的漆黑骨灰盒旁有一个儿媳和孙辈送上的袖珍花圈，盒上没有她的照片。
5月27日下午，胡建玲的亲生儿子接到记者电话，他不愿意开口说什么，只小声说一句“谢谢了”，即挂断电话。
他有一份足以让上海大部分白领仰视的工作。据金光新村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介绍，他十多岁那年父母离异，他跟了父亲，和母亲的往来不多。极少数时候，他会去看看母亲。在2007年的年夜饭后，他再也联系不上母亲。他想着母亲去外地了，也就作罢了。
事情发生以后，他在公司很尴尬。
记者又拨通了胡建玲前夫的电话，他一听是记者，便扣掉电话。再打过去时，他用一个近乎恳求的语气说，不要再打扰他们。
他们希望再也不要提起这件事情。这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死者长已矣，活人还想过清静日子。
这个生活在上海边缘的女人的命运，很快会被时间的橡皮轻轻擦掉。居委会书记陈华菊所说，这只是一个太极端的个案，并没有多大意义，“一阵风，过去了，就过去了”。
金光新村里，一度喧嚣的对胡老太之死的讨论正在冷却。关于胡老太的种种流言越传越模糊。
5月27日，金光新村176楼“平改坡”工程结束，脚手架被拆去，乳黄色的楼体配上红殷殷的顶盖，看起来生机勃勃。
102室依旧荒在那里。天井里，水仙牌“大霸王”洗衣机和空调上铺满了长久不被理睬的灰尘。门外，主人种的一棵枇杷树，枝叶很旺，几乎探到二楼窗户。路过的年轻人心有余悸，再也不敢偷摘树上的枇杷吃。
二楼那位曾经在胡老太天井里捡过被子的男主人，每天都把胳膊肘以夸张的姿势倒提着，去揿自家202的门铃，生怕触到102这个键。
而上了年纪的人经过她家门口时，有时还会表现出愤怒与悲哀。在这个庞大的老龄化社区，死亡并不遥远。他们无所顾忌地大声骂，骂居委会的不作为，也骂人情的冷漠。他们还骂自己是“草包”，没本事，心里藏不住事情，喜欢管闲事。
除了让小区里增添了一些阴翳，胡老太就那么不为人知地蒸发掉了。而且事后看来，她似乎从未在这个人世存在过。
它一度成为某些人的谈资，也成为另一些人的禁忌。
按邻居的回忆估算，胡老太大约“消失”于两年前。但种种迹象也让人怀疑胡老太是否真的在此存在过
卧室里漆黑一团，她躺在地上，身旁是格子花纹的双人床，灰尘积得很厚，几只苍蝇在天井的阳光里飞舞。
已经全然看不出她的容貌。在这间潮湿的一层居室，尸体已高度腐烂，骨头部分变成骨胶原，与地板紧密粘合。法医给出的鉴定结果是:自然死亡。
两年多以前，60岁的胡建玲“人间蒸发”了，她周围的人们不以为意，照常生活。2009年5月15日，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在那间几乎照不进阳光的卧室里，一个陌生人意外地发现了她。
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异样
要不是近在咫尺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胡老太的死亡或许仍难被发现。
她居住的浦东新区金光新村，正位于上海世博会的主干道——上南路边上。今年入春以来，这里轮上了“平改坡”工程。远道而来的建筑工人们需要为小区里上百栋楼房粉刷，修葺，加顶，以改善已经陈旧不堪的外观。
施工队里有一位王姓师傅，面孔黝黑，是来自浙江绍兴的水管工，王师傅发现，176号楼102室的自家小院里水龙头一直漏水，一连滴了好些天无人过问。这让他心头得慌。这天，他翻过墙，想进屋把自来水的总闸门关掉。十几秒后，他看见了一具黑色的骨骸。
人们至今说不清楚胡建玲的祭日。
住在对门101室的忻家太太也许是最后一个见到她在世的人。那天是大年初五，早上七点多，忻家太太出门倒垃圾，碰到脸色黯淡的胡建玲在小区里散步。忻家太太记得那时胡老太捂着胸口说，心脏不大舒服，想去看病，但医院得大年初七才上班。于是忻家太太说，你今天别做饭了，中午和我们一起吃。
一个人的胡建玲在家难得开伙，时常在晌午、傍晚时分拿着碗，到忻家太太或者隔壁老王家里蹭几筷子。
但这一次，上午10点刚过，忻家太太端着一碗馄饨找邻居时，门已经敲不开了。
之后陆续有人来找过胡建玲，包括一直跟前夫生活的独子，她的哥哥与妹妹，她的外地朋友们。但始终是电话无人接听，家中无人应答。2008年，胡建玲的母亲去世，也没有人找得到她。
胡老太并不显老，60岁了，看起来不过50岁出头。院子里的老人们说不上她的名字，只管她叫“小胡”。
她是搞销售的，后来做起了安利，向小区居民、居委会和周边的农民推销产品。
在这个有些年月的社区，人与人之间可能的一点联系，会发生在每天上午七八点和晚上五六点。日出日落的时候，穴居的老年人从屋子里走出来，做做运动，散散步。
这样的你来我往，让小区的人们认识了太极拳打得很好的陈进荣老师，和他那位热衷于推销安利产品的太太。
陈进荣过世后，因为房屋的产权纠纷，胡建玲和继子闹僵，基本再无往来。
胡建玲依然活得很潇洒。她待人和气，外面的朋友也多，2007年以后，还时常有外地朋友来找她，吃了闭门羹。胡老太消失了，渐渐地不再被想起。
时隔两年多，小区的人们聚在一起，试图勾勒出她那已经模糊的面孔。
有人说她长长的卷发，挽个发髻，有人说她头发齐耳；有人说她很时髦，冬天夏天都穿着裙子，也有人说她穿的是裤子，就是普通人家的打扮。
人们印象中的她“个子挺高，长得蛮漂亮”，她时常拖着行李箱，咔啦咔啦擦过金光新村的水泥路。她热情地对街坊打招呼，“我要去海南岛啦”，或者“我要去香港啦”。
胡老太彻底失去行踪以后，周围人没有报警，他们只以为，胡建玲出国嫁人了吧。
在小区里，没人觉出异样。
忻家太太2006年底搬过来，她不知道新邻居是出远门了还是搬家了，日子还是照常过。她只记得第二年夏天，屋子里的蟑螂多得不得了，还“飞檐走壁的”，楼道里出现了硕大的老鼠，咬破纱网到处窜。整整那一季，她不得不拿着苍蝇拍子，每天挥来挥去。
她说自己没有嗅出特别的味道。旁边一户在养鸽子，鸽子屎一直臭烘烘的，门口的苗圃区，时常有晨练完的老头子们撒尿；另外，楼房二十米开外的栅栏边就是农田，浇灌着酱绿色的肥料。
2009年初，胡建玲楼上的屋子住进了一对年轻夫妻。3月的一天，他们阳台上的被子被刮到了一楼的天井里。男人爬到围墙上，用晾衣架把被子钩起来，隐约看到有人睡在一楼卧室的地上。他突然头皮一麻，觉得有些怪异，不过他随后嘿嘿一笑，以为自己看错了。
两个月后，那个姓王的年轻水管工慌乱地逃出那个积满尘垢的屋子，第二天报了警，胡老太之死在小区里以至整个上海炸了锅，当地媒体略显夸张地描述说，胡老太只剩下一具白骨。一个死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被遗忘的老人，竟以如此方式引起关注。“连美国人都知道了”，一位短发、运动装的老太太说，她在美国的表姐也打电话回来问起这事。
忻家太太现在轻易不敢出门，她一听到敲门声就心里发毛。她念叨着自己怎么老碰到这样的事。两年前，她在上海别处住时，偶然发现楼下一户孤老的家里连续三个晚上没亮灯了，最后，居委会抬出了已经奄奄一息的老人。
胡老太之死与他们的归宿
老人越来越多。自1979年，上海在中国最早步入老龄化社会，如今，它是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这些年里，社会学家设计出各式的养老模式:社区自助，购买社工……
据金光新村居委会介绍，这里在2005年实施了独居老人平安报告制度，小区居委会41位独居老人都有助老志愿者进行一对一的联系。
金光新村居委会书记陈华菊说，这些举措很难和来势汹汹的老龄化趋势抗衡。“世博”临近了，陈华菊最近忙得团团转，搞综合整治，学文明礼仪，交通文明岗。偏偏出了“胡老太白骨事件”，她得频频和媒体打交道，烦得不行。
陈华菊不认为居委会对胡老太之死负有责任，“我们小区里空房子很多，我不可能每一个都打开来看一看，里边有没有死人”，“在独居老人身上挂个监视器，我们随时随地看到他们的行动，连老太太的隐私都看得到，我们可以做吗？”
她反复强调，胡建玲生于1947年7月，过世时不满60岁，够不上“独居老人”。
陈华菊说，从2003年7月丈夫过世后，胡建玲觉得害怕，“再也没有在这个屋子里住过一天”，只是偶尔回来拿东西。至于拖欠的物业费，“我们这里不交物业管理费的多得是。”
在陈华菊看来，悲剧更多地源自胡老太“做人失败”。“她喜欢说大话”，“她居无定所的，我们关心不到啊！”
邻居们的说法与陈华菊不尽相同。一位老邻居证实，胡建玲过去几年的的确确住在这里。何况，她还是176楼的楼组长，每年要开好几次会的。
胡建玲和她的第二任丈夫陈进荣，于1998年搬进金光新村。那会儿，这里完全是一片乡下景象，草长得过人高，大个儿的蚊子扑面而来。
这个小区是浦东新区一处大型的回迁房工程，安置着从淮海路、八佰伴、城隍庙等黄金地段搬迁的2000多户上海居民。院子里多是老年人，三三两两一边运动一边聊天的老人，弓着背来回踱步的老人，太阳底下坐着织毛衣的老人。
在大都市的急速发展中，他们被集体动迁到城市边缘的某处，然后生老病死。子女或者和他们分巢而居，或者终日奔碌于工作地和家庭之间，像一群群迁徙的候鸟。
2003年，陈进荣死于癌症。因为不敢一个人住，胡建玲便让邻居老王家的何姓保姆住在屋里，她自己基本“不沾家”。一年后，她借故说自己要回来住，让保姆搬走了。
“她很精明，很会赚钱。”老王说。院子里的人，大多对身边这位精明的生意人有些抵触，也有人认可她，觉得商业社会，能赚钱就是本事。
老王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戴一副老花镜。他身体不太好，有时坐上一会儿就突然用力喘气。老伴过世后，他一直独居在光线晦涩的屋子里。对于“小胡”的死，他难受了几天，不过这把年纪的人容易把事情看淡，叹息一番也就算了。
而他和附近好几位真正意义的独居老人，并没有接触过所谓的“志愿者”，也没听过结对子扶助这回事情。关爱老人，这口号对他们而言还有些遥远。
单身的高老太太今年80岁，她说自己的岁数比上海解放的时间还长。干瘦的身材，短发，爱穿一件白底黑花的婆仔衫。
她波澜不惊地说起胡建玲的孤独终老，好像有一天，那也是她的归宿。
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痴呆，已经进了老人院，二儿子44岁，就住在对面那栋楼里。她还记得生二儿子的时候正值“文革”，生了三天三夜，她差一点和儿子一起死去。
现在，熬过了苦日子，却也迎来了孤独。儿子家离她只有几分钟的路，但难得来见她一次。除了频频来访的推销者，几乎没有人会敲她的门。
六十年的生活，一笔勾销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试图寻找胡建玲在上海的亲朋好友，但这样的寻找近似大海捞针。
上海市民的户籍信息系统里，户口本上只有胡建玲一个人的名字，再无其他兄弟姐妹和儿孙子嗣。她的丈夫在2003年去世，母亲在2008年去世。5月17日，这个户口连同“胡建玲”的名字被注销。
胡老太的继子和继女登记在案的固定座机号，一个是空号，一个得到的答复是“打错了”。而她曾辗转居住的地方——耀华路西张家宅、雪野新村、上钢新村——或已为马路的拓宽让道，或已彻底从上海的地理版图上消失。
按照履历，胡老太曾是上海浦东船厂的工人。浦东船厂的现职人员显然没有兴致从繁缛的人事资料库里打捞一份上世纪的档案，草草地敷衍道:“都退休十几年了，老同志找不到了。”
安利公司可供查询的人事系统里，同样找不到“胡建玲”的名字。她已经死去两年多了，而安利公司的惯例是，一年不续卡费者，3个月后自动注销账户。
六十年来生活的痕迹，随着不为人知的死亡，烟消云散，杳无踪影。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找到办理胡建玲一案的浦东新区东明路派出所，希望获知胡老太家人的联系方式，被告知街道派出所接受采访须浦东分局批准；找到浦东分局，被告知分局接受采访须上海市公安局批准；而上海市公安局给出的答复是:中央级媒体采访胡建玲老太太一事，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批准。
最终，在闵行区殡仪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找到了胡建玲家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地点是上海郊区，一个叫淡家巷的地方。
没有追悼会的记录。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她一送过来就火化了。
十天过去，她的骨灰仍寄放在殡仪馆。镶玉的漆黑骨灰盒旁有一个儿媳和孙辈送上的袖珍花圈，盒上没有她的照片。
5月27日下午，胡建玲的亲生儿子接到记者电话，他不愿意开口说什么，只小声说一句“谢谢了”，即挂断电话。
他有一份足以让上海大部分白领仰视的工作。据金光新村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介绍，他十多岁那年父母离异，他跟了父亲，和母亲的往来不多。极少数时候，他会去看看母亲。在2007年的年夜饭后，他再也联系不上母亲。他想着母亲去外地了，也就作罢了。
事情发生以后，他在公司很尴尬。
记者又拨通了胡建玲前夫的电话，他一听是记者，便扣掉电话。再打过去时，他用一个近乎恳求的语气说，不要再打扰他们。
他们希望再也不要提起这件事情。这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死者长已矣，活人还想过清静日子。
这个生活在上海边缘的女人的命运，很快会被时间的橡皮轻轻擦掉。居委会书记陈华菊所说，这只是一个太极端的个案，并没有多大意义，“一阵风，过去了，就过去了”。
金光新村里，一度喧嚣的对胡老太之死的讨论正在冷却。关于胡老太的种种流言越传越模糊。
5月27日，金光新村176楼“平改坡”工程结束，脚手架被拆去，乳黄色的楼体配上红殷殷的顶盖，看起来生机勃勃。
102室依旧荒在那里。天井里，水仙牌“大霸王”洗衣机和空调上铺满了长久不被理睬的灰尘。门外，主人种的一棵枇杷树，枝叶很旺，几乎探到二楼窗户。路过的年轻人心有余悸，再也不敢偷摘树上的枇杷吃。
二楼那位曾经在胡老太天井里捡过被子的男主人，每天都把胳膊肘以夸张的姿势倒提着，去揿自家202的门铃，生怕触到102这个键。
而上了年纪的人经过她家门口时，有时还会表现出愤怒与悲哀。在这个庞大的老龄化社区，死亡并不遥远。他们无所顾忌地大声骂，骂居委会的不作为，也骂人情的冷漠。他们还骂自己是“草包”，没本事，心里藏不住事情，喜欢管闲事。
除了让小区里增添了一些阴翳，胡老太就那么不为人知地蒸发掉了。而且事后看来，她似乎从未在这个人世存在过。
